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十二、地下工作时期
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底文化联盟成立的前后起，统治阶级突然加强了对文化运动的压迫。
到一九三二年时，文化联盟东京地方协议会和中央协议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召开的会议都被命令解散；二月六日，神田小川町大厦的文化联盟事务所被搜查；十日，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左翼剧场的集体宿舍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很多活动分子被捕。
文化联盟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劳动妇女》（一九三二年一月创刊）、《大众之友》（二月创刊）以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发行的《无产阶级科学》等杂志，每一期都被禁止发售；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无产阶级文学》、演剧同盟的机关杂志《普罗特》（一月创刊）以及其他加盟团体的出版物也遭到禁止发售的破坏，并受到所谓违反出版法的迫害。
重新组织起来的文化运动同这种压迫作斗争，并结合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发展。一九三二年三月，即文化联盟成立后的四个月，青森、仙台、新潟、山梨、岐阜、爱知、京都、大阪、兵库、冈山、广岛、福冈、高知以及东京各地都成立了地方协议会；堺、久留米和丰桥还组织了地区协议会。十二个加盟团体的盟员总数约达一千五百人；基层文化小组的总数约为一千个；机关报刊十三种，发行总部数超过十万。[1]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发展，在这以前主要是以文艺运动为中心；但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改组，广泛地联合了科学、哲学、教育以及宗教等各个文化部门，以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小组为基础，和当时革命运动的“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主要方针相结合。
文学、戏剧、美术、摄影以及反宗教运动的国际联系也加深了。演剧同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了国际工人演剧同盟；作家同盟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加入了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简称“摩尔普”）
文化联盟一方面参加了二月的国会选举和三月的由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所倡导的泛太平洋友好周等政治活动；同时准备少年杂志《小同志》、朝鲜语杂志《我们的同志》和画报杂志《我们的画报》等刊物的创刊；另外还计划出版“一角文库”第一期的一百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的通俗解说丛书；并预定于四月三日召开全国性的扩大中央协议会，号召各团体在四月十六日至八月一日之间开展革命竞赛。为了具体地贯彻这些方针，各个加盟团体都准备在中央协议会开过以后，立即分别召开年度大会。
正在这样的时期，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底起，开始了对文化团体的大镇压。
三月二十四日，山田胜次郎[2]、小椋广胜、平田良卫、寺岛一夫、河野重弘等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的领导成员被捕。二十六日，小川信一、洼川鹤次郎、小野宫吉、牧岛五郎等文化联盟书记局全体成员和出版部长壶井繁治被捕；今野大力、户台俊一、猪野省三和大川等人也在文联的事务所被捕。
当时藏原惟人一面从事地下工作，一面指导文化运动。四月四日，他也在小石川原町的秘密住所被捕。他被捕的消息在九日的晚报上报道以前，一直情况不明。
在藏原被捕的前一天，《大众之友》的主编中野重治和“普罗特”的村山知义、生江健次等人也被捕了。
统治阶级极其巧妙地动员了商业报纸，利用造谣和诽谤，有计划地扩大了镇压面。
七日，《劳动妇女》杰出的主编宫本百合子也被逮捕。
作家同盟预定于四月下旬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这是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在大会召开以前，作家同盟拥有支部和支部筹备会二十一个，同盟盟员约三百人，文学小组二百六十个，通讯员二百四十五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行份数为七千册，《文学新闻》每月出版两次，发行二万五千份。
这一年的二月，作家同盟正式参加了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摩尔普”)，为该同盟的日本支部。当时距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的哈尔科夫会议仅一年多的时间，“摩尔普”的组织已在德国、美国、日本、中国、波兰、西乌克兰、芬兰、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和西班牙等国建立了支部，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士和南斯拉夫组织了作家集团。
一月十七日，多喜二写了描写码头工人失业斗争的短篇小说《失业货车》。三月八日写完中篇小说《沼尻村》发表于四、五月号《改造》杂志上。
《沼尻村》是多喜二写《在外地主》两年半以后所写的一部农民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以北海道的一座煤矿附近的一个歉收的农村为背景，触及到战争不断扩大的现实，描写了革命的工人与贫农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斗争，把《在外地主》中所涉及的工农联盟的问题当作侵略战争下的课题，进一步深入地作了探讨。他的作品与评论从这一时期开始，始终把反战斗争当作重要的课题。
