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十一
工会的旗冢是个教实的小矮胖子，身高不过四尺九寸。“学联”的人都管他叫“杆菌”。但这位“杆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可是工会里都称他为“旗冢先生”。工会里加上“先生”两个字称呼的，只有上年纪的委员长源先生和这位旗冢。
提起“源先生”来，小梅市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是工人出身，体格魁伟，穿一件称身的灯芯绒衣服，仪表堂堂。要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作鼓动性的演讲，除他而外就再没有别人了。每当他从防波堤或工地上工人集中的地方走过时，干活的人必定要取下缠在头上的毛巾向他致意。——但在这方面，旗冢却是默默无闻的，几乎没有人知道。
旗冢是在函馆的市营电车公司闹罢工时被解雇的，后来才到了小樽。那时，他第一次登台讲过话。讲台是上去了，可是没讲几句，就把自己要说的给忘掉了，就是讲话，方言也很重，咬字不清。他这样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呆了好半天，怎么也接不上下句。听众叫嚷起来——“滚下来！”“退下去！”但他纹丝不动，既不挠头搔耳，也不脸红心跳，就象在台上扎下根一般。
喧喧嚷嚷的听众，一下给楞住，这时会场方才平静一些，可是旗冢仍旧一言不发。主席忍不住就在纸条上写下“别讲了”三个字，递到讲台桌前面。他看也不看。
“怎么搞的，混帐！”
台下又是一阵喧哗，破口大骂起来。听众都说他是个大笨蛋。工会会员从后台出来，在他耳边喳喳了几句，可是他象个铅灌的玩偶一般，一动不动。这一次大家都惊呆了。
他在台上这样地站着，足有五分钟之久。后来他用沉着的声音说：
“我实在想不起来，忘了。到此结束。”
然后慢步走下讲台。
顿时哄堂大笑，听众鼓起掌来。
当时委员长源先生说．“这家伙真厉害。我发现了一员干将！”（他自己经常这么说）
从那以后，讲台上或其他公开场所，再不见旗冢露面了。因此，小樽市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一旦闹起劳资纠纷，和资本家面对面谈判的时候，也不晓得他是哪儿来的那一股拚劲，死死咬住对方寸步不让，有时资本家雇来打手，或者搬警察来恫吓，其他谈判委员便吓得面无人色，都想溜之大吉，而这位四尺九寸却屹然不动。他讲演不行，但一到谈判，他一句跟一句直顶得对方哑口无言。
再譬如说，人们已经知道劳资纠纷要注定惨败，只好罢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类事情。旗冢又一次使源先生大为震惊。
有一次，工地发生了小罢工。斗争进行了一个月，人们对胜利不再抱有希望，最后决定解散罢工团。就在那一天，罢工团和工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时间是早晨九点钟。
会上先报告了以前谈判的经过，接着提议马上停止罢工——“我们有待卷土重来，如今只好忍痛解散”。罢工团和工会都通过……可是旗冢嚷道：
“主席，我不同意！”
源先生面有难色，说：
“要知道，除你之外，其他十八个人都同意了，所以就决定这样……”
旗冢好像没听见似的，说：
“如果十八个人的意见全错了，那又怎么办？何况的确又是错误的！”
“你们看该怎么办？”
源先生跟大家商议。
“反正这也是无可奈何。既有意见，可以提嘛。”有人这样说。
旗冢发了言：大家完全是在作失败的考虑，所以一见失败就要收。但我们在没有彻底失败之前，决不能算失败。他强调说：我们还大有“推进”的余地。
“这简直是乱弹琴！”
大家马上喊叫起来。
“已经失败，再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才这样干！”
但他仍坚持说：现在是即将失败，但尚未失败。要说已经失败，那是在为我们的懦弱打掩护。
会议僵持到晌午。为了他一个人，大家吃过饭后又继续开会。但争论还是围绕着这一点兜圈子。最后连相信旗冢的委员长源先生也生起他的气来。
“再谈也是来回兜圈子，各不相让。现在决定停止讨论，进行表决！”
于是十八个人说：“同意！”“同意！”
“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十八个人让兜圈子！”
旗冢这么一说，他们可就吃不消了。
“你这个家伙！”
“叫你发言，你就信口开河！蛮不讲理的，不是你是谁！”
罢工团的人顿时吵嚷起来，还说要打旗冢。
“旗冢，你别随便胡说！”
源先生也大声痛斥他。——这对旗冢还是头一次。但旗冢和从前在讲台上那次一样，根本无动于衷。
“无论谁说什么，让兜圈子的是那十八个人！……”
“他妈的，还说！”
有个人忽地站起来，但给另外一个人拦住。
“因为……”
他依然用沉着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
“因为胜败绝不是彼此谈一谈就解决问题的。你们看，十八个人没有一个人敢说：好，那就让找们站起来血战到底。这就是个最好的明证嘛。”
