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及言论界的责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主编，1940年9月版）

一

　　在讨论本题之前，我们需要把什么是言论自由及其范围，简略的检讨一下，这样免去了下文的牵强误会，同时给自由的言论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标准。
　　言论自由是近世纪同民主主义一样惹人注意的事，它是同民主主义一样的增长。从前，在专制统治时代，只有权势阶级有自由，一般民众的言论是被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有时被「偶语者弃市」的办法制止，这是禁止言论，摧残言论自由最丑的办法。窥之近世独裁者亦莫不用此丑的办法。苏俄，意大利，德意志独裁者之统制言论，不许目由，同样有此丑的一面，但是言论自由在历史上怎样的表现过，怎样由斗争中而取得过，我们有简述的必要。在中国古代盛世，有过言论自由的表现，如古书所谓：『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有戒慎之鞀。』这都是表明，人民可以自由表示对国是的意见。再有在近世欧美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权及言论自由，他们且得到法律的保障。远者在英国如大宪章（Magna Charte of King John），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近者如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法国人权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都要求了人权，都保障了言论自由。
　　人们这样争取言论自由，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呢？据一般人所承认的，言论自由是意识着凡是言谈笔述的言论须都不受压迫，而由思想不同，利益不同，见解与兴趣不同的个人们自由的发展。本来，思想，见解是个人内部的事，就如一个人可以自己自由的思，自由的想，从不与任何人或团体发生关系。然而思想见解若不经言谈笔述根本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思想见解就等于无有，也就不必论什么自由与否。但言论是因要言谈笔述，是须与人发生关系，故时常发生摩擦，为了社会进步，为了保障个人的发展，言论自由才成了人类社会注目而迫切要求的东西。
　　我曾在拙著「国家论」内，论言论自由有这么几句话：『人们为的发展个性，或是为达到要求，或是为社会问题发出种种思想，或是为满足个人欲望，或是为社会福利，或是为真理，他们不断的奋斗。就在此种关键，言论自由成了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了。』（注一）
　　言论自由不但标榜着保障个人个性的发展，同时是希望着为了社会的福利，人类的真理才得到合理的发展。我们认为社会的问题很复杂，每个人每个国民都有贡献意见的义务，同时每个国民也当享受贡献意见的权利。社会的问题在过去很多是被一方面，一部分人独断的执行了，这里发现许多错误，这里未容大家开诚的，自由的讨论，这样结成了许多恶果。有时是阻碍了，封锁了人类前进的道路。言论自由是允许各种利益，兴趣，见解不同的人们把他们的意见贡献社会，作为彼此参照的材料。一部分人常是为了自己范围的限制，未能深解他方的意见要求，同时真理也是常为了部分人利益，政策与见解给蒙蔽了。言论自由就是为了启发这一点。至于谁是对的，谁是错误，只有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大家讨论争辩，错误的见解不能藉用威力来维护自己，同时也是不为威力所屈而是折服于辩护失败之后。大家是为了发展个人的良知良能，为争取社会的福利，是为了寻觅真理，言论自由就在此种不可忽视的基础上立了根基。同时那些诡辩，曲解，不正确的言论会于失败之后下了擂台，这样才表现了人类社会光明的道路。

