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问题与修正的继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　问题与修正的继续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把男、女、全、半劳动力和能做轻微劳动的人们都充分地利用起来，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实行多种经营。
　　合作起来，就有可能统一经营，因地种植，并且能够用更多的劳动力进行土地加工，精耕细作，进一步改进栽培方法，改善耕作制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廖鲁言
　　（关于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

　　尽管对合作社存在许多疑问，贫农杨都生还是早早地入了合作社。正值秋收时节，有一天他和合作社副主任张贵才往小麦地里送粪，他看见合作社的庄稼有的还在地里没有收割完，已经收割的在很多还没有脱粒，脱了粒的都还没有去糠。可有的单干户已经收割并打完了地里的庄稼，正忙着往家里运，杨都生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人家都往家里运粮食，可咱们还啥也没干完。”
　　“你向前看呀，别往后看，”贵才说，“看看咱们的庄稼长得多好，等我们收割打晒完后，你想想我们能分到多少粮食啊，你会比以前分得多。别哭了，你应该笑，应该唱。”
　　可都生仍然担心。
　　“你觉得我们能打多少？能分多少？”
　　“每人至少400斤。”贵才充满信心地说。
　　“不会有那么多吧””
　　“你等着瞧，你会看到的，至少这么多。”
　　都生不哭了，可他仍然将信将疑。
　　张庄的民兵队长、党员、贫农陆水长也很担心。他看见单干户已经在磨新玉米面，有的甚至晚饭已吃上煮老玉米了。
　　“他妈的，”他骂道，“我还连一颗玉米都没给孩子们吃呢。人家都吃到嘴里了。可我们还什么也没分。”
　　回到家里，他骂老婆打孩子也消不了心中的闷气。
　　合作社的社员们收割完了庄稼，打完了粮食，他们把粮食堆在村子的戏台上（这是一个上面有顶的戏台，以前的老北庙就剩下了这个戏台）。然后开始分粮，每人400斤。400斤只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如果加上土地报酬和耕畜的报酬，平均每人能分到700斤。都生和他父亲得知他们总共挣了900个劳动日，这样换算出来分得的粮食足足能堆成一座小山。分红后，光玉米就几乎装满了他家的整个院子，就连都生的老婆，一个对什么都悲观失望的人，也直夸合作社好。
　　陆水长也很高兴，他原来自己单干时打的粮食每人从来没超出过350斤，可他还得交农业税。这回不算自己地里的，他光在合作社每人就分了600斤，这几乎是他从前的两倍。不知道那么多的粮食要占多大地方，陆水长开始发愁了，他愁家里所有的缸也盛不完那么多的粮食，看到所有的缸、罐、盆都装满了，还有剩余的粮食，他突然兴奋地拍起手来。
　　“社员们是最讲实际的，最现实的，”张兴发说，“庄稼没分到手时，他们担心忧虑，可一旦粮食装满了他们的粮缸和粮囤（一种用席子围起来的贮藏粮食的囤子），他们就信服了，就放心了。”
　　第一年庄稼的收成确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当社员们按合作社的指示把粮食堆在老北庙的戏台上时，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打下的粮食，当粮堆在增高，当装满粮食的沉重的大车穿过狭窄的小巷，路过村中的池塘时，一路上的单干户都在伸长脖子张望，他们从车上拽下一个饱满的玉米穗，发现穗子比他们自己地里任何一个都大得多，于是他们喊道，“我们也入社行不行？”
　　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使合作社的20户社员感到心满意足，而且还有25，000多斤卖给了国家，每户平均1，250斤。社员们有了缸充囤满的粮食，足够吃过第二年春天了。
　　然而，有的单干户还没等到过年就没粮吃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救济。造成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原因是新的税收政策。
　　单干户和合作社上交的农业税是以土地的估计平均产量计算的，并不按实际收成纳税。因为合作社很容易增加产量，所以用于交税后粮食百分比常常减少。遇上灾荒年、粮食歉收，国家就会改变计算方法，要求合作社降低实际收获粮食的纳税百分比，这是因为合作社的产量是公开的，大伙都知道，很难提出什么疑问。而单干户却仍得按估计产量交税，因为政府没有办法检查他的实际产量，由于这个原因，单干户所交纳的税一般是不变的，大家粮食都歉收，税务部门同意减少整个地区的税款的情况例外。对于歉收的单干户，交税确实负担重了，交税以后，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粮食过冬，而离家要饭。