大家被他这一股气势所压倒，会议又照旧开下去。这次进一步把难以再重整旗鼓的主客观条件从另外几个方面提出来了。结果还是兜圈子。本来一两个钟头就可以结束的会议，一直拖到夜晚。人们累得精疲力尽，唯有旗冢面无倦色。——不得已每个人叫了一碗养麦面条，又接着开会。大家嘀嘀咕咕满腹的牢骚，而且这类事情是过去所没有过的。除旗冢之外，其他人是边吃面条边琢磨对策。旗冢却毫不介意，一个人在那儿细嚼慢咽。
继续开会时，主席源先生劈头第一句就提议：既然坚持到现在，可否考虑再延长两三天呢？旗冢默默地听着。这可能就是吃着面条想出来的对策。会上，那些顽固派接着说：“坚持要那么干，就延长呗！”
旗冢说：那好极了。不过罢工团绝不能和资本家进行单独谈判，同时希望会上决定他为工会的代表。这一下正击中他们的要害，会场上立刻开始吵嚷起来。原来他们是想先在会上蒙混过关，到时候就马上解散罢工团。
然而，旗冢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无隙可乘。会议就加上这两条决议，八点钟就结束了。旗冢单枪匹马坚持了十一个钟头。由于旗冢顽强地坚持这次罢工，所以后来第五天，终于取得了胜利。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工会里就流行起“十一个钟头”这个词来。“旗冢”变成了“旗冢先生”。学联送给旗冢一个绰号——“杆菌”，不仅是因为他身高四尺九寸，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旗冢的父亲是函馆造船公司的职工。他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当了两年市政府的工友，后来到市电车公司去工作。在第四个年头上，因要求“提高工资三成”和贴补解雇的费用问题而闹起罢工来了。十九岁的旗冢是那次罢工的主谋。结果以惨致而告终，他最后被解雇了。父亲流着眼泪对从警察署回来的儿子旗冢说：“你别在我跟前，滚开！”
旗冢在工会里可大不一样，是个沉默寡言，顶和气的人。每逢向工会会员交代工作时，都是说：“请你做某某事情。”这在平日讲话也是气势汹汹的人们中间，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对那些知道旗冢在紧要关头时的表现的人来说，更是无法理解的。市里的人都以为源先生是工会的“鼓动家”“工会的活招牌”或是工会的源先生，但到了工会里面一看，源先生的影子就很淡薄了。工会工作无一不是按旗冢的意图行事的。——警察方面也知道源先生徒具虚名，归根结底是一个“传声筒”，因此他们对旗冢开始监视了。
旗冢和两三个工会会员住在工会的二楼。
每次集会总是很晚才结束。大家纷纷站起来的时候，屋子扔的满是纸屑和编蝠牌的烟头，弄得乱糟糟的几乎没有插脚的地方。席子到处都被磨破，越清扫灰尘越大。——大伙就睡在这里。铺的那一层薄褥子硬得像木板，躺下去冰冷得跟睡在石头上一样。
“这完全是人在暖着褥子！”
他们睡觉是两只腿蜷曲着，膝盖顶着肚皮，身子缩成一小团。睡衣往嘴巴前面一拉，衣领上的那股污垢和汗气味儿好像奶臭一般，酸溜溜的。可是天一冷还是得把它蒙在头上睡。褥子本来一个星期要晒一次，因为大家工作忙，大半都给忘记了，又兼白天四处奔跑，弄得两只脚和身上脏得很，就这样衣服也不脱，一回来倒头便睡，真是吃不消。
有人被拘留后放出来，说：
“拘留所的毯子都比这好多啦！”
大家笑了。
住在工会里，不但睡觉没有一定时间，而且再怎么累，自己也睡不了一个舒坦觉。何况屋子又很脏，天长日久无形中身体都受到影响。他们面色苍白，脸是浮肿的。
再加上他们一天有时吃一顿，有时吃两顿，或者好歹吃点什么凑合着，这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营养不良。
有集会时，就让会员们每人出一二分钱作为工会的晚饭基金，对付着买一点小葱和大酱回来。开会好办，不开会，在这里住的同伴就得各自物色对象，分头到工会会员家中去吃饭。
住在这里的学生出身的会员，不到一个月就害软脚病回家乡去了。
只有旗冢却毫不在乎。每日吃上一顿饭，连上几天别人就大发牢骚，可旗冢却不然。他就象一日三餐似的，不是草拟议案，就是发消息，要么就是出外和下面的片儿会联系。
“只有四尺九寸么，身体当然不会受到影响的！”
其他常委中，也有的人和学联的学生特约好的，到时去那里吃饭。
一次，佐佐木到办事处和旗冢联系工作时，见旗冢穿着大衣，站在二楼的角落吃饭呢。一看，他好像光在吃饭，没有菜。佐佐木问道：
“有啥好吃的？”
“嗯？”
旗冢瞧着他，然后用筷子指着放在架子上的小口袋，说：
“喏，那不是。”
“什么呀？”
“盐。”
“盐——？ ”
“嗯。＂
旗冢不时地倒换着两只脚站着，下颌蠕动若，在用心地嚼着饭。他象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住在工会里的人，也不管是工人出身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对伙食人人有“意见”，但唯有旗冢例外。
有人对他讲：今天“晚饭断炊啦”，他就“嗯”的一声，象饱餐过后一般，悠然自得地到外面办事去了。
住在岩城大楼的那位多情善感的立石，听到这件事以后，说：“哎呀，我们有五个月没交工会费啦！”于是第二天就拚命地四下奔跑，把由他负责的工会费从会员处收上来，去交给办事处了。
