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　“刘未老”接管山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七十四　“刘未老”接管山西

　　在大部分旁观者看来，省革委主任刘格平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动身前往晋东南地区，至少可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九六七年秋天，太原势不两立的派性冲突，如果稍有区别的话，就是比包括长治在内的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致命激烈，晋东南地区的对抗程度不断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得到了太原兄弟单位的怂恿和支持。这些单位为了能在省府固守阵地，必须在太原外围地区建立基地，正如地区，市里的各组织为了寻求他们下属的公社和大队支持，把他们争端扩展到乡村一样，省级组织也在各地区寻求支持，也把他们的争端扩大到全省各地的城市和城镇。首都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和为同样的原因，把他们的对抗扩大到全国各省份的情况，就不消说了。
　　山西省文化大革命是复杂而不同寻常的，人们给我们描述的是，它通过剧烈而痛苦的斗争才进行到底的。给我们提供消息的，有省革委副主任曹中南将军，省革委常委王治平司令和太原市委副书记马杰。
　　周恩来在北京给我们简要介绍情况时，我们已预先得到了警告。
　　周总理说：“山西是进行首批造反夺权省份之一，但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两个派别哪一个表现也不好。”
　　“一开始他们造了旧省委的反并夺了权，这是正确的。两个主要领导造了反。第一位是旧省委成员，副省长刘格平；第二位是山西军区政委张日清。”
　　“一开始这两个人还能合作，但是后来他们俩闹翻了，成立了敌对派别，闹得很凶。我不知道他们争吵了多少次，这俩个人都反对旧山西领导，一直反到薄一波，他们俩都是新面孔，并不是旧面孔，但是这只能说新面孔也会闹翻。”
　　“由于他们的分裂，派性影响到山西的整个文化革命。我无法告诉你，为了力争解决山西问题，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这里开过多少次会，我们就使用过这个房间和其它许多房间，我们要求这两个领导团结起来。他们在会上说得好，答应要团结一致，但是一回到太原，他们就又争吵起来了，而且还挑动武斗”。
　　“太原有一个头头，站在刘格平一边的，非常凶狠，确实是个无赖。他父亲曾经为日本人效过力，在伪满洲国表现也恶劣。此人名叫杨成效。我曾和他在北京饭店面对面谈过话，这个姓杨的，那时是山西造反派总司令，政委不是别人，是刘格平夫人丁蕾，而且她还当参谋长”。
　　“我们邀请这些派别的头头来北京学习，但是要使山西各派互相合作非常困难，最后我们不得不重派一支部队，接替旧部队。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代表们把刘选为中央委员，张日清为候补委员，但是九大以后他们仍然争吵不休，直到他们失去政治上的支持。这次我们召开山西党代会时，没有人再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了。尽管一个是中央委员，另一个是候补委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投票赞成他们留在省委内。这就说明了文化革命的力量。无论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会垮台。”
　　“最后，我们把刘和张调出了山西，分配他们到其它地方工作。后来这个省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山西问题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拖得长，争吵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70年形势才开始有所好转。因此，无论谁去山西，都应该首先过问一下基本形势。”
　　总理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忠告，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
　　晋东南支持刘格平的是“红字号”。到1971年时，晋东南地区的红字号及其在省府的同盟，都遭到了彻底的镇压和失败，敢于为他们讲话的人是找不到的。渴望给我们反映斗争情况的大部分干部，都属于“联字号”，都是张日清的支持者。本不应该参加武斗的部队军官，有的暗地，有的则明目张胆地支持张日清，因此，我耳闻目睹的一切，都是偏袒一派，令人愤慨。我们从未听到有人批评军人张日清，但却听到许多有关刘格平的令人神魂颠倒，骇人听闻的描述。刘似乎是众矢之的，与其说是由于轻蔑，倒不如说是出于仇恨。1967年他掌权时，已68岁了。他心神恍惚，听力不佳，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讲话时总是突然冒出短短数语，然后便是长时间沉默不语。
