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因同志

　　年青时喜读意因的文章，但不知道意因是谁，过了几年，才知道意因就是郑超麟。

　　在郑超麟同志的晚年，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最后五、六年写的文章，大都由我整理抄写。1998年8月1日，郑老与世长辞了。他的几位侄子对我说了许多感谢我帮助他们伯父的话。我说：不能说我帮助郑老，而是我与郑老相处的几年中得到很大的教益。

　　郑超麟同志对信念的坚定，他对写作的认真仔细，复核时的一丝不苟，一个半盲半聋半残的曲背老人，“此身犹在战未休”的干劲，他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这些“意因精神”，我深为感佩。他的“虞渊追夸父，渴死亦甘休”，“祝新旗插遍千千屋”“锦绣人寰身不见，终必现”，“伴随坎坷登百岁，直到此身也不留”的诗句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意因同志去世了，在他身后，我能写什么呢？与其写颂扬的悼文，不如写写相处的情景和感受吧！

一、初识郑超麟

　　1947年春，我来到上海，每周去听彭述之讲课，后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这一年秋，我进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与温州来的另二个学生，成立了师专S.Y支部，在校内进行反蒋活动。S.Y是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我们除了阅读马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多数派的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也读少数派的刊物《新旗》，意因写的《不断革命论ABC》，《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我还读过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四本油印的小册子，汇编当年论争时多数派的文章，主要是彭述之和刘家良的文章。我们读过不少署名意因的时论和译著，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但没有读到当年论争时少数派的文章。我们支部的几个年青人，萌发了想面见郑超麟的念头，通过联系，约定在虹口公园见面。

　　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公园僻静的草地上，郑超麟与我们谈了半天。谈话的内容已无法记得，无非是多少数派争论的问题。但有二点印象始终未忘。其一：当年郑超麟约五十岁左右，看上去是一个体魄强壮，风度不凡的学者，戴一付与众不同的眼镜——远近两用眼镜，深度近视镜下半部有一小块半月型的老花镜。其二：我们原先很爱读意因的文章，逻辑条理周密，文笔精美流畅，总以为他是一位谈锋锐厉的宣传鼓动家。但交谈之后，觉得他的谈话，虽然逻辑性很强，但欠宣传鼓动的魅力，一口福建腔，说得急了还有点口吃。

二、重逢

　　1952年12月22日，我在福建和周仁生、黄禹石、赵青音同时被捕，我被判刑七年。1955年押到内蒙古劳改，1959年期满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先后三十五年，我几乎与世隔绝，一个老朋友的信息也没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政协增补郑超麟为特邀委员，我猜测老朋友的境况有所好转了，1987年我退休返回上海，才逐渐找到几个老朋友。历经多年劫难，相逢各有许多遭遇诉说。几个人谈起，要去看望郑超麟。我和沈云芳找到李培，由他领我们去见郑超麟。那是我们相隔几十年后的重逢。沈云芳1949年以前与他接触较多，那次大部份时间是郑老与沈云芳交谈。我与郑老仅见过一面，他己记不起我的姓名。

　　重逢给我的印象是，郑超麟体型与当年判若二人。但一谈话，记忆、思维、逻辑仍不减当年。

　　后来知道，几十年的监狱囚禁，他的思想立场始终坚贞如一。

　　从那以后，每年去看望他几次，有时李培替他抄写的文稿忙不过来，将一部分交我抄写。

三、李培去世

　　1979年在石泉新村分配给最后一批释放的托派住房，他们住得邻近，相互有些照顾，生活也很安定。政府安排郑超麟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蒋振东、喻守一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黄鉴铜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熊安东等人在民政局领生活费。但大家毕竟都是老人了，蒋振东，黄鉴铜，喻守一相继去世，郑超麟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在搬进新居后不久就安然长眠。郑老生活无人照顾，他的侄孙女郑晓芳从老家漳平来到上海照料他的生活，替他抄写文稿。郑超麟年已高龄，有白内障，行走不便，晓芳上班后，李培成为他的助手，替他读书报，抄写文稿，邮寄信函，与外界联系，甚至日常饮食起居，都由李培负责。

　　1993年9月下旬，李培突然发病，到9月30日就逝世了。郑超麟得知李培死讯就惊叹：“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那段日子，郑超麟的心情是很忧郁的。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总想在有生之年，为传播革命思想竭尽全力，他常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忘我的，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们仅存的几位朋友在考虑今后怎办。郑超麟的能力和影响，是无人可代替的。李培死了，但决不能让郑超麟处于无助的境况。

