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
译本序
日本二十年代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早已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其中小林多喜二的名宇，更是灿烂夺目。这个作家，以他对党的文化事业的无限忠诚，以他在文学创作上呕心沥血、永不休止的探索与创新，嬴得了当之无愧的名声。
一
小林多喜二（1903 －1933 ）的一生，是自我鞭策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自觉地进行自我变革的一生。
小林出生于日本本州北部秋田县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小林四岁那年，他的双亲在故乡实在无法生活，移居到北海道的港口城市小林，投靠在那里开面包作坊的伯父。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贫困、屈辱及令人怵目惊心的北海道“殖民地式”严酷社会环境中度过的。由于小林自幼勤奋好学，终于在艰苦的环境中，半工半读，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分行得到了一个职位。当然，小林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庸碌的生活。北海道充满血泪的“开拓殖民”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众运动的兴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农运动的汹涌澎湃，所有这些时代的激浪，都推动着这个青年很快地接近革命；加上他那贫苦出身的个人经历，他那对文学的爱好，对正义的激情，终于把他引上了革命作家的道路。他一方面通过秘密参加革命工会的活动，通过参加革命者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活动，在思想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当时已经逐渐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阅读了叶山嘉树等人的革命作品，接受了革命文学的感染与熏陶。他不但耳闻目睹了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而且以亲身的体验，深化了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的思想感情，扩大了革命作家的社会的、阶级的视野。为准备写作，他不知疲倦地对当时革命斗争的重要事件，作了周密的调查。事实上，他以后的成名作品，无一不是以这段宝贵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的。
一九二八年，日本政府发动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大逮捕，目的是为了对日本共产党及革命工会进行全面的镇压。仅在小樽市就有五百多人遭到逮捕，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小林的朋友或同志。事后，他通过对受难者的调查，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引起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内部及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而小林的革命作家的地位，也立即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小林发表上述作品后，又于次年发表了两部作品《蟹工船》与《在外地主》。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作家的优异才能，而统治阶级却对此又怕又恨。他不仅被银行开除，而且因《蟹工船》中描写了工人们对天皇制的愤懑，犯了所谓“大不敬罪”，被囚禁了七个月，出狱后，在作家同盟第四次临时大会上被选为书记长，担负起领导革命作家组织的重任。一九三一年十月，他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参加了作家同盟的党组。
一九三二年，日本统治阶级开始对革命文化团体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小林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的日子里，小林担负了领导整个革命文化团体的任务，并利用笔名写了许多评论，揭露敌人的阴谋，批评革命内部的失败主义倾向。同时他又利用一切可能，始终坚持创作。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长篇小说《转折时期的人》，就是他利用地下紧张活动的间隙时间写成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当小林与同志进行街头联络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当天在筑地警察署中被特务们严刑拷打致死。小林的死，引起了国内外革命团体的愤怒杭议。在我国，由鲁迅寄去了充满革命激情的悼词，强烈谴责了日本统治当局的暴行，为中日两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友谊史，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二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生活是非常短暂的。他被敌人杀害时，只有三十岁。如果从他开始文学习作时算起，不过十年的光景，如果从他自认的处女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算起，只有短短的六年。本选集中所收的作品，除《防雪林》外，都是在这六年激烈的对敌斗争当中写就的。