　　一位名叫田怀保的高傲自大的军官，把刘主任描述成半死人。他断断续续，一边讲话一边咳嗽，可以用“活气死烟”来形容他的精神状态。每说一句话或一个词之前，总要至少用一个“这个”。有一次他听刘讲话时，十分钟内竟数了86个“这个！”首先来个“这个”，然后清清嗓子，而且每说半句话都要说个“吗”字（表疑问的词）。10分钟讲不了四、五句话，没有讲稿时更是这样。听他讲话总使人感到焦急不安，枯燥无味。
　　我们的朋友范机灵喜欢模仿这位老人的讲话风格。
　　“有些人叫丁蕾这个老破鞋，同志们……啃，啃（清嗓子，长时间停顿……）。这个，这个态度不好。啃，啃……（长时间停顿）。你们不应该这个，这个象这样说话，啃，啃……（长时间停顿）。丁蕾是我的妻子……啃，啃（清嗓子）……（长时间停顿）。”
　　或者：
　　“有人说这个，这个程首创是个坏人……啃，啃……（长时间停顿）。他不是坏人，他是这个，这个好人……啃……（长时间停顿）。如果他是坏人，我会支持他吗？……嗯……啃，啃……（长时间停顿）……如果他是这个，这个坏人，他会自己垮台的……啃……你们不需要打倒他！”
　　甚至“红”和“联”两派的名称也说明刘缺乏某种才智。一开始这两派都有一个很长的革命称号，反映了他们组织来源的复杂性。刘没能记住这些名称，或甚至连两个组织也区分不清，但是他的确注意到，一派的大多数下属组织名称都有个“红”字，而另一派的大多数组织都有个“联”字，所以他说：按照他们的标志，咱们叫他们“联”派和“红”派吧。这样就搞不错了。”
　　于是全地区上下都知道用“联字号”和“红字号”三个字来称呼他们两派。
　　1971年，人们想起刘主任吞吞吐吐而冗长的讲话，和他那枯燥单调的思维方式，都喜欢公开模仿并嘲笑他。然而，1967年刘领导省府太原的组织夺权后，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1月14日的夺权成功和刘1月28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几乎立即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并把山西当作其它省仿效的楷模。刘即刻赢得了一批狂热的支持者，把他称为“刘未老”。这是根据毛的一首名诗《会昌》中，描写在郁郁葱葱的江西山上漫步，永远不会衰老的青年人而命名的：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当刘扬名之时，他的崇拜者模仿林彪编辑的著名毛主席“红宝书”，甚至发行了记载刘最精辟格言的“语录本”，他们出版了数千册，广泛进行发行。他们从刘的晋东南之行吞吞吐吐的讲话中，选录了《刘主任语录》。刘的讲话全力支持严阵以待的“红字号”，因此这一派成员都竭尽全力赞颂这些语录。
　　我1971年访问闻名的平顺县西沟大队时，劳动模范李顺达给我看了一本《刘主任语录》。他认为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神化人的行动，是可怕的骄傲自大的，也是愚蠢的例证。他不愿意让我保存一本，以便我有时间时抄录语录，或者甚至欣赏一下刘主任语录的风格。直到今天，在中国一旦一个人失宠，污蔑他的人，必定会把他的影响彻底消除的一干二净。他们认为必须掩埋失宠者的错误言论和所作所为，以防毒害当今和未来。书面文字尤其是这样，一经编辑成册，就会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值得奉若神明。大部分人都不敢抨击现实，也不敢谈论任何明显有害的毒书，只能谈论能取悦“上天”的那部分书藉——如“不听邪，不看邪，不说邪”，邪恶就会消失之类东西。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源远流长，千古留传。如果任何事情当时受到抨击，人们很难对所发生事件进行研究，即使事件的亲自参与者也是如此。
　　刘未老声名大震主要是由于他大搞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对文化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来在30年代，刘是国民党在天津关押的杰出年轻共产党员之一。据报道，随日本人对中国的威胁逐步升级，约65名囚徒遵照其党组织者刘少奇的劝告，签署了反共宣言，因此获得释放。这种宣称的所谓“叛变”使他们能开展革命活动，发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被释放的最著名人士是薄一波。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邀请，薄组织大批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成立了“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后来这支队伍成为阎锡山抗日“新军”的核心力量。当日本人进犯山西，军阀阎锡山南撤时，薄一波带领“决死纵队”的五个分队，进入深山老林，与刘伯承将军率领的从延安东渡黄河，著名的长征幸存者——“老红军”部队合并。这次合并促进了庞大的30万八路军的发展，最终解放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以及更广大的华北地区。