　　让人吃惊的是，用称称粮食重量也引起了一部分普通农民的疑问。不论是未入社的还是入了社的人，以前从未真正用称称过自己的粮食，所以，他们过去是用石、斗、升来计算粮食的数量，而不是斤。在合作社主席告诉他们“我们至少能收450斤”时，像陆水长这样的农民，根本不知道450斤是多大一堆，虽然庄稼仍长在自己地里，但自己本应该非常了解的庄稼已不再属于自己一人所有，很难想象总产量会是多少。因此，他们有一种被人从过去的经验中连根拔起的感觉，无根无底。先期分到手的那一小份早熟的豆子和南瓜很难使人充满信心。
　　1954年的大丰收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那些认为单干有利而尚未入社的人突然埋怨起合作社不许他们入社来，“你们这些合作起来的人一点也不关心我们，”他们说，“现在你们的收成那么好，更不会要我们了。”
　　他们突然吵着闹着要入社。这样，充实合作社就变得容易多了。合作社很快由20户壮大到了90户，老社员们都成了内行，他们为才入社的新社员介绍他们是如何那么快就提高了粮食产量的。
　　“我们劳动有分工，所以每个人都有活干，我们在一起劳动，互相检查、互相监督、互相比较。因为每个人都要脸皮，所以干起活来都很卖力。单干的人没这么高的目标，所以干活也没有我们卖力。我们有一部分人抽出来搞副业，大多数人在地里锄地、间苗、上粪，我们给庄稼上的粪比以前又多又勤。可是，在单干户家里，如果全要劳力去搞副业了，那地里的活就肯定要受影响，这样，地里的活就会被耽搁了。”
　　“常言说的好：‘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在“前进社”壮大到90户的同时，以杨忠盛的20户互助组为基础的第二个合作社“解放社”也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一成立就有40户入了社，户数是“前进社”开始时的两倍，实际上有50户要求入社，但杨忠盛以各种理由拒绝了10户。
　　合作社突然变化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是“前进社”粮食的大丰收。作为一种深刻的认识和进一步的理解，一股亲合作社之风开始刮进乡村。到这里，张庄一直对合作社持怀疑态度的三个老人也开始帮助煽“合作风”。这三个老人是王国凡、杨得新、申元珍。由于上了年纪，不能劳动，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蹲在村街上拉闲话。他们到哪儿，哪就聚一大群人，只要见到这种情况，那一定是他们在议论村里发生的重要事情，而且，他们总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是不管听到什么他们都传，好的传，坏的也传。当才元威胁说要退社时，他们传合作社要解散了的谣言，他们到处传播中农李宏仁的话，说：“合作社的干部是工头见工头，谁也不怕谁，怎么也处不好。”并叫“前进社”是“吵架社”。
　　但在合作社粮食大丰收以后，他们完全改变了腔调，又开始把合作社捧上了天，“反正，合作化道路好”。他们对那些愿意听他们拉闲话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入社。”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宣传这个看法，他们的话比任何人的都管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话。
　　行动比语言更响亮。在才元和兴发的动员下，三个老人都入了社，再也不动摇了。如果有人在困难面前犹豫了，他们会一起与之展开强烈的争论，“只要我们前面有一辆车，哪怕只有一辆，我们也要跟着走。”他们的语言和行动着实影响了一大批人。
　　以后几个月的经验证明，“一群工头”是一笔财富，而不是一群祸害。“前进社”几乎吸收了张庄所有的干部为社员，而“解放社”只有一个张天明。“前进社”工作搞得很顺利，不断有新的办法、新的想法出台，解决问题效率也很高。
　　在“前进社”只有20户时，就形成了个习惯，社员们每晚都要开碰头会，评价一天的工作，登每人的工分。当合作社由20户发展到了90户时，社员们觉得，干部们和会计碰头就足够了，他们在一起登记一下大伙的工分，白天晚上都可以。后来，根据积累的经验，他们有时每一周，有时每5天开一次碰头会，因此，大大缩减了花在登记工分上的时间。
　　“前进社”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便开办了一个面粉加工厂。有一天，厂里的主任发现丢了一些麦麸，社里的领导作了调查，很快在王化南家里找到了。王化南是中农，土改时被没收了财产，当时，他帮助哥哥王少南埋藏了一个地主的许多银子。所以有人认为王化南偷麦麸是要搞垮合作社，是要对土改时人们斗过他进行报复。王化南承认是他拿了厂里的麦麸，社里开了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件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处理了。