二

　　言论自由论来是无限制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大家默认的，言论自由是有了自然的限制。在这种的限制的范围内，我们不必提法律的限制，或是权势者专横的限制，进些限制若能吻合了自然的限制是合理的，是有效的，反之这种限制常是假藉题目而实行摧残言论，我们把这一方先放在一边，而把真正言论自由的范围提出，一切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将根据于此；同时我们是不大重视法律的形式上的限制，而归根于言论自由自然的限制，言论自由自己的范围。据我们的检讨，言论自由的范围与其限制不外下列数种：
　　一，不违反人道主义；
　　二，不背叛社会福利；
　　三，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
　　四，不扰乱社会治安；
　　五，不损害个人的身心；
　　上边例举的言论自由自然的限制，自己的范围，详论起来，非需要长篇大论不可，不然便不易划清它的界限。同时权势者很容易假藉这个题目而实行摧残言论，我们对这个范围须作广泛的，正确的解释，大家也须这样了解。
　　这个范围不是要权势者藉此压迫言论，而是说言论者自然的要受这个限制，同时也不能超越此旨。自由的言论越出此种范围自然的要招来自己的污辱。这不用政府执行权力，就是言论界的攻击苛责，也足把荒谬的言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越出此种范围的言论，也就不成其为言论。
　　凡是违反人道主义，背叛社会福利，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不会包含真理，不会劲得试验，不会被人赞同，不会言之无愧，这也就是说，这样的言论不许存在，也不能存在。因它违反了人类社会存在，违反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目的，这是显而易明的，同之，扰乱社会治安，或是损害个人身心的言论也是受有限制。不过此处稍须解释。此处很容易招来政府的干涉。社会不允许不安定，同时也禁止造谣生事，人群中不要丧心病狂的言论，不据实的毁坏别人。造谣生事常为机会者及暴徒利用而扰乱治安，凭空的攻击个人是不道德的行为，常惹起人们的纷争，这都应当避免的，这都是言论自由自规的范围。言论者自己要负起越轨的言论所惹起纷争的责任。但是权势者常借用社会治安，而压迫言论，这种毛病是要社会人士，尤其是舆论界，严密的注意，大家要正确的分清何者言论真是扰害了治安，同时异地的言论是否扰害了治安（注二），并且这种言论虽然有影响于社会治安，可是也要深知它所包含的真理。若是包含真理，而为社会人群所拥护，这种言论自然的尚是未越它合理的，自然的范围；相反的，因这种言论而惹起的社会不安，不是言论者的责任，大部分还是政府的政治不良的影响。

三

　　言论自由有了它的历史，有了它的意义和范围，现在我们来讨论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为什么战时极须言论自由？战时言论为何重要？
　　一个国家若与另一国（或数国）作战，而且希望于战争中得到胜利，这时要首先知此知彼。不知敌人的优点和弱点是不能适当的运用而与以严重的打击；同之，不确实知道自己国家的优点和弱点，也是不能运用得当，而顺利的得到了最后胜利。这是战争时必须十分注意的关键。但是怎能「知此知彼」，然后「百战百胜」呢？这时不能不推言论的重要。可是言论常在战时失却了许多自由。
　　无论任何国家，平时人民在言论方面倒有了许多自由，一遇战争或是国内政治突变的时侯，言论自由四个字便失去了意义，人民的口便被视为「川」一样的防守。统治者便利用了「非常时期」，或「战争时期」等等口吻，禁止了，压迫了人民言论的自由。这样造成了许多黑暗，很多国家因为未能藉言论自由的有利条件而「知此知彼」，打了败仗，灭亡了国家，这是笨而可耻的事。结果，为了国家，（或是多部为了个人，）统治者在战争时未能知此知彼，闹得身败名裂，国破家亡。
　　在战争中我们怎能知道本国的弱点，怎能知道自己的优点，这全靠着人民的言论。发现弱点，积极的想法补救，根本改善，同时发现自己的优点应善自培养，好好的保持与运用。这样是从自知之处，根本作起。再如，在战争时，我们应当冷静的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就如过去在一年中，中日的战争，我们应检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军队质素不好？是政治工作不够？是民众合作不足？是军队统制不一？是军队待遇不公？是武器真的不好？是地利真的不宜？是将士不合？是国内政治上要人们有些摩擦？是大家保存实力不肯拼命杀敌？大家应公开的，冷静的，正确的检讨，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失利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好利用这宝贵的经验，努力的补救起来，不使从这些坏的方面而影响战局，甚至影响国家的前途。