　　1966年，全面控制中国新闻媒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突然攻击薄一波和他的64名同伴为叛徒，据传他们曾签署了反共宣言书，从而一笔抹杀了他们一生忠心耿耿从军征战，为组织、设计和建设革命的新中国立下的丰功伟绩。
　　他们全然不顾在那危险复杂的情况下，薄一波就在阎锡山的鼻子下缔造了进步的武装力量，不顾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北方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军，不顾这支部队以及薄一波本人在抗日战争、解放山西、解放华北以及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不提他们各自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把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命令，一个年青共产党员签署反共宣言谴责为脱党，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叛变行为。这种做法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把英雄打成坏人，并使他永世不得翻身，阿门！最后一个歪曲，是指控这65个叛徒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害怕被揭露出来，紧紧抱成以刘少奇为首的罪恶集团，一旦时机成熟就帮助刘搞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整个“华北叛徒集团”诬陷案的背后，是毛要争回在庐山会议上输给刘少奇及其同盟者对共产党的控制权。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彻底清除刘少奇30年代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运动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使他名誉扫地。尽管毛在老苏维埃根据地领导早期游击活动，领导长征和巩固延安边区的斗争，但是刘在敌后承担创造党和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这是一种缓慢危险而复杂的任务。1949年后，掌握全国的统一的党，来自这两种独特而不同领域的混合体。跟随刘少奇搞地下工作的人逐渐承担了组织部工作，在党内生活中占了支配地位。1966年，毛在林彪的帮助下着手重新确立自己对全党的控制权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从刘少奇本人开始，到对所有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的历史进行怀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在白区生活和工作的人，其社会背景、组织关系和工作履历肯定复杂，而且没有完整地记录在案。他们的生平经历，往往包括适合调查人员的偏见，进行诽谤中伤解释的空间、活动和关系。被国民党监禁过，特别是被监禁又释放了的人都背上了包袱——即证明他们自己没有叛变。在那种条件下，往往没有证人可找，或者所有的证人都已死去。毛的追随者们，也许没有毛的明确批准，趁机利用各种机会进行诽谤和歪曲，捏造罪名来证明受害者为叛徒，可谓欣喜若狂。受害者发现，要为自己进行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著名的“华北65人”案件开始，党的监察人员确实起草了数以千计的起诉书，对被起诉人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内，对他们的亲朋好友，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然而，乌云朵朵，仍有蓝天，有人欢乐有人愁。审查“华北”叛徒案的一位著名受益者，就是刘未老。刘未老和薄一波被监禁在同一座监狱，但是刘拒绝签署，或者，至少没有签署任何反共宣言，所以可以免遭千古指责。究竟在那种情况下，刘未老是如何出狱而幸存下来，并且最终获释，仍然是一个谜。山西没人谈论这件事。1967年，只有他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之一没有陷入刘少奇的“恶魔般阴谋”之中就足够了。他在被揭露出的“叛徒”所控制的政府部门工作，而历史清白，刘自然被作为“造反派领导人”而受到欢呼。