　　秋收的时候，生产队长李树槐蹲在那儿挑玉米穗，然后，把挑出来的又大又饱的玉米穗堆在了一起，大伙都以为他在选明年的玉米种，可当轮到给他家分粮时，他却把这些挑选出来的玉米穗放在了秤上，原来，他是在给自家挑大的，几十个社员马上冲上来抗议。
　　“你凭什么这样做？”
　　“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资格搞特殊？”
　　“谁说的他可以挑大的？”
　　兴发，作为合作社主任走上前来，把李挑出来的满满一大筐大玉米穗倒回了大堆上。
　　“他可以挑出来，”兴发说，“但也别想拿回家，如果他这样干，就再也不许参加我们的生产劳动。”
　　这件事也给很得人心。大家说：“说到做到，干部是好样的。”
　　张庄三位爱拉闲话的老人，编了下面的顺口溜：

干部带头，合作社红火，
没有干部，合作社散伙。

　　杨忠盛当然有同感，他发现靠张天明一个干部来管理“解放社”很困难。天明脾气犟，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勇敢无畏，但是管理合作社就有些简单粗暴了。他总认为自己知道的多，总想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不注意团结大伙。干部的问题影响了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社”工分问题上扯皮花了大量时间，最终，收成也比“前进社”少。所以，社员们强烈要求两个社合并起来。
　　同时，那些在两社之外或者被拒绝入社的人也开始要求入社。但在这些人中，有的是有政治问题，有的是不能把工作搞好，所以两个合作社都不愿意谈他们入社的问题。
　　在以1945年的“打叛徒”运动中，有些农民曾是斗争对象，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冲击。就拿郭宏喜来说吧，他爹郭富贵是日本占领时张庄的伪村长，郭富贵已经死了，郭宏喜和他老婆、老娘一起生活，靠种地过活，一直没敢要求入社。
　　对王少南的儿子的歧视就难以让人理解了。王少南为北市的地主藏过银子（这个地主是他的小舅子），在追查这批银子的过程中，王被打死了。党的领导干部后来承认追查行动是错误的，向他的弟弟王化南道了歉，并退赔了所有被没收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少南的儿子视为斗争对象，不许他入社。
　　由于更不值得一提的原因，金少恒也被拒绝入社。1947年，农会把他定为富农并没收了他的财产，1948年他又被重新化为中农，村里归还了他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然而在1954年却没有人同意他入社，因为人们仍然认为他是斗争对象。
　　兴发和贵才都公开表示，他们不愿意区分什么合理的与不合理的斗争对象，不管对还是错。他们所主张的是，这些人过去曾经是斗争对象，那么现在就仍然是斗争对象，他们对这类问题的看法与费城红班的警察是相似的。
　　“别打我，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反共产党的。”被打的人哭喊着。
　　“我不管你是哪一种共产党。”警察说，“你被捕了。”
　　按张庄干部的道理，他们肯定会认为那些在土改的第一次洪流中被剥夺了财产的绝大部分中农实际上都是与日本侵略者有勾结的人。从划成份来说，也许他们不应该被剥夺财产，但是兴发、贵才和村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叛徒，是罪犯，他们罪有应得。
　　土改后社会开始重建时，作为土改基础的阶级成份的划分造成了大量的、有时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王京和所说，地主分子和地主成份就有区别。地主分子是指地主本人；他的儿子只是地主成份，但他的儿子能否逃脱“地主分子”的称号又主要取决于他家被没收财产时他当时的年龄，如果当时他已满了干活的年龄，那他就又被称为地主分子，因为他也过着剥削生活，否则，他就只是地主成份。
　　这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了，但还有一个多大就够了干活年龄的问题。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划分阶级的尺度可不容易，如果倒回去三代去找地主，就会有几百万破产了的地主的子孙后代也能算“地主分子”的称号。1948年，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地区解放以前3年用作审查所有家庭阶级成份的基础阶段。这项工作引出了这样奇怪的颠倒现象：一个农民为一个地主当了10年雇工，1948年划成份时，这个地主被划成了贫农，而这个雇工却被划成了中农。因为，在土改前3年中，这个地主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破落了；而这个雇工朴实勤快，置买了一些土地，因此，被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剥削者反而比被剥削者的成份低了。