　　李培在世时候，他有时太忙，曾将郑老的文稿交我抄写，但我和郑老接触不多。李培死了，住在邻近的二位老友身体欠佳，周仁生希望我能协助郑老。于是我开始走入郑家，做了一点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工作，相互接触多了。下面所写，就是这几年共处的点滴感知。

四、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从不隐瞒观点

　　听朋友说，中共中央决定释放被关押的最后一批托派犯人时（判无期徒刑或关押几十年未判决的）。除了郑超麟少数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口头上都表示认罪的。有些干部对释放不认罪的郑超麟有意见，周恩来为此请示毛泽东，毛很爽快地说：郑超麟不认罪，再关下去也是不会认罪的，放了罢。《郑超麟回忆录》初版上有一简短的“出版说明”：“郑超麟，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从上述传闻和出版说明，足见郑超麟从被捕及至关押二十多年，始终是不“认罪的”，释放后任上海政协委员，仍然公开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96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把上引的那段说明删去了。这当然可以视为思想开放的一种好现象，但郑超麟反而不高兴了，他的思想确实是够“顽固”的，宁愿人家公开指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1952年12月22日，中共逮捕了大陆内的所有托派。在狱中各人的表现怎样？我一无所知。近年来接触了部分老朋友，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像郑超麟那样公开抗拒是少有的。大部份被关押的托派，包括一些过去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帝国主义逮捕，曾受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的人，在共产党狱中，即使思想上没有改变，口头上都“认罪”了，不惜将污水往自己头上猛泼。

　　为什么革命者能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而在“自己人”狱中自污呢？俄国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一代布尔雪维克，在沙皇狱中很坚定，而在共产党的监狱和法庭上，什么罪名都承认，包括叛国、谋杀等罪名。中国共产党高层干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也往往认罪。这个历史现象，值得学者深入探讨。

　　郑超麟本人始终坚贞如一，但他对待一些狱中表现不佳者，甚至曾批斗他的人，仍然持谅解的态度，郑超麟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五、生命不息，笔耕不已

　　郑超麟将近百岁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近于失明，曲背弓腰，行走不便，然而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他自己无法找参考资料，没有一位专职的人帮助他。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却是他创作的旺季。近年的文章除了已出版的《怀旧集》，又编了一册《鳞爪集》。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出版的。但郑超麟曾说：“这些年我的文学性的文章，回忆性的文章能够发表，但理论文章就因我的观点不同无法发表了。”他把那些编成册留待后人去处理。

　　二年前，郑超麟说：“我出生于1901年，与世纪同龄，快活到一百岁了。目睹或参与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我要写一篇论文，对本世纪的事件进行思考和分析。”又说：“写大文章需要资料，可惜我老了，无法寻找资料。”他是希望我帮他查找资料的。可是我忙于打工糊口，每周只抽一天时间帮助他，这一天也只能处理一周内的来往信件及其他文稿，一直没有为他找资料。

　　郑超麟同志对马恩列托的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人，常能记起主要的论述。对卢森堡的经济理论亦很有研究，能叙述其主要论点。但写文章就不能单凭记忆，必须根据原著。马恩列全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家中都有收藏；托洛茨基的著作，当年被作为罪证搜去了，近年才觅得其主要著作《俄国革命史》等书；但最主要的参考书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遍寻无着。去年，清华大学教授刘贵生（刘静贞之侄）来沪看望郑超麟时，请他在北京寻找。刘贵生回京后，不久就寻到此书，且复印一册寄过来了，超麟喜出望外。为了便于阅读，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一章，放大复印出来，超麟就能亲自阅读了。

　　1997年夏天，超麟居然着手写他的论文了。他是在无人帮助，克服视力的困难，行动的不便，独自艰难地翻阅马恩列全集，托史的文集及其他资料。到10月，写出了长达八万字的论文。他题为《最后的论文》，我对他说：不能称最后的论文，你还要活下去，还要不断地写文章的。后来，他自己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他将原稿交给我，嘱我抽空慢慢地整理。

　　我断断续续地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交给超麟同志亲自校订。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核修订，有时还补充或修改了相当多的内容，交给我再抄。到97年底，只整理毕前四章。1998年元旦后，郑超麟患病住院，当时他自以为不治了，写信向王凡西告别。在病榻上嘱咐我：“就算我的遗嘱，我的《最后的论文》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时，一定要说明，前四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十多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医院用多种方法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根据医生的建议，回家疗养。这位望百高龄的老人，记忆思维始终非常好，仍能看书写信。于是我加紧整理，争取在老人有生之年，亲自审核全稿。我每晚工作到深夜，一周整理二、三章，送去请他审核。到98年4月15日，郑超麟同志98寿辰之前，他亲自全部完成抄正稿的校订。老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认真的，我抄正的文稿他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核订，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审核时常有大段大段的修改补充，有几章整章重写，嘱晓芳连夜赶抄出来。