　　刘未老还有其它享受盛名的资格。首先，他是位回民，是河北中部一个小居民点的穆斯林。在汉人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运动中，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屈指可数的。作为回民，他曾担任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曾担任过黄河西侧河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其次，刘未老获得声誉，是因为他有一位比自己小28岁，肥胖但是漂亮的妻子——丁蕾。在这个省的派性斗争中，她挺身而出，发挥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她的崇拜者称她为“山西梅花”，“迄今为止银河系中尚未被发现的明星”，只有到文化革命才当权的被埋没的人才。丁蕾和毛夫人江青的政治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所听到的有关丁蕾的故事，其数量之多足可与其丈夫相比。她的美貌，她的虚荣和追求她的人，为她的传奇故事提供了材料。据山西人说，她摆出一付上海大商人太太的架子。由于肤色过黑，她猛往脸上涂脂抹粉，并且撒上好多香水，人们从12码外就能闻到她的气味。她还会抽烟，她把香烟装在长长的烟嘴上，一根接一根地抽。在北京参加山西问题学习班期间，她每隔三天乘车去东安市场购买肉和蔬菜，每次都花40多元，相当于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她经常向左右施舍毛像章，讨好市场服务人员。她心爱的狗也随她去市场，但是不允许狗上车，让狗跟在车后在大街上拼命奔跑。中国人很少把狗当作宠物，所以狗一出现，就会引起敌意。
　　丁蕾根据需要，对他周围的男人施用种种诡计，尤其是对有助于提升她丈夫，促进其丈夫事业的人更是这样。晋东南反对派的军队司令李英奎，一副扭曲的脸，但是丁蕾对他真可谓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而声名狼藉。她不失时机地奉承他，为他点烟，千方百计讲笑话，讲故事，送秋波，以此来争取他的支持。
　　然而她个人更偏爱年轻小伙子。北京居民经常看到她和一个姓杨的山西学生领袖四处游荡，即使参加重要集会也是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这个姓杨的在大街上带着墨镜，嘴角上叼着烟斗。看看这对人从东安市场回家，就令人忐忑不安——一辆伏尔加轿车，杨身穿汗衫，膝上放着西瓜，他身后坐着丁蕾，脸擦白粉，香水扑鼻，香烟在长长的烟嘴上摇来摇去，心爱的小狗跟在车后，在大街上奔跑。
　　丁蕾宠爱的另一个同伴是杨成效，他是太钢工人，臭名远扬的号称“敢死队”的司令。他自称“老敢”。正如周恩来告诉我们的一样，丁蕾在这个著名的“打、砸、抢”专业队担任政委。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期间，她经常不参加下午会议，要和杨成效一起，去郊区一个不对外的高级游泳馆游泳。杨勇士坐在丁蕾时髦的大型豪华接送车上，和姓杨的学生一样，戴着墨镜，但是他对服装的兴趣不是衬衣，而是最时髦的线条简单、腰身合体的衬衫。游完泳后，两人习惯去为部队高级干部修建的京西宾馆休息，并在那里与刘未老一起品尝准备好的晚餐，共享美食。京西宾馆的经理习惯选择漂亮的女招待和服务人员，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也从来没有象这些部队宾馆经营者们，会集中如此完美无缺的姑娘们从事服务工作。刘未老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欣赏这样的选择。
　　相对照之下，山西另一派的头头张日清，却没有值得记录的恶习，或那种美德。暗中掌握实权的他，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徘徊。是因为他无法与刘未老，他的“梅花”以及“杨老敢”相匹配吗？或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对传播他的流言蜚语不感兴趣吗？我无法得知有关张的私生活，张的容貌，或他的作风情况。由于记载的遗漏，他似乎保持一个模范司令员的形象。因为对手傲慢、欺诈和十足的天性，他才违背自己准确的判断，被迫参与了派性。这位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多次使用双重标准，暴露出他们的派性和偏见。他们说，1967年7—12月张日清和山西的派性斗争毫无关系，因为他被派往北京参加学习班，这几个月期间太原发生的一切事件，张是不负责任的。可是1968年刘未老和程首创去北京学习期间，他们却指责说，刘和程在宾馆通过电话、电报、信件，以及私人信使，操纵山西的斗争。可能张日清在北京学习期间，没有插手山西事务，但是如果情况属实，那就不是因为他发现千里迢迢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干涉，别人却能设法把事务处理的恰当周到，似乎史无前例的武斗就是在这些人的煽动下，为了他们的私利而激发的。
　　据了解，情况是这样的。山西的斗争是以比较抑制的方式开始的。那时，领导这个山区省份的被称为“卫、王、王”三驾马车，省委书记兼省长卫恒；副书记兼副省长王谦和王大任。1948年，王谦曾担任过总部设在长治的太行第三区党委书记，曾在潞城县领导过土改运动，而且不止一次去张庄解决问题，尤其是王雨来、王文则和申进财的问题。这三个人都是因为嫌疑攻击小全儿遭到诬告。王谦根据晋东南地区的统计数字，写了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况的文章，因而蜚声全国。他对山西的研究结果，帮助说服毛泽东，在两极分化导致富农主导农村经济之前，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但是，王谦被指责在60年代——尤其是社教运动中，追随刘少奇，犯了走“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1977年，他向我承认了这些错误，但是他机警老练，不情愿谈论自己，没有详细谈及犯了什么错误。