纵观小林创作总的特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他那巨大的艺术勇气。他可以说是一个敢于挺起胸膛，以笔为利刃，刺向天皇制国家机器的作家。
他的成名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日本自有近代文学以来，第一部以如此怵目惊心的真实的力量，正面揭露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警察机构的凶残本性的作品。它通过“三•一五”对日本共产党及革命工会活动家的全国大逮捕事件，描写了在警察署中革命者遭受种种非刑拷打的场面，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当我写到作品的后半部（指拷打的场面——引用者），我的一字一句，都是在发出愤怒声中写成的。”又说：“说实话，我不过是将那些流了尊贵的血的同志们，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愤怒之情，代他们写出来罢了。”[1] 由此可见作家是如何以炽烈的写作激情，来控诉敌人的暴行的。
顺便提一下，这部作品，决不单纯停留在对敌人的揭露上，作品还塑造了众多的革命者形象，力求刻画出每个革命者的鲜明个性。作者后来在回想写作这部作品时说：“说到当时无产阶级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在所谓‘目的意识论’的支配下，写成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人物，但我所看到的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那些人，则决非如此，他们各有各的个性，于是我想如实地描绘他们。”[2]从作品来看，也的确如此，作者笔下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对敌人有着共同的憎恶和愤怒，但他们每个人，又是他自己，而不是某种概念的化身。作者使用了多种观察的角度，来浮现他们的不同境遇所形成的不同性格。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些真实感人的革命者形象，正好反衬出残暴成性的敌人可耻可卑的面目。
《蟹工船》这部作品，也同样具有对敌人的巨大揭露力量。这部作品，直接写北海道大渔业资本家拥有的一艘“蟹工船”（兼捕捞与加工的工厂船）上对劳动人民血淋淋的殖民地式的奴役。这种奴役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发美洲时奴役黑人的惨状，并无丝毫逊色。正如作者在这部作品的“附记”中所说：“本篇是‘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页。”所不同的是，敌人在挥舞皮鞭与手枪的同时，还不断向受害的劳动人民头上，套上“为帝国效力”的枷锁罢了，这就更增加了统治者奴役人民的阴险性。作品在描写“蟹工船”上的“臣民们”一旦觉醒，奋起砸断奴役他们的锁链时，赶来镇压的，不是别个，而正是帝国海军，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揭露出“帝国”的本质。日本无产阶级兴起后，以劳动人民在北海道遭受非人奴役为题材的作品，有江口涣的《诱拐劳动者》、神近市子的《雄阿寒山的寒风》等。这些短篇，虽然揭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北海道劳动者的处境，但都是一个片断的描述，唯有小林的《蟹工船》，做到了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进行全面的、本质的揭露，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当然，这部作品在发表后当时就有人指出过它的不足之点：作者有意不写通常作品中惯于设置的主人公，而是以整个劳动群众为主要描写对象。这种写法，在渲染集体的心理、气氛的推移变化上，有它的独到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打动读者的人物典型化的力量。
小林的《在外地主》，是继描写革命者及工人之后，以农民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所揭露的是，既是大地主阶级同时又是大资本家、一身而二任的统治阶级的本质。日本近代社会突出的性质，就在于它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正好揭示了广大农民身受封建地主阶级及资本家双重压迫与剥削的真实情景。作品不但暴露了“在外地主”这个备极凶残的、骄横恣肆的怪物，而且还揭露了近代化产物——大银行资本剥削农民的鬼蜮伎俩，揭露了“在乡军人会”[3]、“青年团”[4]以及僧侣这些半封建的统治机构的末梢组织和爪牙，如何起着压迫农民、阻挠农民斗争的作用，这样，就戳穿了日本近代社会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补充以压迫人民的本质。作者由于在本书中对银行本质的揭露，结果被银行开除了，可见敌人是如何害怕本书的揭露力量。
以上是就小林作品中所具有的巨大揭露力量来说的，当然小林的创作才能决不只限于揭露。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反映了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以及人民力图改变这种处境的强大意志与反抗精神。他之所以在这方面同样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是与他从幼年时期饱受贫困与屈辱的生活体验分不开的。在晚期的作品《转折时期的人》中，作者描写了革命者、典型人物龙吉对幼年生活的回忆，龙吉虽然并不等于作者，但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对龙吉的幼年贫困生活所作的生动细腻的描写，有很多点是带有作者自身遭遇的影子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大多数在内地无法生活的贫农们共同的惨痛经历，他们为了活命，为了逃脱内地地主们的残酷剥削，不得不抱着虚幻的希望，流落到北海道这个寒冷的不毛之地来。至于谈到作为“垦殖农民”到北海来后的生活，在天灾、人祸、战争等等的困扰下，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则更是小林在作品中所着力描写的。特别是在《防雪林》这部作品中，通过对源吉无视当局禁令，深夜到石狩河畔去捕鱼的场面，真实生动地刻画出青年农民对统治者的愤懑与炽烈的反抗情绪。总之，小林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但写出了农民们的觉悟，而且也通过典型人物，写出了工人、农民走上斗争的必然性，精细地传出了他们的思想情绪与精神面貌。