　　这项“巨大工程”完成后，郑超麟同志非常高兴，不过他还说这只是初稿，还要仔细修改。

　　生日过后，他又着手再校改，到5月24日基本完成。次日嘱晓芳去复印三份，晚上晓芳拿来复印件后，才告诉她，肝脏痛得厉害，明天去医院检查，并叫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当晚去见他。

　　我赶去后他对我说：“一份复印件给你保存，要从头看一遍，编一份勘误表。”老人对能亲自完成二校很高兴，不过他还想待我勘误表出来后再校第三遍。

　　郑超麟同志的这篇《最后的论文》，其内容不必叙述了，不过我要指出，他的论文，是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照郑老的原话：“我们试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帮助二十一世纪的人去更好地进行革命。”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官方认同，就连老朋友，也许有人对他的某些意见持保留的态度。但毕竟这是郑超麟同志的思考结晶，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善言”，后辈应该研究汲取。

　　老人一次对我说，《最后的论文》年内能发表。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当时没有详说，我也没有细问。过了许久，他告诉我，范用替他出《晚年文选》，将《最后的论文》也编进去了。对范用先生，郑超麟是非常感谢的，曾多次对我说：“我不知怎样感谢范用才好，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发表不了的。”

　　郑超麟强忍病痛，亲自编定三卷《郑超麟晚年文选》的编目，亲笔写了一篇自序。还为他早年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的再版写了一篇逻辑性很强的序。不断地与友人通信，一直笔耕到7月20号突发脑溢血昏迷失去知觉为止。

六、“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朱正给郑超麟96寿辰贺电：“一身可征一代史，百世当钦百岁人。”郑超麟爱沈吟古僧人的诗句“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现在“名人”传记很吃香，长篇巨册，比比皆是。但所有的传记，包括死后的悼词，都是溢美之词。有些把传主神化，写成从孩提开始，就是伟人了。还有本是十恶不赦的蒋介石，四·一二屠杀革命者的元凶，也作为传奇人物立传赞美。如此下去，岂止传中人物半非真。

　　郑超麟近年来也写了不少人的传记，有中篇《记尹宽》，更多的是短篇《记×××二三事》等。写尹宽，陈乔年，陈延年，汪泽楷，何资深等人，是郑老怀念老友主动写的，也有一些是应人之请写的。

　　郑老写的人物传记，一部分收入已出版的《怀旧集》，还有几篇编入《鳞爪集》。他写的与坊间常见的完全不同，既不溢美，也不恶意攻击，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实事求是”。读了他写的传记，得到的人物印象是活生生的，既有优点，贡献；也有缺点，失误。完全是“信史”。

　　现在写几件我所知道的事例。

　　一次，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戴晴访问郑老，戴称郑超麟为伯父，说她是郑老伯老朋友的女儿。郑老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戴晴从包内拿出《郑超麟回忆录》，说：“我是读了你的回忆录，才知道你是和我的父亲一起从苏俄回国的。”翻到79页，指着“傅大庆”三个字。戴说：“我就是傅大庆的亲女儿。”郑老仔细端详戴晴后说：“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戴回京后，跟母亲谈了见到郑超麟的情景，后来戴给郑老信，说她的母亲想请郑老写一篇关于傅大庆的文章。郑老写了《记傅大庆》，写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生活，写傅的为人和性格，写回国，写在狱中传递营救胡志明的讯息，写傅的牺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友的深情和缅怀。