　　1966年，党内某些有权势的人攻击“卫、王、王”，把他们三人称为“走资派”，指责他们是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刘少奇集团的走狗。他们指控说，这些山西藉人长期控制其家乡的政治运动，把山西变成了反动的独立王国。
　　党内第一个向“卫、王、王”挑战的是名叫袁振的一位干部。他在中国东北著名钢铁中心——辽宁鞍山工作数年后，调往太原工作。那时袁振已是闻名遐尔的钢铁工业创立者，并声称自己负责起草了著名的“鞍钢宪法”。这个宪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政治目标，反对从苏联引进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宪法。1964年这部宪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组织工作典范，在全国上下广泛宣传，因此，袁振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大批追随者。
　　他来到山西后，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实力，能在若干政策问题上向省领导挑战。1966年5月开始的华北局会议上，义愤填膺的省领导反过来向袁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说袁是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夺权分子，山西省委的反党阴谋家。
　　1966年11月，当文革使中国的几个大城市陷入危机之时，山西省在晋祠附近中央所建的综合渡假胜地，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晋祠是一座具有2千多年历史的精美绝伦的庙宇，迄今仍然是山西最引人注目的著名古迹之一。晋祠周围的现代化建筑包含有别墅、宾馆设施以及会议厅，富丽堂皇，雄伟壮丽，设施奢华。原以为中国领导人节俭朴素的来访者，看到如此豪华奢侈的设施，感到震惊。如16英尺高的天花板，漫铺地毯的地板，特大的弹簧床，每套要人住处都配有三种可选择的卫生间。因此，这些建筑获得来访者“反修舞厅”的讽刺美称。60年代，人人都指责刘少奇这种堕落行为，但是70年代，人们纷纷断言说：毛享用的更加豪华壮观。
　　袁振在晋祠向“卫、王、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并且一举成功反败为胜。山西省领导作了自我批评，企图勉强蒙混过关。然而袁振又再次发动进攻，直到迫使他们三人暂时辞去职务，停职接受审查。那年秋天，袁振所以有那样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得到了太原两大学生组织强有力的支持。这两个学生组织都是首都北京学生创立和领导的。清华大学著名的红卫兵一名姓肖的学生，长期住在太原第一宾馆，帮助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选定刘浩为头头，而北京敌对组织的其他学生住在太原第二宾馆，成立了“红色造反联络站”，选择段立成为头头。
　　只要这三位省长“卫、王、王”以斗争对象身份出现，两个宾馆的敌对组织或者各自行动，或者联合一致，竭尽所能来对付他们。他们组织数以千计的群众反复歌唱，昼夜把晋祠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墙上大字报铺天盖地，空中的大喇叭震耳欲聋。返回太原，他们又发动包括大批工人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们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时代精神，相信他们有毛主席的支持，发动了势不可挡的政治攻势，从而最终彻底推翻了山西领导。他们迫使卫、王、王辞职，使山西省委省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接管了政权。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推翻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市委、市政府后，山西太原采取更加决定性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月14日，没有共同利益，只想夺取更大权力的老干部、军官组成的松散联盟，奋起造反。这个联盟把刘未老当作夺权领袖，把刘推入引人注目的中心，因为他级别高（十四级），而且参加革命长达数十年之久，然而并没有把他当作幕后的推动力量。他从宁夏到山西仅数月之久，完全是个陌生人，很少有人听到过他的名字。相比之下，袁振倒是众所周知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刘浩领导的学生和钢铁工人中都有大批追随者。山西藉副省长刘贯一和太原市委书记陈守忠都站在他的一边。