写完《沼尻村》以后不久，他和一个叫作“藤仓”军需工厂的工人们发生了联系。
有一个工人谈到当时工厂的情况以及和多喜二的关系说：
“去年年初，藤仓工厂接受了陆军省制造×万个防毒面具的大批订货。不到三百人的正式工赶制不及，因此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招募了六百多名临时工。
“男工每天劳动十三小时，纵然加夜班和被逼着没完没了地干活，工资也只有一圆五角左右，没有人能拿到两圆。女工情况更惨，劳动十三小时，加上加班津贴也只有一圆零九分。休息只是在开饭的时候让歇上三十分钟。董事、检查官（陆海军军官）甚至连经理父子都总动员起来，在车间里晃晃悠悠地到处监视，连上几次便所都要数一下。食堂、便所和更衣室之类的设备原来只够三百人使用，现在上千名的职工在劳动，所以每天便所里的粪便都溢出来，流得满地都是；带来的饭只好站着或是坐在车间的地板上吃。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非常不满。临时工当中也有几个好样的伙伴，他们在放工回家的途中，常常到小铺子里去喝点年糕小豆汤，商量着：‘怎么办？’
“这样的不满和牢骚犹在其次，在临时工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在入厂的时候，被迫在‘仅雇用到三月底’的合同上盖了章，这就等于同意再过两个月就要被厂方解雇。明知道到了四月又会有许多工作下来，而像这样被当作牛马似地驱使，到头来还是解雇，这未免太欺人过甚了。因此就产生了要达到‘永久改为正式工使用’的要求应该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
“积极分子首先起来和工头交涉，要求也允许临时工打乒乓球；并推出谈判代表，要求‘把下工后的车间扫除改在上工时间内进行’。他们站在充满不满情绪的大家前头进行的斗争虽然获得了局部的成功，可是糟糕的是雇用的时间短，心怀不满的几乎都是临时工，这些临时工要是勇敢地出来说话，正式工就会说他们‘自高自大、爱出风头’，和正式工的团结很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提出‘反对解雇’和‘改临时工为正式工’，进行斗争，那是相当困难的。
“有一个积极分子提议说：‘我认识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先生，请他来召集我们大家开个会谈谈怎么样？’这是团结没有组织的群众的一个好办法，于是马上由一个工人提前离开工厂去请小林同志。
“要知道我们是被强制劳动十三小时，所以找一个集合的场所都不可能。可是小林同志非常亲切地把一切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当解雇日益逼近，只有二十天的期限的时候，终于以‘听小林多喜二谈小说会’的名义，公开地把二十多名男女工人召集到一起。关于小说的正式讲话还没有开始，大家都骂开了厂长、董事和组长那些家伙，又说起工厂里已经散了两次《工厂新闻》，还离开本题，扯到男女关系上去了。
“年轻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年轻人）和小林同志很亲近，叫他：‘叔叔！叔叔！’
“‘叔叔，写小说能赚多少钱？’
“‘把咱们工厂里的事情也写进小说吧！’
“小林同志对男女工人的这些问话，笑嘻嘻地回答说：
“‘你们工厂里的事情，叔叔是想写的。可是你们天天被工头吓得战战兢兢的，老老实实地接受解雇，我能写这样丢脸的事情吗？这次的解雇，你们要带头反对，叔叔就骄傲地在小说里把你们藤仓的工人如何如何地了不起写出来。’
“参加会的二十多个人，感到小林同志很亲切，对他表示感谢。小林同志说不要送他，可是大家还是一直跟着送到车站，弄得小林同志很不好意思。
“由于小林同志的帮助，下一次会上又有新人参加进来，使得集会更具有群众性。虽然大家都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可是也讨论起‘怎样反对解雇’和‘如何召开职工大会’之类的问题，有些积极的青年甚至说：‘我要把传单带进工厂去。’在反对解雇的那天，组织了职工大会，不过斗争没有成功。”（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赤旗报》）
不久，因为多喜二本人的情况突然变化，他和藤仓工厂的工人的联系很快就断了。多喜二把这一段生活的体验写进了四个月以后起稿的《为党生活的人》里。
《纳普》停刊以后，他曾经在《无产阶级文学》上连载《转形期的人们》。在准备召开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前夕，他在《无产阶级文学》四月号上把《转形期的人们》暂时告一段落，并发表了以下的附记：
“‘序篇’到此结束。这是全篇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各个人物还只不过是初露面目。这部小说预定在以下的‘前篇’中写福本主义的抬头，‘中篇’中写小樽的总罢工，‘后篇’中写福本主义的没落到‘三·一五事件’。因此今后还必须连载一年以上，为了能尽早结集出版，所以决定先告个段落。”
多喜二企图在《转形期的人们》中，以他自己所亲身经历、并在其中得到锻炼的一九二五年前后至二八年期间的小樽劳工运动为中心，概括日本革命运动所经历的一个时代，表明今后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作家。
在对文化联盟的镇压逐渐扩大的三月底，多喜二在杉并区马桥的家中写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当前形势及争取克服其落后状况》。四月三日的傍晚，他访问了宫本显治和宫本百合子夫妇。宫本夫妇是在这一年的二月结婚的，婚后住在本乡的动坂町。关于多喜二那天访问的情况，宫本百合子曾这样写道
“四月三日夜晚，小林多喜二来了。他说中野重治被拉到户冢警察局去了。这是他从作家同盟事务所听来的消息。
“‘原泉子知道了吧？’
“我问他。原泉子是中野重治的妻子，在左翼剧场里当女演员。
“‘是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还没有得到消息吧。’小林显出他独特的目光和腔调说。‘打电话给她就好了。’
“我利用驹込医院前，商店灯光照着背后的公用电话，叫了筑地小剧场。原泉子马上接了电话。用明快的口吻说：
“‘已经知道了。××先生的太太通消息给我了。’接着又说：‘今天晚上，我过了十一点钟才能回家。’
“看来，连原泉子也不明白中野重治被捕的原因和被拘留多长时候。我放下耳机，在回动坂的路上买了装在纸口袋里的糖果和蝙蝠牌纸烟回到家里来。小林多喜二活泼健谈，过了十点多钟才回去。他临走时站在格子门外，冲着在门里送他的我和宫本说：
“‘这个样子怎么样？’
“他比着微微向外张着胳膊的样子给我们看了。他戴顶软呢帽，在矮小的身上穿件和服，提着包袱。宫本说：
“‘很好看，真像村公所书记哩。’