　　“我想不通，”这个新中农说，“我为这个王八蛋干了10年的活，现在他倒成了贫农。”
　　还有几户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也被合作社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缺少劳力。其中一户是矿工杨个森家。他在家种了10亩地作为每天下班回来后的副业，因为每天要到矿上去上班，所以大伙觉的他不会全心全意搞好集体生产；申云鹏的地很不好，而且人也特别懒。没人愿意要他入社；贾正兰是个没劳力的寡妇，她和婆婆一起生活，有20亩地，可大部分都长了杂草，有一些小块地倒是勉强种上了，可谷穗长的还没有小拇指大，贾正兰在农忙时想雇人来帮忙，但那时大家都正忙着，所以她地里的活总是干得很迟。
　　“我们害怕要了这些人会把合作社拖垮，”“解放社”的会计说，“因为我们希望合作社能办好，所以不敢背太多包袱。再说，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买，我们只想吸收那些有一定财产的人入社。”
　　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歧视都违背了党的政策。因为共产党对合作社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示范章程草案特别强调，“不许限制贫农入社，”“不许排斥中农入社”，并进一步指出“要有计划地吸收参加辅助劳动的老弱孤寡入社”。
　　这些政策虽然众所周知，但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给合作社的压力太大了，他们说合作社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县里的领导知道，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合作社是兴盛还是失败，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他们之所以吸收中农入社，是因为中农有种田的经验、有土地、耕畜、劳力，而且很少找麻烦、出乱子。地主和富农好管理，他们被没收财产以后，都变得胆小怕事、唯命是从；而贫农，除了麻烦和问题，什么好处也带不来；他们缺这少那，而且还不听话。因为，现在是贫农掌权。
　　如果合作社搞不好，人家会说县里的干部没能耐，还有，万一合作社垮了，再重新搞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为什么不稳一点？只有拒绝接受那些只会把合作社拖垮的贫农入社，挑选有好地、好农具、好劳力的户入社，才能把合作社搞好。因此，实事求是地讲，在头一两年，上百的干部常常以对社有利的借口违背党的基本阶级政策。
　　幸运的是，正是早期合作社的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随着合作社的壮大和合并，不久便把全村的农户，有长处的、没长处的、有劳力的、没劳力的、有好农具的、没好农具的全都吸收了进来。大的集体一成立，就不会再后退了，所有的人都得一起跳一起游，老弱孤寡、斗争对象，过去的地主和富农等问题不再仅仅是村上干部的问题，变成了合作社的问题。因为两个合作社合并起来了，所以，在两社之间不再存在什么差别了。
　　张庄大规模的合作是在1955年秋天，夏收以后进行的。首先是杨忠盛领导的“解放社”与张兴发领导的“前进社”的合并，随后，原先被排斥入社和不愿入社的人都被邀请入社，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应邀入了社，即使最顽固的人看到运动的规模之大也入了社，所有的土地都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劳动，那个人单干会是一个什么前景呢？没有工可雇，没有地可卖，没有地方搞投资，没有办法搞发展，因此，他们必将会低头，放弃单干也来参加合作社。
　　但如果把合作社看成一个大集体，一个小社会，从组织上看，它仍是初级阶段，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它的内部像在互助组内部一样仍然存在剥削现象。合作社把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合并了起来，根据耕畜和主要农具的使用来分配劳动日，这样，即使所有的社员都在一起干一种活，他们的收入也会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土地的股份基金不同。事实上，在初级合作社阶段，一个人不劳动就可以生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他的土地股金很高，或如果他有两头好牲口，他完全可以不劳而获。
