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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三十九 信仰上帝
几天以后,我们正在吃饭,高检察长拿着一张纸条走了进来。
“你的一位老朋友要来。”
“谁?”我问。
“王定模。1948年潞城的县委书记,你还记得他吗?当年他给土改干部们作过好几次报告。”
“记得,我记得他。后来他一直在干什么?”
“你走以后他被提升为县委书记,后来调到了晋中。‘文革’开始时他是煤城阳泉的市委书记。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一帮矿工造反派把他揪下了台。现在他是晋东南地委的干部。”
高说的时候,卡玛一直在笑,她问道:
“他叫王定模?”
“是呀。”
“啊呀,他就是我们揪下台的那个人。他是阳泉的大修正主义分子,把他赶下台时,我还帮忙了。”卡玛摇着头说。“他见到我会怎么想呢?”
不用多长时间就知道了。几分钟后,王定模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个子很矮,身体稍稍发胖,一张红润的圆脸上挂着生动的微笑。
王定模热情地与我打招呼,然后与卡玛握手。
“1967年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批斗了你,其中也有我。”卡玛说。
“真的?”王说着,放声大笑起来,“我听说那帮人当中有一个‘大鼻子’,可我一直没能见到。今天我们终于见了。”
他开始笑,卡玛也和他一起笑。这两个过去的对手笑得那么开心,我们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多么奇妙的世界!开始你批斗他,后来,他又把你当作座上宾。
“我想我应该向你道歉,”大家都坐下来后我说,“我养了一个给你找了许多麻烦的女儿。”
“这不是她的错。”王定模仍然很开心地说,“这是当时的一股风,全国各地都在夺权,他们难道会不夺煤矿的权?”
有了这样的开头,不知不觉我们就和王定模谈了整整一上午。申安怀已经告诉过我们,王定模是晋东南的知名人士,是全省最出名的抗日游击队员之一,他的名字使敌人胆颤心惊。但红卫兵不管你这一套,他们认为,民主革命的动摇派就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官越大、越反动。
因为王定模1948年以后还在潞城当了几年县委书记,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些早期的事情,特别是天主教堂和马厂、张庄那些虔诚的教徒们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出了什么事?他是怎样劝他们放弃对天主教的信仰的?
王定模说:马厂是一个变害为利,变坏事为好事的典型。土改的时候这里100% 的人信仰天主教,整个大队的一切工作都由天主教的小集团控制着,生产队的粮食亩产只有100斤。一首当地流传的民谣这样说:
教堂立中央,四周是池塘,
圣母赐幸福,就可上天堂。
马厂的农民们认为如果不每天祈祷就会遇上麻烦。每家都挂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吃饭前都要坐下来祈祷,睡觉前要跪着祈祷,反正什么事都祈祷。因为他们总在祈祷,所以就没有时间干革命,也没有时间搞生产了。
天主教组织的头头是主教师和发,他主管安阳、马厂、南天贡和高家庄的教会活动。这几个地方都一样,如果不加入天主教就没法活,他们把非天主教徒划分出来,赶了走。
我们搞清楚马厂的书记和村长都是共产党员,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向我汇报说他们也为天主教工作。按天主教会的指示,他们在街中间划了一条线,书记负责线以东的一切事务,村长则负责线以西的事务。这是根据主教的指示,由传教士们划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教会工作。
这两名共产党员执行的是主教师和发的指示。这位主教虽是县“人大”代表,但他从来未停止过做那些过去曾是天主教徒现在已忠于共产党的人的工作,他希望他们浪子回头,重新回到天主教徒的行列中去。他们甚至做曾带领马厂农民斗地主闹翻身的马厂著名的梁马豆的工作。不过这其中有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开展了一个反对干部搞特殊化的整风运动,因为梁马豆很出名,我们自然地就把他当了耙子,把一切罪名都加在了他们头上。我们拿他做了典型,待他太苛刻了,整个运动出现了“极左”的偏差,这是不公平的。师和发就是趁这个机会做梁的工作,他给马豆以支持,安慰关心他,使他恢复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明白了这一切以后,我曾竭力纠正错误,给他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但一直没能使他回心转意。后来他再也没有积极起来。
我们的政策允许宗教自由,我认为这是一个阶级问题,一个严重的阶级问题,但地委书记王谦却强调人们的宗教权力不许加以干涉。我认为他是右倾,可他却对我说:“你有多左?”
每当我们有新的政策,主教就有他新的对策。当传达了每人要保证向国家交售380斤粮食的征购计划后,我们认为人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一定会比这个多,但人大代表师和发却说是上帝赐给了每个人380斤,另一个人大代表问他:“如果我们收400斤呢?”师和发说:“那是上帝赐给了你400斤。”
他知道政策允许宗教自由,所以他就以此来作武器与我们作对。我们教育人民反对迷信活动的运动一开始,师就来找我,问我们这个运动计划怎么搞。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儿。”随后,安阳的老五新年说:“政策保障宗教自由,你有信教的自由,我们有不信教的自由。”
这话惹恼了师和发,他马上跑到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那儿去告发老五,书记们没敢说什么,他们害怕这些人找麻烦。
但我们还是和教堂发生了磨擦。有一次我走进师和发的家(在高家庄),看他桌上的材料,有的材料是用英文写的,我根本看不懂,这惹火了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要动员群众搞生产,他却要人们搞宗教活动。正是春播时节,是地里最忙的时候,他却坚持要所有的天主教徒穿上白衣服从高家庄到南天贡到马厂再到张庄进行大游行。所以我们派了一个书记杜生旺去问能不能取消这次游行,师和发说:“不能,人们要求这次活动,我们必须进行。”
于是,我们决定开一个群众大会来制止这次游行,但在会上哪个干部也不发言,他们害怕违反了政策受到批评。长治市委书记问:“你们都怎么了?是不是害怕天主教徒?”
