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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理与强权
——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
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
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仲甫朱印)
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 |
这幅题词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曾在上海档案珍品展上展出,1994年12月(第3期)《档案与史学》封二上登载彩色影印件。刊登时下注:“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第76页文字说明称:“陈独秀在狱中给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题词”。档案馆保存这件珍贵的文物,并使之面世,对研究陈独秀抗战初期的思想,提供了一件重要的证据。
《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为“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按署年旧时有二种表达法:一为公元,一为民国。二六年指的是民国廿六年,即公元1937年,所以认定的年份是正确的。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出狱,9月乘轮船赴武汉。如把月份认为(三)月,当然还在狱中。但我们较为了解情况的人,对此认定存有疑问。一二两个字竖写成三横,看起来像“三”字,但第一横偏左,且与下二行分开,其实是一、二两个字,即十二月。据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说,这是他的舅公陈独秀的一种习惯写法。所以可能是陈独秀在武汉时所书。
吴孟明先生少年时随祖母和陈独秀在武汉,后来同船入川,避难江津,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一直陪伴在身边。吴记得在武汉时曾有不少人请陈独秀题字,那时王凡西住在陈家。要确认这幅题词的日期、地点和甲原先生的情况,最好向王凡西询问。所幸王凡西老人尚健在,现在客居英国。于是我将这幅题词复印给王老先生,向他请教。1999年6月22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得独秀遗墨的影印,欢喜之至,此事本有很多话说,目前只好算了。吴甲原是我的小同乡兼朋友、画家,他与丰子恺一起开过画展。吴极富正义感,但从来不涉及政治,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一个艺术家。我当年和他来往,在《双山回忆录》中曾略提及,(见《双山回忆录》第270页),写不下去了,等我精力好转后,给你写详细的信。
1999年11月27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早几时你寄来的独秀给吴甲原写的字不知你是怎样得到的,盼告。我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此事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因吴求独秀写此字句时,我们正准备到军队中去。
我回信告诉王老这幅题词藏上海市档案馆,我是从其馆刊中复印的。我请他确认题词的日期。他于1999年12月31日来信:
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里,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年青朋友(吴所认识的),也乘机求独秀的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这是在新的局势中,重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强调的“公理与强权”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反映他设法让我们进入军队去实际参加抗战的愿望。本来,为此我可以写篇文章,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
王凡西老先生见到这幅墨宝欢喜之至,也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我们也甚盼读到他写出来的详细说明当时的情景及题词内含深刻哲理的精辟文章。无奈王老毕竟已是望百老人,著述困难,诚如他来信所说:“现在有心无力了。”所幸王凡西五十年代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一章《抗战初期的陈独秀》,记述当年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原来陈独秀早在出狱之时,就对抗战起草了七条根本意见,主张广泛团结抗日。九月到了武汉以后,两次在青年会发表主张抗日的演讲。他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军方联系,拟将一些托派成员送到部队中去;二是与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共同目标。陈独秀与当时在武汉养伤的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交往,“独秀和何基沣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几经商定,决定王凡西、濮清泉等人随何基沣到师部去,王凡西是秘书长,濮清泉为参谋。陈独秀赠甲原的这幅题词,正是这个时候写的。
何基沣拟带王凡西等回师部,“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将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据我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他和独秀的往还让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侦知了,于是便先发制人。”(见《双山回忆录》第273页)。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成果,对此本文不详细叙述了。
一九三六年画师刘海粟到南京监狱中拜访陈独秀并索题词,陈独秀即席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无独有偶,一年后,另一位画师吴甲原,在武汉请陈独秀题词,陈又写下了此“公理与强权”相赠。一位革命家与艺术家的交往,为后人留下了两幅极为珍贵的墨宝,成为佳话流传久远。
至于《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是赠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现经题词时亲在场的王凡西先生来信确认,甲原先生是当时在武昌铁路局供职的浙江籍画家。而上海工商界人士中,如有张甲原或李甲原者,都不是陈独秀这幅题词的承受人。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香港也出了一个版本。上文所注页数是港版页数。)
原载上海《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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