　　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要打倒、整死刘少奇，到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派人找到当时还在押的犯人郑超麟，威逼、利诱郑超麟证明刘少奇在武汉时出卖工人的利益，充当工贼叛徒。郑超麟处在当时的逆境下，顶着压力，硬是不肯顺着诱供写刘少奇是叛徒工贼的证词。后来，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当时郑在狱中写的材料，证明在武汉时期，刘少奇是捍卫工人利益的。郑的当时难能可贵的证词，实是刘少奇最可贵的一段，同时也显现郑超麟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与郑超麟旅法时同是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十八个创始人之一，回国后曾共同战斗在革命战线上。邓小平是郑超麟旅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曾住在同一工棚。为庆祝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拍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派人访问郑超麟，用意是很清楚的，希望郑谈一些颂扬的话。但郑超麟始终不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说话。后来播放的记录片《邓小平》第一集中郑老出现三次，但都不是那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一个自称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境外电台以此诋毁周恩来的形象。我为此问郑老，周恩来有这个私生女吗？郑老说没有此事。但郑老又说“周恩来曾有过一段浪漫史，但那是个人的隐私，我不能对人说。”我了解郑老的脾气，就没有再问了。总之，郑老对位居高层的人物，也不去吹捧，可也不攻击，不揭与政治无关的绯闻，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中央筹备纪念《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文献组了解到王若飞和郑超麟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派了二人专程乘飞机来上海采访，打算请郑老谈谈，他们写采访记。一接触，郑老答应亲自写一篇文章，于是二位客人先回去，郑写成后交我抄正，电传到北京。来访者要将郑老的文章编入《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当然想得到歌颂的文章，可是郑超麟写了《王若飞轶事》除了叙述当年二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之外，着重写了三点：（1）王若飞是陈独秀派；（2）王若飞在六大的活动；（3）王若飞帮助托派，在莫斯科时，曾将住所白天让王凡西关起门翻译托派文件。后来北京传来信息，王若飞的儿子不同意该文收入纪念册。这原在郑老意料之中，所以毫不介意。现在此文已收入《鳞爪集》。

七、郑超麟论卢森堡

　　波兰民族中有二位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一位是自然科学家居里夫人，一位是社会科学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

　　郑超麟非常推崇卢森堡，不仅崇敬她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为革命英勇献身，还仔细研究过卢森堡的经济学说，他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充和发展，她提出的理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郑超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算式，可是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却有漏洞，马克思始终没有解决。卢森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只能“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扩大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能够“扩大再生产”的，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过去的，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配合着发展的，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所积累的钱，能够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多余的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以此来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困难。

　　资本主义是依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迅速，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消灭得愈迅速。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就因无人购买其过剩生产资料不得不窒息而死了。

　　这就是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纠正和发展，因之，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列宁之上。

　　郑超麟说：过去斯大林党以马、恩、列、斯为领袖，现在斯大林已臭不可闻了，没有人再提他了。我们托派历来提马、恩、列、托。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并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郑超麟强调说：“我认为，应该提马、恩、卢、列、托”。

八、未了的心愿

　　郑超麟心跳停止时，眼睛似闭未闭，仍是死不瞑目。

　　郑超麟生前多次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给1952年肃托案平反。定托派为反革命的主要依据是“汉奸”和“特务”。毛选新版注释已指出托派是抗日的，还有什么理由不予平反呢？但多次上书，似石沉大海。郑超麟说，只要我还活着，还要继续上诉，不得平反，死不瞑目。不过我们不忍心使老人死不瞑目，按摩了他的眼眶，让他闭上了双目。毕竟他已见到毛选新版删去了对托派诬蔑性的用词。他还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至于何日正式法律上平反，后人只有拭目以待了。罗马教皇数百年后才给伽里略平反，我们能待到何日呢？

　　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求平反，并不是争论政见的是非，只是法律上定托派为反革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托洛茨基政见是否正确，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郑超麟还有一个心愿，要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有一次对我说，由他出面向民政部门申请，争取成为合法的学术组织。他的这个愿望，在其有生之年未曾正式提出。

九、待人一例

　　郑超麟待人很宽厚，对人的观察很深刻。但也妒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一生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凡是叛变投敌，特别对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非常痛恨。郑超麟对于顾顺章、马玉夫、刘仁静从来不屑一提。

　　纪录片《邓小平》播出后，国内外郑超麟当年的朋友，知道他尚健在，有来叙旧，也有来信问候。一位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严灵峰，当年曾是托派且与郑老相识。他通过北京的友人打听到地址，来信联系，郑老不予答复。我对他说，此人赴台几十年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宜与之写信。郑老对我说：“你不了解，此人投敌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当一名处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福州市长，不管后来怎样，我决不与之为伍。”

　　郑超麟就是这样一位器重革命气节的人。

后记

　　1996年，靳树鹏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郑老的资料，后来我写了《意因同志》寄去，他据此并参考其它资料，写了一篇《郑超麟先生ABC》。

　　郑老去世后，我将《意因同志》前半部分加以修改，删去了后半部分，重写了第四节以后的内容，成了这篇《意因同志》。还有许多话可写，终因我写作能力太差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超麟同志高尚的品德，坚强的信念，“战未休”的斗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思考，应该称为“意因精神”。几个月来，我一直想用简洁的几句话或一段话，来表述“意因精神”。苦思瞑想，始终未能叙述出来。深盼陪伴郑老二十年的晓芳和其他老朋友，能恰当地叙述这个不朽的“意因精神”。

199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