“‘总之，这是意味着我这个人还是适合于小樽的乡下。那么，再见！’
“小林冲着洋溢到外面夜气中来的笑声关了格子门，在铺石上响着木屐声回去了。”
[3]
去国府津的宫本夫妇于七日回到了东京，两人在东京车站上分手。宫本显治是共产党的中央部部员，他在联络地点获悉被捕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的消息，就马上转入了地下。宫本百合子从东京车站回到动坂的家里，被埋伏在家里的特高警察逮捕。
几乎在此同时，多喜二知道了马桥的家已经遭到特高警察的搜查，于是也转入了地下。转入地下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专心于起草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这一时期，文化团体内部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只有极少数人未被逮捕而转入地下。作家同盟方面除小林和宫本外，仅有西泽隆二、手冢英孝、今村恒夫和佐藤幸子等人。杉本良吉[4]、中村荣二和本田延三郎等“普罗特”方面的活动分子也同样地相继转入地下。杉本良吉在筑地小剧场参加村山知义的《志村夏江》的演出时突然遭到特高的袭击，他从剧场的窗口跳出去才免遭逮捕。在这以前不久，组织上已经预定把杉本和今村暗暗地派往苏联。
从三月底到四月，一百多名作家、评论家、画家、音乐家、演员和科学家遭到了逮捕。神田小川町大厦的文化联盟事务所被封闭，市谷的新事务所也不准进行活动，连正在印刷中的出版物也被没收了，破坏活动进一步扩大到地方组织，顽固地进行彻底的镇压。
前一年的九月，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采取了军事行动，本年的一月占领了整个东北，一月下旬进一步把战祸扩大到上海，三月里制造了“满洲国”把东北从中国“独立”出来。法西斯分子和青年军官企图建立军部政权，发动了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暗杀了政党内阁的最后一届首相犬养等人。[5]
国内体制法西斯化的重压，反而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战争和保卫生活权利的群众斗争。一九三二年的罢工斗争为二二一七次，佃农斗争为三四一四次，违反所谓“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人数达一三九三八名。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组织还很微弱。工会会员仅有三十七万人，农会会员三十万人，而且还分裂为左右两派。
共产党和“全协”通过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反战和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巩固，表现了空前的活跃。《赤旗报》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与《第二无产者新闻》合并，开始以五日刊的形式，用铅字排印发行。六月发表了一九三二年纲领。该纲领分析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天皇制，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天皇制的斗争，阐明了革命的性质是具有强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随着战争的扩大，统治阶级采取了彻底镇压和破坏以地下共产党为首的民主组织的政策，并动员了所有的文化机构，加强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服务的宣传活动。大众作家直木三十五和三上於菟吉[6]等人 和军部勾结，成立了“五日会”；犬田卯和加藤一夫等农民作家主张农本主义。新兴艺术派虽有浅原六朗、久野丰彦等人提倡新社会派，但不久就瓦解了。小林秀雄、横光利一、堀辰雄等人依据《作品》杂志，开始形成现代艺术派的主流。而商业报刊则开始压抑已成为文学界主导力量的无产阶级作家，不让他们发表作品。
施加于文化联盟和它的加盟团体的镇压，受到国内外强烈的抗。
五月六日，各个团体的五十名代表于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推举佐佐木孝丸、关鉴子和佐多稻子等人为代表，和布施及河合两律师一起会见了检察总长及警视厅特高科长，抗议暴力镇压，要求给被捕者送慰问品和同他们见面的自由。
另外在国际方面，德国工人文化团体协议会、苏联之友会国际委员会、德国工人救援会、国际工人救援会、法国革命作家艺术家同盟、德国工人戏剧同盟、英国反帝同盟、工人救援会、苏联之友会全国会议、美国工人戏剧同盟以及纽约日本工人文化同盟等组织都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抗议。
文化团体受到沉重的打击，陷于极其困难的状况。但以转入地下工作的宫本和小林等人为核心，团结和协助残存的力量，迅速地开展起恢复工作。
文化联盟已经被迫处于半合法的状态，但仍然一面整顿被破坏的各个机关，一面组织反对暴压受害者救援会，决定将原预定于四月召开的扩大中央协议会改在六月十九日举行，提出了“用革命竞赛反击暴压”的中心口号，促进了整个文化团体的恢复工作。
革命竞赛以四月十六日到八月一日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扩大同盟盟员和基层小组的数目、出版物的发行数量和通讯员等工作。作家同盟是演剧同盟的竞赛对象。
多喜二完成了第五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紧接着又写了发表在四月号《无产阶级文学》卷首的论文《写在第五届代表大会之前》，然后在麻布东町称名寺的院内租了一间楼房，于四月二十日从仅住了十天的小石川区原町的木崎家悄悄地搬了进去。
这个秘密的住所是一座上下都仅有一间房间的楼房。他租的是楼下的那间五铺席的房间，四周被邻居家的木板墙遮蔽着，屋里阴森森地整天不见阳光。楼上住着房东家的母子。
多喜二转入地下生活不久，就和伊藤藤子结婚同居。他和伊藤是一九三一年春天认识的。伊藤学过画，做过刺绣的活儿，当时在银座的图案社工作。暂时之间，多喜二的地下生活就靠她的微薄的工资来维持。
斋藤次郎当时已辞去北海道银行东京分行的工作，在储蓄局工作。当多喜二转入地下以后，他仍然是多喜二忠实的朋友，始终暗地里支持多喜二的工作。