有一次，委员会开到末了时，旗冢针对工会负责千部的“两重生活”（这是他的用词）提出意见。——不仅很少见他用粗嗓门喊叫，而且说起话来要比别的工会工作人员斯文得多。无论何时，他讲话总要事前考虑好可能发生的三、四个相反的意见，然后再说出来。所以他谈问题时，说话和蔼，能够打动每个人的心。读过小学，还有些拿不准。一遇到难懂的地方，他总是一边咬着指头，一边思索着。文章内容再复杂，都是他每天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所以他能很快把握住论文的“主旨”。
雄辩家加藤在集会上讲话，语言“像列宁一样辛辣”，任何时候都是条理分明，一清二楚的。一接触理论问题，旗冢经常被压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因此，会上讨论的事项多半按加藤的意见行事。可是，当讨论过三、四个议题之后，旗冢好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道：“方才加藤的意见错了……”结果，会上的决定被推翻。
旗冢说：
“要和加藤的理论一刀一枪地对着干是顶麻烦的。他是这样跟你讲理论——他看一双鞋做的如何，不是从整体的好坏出发，而是翻弄过来摆弄过去，哪怕有一点点小毛病，便认为整双鞋子就是要不得的。真伤脑筋。”
本来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加藤也得像理论家一样，先推敲一番才放心。工会的人说。一听加藤讲话，就知道他是小题大作。旗冢则恰恰相反，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他用通俗易懂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旗冢闲谈时和他在委员会上发言时完全一样，所以给人一个印象——不管怎样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道理，就“像我们这样的老粗”也听得懂。
旗冢经常出席与自己无关的一些工人集会。其他人偶而有点自由支配时间，不是去洗澡，就是去理发。旗冢倘若没人拉他去，一两个月都会忘记的。
——他以为自己的意见之所以常常是正确的，而且工人听了可以马上理解，决不是因为自己伟大，或头脑聪明，而是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工人们的实际想法。
总同盟和评议会分裂时，就出现了小樽工会究竟倒向哪边的问题。
工会每天收到两三封来自双方的各种宣言、传单和声明书。常务委员中有的和本部的人熟识，他经常接到对方给他个人的来信，说明他们哪一方面是正确的。
工会每天把双方的宣言、传单和声明书摆出来，逐一进行分析讨论。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某一方的措词比较有力量，如此而已。
“总同盟方面，看来还有不少的大人物哩！”
“象铃木文治、松冈驹吉……”
在码头和工地干活儿的工人提着空饭盒走过来，看着那些人的名字说：
“总同盟里有大人物，可能错不了！”
这个问题一发生，加藤足有一、两天“销声匿迹”躲起来了。他把传单、宣言、声明书和杂志等统统收拢一起带走了。接着，他又突然出现。这时他找旗冢谈，谁到办事处来就跟谁谈。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别人，而且一谈起来，那些似乎懂得的，不料又糊涂起来，因为在谈话中间，他又有进一步的想法了。他和过去一样，死抠传单上的字眼儿。一个码头工人听他讲了好半天，问道：
“加藤先生，那样分成两派，对我们在码头上干活儿的会怎样呢？”
于是加藤回过头来，又从传单的批评开始谈。
旗冢在一旁听着。他了解在码头干活儿的工会会员，他们既不懂理论，也不明白什么叫运动的左翼和右翼，只知道从最实际的问题出发。滑稽的是加藤受文字上的理论束缚，在牵着工人的鼻子兜圈圈；而他自己呢，又是被接二连三来到的传单和声明书牵着鼻子打转转。加藤还认真起来。他越说就显得话越多，而且也就越脱离实际。而码头工人又什么也不懂，开口就要和自己的实际联系起来。旗冢把这两种情况一比较，不禁暗自欢喜。他嗤笑着，心想：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
小樽工会何去何从，眼看到了必须表态的阶段了。事到如今，不料困难重重。一九二四、二五年的工会，十之八九还具有职业工会的性质。工会利用这一点大量吸收工人入会。所以，工会内部有相当多的干部抱着这样的想法——倘若工会搞成“战斗的工会”就糟了，工人们肯定要离开的。
“工人是世界上最讲究现实的。如果入工会无利可图，不能安定地生活，那他又为什么要入工会呢。有些人就搞不通这一点……”
说这活的人是真木。他年纪不大，可是善于和资本家谈判。一提到钱，他总要在委员会上呶呶不休地争执。其实，他说“工人是最讲究现实的……”这句话，毋宁说他表现得最突出。——这话是他加在工人身上的！
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若把工会的“战斗化”搞过头，他自己和资本家的谈判就不得心应手了。所谓善于跟资本家谈判，是说他与旗冢、加藤不同，不是自始至终坚持推行“非”妥协的办法，最后争取到更多的钱，而是总善于在资本家面前暗示他们，他要压罢工团，好跟资方妥协，以便从中偷偷捞一把。所以，过分的“战斗化”对他来说是个大问题。