他们回答说:“要那么简单,你去说呀。”
最后他对王京和说几句,我们教给了他怎么说,说什么,王京和才站了起来,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相信上帝,但我遵守政策,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但不管什么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根据政策,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的自由就是受共产党的领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自由。你们违反了政策,你们号召所有的天主教徒违背政策的合理规定,政府的什么规定是不合理的?我们所有的规定都是合理的。”
“我们的婚姻法是合理的,但你们违反了我们的婚姻法,因为你们不允许离婚——这是不符合政策的。”
王京和一件又一件地驳斥了天主教的活动。会议结束后,师和发不得不让了步,他说他愿意听政府的,于是下令取消了游行。我们费了很大劲他才取消了这次游行。
1951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开了一个全县大会动员春播,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远近村庄的1000多名干部。在会上,南天贡的治安主任,贫农王生宝(以前是天主教徒)严厉地批评了教堂“每年我们尽力组织人们搞生产”,他说,“可每年教堂都搞破坏,人们以参加教堂的活动为借口,不好好参加生产劳动。”回家后他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条毒蛇,邻居们告诉他教堂里传出话来说他是恶魔,上帝要跟他算账,回家的第三天,人们在一个井底发现了他的尸体。
王生宝的死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向教堂发起了反击。第一步是要抓住并审问主教师和发,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教徒们把他保护起来了。他们的土屋下面都有地窖,家家户户的地窖一个连一个由地道相通。我们一进村,主教就躲进了地窖,然后从这个地窖钻到那个地窖,我们无法找到他。有时候,他突然出现在高家庄或南天贡,有的共产党员就通知我们,但等我们赶到时,他又躲进了地窖,我们又找不见他了。他组织村里的人注意放哨,妇女们坐在大门口,看上去好像是在做针线,实际上是在放哨,一看见我们来了就赶快报告。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搞了三、四年,我们一直没能侦破了这桩谋杀案,最后只好搁下了。师和发从地下走了出来,像普通农民一样开始了村里的生活。我们认为天主教的问题多少已经解决了一些。后来我就调离了潞城,到新的单位去了。
但是,后来在1966年太原附近发生了天主教大起义。教徒们成立了一个叫“圣母军”的组织,他们传扬说圣母玛丽亚要在太原附近的山上创造一项奇迹。来自数里以外的、来自各县甚至各地区的教徒都来此观看,参加这项活动共有数千人,数千人站在黑暗中向山顶观望,他们看到山顶有一道亮光在闪烁,意思是说圣母来了。
当时王大任负责省里的公安工作,他决心要把事情搞清楚。作了彻底的调查以后,那天晚上
他率领了一队公安人员登上了山顶。在山顶上他们看到有一个人正拿着一个亮的手电筒上下舞动,创造“奇迹”的光束。他们逮捕了这个人,并向在场的所有人揭露了这个阴谋。
师和发是这次阴谋的组织者之一,当地的公安机关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监狱。他们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许多非法的物件和材料,并计划搞一个展览来揭露他的地下活动,其中有一些英文材料,还有一些他和他侄女、张庄名星师桂香睡觉的照片。
结果证明,他一直过着一种见不得人的生活,一直试图腐蚀干部和积极分子,散布“要变天”的谣言,并以此威胁人们听从他的指挥。他从不亲自出马,只是利用别人执行他的计划。
在“四清”运动中,在揭露了太原山顶上的阴谋之后,我们解散了“圣母军”,大多数天主教徒与天主教断绝了来往。从此以后,生产开始发展,去年马厂的粮食平均亩产到了600斤,这就是我说坏事变好事的原因。外因的帮助推动了内因的变化,这个外因就是工作队集中人力解决了天主教的问题。因为马厂100%的人信仰天主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扭转了面,因为张庄只有1/3的人信仰天主教,所以我们没有太注重这儿的问题,因此,这儿现在仍有人信教,他们仍做礼拜,仍祈祷。
王定模为他不能提供更多的关于天主教的情况表示道歉。后来才知道,他所有的有关材料和记录都在阳泉夺权的红卫兵抢走了,他们抢走并毁掉了潞城天主教材料的全部档案,因为这个,我们决定卡玛必须受到一部分责备。
王定模在马厂发动的消灭天主教的运动的结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1971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事情的发展逐渐表明,王定模过高地估计了在马厂消灭天主教运动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使大多数人相信他们将重新允许宗教自由。
那些几年来一直秘密地搞集会和祈祷的和那些根本不敢集会和祈祷的天主教徒又在他们的家里的墙上贴起了圣母的画像,而且大部分贴在毛泽东画像对面的墙上,并且敢公开参加星期日的礼拜式。今天的马厂又像1945年解放时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不过,张庄信仰天主教的人仍保持有1/3。
1971年9月的那天王定模走了以后,我们又和老支书张贵才、张兴发、师才元一起追忆了张庄的历史。他们说:“大跃进”以后,许许多多大工程、大计划下马以后,晋东南的农村经历了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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