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他逝世，在十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从事着不断地被追捕的严峻的地下工作，为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他在《为党生活的人》中谈到当时的生活说：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一两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7]
到了五月，于十一日、十六日和二十日分别在筑地小剧场召开了作家同盟第五届代表大会，电影同盟第四届代表大会和美术家同盟第四届代表大会。但每次大会一开幕就被命令解散，很多人被拘捕起来。当时镇压的情况就是这样严酷。
但是各个团体早就预料到会遭到这样的镇压，所以事先都分别召开了秘密会议，实际上等于召开了代表大会。
作家同盟在五月九日，也就是大会的前两天，借了津田青枫家的画室，由来自全国的七十名代表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以此代替了代表大会。第二天又在江口涣、大宅壮一和贵司山治等人的家里召开了各个分组会议，当晚在江口家里举行支部代表座谈会；实际上成功地召开了代表大会。
通过这次大会，强调了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以及在金属、交通、矿山、纺织和化学等主要的工业部门内扩大文学小组和通讯员组织，另外组织了委员会，支持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的民族文学的独立发展。
进行了这些准备之后，才于六月十九日公开地在筑地小剧场举行文化联盟扩大中央协议会。
当天，会场的内外被筑地、久松和神乐坂警察署出动的三百多名警察团团围住。早在开会以前，警察就已经和把守在会场门口的八十名纠察队之间发生了冲突，气氛异常紧张。
来自全国的六百几十名文化团体和基层小组的代表以及旁听者，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搜身，才准入场。
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全场的鼓掌声中，挂起了红地白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扩大中央协议会”的大横幅。大会主席土方与志在大会临开幕前被捕，佐佐木孝丸代替他致开幕词，刚说到“文战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农文化晚会充满着变节和阴谋”，警察就命令停止讲话，并解散会议。会议只开了五六分钟。
六百多人一齐站起来。抗议的掌声像潮水似地响起来，人们互相挽着胳膊，高喊“反对解散”。“普罗特”的宣传队首先站起来演出活报剧，高呼“保卫文化联盟！”“文化运动的国际主义万岁！”“反对暴压！”有一个代表开始发表抗议演说。涌过来企图逮捕他的警察队和阻止逮捕的代表们立刻在场内互相乱打起来。后来杀害多喜二的凶手之一——警视厅的特高警察山口，挥舞着手杖乱打旁听的人，有的人被打伤了。
涌出会场的人们，由纠察队领头，和警察队扭在一起，朝着筑地警察署举行了夺回被捕者的示威游行。当天在国民新闻社和朝日新闻社的前面以及日比谷公园附近都举行了反镇压的示威游行，被捕者超过二百人。
在这次扩大的协议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竞赛、从七月一日到八月一日举行反战文化斗争月以及成立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等提案；并通过了成立泛太平洋无产阶级文化团体书记局、无产阶级体育联盟以及机关杂志和启蒙杂志的大众化等决议。
在这前后，多喜二在《无产阶级文学》上发表了《暴压的意义和我们应如何组织反击》、《关于掌握明确的政治立场问题》等论文，分析了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势，给文化和文学运动的实践指出了方向。
七月，多喜二由东町的秘密住所搬到较近的新网町。这里是一条叫作十番的热闹的商业街后街的住宅区，他住在一家并不是专门出租房屋的普通的人家。
新的住房是楼上的一间六铺席的屋子，三面都是玻璃的拉窗，顶面迎着西晒的阳光，加上铁皮屋顶的反射，屋子里非常闷热。他面对着东边的墙壁放了一张新桌子，把炭炉子和炭箱等都摆在晒台的角落里，在楼上做饭。壁橱里准备了一双草鞋，以便在突然遭到袭击时可以穿上顺着屋顶逃走，所有的书籍和稿件都装在一只大皮箱里，出外联络和开会时，一定要上好锁才离开。
他搬到这里不久 ，就着手写作中篇小说《为党生活的人》。他在八月二日给《中央公论》的编辑中村惠的信中说：“打算在十日以前交给您一百页，十二日早晨以前交剩下的五十页。······这部作品和我过去的《蟹工船》以及《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一样，我是试图作一种冒险的尝试。”[8]但直到这个月的二十五日，他才寄出了最后的一部分原稿。他在给中村惠的另一封信中说：
“从内容来看 ，我感到小说的题名叫作《为党生活的人》是最恰当了。如果这个题目一定不行的话，请允许我再考虑到月底，那时候我再写信给您，告诉您题名。
“我想极力使这部作品摆脱过去无产阶级小说的框框。从我过去的一系列的作品来看，我也特别注意这部作品的成果。我是不怕失败而写这部作品的。”
[9]
《为党生活的人》是在严峻的生活中匆匆忙忙地写成的一部作品。《中央公论》的编辑中村惠冒着危险和处于地下的作者悄悄地直接取得联系，给予了种种协助，但编辑部还是考虑到作品的内容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把这部小说的发表日期拖延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很急于需要钱用，却只得到了预定稿费的一部分。八月二十日，他给和母亲一起住在马桥家里的弟弟三吾写的信上说：
“今年热得出奇，母亲住在那间西晒的屋子里该有多么不好过，甚为惦念。我住的这间六铺席的屋子也满是太阳，竟比去年夏天在监房里还热得难受。不过，我很平安，事情也做得很好，请放心。······
“附信寄上的钱，请把它当作我的赠礼，（我是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钱的，要知道，有时候，我光靠腌茄子过上三天的呀！）用它把我们那在盛暑之下艰苦度日的母亲带到凉爽的地方去玩上一天吧！”
[10]
“四月以来，一个钱的收入也没有，我想一定很困难吧。三月里预约的小说已经送往《中央公论》，我想会收到一笔钱。如有收入，就还过去的借债，给妹妹寄去学费和付给房租吧。”
[11]