　　同之，大家应慎密的检讨，我们有多大力量，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究竟有多大，怎样的运用方能生出最大的效果，并且怎样的作，方能顺利的实现？全国人士应当对这方具体的把我们的优点提出。同时策出实施的办法。
　　以上是知此，然而为了必胜也要知彼。这样不是要叫我们单纯的咒骂敌人，而是要我们需要知敌国的实情，她的人力有多少，怎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她的财力有多少，能支持多久，她的国民真实的对这次战争有多大的热心，同之我们要真实的探得敌人内幕，敌国人士是否彼此倾轧，是否人民真的与政府为难，人民的生活是否日趋困苦—他们能忍受到几时。此外，更加上，敌国人民对我们都作何感？
　　把自己的优劣所在，以及敌人的优劣所在，都检讨清楚，然后把自己的和敌人的相比较，看是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若是自己占优势，且勿骄，而应着实的努力；若自己占劣势，应勿自馁，勿自甘暴弃，而更坚决的从困难中善自作起，唤起全国人一齐作起。能如此，再加上善自运用国际于我有利的关系，胜利自然要属诸于我。
　　在战争时期，能利用全国人的智力，这是打胜仗最要的条件，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全国的智力，才能使每个国民对国是有些意见贡献，这不只积极的贡献胜利的种种办法，消极的，也要揭发自己的错误，只有在精神总动员的条件下，全国才容易融和在一起。
　　并且在战争中，交战国彼此的是非，也要自己明白，就是在侵略国的立场也应留意此种重要，不然一味的蛮横干去，国内困难日益增加，结果也免不了国破人亡，所以就是在侵略国的立场，言论自由是同样的重要。世间只有最蛮横不论是非的国家最可恶，然而这类国家常是因此自己取得灭亡。
　　同之，世间弱小被侵略的国家，在与强敌交战中，言论自由尤为必要，这不只要「知此知彼」而且要唤起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垂亡的祖国，他们自然愿出最大的牺牲，愿作种种有利于国家的贡献，他们有的是抗敌致胜正确的意见，有的是理由唤醒同胞，传给世界所有的人类。在被侵略国的立场，只有全国上下最开诚，最忠实的贡献卫国的意见，大家精神与物力一齐动员，胜利的把握才能争得。
　　我们知道，国家的事很复杂，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一切布置设施均须有具体的计划，因为如此繁杂，很多事容易被当局忙中疏忽，言论自由即使全国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也就帮助了当局，应付非常时期种种困难。同时揭发自己的短处，大家从努力奋斗中求补救。只有大家说真话，作实事的条件下，才能充实了自己，加强了自己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来粉碎敌人。
　　无论平时，或战时，当局不是最聪明，而又处处都能顾得周全的。这必须利用众人之智，方能克复种种缺欠。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故慎子说过：「君之智未必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瞻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瞻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瞻之道。』这是反独裁，也正是积极主张众智之道。故晏子也说过：『下无直辞，上有惰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这又是主张言论自由治国之标准。再有因「不知」而亡国，不知过而身败，亦即因否认言论自由而招来种种祸源；反之，利用了言论自由，治得国泰民安，更为后世称颂不已。故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败莫大于不自知。』这些话，归根到底，也就是说为政者不听众人之言、以至身败国亡，这也就是说封锁了言论，使举凡政治不良，措施不当，身有大过，都不能自知而改善，结果是身败国亡，人民涂炭！
　　言论自由是使社会内的问题，让国人各自发表他的意见，这样彼此都有了许多贡献，彼此互相纠正。这种言论在战时尤为必要。过去英国的大学者米勒（J.S.Mill）曾说过：『个人们，阶级，国家各个极端的彼此不同；他们在极端彼此不同的路上，各个得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虽然在每个时间，那些在不同的路上走着的人们总是彼此不能容忍，每个都想最好强追别个都照他的路走；他们阻碍别人发展的企图很少的能够成功，并且归终每个都得到了对方贡献的好处。据我的判断，欧洲的进步与很多的进展，是当完全归功于这许多不同的道路。』（注三）平时言论自由尚如此重要，有功于社会进步。在战时，危机迫到每个国民的身上，虽然他们仍有些立场不同，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们是总能融合在一起，一定有很好的意见，贡献国家。在抗战期中，我们须利用这很重要的条件。