真木借口说，工人中间有“互助工会”的想法——参加工会可以得到一定的实惠——一用来维护自己的立场。
旗冢最清楚真木的这一套惯用手法。真木开口一讲这次事情，他马上就看穿真木的本意，问道：
“真木，你见到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了吗？" 真木眯起眼睛看着旗冢，哼了一声：
“嗯。”
“根据目前形势，如果工会慢慢停留在‘职业工会’或‘互助工会’的水平上，反而会使工人的生活难以得到安全的保障。你认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旗冢用指头捺着“评议会”发来的传单上的这个词句，向对方推过去。
但是，从真木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死抱着这一点不放的。真木老婆在工会的妇女部工作，没有其他进钱的路子，可是两个人的生活却非常宽裕，所以工会里也有人在说闲话。
其他人思想认识上还不明确，没有从这一点去考虑问题。不过，从最近的斗争情况看，总是对这个“地方性的”（不和中央取得紧密联系要求领导）不死不活的职业工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无产阶级运动搞得好么？但是，如果马上变成‘左翼’的工会，警察就要监视起来，镇压也就要临头了。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工会就要垮掉的。”
教育部的小川说。当他讲到“老是跟资本家讨价还价”时，有意地看了真木一眼。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小川的意见。
旗冢到各个工地仔细了解了一番，工人们的实际想法，他都了如指掌。月月缴纳工会费（这对拿那一丁点儿计日工资的人来说，是一笔巨款），可是相形之下，工会没有真正给他们带头办事。这一点工人很有意见。相反地，工会的人首先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劳资纠纷时能多争取到一文钱就是胜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与其这样，倒不如把精力用在多发展一两个会员上，这岂不更好吗？他们还说：“经济越来越不景气，要趁这个时候搞一下！”然而工会的人却安于现状，不肯动！工人们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都开始发起牢骚来了。
旗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完全是由于工会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引起的。他赶紧对加藤说了。可是加藤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下面的群众“随便云云”。他没有把旗冢的意见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他也说：“我考虑了一下，那是我错了。”
单凭东京寄来的传单和声明书，旗冢是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但他认为，分裂成右翼和左翼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蜕化的干部们（如真木之流）落后于觉悟高涨的工人，他们为了把自己合理化，所以就要求那些觉悟非常落后的工人按兵不动，另一方面，是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并带领工人向他们要积极前进的方向永远斗争下去。
旗冢准备对片儿（小棋的街道是东西向的一条长街，两头是工人街。片儿分为西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中有威信的会员作思想工作——通过早在反对降低工资运动中就已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倾向，用浅显易懂的事例到处游说，要大家支持小樽工会加入“评议会”。
正在这时，工会接到总同盟本部的通知，说松田马吉要来。旗冢决定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说。
“松田马吉来了！”
这位著名的工人运动家是北海道某大“兵工厂”出身的工人。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大蜕化变质干部，但是势力却很大。他来到工会就说：这次的分裂完全是评议会方面策动的。在日本这样组织效率低下的国家，那样干是阶级的叛徒。他们的领导根本不是“工人运动家”，而是将工人绑赴警察机关的“共产主义者”，且不可掉以轻心，上当受骗。