八月下旬，多喜二的姐姐佐藤智摩子带着三岁的长女和枝从小樽来到了东京。姐姐暂时和母亲等人住在马桥的家里。九月中旬前后，姐姐带了母亲在麻布十番一家叫作山中屋的水果铺的茶座里，秘密地会见了多喜二。当时在场的还有弟弟和外甥女和枝，一家五口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虽然时间很短，可是这是他进入地下生活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他把自己的事业和决心全部都告诉了母亲、姐姐和弟弟。
进入地下工作以后，他还经常去看望田口泷子。在上述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
“我最近跟小泷会面，总好像谈不出什么似的。虽然去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然而还是想见她。”
[12]
从六月前后起，多喜二被选为整个文化团体的党组的负责人。宫本显治当时在党的中央部担任工作，不可能专心从事文化运动。但是多亏宫本的照顾，多喜二才能够把全副精力用在当时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文学运动上。另外，从七月起，他代表文化团体，担任日本反帝同盟的执行委员。
为了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文化团体而举行的第一期革命竞赛，在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扩大中央协议会、反战月以及八一反战日等政治活动，于八月一日结束。
从这时起，在四月的镇压以后中断的《无产阶级文化》也终于复刊了。作家同盟和“普罗特”等组织所预定的目标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但都分别获得了成果。“普罗特”从这一年的二月参加了国际间的革命竞赛（奥林匹克戏剧竞赛），以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为它的期中奋斗目标。
正当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首的世界性的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和战争危机扩大的时候，在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的提倡下，由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日起，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反战大会。来自三十个国家、广泛地代表各个方面的二千二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以片山潜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二十九日，也就是大会最后的一天，根据片山潜的提议，对当时在东京针对与“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有关的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审判以及三月以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团体所加镇压，发出了抗议，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二百多名共产主义者现在正在东京面临着审判。为日本、朝鲜、台湾和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解放，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最勇敢的斗争的日本最杰出的阶级战士，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就一直在牢狱中备受折磨。而今天他们即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阶级审判下判决。检察官提出要判处三田村同志死刑，佐野、锅山和市川三同志无期徒刑，而且还要求判处其他一百六十九名反帝国主义的战士共计一千零三十二年的徒刑
[13]。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这种恐怖的重刑来彻底镇压反帝国主义战士的呼声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日本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恐怖手段，自从对中国发动强盗式的侵略以来，变得极其残暴。尤其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的残酷的镇压更是显著。今年三月以来，数百名革命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演员和科学工作者遭到逮捕，机关杂志和定期刊物被没收或禁止发售，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现在还有数十万人被关在监狱里。
“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系列的极端残暴的行为，是对全世界广大的劳苦大众所发出的一个警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试图对中国和苏联进一步进行侵略，他们为了能更加集中精力实行其掠夺计划，希望能在他们的后方获得保障。
“我们的反战大会广泛地团结了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日本的白色恐怖提出最强有力的抗议；我们宣誓要动员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反对战争的发动者，并将尽一切手段争取立即释放日本的反帝国主义的战士。”
“普罗特”准备参加十月十五日开始的奥林匹克戏剧竞赛和国际工人戏剧大会；音乐家同盟准备参加国际音乐会议。
作家同盟也准备派遣宫本百合子、江口涣、德永直、本庄陆男、鹿地亘及松田解子等十一名代表去参加十一月七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三届代表大会。