到了创作的晚期，小林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加深化了，在创造典型人物上，更加富于光采。这具体体现在他的晚期作品《为党生活的人》中。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我”这个把全部生活献给党的崇高事业的人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的情神境界。“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在极端艰苦的地下生活中，为了保护党的事业不遭受敌人的破坏，必须经历一番克服残留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与生活习惯的痛苦。痛苦固然痛苦，但“我”却敢于正视自已，自觉地迎接这个自我改造，自我变革。这部作品写“我”与老母关系的章节，是这部作品的压卷。“我”与老母，自幼在贫苦中相依为命，但情况变了，“我”已潜入地下。一个是为党的最高利益忍痛切断与老母联系的革命者，一个是虽不了解革命大道理、但出于劳动人民的本能，绝对信赖爱儿的老母。一个是毅然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坚持革命者的立场，要求老母能作为一个“革命的母亲”，在感情上向自己靠拢；一个是为了爱儿的安全，宁可忍受生离死别的痛苦。这种革命者母子之间的爱情与信赖、痛苦与割舍，使得母子两人的精神境界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所取得的动人力量，标志着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成就。
上边已经提到，小林的这十来部长篇、中篇作品，是在六年的短暂时间内写就的。小林一方面担负着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繁重任务，一方面从不放弃写作。他的晚期作品，如《安子》、《为党生活的人》都标明是“前篇”，说明他计划还要续写下半部。特别是他晚期写的《转折时期的人》只写了一个“序篇”，已充分表明了他晚期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按他原来的计划，他深感于以往的文学作品，缺乏厚重的描写，因此，他要写出一部“象在漫长的秋夜里娓娓谈到天明那样的作品，象大河缓缓流泻那样的作品”[5]。对于内容来说，他要“写出整整一个时代”。但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都以他遭到敌人杀害而无从实现。这是日本革命文学中的最大损失，令人永远为之惋惜。
三
纵观小林多喜二的一生，他那为党的文化事业而献身的、始终不渝的革命气概与节操，他那自始至终保持的“贫农之子”的坚韧、淳朴、刚毅的性格，他那英雄般的死，都赢得文学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景仰与尊敬。作为一个革命文学家来说，他一生留下的创作成果，作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最突出最鲜明的一面旗帜，也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永无休止的探索精神。他敢于大胆否定自己过去的文学成就，力求每一作品都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境地，这种深自谦抑，不断前进的精神，正象他对待革命立场、对待自我变革的问题总是严以律己一样，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当中，也是少有的，更不必说资产阶级作家了。
他早期的三部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在外地主》问世后，不但使革命文学内部发出惊叹，使旧“文坛”为之黯然失色，而且立即被译成许多外国文字，赢得了赫赫的名声。但他并未为此而踌躇满志，停步不前。一九三○年，他在狱中读了许多古今文学名著，其中包括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以惊喜的心情，向狱外的许多朋友倾诉了他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成就十分推崇的心情，说明他在创作上是如何地重视艺术性，并对自己作品的艺术成就始终抱着不满足的谦抑态度。他把已经闻名世界的自己的作品比做“小学生作文”[6]，虽然不免陷于夸张，但他本人这样说时，却是严肃而率真的。同时他隐约地批评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里某些人对文学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尽管他对当时日本的“文坛”作家，如对武者小路实笃写的内容有许多看法，但对这个作家所写的作品“真实不假”与“朴素”的风格，还是“深受感动”，从而主张“我们这些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应该人云亦云地全盘否定某一作品。”[7]至于小林推崇志贺直哉，和志贺建立私人联系，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以上这些，都说明小林这个作家，一方面坚持他的作品的革命内容，一方面又对文学遗产采取虚怀若谷的态度，不断从前人的作品中学习、借鉴，力争在创作的艺术性上精益求情。正因为如此，他的晚期创作，才不受他前期所取得的成就的拘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战后，日本文学界出现了许多有关小林的争论。