　　原先的其他文职人员包括政协常委会主席何英才，省委农工部主任刘子兰。刘子兰是山西闻名遐尔的“白毛女”（中国最流行的革命歌剧中的女英雄），因为她长了一头白发。这群无足轻重的人如此神能广大，并赢得中央支持；是由于有山西省军区政委，长征老战士张日清的支持。（和平时期，部队政委任正职，司令任副职。）
　　中央放弃了巴黎公社式民选政府的原则，山西成立了由老干部组成，有部队撑腰，有好几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组织支持的新生革命委员会，似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倡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央和文革小组几乎立即就批准了这个委员会。这个新委员会是这样合法成立的，所以山西的局势似乎是稳定的。
　　关键的群众支持来自钢铁工人，或者至少是由杨成效领导的那部分钢铁工人。这位来自东北鞍山的冒险家，认识袁振已好几年了，然而钢铁工人杨老敢是毫无原则性的。决定夺权的那天，他把卫恒和袁振都扣了起来，等着看这两个谁能“站得住脚”——哪一个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因此，事实上他成功地控制了山西的领导权。当和刘格平有联系的袁振明确得到中央支持后，杨就把他的兵力投入袁的一边。但是他决没有让他们忘记，群众运动领袖的实权由他自己掌握。当中央最后批准刘未老为山西新生革委主任时，杨成效对老刘说：“别忘记是我们给你的这个地位。如果我们不要你在里面，我们可以把你赶出去。”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杨如此自信呢？似乎完全凭他的勇敢果断，因为他的历史很不清白。他养父是曾为日本人效力的满洲伪警察。他年轻时在鞍钢工作，1958年调到太原13冶金公司当三级技工。这是为了支持首都建设，在太钢组建的单位。1966年，他在自己所在单位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但是，一开始就被省委支持的该单位主任有力地镇压了。直到那年8月“16条”发表后，他的造反组织才成为合法组织。因此，杨成效和清华著名学生造反派蒯大富一样，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50天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当毛最后揭露并粉碎这种镇压行动时，杨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英雄，靠他的勇敢无畏和他偏爱的粗暴策略，夺取了富有战斗精神工人的领导地位。他的“核心小组”对那些挡道的人，从来都是豪不犹豫地毒打，甚至把他们杀死。
　　杨没有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养父在东北的历史不清白，他甚至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他把这种弱点化成为力量，在激进派揭露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声称对他历史的任何攻击，都是非法镇压。他成功地让当局承认陷害了他。后来敌手们说，杨手下的人迫使知道杨底细的一个公安局同志，从办公楼窗户上跳下去摔死。
　　在全盛时期，杨的工人纵队约有三、四万人，组成了160个兵团，有的兵团就有1000多人，有的只有100人左右。这些兵团掌握数以千计的汽车，机动性很大。他们集合召开群众大会时，几个小时内能把数10万人集中到他们一边。杨自称“老敢”，但是他的敢死军团失宠后，人们学会称他们“敢匪”。有一次，“敢死队”看见反对派在墙上张贴不受欢迎的大字报，便用狙击步枪朝他们逐个开枪射击。另一次，他们用手榴弹和步枪袭击解放军哨兵，打死一个，打伤四个。
　　有些人认为，杨使刘未老成了政治上的俘虏。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非只对单方有利。刘需要钢铁工人杨成效带给他的群众支持，尤其是1967年4月后发展成为派系混战的形势下更是重要的。而杨则需要这个得到中央支持的经验丰富，声名显赫的领导干部承认。作为刘未老集团的成员，杨获得了靠他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合法地位。因此这种关系是互助互利关系，两个人不管谁失去对方都不会干得这样出色。
　　在夺权之后不可避免的争夺交椅游戏中，争取同盟是头等大事。刘未老知道他可依靠杨成效的敢死队和刘浩的学生造反兵团，但是与“红色造反联络站”的段力成的关系发展的并不那么顺利。刘未老以“夺权”联盟头目身份出现的那天，段力成没有给予支持。段和杨不一样，甚至当中央批准了新的领导核心后，段依然拒绝改变立场。刘未老谴责段及其“红色造反派”对他们进行了报复。他命令段的所有成员，成群结队去太原中心广场，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认罪。这种羞辱暂时解决了归属问题，但是新政权的支柱，部队司令张日清批评了这种做法。段和他的追随者对此当然十分恼火，因此，刘在文革初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只是等待有利时机发芽、生根、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