但是另一方面，对文化活动的镇压仍然是有增无减。截至十月为止，约五十名领导成员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约四百名各团体的活动家受到长期的或短期的拘禁，被拘禁的总日数竟超过三十年。《劳动妇女》的编辑——忠诚的活动家和诗人今野大力[14]，由于特高的恐怖行为而卧病不起。镇压逐渐扩大到企业内部的文化小组。定期发行的机关杂志和文化报刊也遭到禁止发售和没收的阻挠，因而财政方面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在发行工作上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牺牲。
文化联盟受到集中的镇压；在它成立后一年的期间，《无产阶级文化》只发行了八期和两次号外，《劳动妇女》发行了八期，《大众之友》发行了六期和两期号外，《我们的同志》和《我们的画报》还在印刷中就被没收了，一直未能续刊。另外准备第一期出一百种的“一角文库”，也只在十二月出版了宫本夫妇合写的《工人农民的国家和资本家地主的国家》的小册子。
十二月前后，第二次革命竞赛结束。当时团体的现状是这样：作家同盟约有盟员五百人，支部和支部筹备会三十个；演剧同盟有盟员六百人，专业剧团十九个，工农业余剧团八个；美术家同盟有盟员一百七十三人，支部十二个；电影同盟有盟员一百十九人，支部九个 ；音乐家同盟有盟员八十六人；摄影家同盟有盟员三十二人，支部五个；科学工作者同盟有盟员约一千人，支部十一个；世界语工作者同盟有盟员二百三十六人，支部九个；无神论者同盟有盟员一百二十六人，支部七个；文化联盟的地方协议会有十七个。但是由于被夺走了很多专家，和组织增长比起来，创作活动却相对地全面下降了。尤其是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所受的打击最大。
在这期间，作家同盟和演剧同盟开展的活动获得相当的成功
十一月，关西地方举行陆军大演习。统治阶级借这机会镇压大阪、京都，兵库、奈良以及和歌山的支部。尽管如此，作家同盟的盟员、基层小组和工农通讯员还是增多了，出版基金的募捐也获得了成功，一度曾陷于停刊危机的机关杂志恢复了发行；从九月份开始，每月发行一次的《文学新闻》所组织的通讯员活动在这一年间有着显著的发展。大企业里虽然比较少，但是七百名通讯员的组织遍及全国各府县，甚至扩展到朝鲜、台湾和中国的东北。这不仅给《文学新闻》增添了生气，而且也成为支撑沉重压迫下的文学运动的新生力量。这一年发表的创作有小林的《沼尻村》和《为党生活的人》，宫本百合子的《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和《时时刻刻》，槙村浩的《间岛游击队之歌》、村山知义的《志村夏江》以及铃木清[15]的《监房支部》等作品。《蟹工船》被译为俄文，刊载于《世界革命文学》第二期，由摩普尔中央委员会出版所发行。
演剧同盟胜利地进行了上演剧本的国际交换和相互协作的工作。各剧团上演的剧本，几乎有半数是由外国剧团提供的，久板荣二郎的《北桦太油田》、村山知义的《全线》和《志村夏江》以及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剧本都分寄到各国，尤其是给中国和朝鲜的戏剧运动带来过很大的影响。
在三月以来的严酷的镇压和困难中，整个文化团体的人们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运动。尽管当时的阶级斗争还共同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缺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等，但是它显示了日本的革命文化运动的传统和潜在的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困难的增加，文化团体内部有一部分人开始产生了失败主义的情绪。这一动向是以作家同盟的林房雄等人为代表，他们巧妙地借用对文化和文学理论批判的形式，企图抹杀文学运动的阶级性，并逐渐带有反组织的倾向，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出现了分裂和内部崩溃的征兆。
另外，从这一年的十一月末到年底，全国有一千五百多名与共产党有关的人士一齐被捕。十月三十日发生了“热海事件”[16]，共产党中央部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被捕的人们受到极其残忍的严刑拷打。岩田义道[17]和上田茂树[18]等六十多人在特高的恐怖手段下牺牲了。秘密警察还有计划地派遣特务钻进地下的革命组织，假借抢劫银行事件进行挑衅，配合对革命组织的直接破坏，切断它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十月六日发生了白昼抢劫大森的川崎第一百银行分行的事件。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伙匪之一是作家同盟的盟员。以十月底为中心的大逮捕，更给日本的左翼势力以很大的打击。因而，文化运动在这以后更加困难了。
这时苏联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散了以前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和“瓦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团体统一同盟）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准备把所有愿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作家统一地重新组织起来。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日，全苏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
这一年的八月，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改选了书记局，把苏联的讨论资料和日本的反战活动资料等分送各国支部，着手进行准备，要求各国讨论。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多喜二在同一个区的樱田町租了一座二层的小楼房，从新网町的二楼搬到那里去住。不久，从伊藤的故乡静冈请来了伊藤的母亲，进入地下生活半年以来，才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秘密住所。但是，这个家也没有继续多久。三个月以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左右，伊藤藤子因受“十月事件”有关者的牵连，突然在银座的工作地点被捕。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又有数名特高警察搜查了樱田町的秘密住所。去年年底就有一家警察搬到他的秘密住所附近来居住，所以他早就有了戒心，数天以前就在另外的地方过夜。那天一清早他进行了街头联络后回到家里时，特高警察们刚离开他的家不久。