　　其它地方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在大寨，成立了合作社的贫下中农们抱怨说，一旦合作社发展到了全村规模，他们还会受那些土地大户的剥削。大队在付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马车费、农具费等费用以后，剩下来的供劳力分配的已经很少了，那些土地少、农具少、没有耕畜的社员看着自己的邻居依仗他们的“铁饭碗”变得越来越富了，而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就像剥了皮的高粱秆——光剩下芯了。
　　一些人在土地入社合并时对干自己土地过分的期望更加重了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的土地只收了20袋粮食，可他却报了40袋，合作社为他的高产多付了股金，为他的牲口和农具都多分了红，他得到了那么多的粮食，不仅装满了家里的粮囤，剩下的只能堆在地上。入社后，他分了4000斤粮食，这么多的粮食比单干时的任何一年都多，他自己承认，干活并没有太卖力。另一个农民叫贾长元，情况正相反，他入社的土地少，并报了实情，结果辛苦了一年，所挣的粮食还不够全家糊口，这样，两个人都对合作社不满——小贾不满是因为他的劳动所得太少了；另一个人不满意是因为在合作社里他不能为所欲为，他把自己的地看成是最好的地，他的收入多是由于他从前的地好，他想，如果自己单干，说不定会收得更多。
　　看到这些情况，陈永贵带头减低了土地股金。大伙都知道，他的地每年收32袋粮食，可他要报成18袋，会计贾振江表示反对，“谁也不许随便改动账簿。”可陈永贵说：“给我笔，不会出错，我不是要加，而是要减低我的土地股金。你反对是因为你害怕自己也得这么做吧。”
　　就这样，陈永贵在他自己名下土地一栏里写了18袋，贾振江不好意思了，也减低了他的粮食收成数。示模作用下，许多党员都减少了自己的数字，由于数字的缩小，他们所得的股金也就少了。但并非所有社员都同意这么做，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了，等来年秋后分红时，党员干部们就要吃亏。比如小章元，他们就觉得他是光杆司令——只有芯。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自己把股金减少的人，都愿意把合作社发展到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高级合作社，土地不再计算股金，所有的耕畜，大农具及其它主要生产资料都已陆续被合作社买去了，只根据工分计算分红。
　　许多地方在劳动日和生产资料股金在分成时应占的比重也出了问题。为了调动中农入社的积极性，许多初级合作社不得不按股金60%、工分40%的比例来分配。但是，这样的分配比例让那些付出大部分劳动的社员不满。随着产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创造高产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地和农具而是积极肯干的人，那些出劳力的社员对把收成的大部分分给土地和农具的主人感到不满，到了年底，社员们重新协商分配方案，决定了五五开，有的地方四六开，一两年以后又成了二八开。
　　在张庄，分配比例的问题没有他们经常碰到的其它问题尖锐，因为土改以后，村里每人占有的土地数几乎相等，土地合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土地上的特殊收入。相比较而言，这个问题比别的地方发生的较晚一些。那是在国家接管了粮食市场以后，在劳动和土地分配比例问题上，其它地方已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以后，张庄的合作社才做出决定，开始，土地与劳动的分配比例是四六开，后来又改成了二八开，因此，张庄没有人抱怨因为土地股金占的比例太大造成社员两极分化的。
　　不幸的是，对耕畜的主人可不是这样对待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张庄争论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迈进。一旦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土地、耕畜和其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成了集体所有，社员只凭付出的劳动分红。
　　在张庄，“前进社”和“解放社”合并，并吸收了全村所有的农户入社不久，就开始向更高一级迈进了。他们在1955年秋季向高级合作社迈进时，学习了邱村的经验。邱村在张庄附近，也是长治市郊区的一个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