这里，不可能将这些争论的内容一一列举出来。这里讲两点对小林的作品所持的不同意见：一则日小林作品的政治性太浓，二则日小林的某些作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对于后者，我们不否认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的确提出过一些不适当的、甚至错误的口号，如“主题积极性论”及“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等等，从而在无产阶级文学中造成某些人的作品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小林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有人物不够丰满之处。但是对于一向重视人物刻画的小林来说，这种不足之处，主要并非来自错误口号的提出，而更多地来自日本整个近代文学的传统。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自然主义文学，在“破理显实”的口号下，根本就放弃了人物的典型化，这种文学机械地理解“写真实”，并逐渐为日本特殊的“私小说”传统开辟道路。这种“私小说”传统，擅长写作者本人的心境，对于写身边琐事则有余，对于写波澜起伏的社会现实，对于写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形象则不足。一个作者，即使是革命作家，也必须依靠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小林一生的创作，正是在本民族近代文学的传统土城上做了最大的创新努力的。人们不难发现小林第一部革命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作品开端的人物塑造上，有许多志贺直哉手法的痕迹，如将他的晚期作品《转折时期的人》中描写日本军队演习的段落，与志贺的《记十一月三日事》比较一下，也会发现有非常类似之处。这说明小林非常重视从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但是，当小林一旦接触到巴尔扎克的犀利的笔锋，他就深感到近代日本文学给与他的，是太薄弱与贫乏了。虽然如此，他仍在严格地鞭策自己，写出了晚期的《为党生活的人》及《转折时期的人》那样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至于说到《在外地主》等作品，有些地方插入了一些揭露性的说明，那是作者为了回答“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有意使这部作品带上“新农民读本”的启蒙的性质。当然，这是革命文学没有做过的尝试，这里的经验与教训，就要仔细分析了。
现在回到责难小林的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问题上，说小林这个作家过分忠实于当时党的政策，从而妨碍了作家才能的发展。这种说法，我们不能苟同。如果抽去了小林作品中的思想内容，那也就没有革命作家小林了，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即使在今天，作者给予读者的巨大鼓舞力量，正在于他那发自内心的改变劳动人民地位的信念与决心，正在于他那大胆地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揭露，正在于他那对统治阶级强加给底层人民的“殖民地式”压迫与剥削的愤怒与谴责。而这些也正是当时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事实上，中国广大读者在读到小林作品中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侵略我国战争的描写时，都不禁对作者无限钦敬。
总之，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革命作家，小林是一面最光辉的旗帜。这个作家，以他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必不可少的革命激情，以他深厚的生活基础及孜孜不倦进行调查的严谨态度，写出了前人所不敢写的重大主题，以他对文学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艺术上取得了凌驾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独特成就。
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与日本的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将以十分钦敬的心情，水远热爱小林的作品。
刘振瀛
一九八二年六月
[1] 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创作经验》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 卷，第13 －14页。
[2] 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创作经验》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卷，第13页。
[3] 所谓“在乡军人会”就是由非现役的日本法西斯军人组成的反动组织。
[4] 指当时反动的青年组织。
[5] 见《<静静的顿河>的启示》一文，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206页。
[6]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从狱中致莳田荣一的信。青木文库版《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09页。
[7]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从狱中致村山筹子的信。同上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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