看来他对自己隐秘的住所已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才奇迹似地未遭逮捕。但由于以上的情况，他又于一月二十日前后搬到涩谷区羽泽町四十四番地的国井喜三郎家去居住。伊藤在两周以后被释放，但警察可能循着伊藤的线索进行搜查，所以他们以后没能在一起同居。
羽泽町的家成了他最后的住所。这是暗中帮助他做地下工作的村山筹子为他寻找的。国井家的户主是商工省工艺方面的技术官员，工作地点在仙台，当时正出差国外，夫人有时到仙台的官署里去，经常不在家里。所以羽泽町的家仅有他们的子女，由在妇女杂志社工作的长女掌管家务，她是村山筹子的好友。
多喜二说是因为看到报上的广告而找来的，自称是簿记教师，用山野次郎的假名租了国井家的房子。行李仅有两个大皮箱。国井家的长女略微知道一些底细，暗地里给予照顾，他受到国井家像亲人似的关怀。
国井家虽有五六间屋子，并且有女佣人。但多喜二考虑到出入的方便，选择了楼下朝北的一间两铺席半的房子。房子的窗户既小又高，空气很坏，所以他在最冷天的工作也不能生火钵。他考虑到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连自己爱抽的香烟也戒了。
在这以前不久，他曾经秘密地会见了从小樽来京的风间六三。风间是他小樽时代的朋友之一，“四·一六事件”时被捕，曾在札幌刑务所坐过牢。风间这次秘密地上京是为了打破小樽革命组织孤立、停滞的状况和吸取经验。多喜二从风间那儿详细地了解小樽的现况。同风间的会见，变成了以后不久所写的《地区的人们》的素材。
在这样不稳定的严峻的地下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中，他带头对文化和文学运动中开始露头的失败主义的观点毫不容情地进行了斗争。他用伊东继和堀英之助的署名，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等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以下很多篇论文：
《机会主义的新危险》（一九三二年八月发表）
《关于全面展开斗争的问题》（八月）
《关于两个问题》（十月）
《右倾问题》（一九三三年一月）
（包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批判淡德三郎同志的见解、批判林房雄同志的《为了作家》和《作为作家》及龟井胜一郎同志对此的批判、关于林同志对《海涅·诗人·革命家》及《黎明前》的理解、关于林房雄同志的《青年》、批判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文学论、对林房雄同志《青色的寝室》的批判、再谈两三个问题——结论：为了新的任务。）
《再论右倾问题》（一九三三年二月）[19]
（包括关于林房雄同志的《文艺时评》、批判一两位同志调和主义的立场、右倾产生“根源”及其“危险”、结束语。）
在这一系列的评论中，多喜二阐明了产生失败主义逆流的阶级根源，具体地分析和严厉地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及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的附和者的理论和作品，同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当时失败主义的逆流，宫本显治在《无产阶级文化》上连载了论文《政治与艺术、政治第一的问题》；作家同盟的宫本百合子等人都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以多喜二为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努力，一时曾经克服了分裂崩溃的危险；一九三三年四月，作家同盟常任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和右倾作斗争的决议》，正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提出了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到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开展第三次革命竞赛。这次竞赛回顾了前两次的经验和缺点，特别强调了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从前一年的年底，多喜二就着手写中篇小说《地区的人们》，本年一月七日，他写完了这部作品，寄给了《改造》杂志。
同时，他给《改造》的编辑佐藤绩写了以下的信：
“唐突地给您寄去了小说。
“题名叫《地区的人们》，约一百页。原稿在一月八日以前将会寄到您那里，请多关照。
“我和家里从去年四月以来就断绝了消息，我想他们一定很困难。如果你们决定刊用这部小说，请您费心将稿费尽快地寄给我的家里。（在马桥。我想大概还在那里。）”
[20]
多喜二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追捕，在越来越困难和不自由的地下活动中，他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的前面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爱惜片刻的时间，不停地学习和创作。写小说，继续不断地写评论，这在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活动中，开始显示出浑然的统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通过这种严峻的战斗的生活，他作为作家、理论家和组织工作者，已取得明显的成长。
长篇小说《转形期的人们》只完成了序幕就中断下来。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他一直希望把这部小说的续篇继续写下去，但由于极其紧张的地下工作和他的突然牺牲，终于未能实现。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他写《为党生活的人》的前夕，他还打算写一部叫作《失业者之家》的小说，但仅留下一小部分残稿，估计可能是《转形期的人们》中的一部分。
《地区的人们》刊载在二月十八日发行的三月号《改造》上。这部作品的发表更加引起追捕他的特高警察对他的痛恨。
在他逝世后不久，《为党生活的人》改名为《转换时代》，发表在四、五月号《中央公论》上。但全篇一百八十页中删节了七百五十八处，共约一万四千字。