旗冢一面把当时各种情况和“评议会”方面寄来的传单、声明书一一对照着，一面向松田马吉提出询问。——面对这样一个久经大敌的松田马吉，竟使这位“十一个钟头”也渐渐感到心虚了。但他却始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必须使今后的工会方针更加具有战斗性，因此研究对策是当务之急。
加膝一开始就以丧失斗志的口吻说：“再怎么说，对手是松田马吉呀！”接着又说：
“真木简直变成松田马吉的传声筒了，到处大喊大叫！”
旗冢咬着指甲，不时地翻起眼皮望着加藤，说：
“我想往评议会反映，说松田马吉来了。我们光听他一面之词，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希望赶快派人来。”
“嗯……但评议会是否有人敢跟松田马吉交手呢？”
于是，旗冢说：
“你少说蠢话！”
旗冢从来没有跟加藤这样开口讲话过。
“提起东京的‘南葛[1]工人’或‘南葛精神’来，那是最富有斗争性的工人的代名词。它那光荣传统，也是培育优秀工人接班人的象征。现在，我们要么向左靠拢，要么向右堕落，仅仅是一步之差。它既会在今后五年或十年间给小樽工人运动带来龌龊的传统，也会给它带来不亚于‘南葛情神’的光荣传统。——我们就是站在可以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的十字路口上。”
可是两天以后，评议会的山元谦三突然赶来。加藤以为是旗冢后来给评议会发去电报了。其实，这完全出乎旗冢的意料之外。松田马吉听说山元谦三来到时，用加藤的话来形容，松田是“陡然色变”。
山元的到来，并非偶然。评议会分裂后，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组织活动。委员会知道松田马吉动身去北海道，所以制定了紧急对策。作为一个组织者，需要具有政治手腕，以便和松田马吉交锋。委员会决定派遣“渡政”[2]去。可是，这时刚巧渡政以前在京滨地方曾经接触过的工场发生了罢工，无法抽身前往。——新的人选难产，委员会陷入困境。
“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
这时，山元谦三挺身而出。
后来这件事传为“佳话”。每逢谈起此事，旗冢就重复山元谦三的话“既然如此，那就非我不成啦！”又说这句话很象山元的为人。
旗冢立刻将过去的情祝对山谦讲了。他那两只灵活的眼神，不时地向他闪射出光芒，在听着旗冢说话。然后，他说：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的。你的看法绝对正确！”
“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人们往往会看成是松田马吉和我山元两个人在较量胜负的问题。首先，问题的争论要从这方面展开来，那就是看谁能真正回答出码头上和工地上的工人在想什么。这一问题辩论清楚了，我们的组织也就扩大了。——这个原则，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松田马吉有多伟大，旗冢不得而知，但是他感到山元确实很接近自己这一方面。他觉得松田比起山元来可差得太远了！
当时，工会决定在街上的小电影院举办“松田马吉”的讲演会，并且也让山元到会进行辩沦演说。这时，山元就动员旗冢和加藤一定要把他安排在松田马吉的后面出场。——松田马吉似乎没有把演讲的顺序放在心上。
顺序确定后，山元笑着对旗冢说：
“我胜利了！”
因为讲演会是由“松川马吉”和“山元谦三”参加发表辩论演说的，所以听众拥挤得水泄不通。山元把松田的讲演详细地记录下来，随后便登上了讲台。可是当他走上讲台时，比松田上台时的掌声少。山元心想：“你们等着瞧吧！”没过多大工夫，他的演讲越到后面越精彩，不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山元对松田马吉讲演中的每句话，从各种不同角度颠过来倒过去地作了分析，把它全部推翻。这个总同盟的蜕化变质干部的嘴脸——阶级的叛徒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讲演会一结束，松田马吉立刻回东京去了。山元谦三装作与他一路同行的样子，可是又留下来不走了。
“真正的组织工作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把讲演会所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那是无济于事的。”
后来，山谦逗留了一个月的光景。他和旗冢等人一起在小樽市四下奔走。
旗冢说的“光荣传统”就这样在小樽的工人中扎下根。
如今，旗冢等人又面临一个新的“政党组织”问题……
[1] 南葛，指东京的南葛饰区而言。这里是工厂地带，革命工人运动的中心。
[2] 渡政是渡边政之辅（1899 －1928 ）的爱称。他是战前日本共产党的优秀领袖之一，金属工人，德田球一的亲密战友，曾任党的总书记。在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有卓越的贡献。一九二八年于我国台湾被日本警察机关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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