四

　　言论自由的历史范围，及其重要，我们都讨论过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言论界及其责任。在平常的时候，言论虽是代表大众的喉舌，这种喉舌也多是代表了阶级，利益与兴趣不同的人们，言论常为阶级团体党派所操纵。故政党团体所办的报纸杂志，它们只为了自己说话，真的是未能代替大众的喉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也并不希奇！
　　唯独是到了国家危急，尤其是民族危急，或是社会发生骤变，这时言论界的责任特别重要。大家为了大的目标暂时忘却了小的利益，大家为了共同的危急，放弃了狭小的私见，而图同舟共济。这时在社会里需要有力的公共意见（舆论），用这种力量指导社会前进，解决社会纷争。调整国人的不和。
　　公共意见（舆论）是什么意思呢！公共意见是指着社会内大家对于某事件，公有的意见，此种意见并非指全体人民一致的的意见，同时也不指着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说。公共意见必须是公共的，而意见也必须是意见。罗伟尔说：『名副其实且为民主政治之原动力的公共众见，必须是公共的；平民政治就以此种公共意见的假定为基础。想称意见为公共的，「多数」固嫌不够，「一致」也不是必要的，必定这种意见虽有少数人未曾参与，少数人不因畏惧，本乎自己的信抑，也觉得此种意见是应当容纳的。』（注四）
　　公共意见是对于某问题从杂乱纷争中整顿出来的，是为大家所容纳的。这样它对于某事发出的意见才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这种意见虽然也许是由少数人发出，它是为大家同意而乐予容纳的，因它的背后参杂着国人的要求，有时是受传统思想及风俗习惯所熏染的。所以根据这种背景，有些问题一经人提出，便很容易的为国人所接受，于是公共意见便完成，它有极大的力量对付新发生的问题。
　　战争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此时最易造成公共意见，尤其是在民族不复杂的国家，这种意见的造成是无有阻碍的。这种意见将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共同的为国家的前途奋斗。
　　在我抗战的期间，我们的言论自然本着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下进行，凡是不违反民族利益的与社会福利的言论都应积极发表。这不仅要言论界揭发侵略者那方真实的状况，如她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状祝；及对方社会的不安与民众之痛苦以及军人的内哄，政客的互相排挤；不但要供给政府一切有利抗战致胜的意见，向世界宣布对方之残暴，以便唤起世界正义和平人士之同情；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找出我们自己之弱点，以便大家纠正来补救。
　　战时言论之重要，不在于专门痛骂敌人，因为敌人是我们的仇敌，枪杀斧巨尚不足解恨，骂他岂不太轻。我们中心任务是自己加强力量，粉碎敌人。这才尽了卫国最大的责任。故言论界在战时不是单纯的咒骂敌人，或是大家一致拥护政府，而同时最重要是给政府贡献意见，尤其重要的，是大家感觉到本国之弱点，即公开的把这种弱点指出。这种意见虽然容易被一般人误会，有时不为政府所乐闻，但这确是致胜的重要关键。这种意见不是为敌张目，也不是灭自己的威风，我们是从错误中来改进。敌人所怕的不是我们弱点不公布，而是怕我们发现了弱点从速来纠正改进。同时我们自己不是因蒙蔽自己的弱点便减去了自己的缺欠，危急，而是把它公开的让大家从速纠正过错，自己赶快改进，这样我们救了自己。不然大家蒙蔽着谁也不肯说，不是拘于情面，便是觉得不好意思来说，或是怕社会一般人误解，或是怕政府不愿意听，这样，每每因为人人讳忌，小的错误，慢慢养成大错，只后弄得不可收拾。
　　我们以为言论界在战时最大的责任是对于某些问题，应正当的，无情的，勇敢的，而且最忠诚的提出意见。藉着各方的言论，吻合国人公正的要求，渐渐的造成一个有力的公共意见（或称舆论。）这种意见的力量是最大无比的，它能督促政府，纠正政府的处置不当，它能唤起国人，共同行动。在战争时期，能无情的，公正的，忠诚的提出致胜的种种意见的人是国家最忠诚，最爱国的人，是民族最好的儿女。同时那些歌功颂德的言论最好也不过是尽了拥护者的责任。而多数的是无用，无能。
　　中日战争进行了一年，咒骂对方我们是作到了，有的也未作深刻一点。至于对我们自己呢？拥护政府及蒋委员长是作到了，而大家还未能勇敢的，忠诚的把自己抗战各方的弱点提出，因为大家好象还有许多忌讳，不肯，也不敢说老实话，好象说好实话就怕被宵小诬指为汉奸言论。这虽是与环境有关，而其言论界未能尽自己的责任。我们口里说着民族利益第一，而言论行动也必须是民族利益第一。不然都是欺骗自己，误了国家前途。
　　言论界应当说老实话，不要怕别人一时误解而闭口不言，或因故而言他。老实话纵不为现时采择，或为宵小诬指，千秋之后，也自有定论。况且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时候，为民族着想的人们还是很多。
我们国家民族实在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话，有什么办法都要提出，大家每人要勇敢的，忠诚的作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们要在危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错过，加速的改正，以求最后胜利，不要互相假周旋客气，避讳，以致误了国族的前途。我们现在不有公正言论，不有有力的公共意见（舆论，）使自己的弱点不揭发，不补救，等到事不可挽的时候，最后的责任，固然在当局，而散在各处的言论者同是罪人！我们要在危难中说出实在的话，作实在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则等到千秋之后让历史家长篇大论说我们此时的弱点，那就太悲惨了！

　　注一拙著国家论（一九三五年出版）三一一——三一二页
　　注二仝上三一八——三二十页
　　注三 J.S.Mill；On Liberty pp.129_130
　　注四拙著国家论四二六页

一九三八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