宫本百合子批评当时有人认为多喜二写了《蟹工船》已经到了创作顶点的看法，她写道：
“但是，仔细读一读《为党生活的人》和《地区的人们》吧！虽然在作品的形象化上有着部分的缺点，可是小林同志最近写的这两部小说，已经扬弃了《蟹工船》时代的自然主义手法的晦涩以及以后的作品中朝相反方向努力的稍带肤浅、通俗的毛病。由于作者建立了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经历了政治上的锻炼，他所独具的那种简明、逼真的风格和革命的雄伟的气魄，已经化为他作品深处的光泽而发出光彩。”（《关于对小林同志功绩的评价》）
[21]
注释：
[1] 各加盟团体的机关报刊如下：
作家同盟：《无产阶级文学》（1932年1月创刊）、《文学新闻》（1931年10月10日）
演剧同盟：《普罗特》（1932年1月）、《演剧新闻》（1931年9月20日）
美术家同盟：《无产阶级美术》（1931年12月）、《美术新闻》（1931年12月5日）
电影同盟：《普罗基诺》（1932年5月）、《电影俱乐部》（1931年5月15日）
音乐家同盟：《音乐新闻》（1931年10月20日）
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无产阶级科学》（1929年11月）、《我们的科学》（1932年4月15日）
新兴教育研究所：《新兴教育》（1930年9月）、《教育新闻》（1932年4月15日）
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战斗的无神论》（1931年11月）
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工作者同盟：《同志》（1931年6月）——作者原注
[2] 山胜次郎（生于1897年），农业经济学家。
[3] 见《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宫本百合子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 杉本良吉（1907—1939），本名吉田好正。早稻田大学俄文科毕业，参加“普罗特”，介绍苏联戏剧和担任导演。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为了避免1932年4月的迫害而转入地下，担任党组工作。1933年7月被捕出狱后，于1938年1月和冈田嘉子从桦太国境进入苏联。据说于第二年10月病逝。翻译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作者原注
[5] 血盟团为日本法西斯军人组织。1932年2月29日血盟团团员杀死大财阀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男爵；同年5月15日，一部分陆海军官在血盟团的领导下，袭击政府机关，刺杀首相犬养毅，组织法西斯暴动。这些事件说明日本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6] 直木三十五（1891—1934）和三上於菟吉（1891—1944）均为当时的通俗小说家。
[7] 见《为党生活的人》第101—103页，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8]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3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9]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4—245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0] 见 《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82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11]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6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12] 田口泷子在数年后和某贸易商人结了婚，终于把四个弟妹抚养成人。在她结婚以每逢多喜二的忌日，仍然到小林家看望。——作者原注
[13] 三田村四郎、佐野学、锅山贞亲和市川正一均为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三田村四郎、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后来叛变“转向”。市川正一坚持斗争，在日本投降前夕受尽折磨，死在狱中。
[14] 今野大力（1904—1935），诗人。生于宫城县金山町。三岁时迁居旭川。在旭川邮局和北部每日新闻社等处工作过，同时写诗和从事救援“四·一六事件”被害者的活动。九月上东京，经“文艺战线”而加入作家同盟。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在担任《劳动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期间被捕：受拷打而患中耳炎，病笃，年加入共产党，带病工作倒下，1935年6月逝世于中野的市疗养所。1973年新日本出版社出版《今野大力·今村恒夫诗集》（收评传）。——作者原注
[15] 铃木清（生于1907年），小说家。
[16] 1932年10月，日本共产党在热海温泉某一旅馆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因内奸告密，全体被捕，称为“热海事件”。
[17] 岩田义道（1898—1932），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宣传鼓动部长，被特高警察杀害。
[18] 上田茂树（1900—1932），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被特高警察杀害。
[19] 以上各篇论文均收入《小林多喜二全集》第9卷，1954年9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0]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248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1] 见《宫本百合子全集》第7卷第55页，1951年7月，日本河出书房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