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十三章 论自然的劳动民主
为了克服情感瘟疫而考察自然的社会力量
在本章我想表述的内容是广泛的自发的人类认识，这种认识不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因而尚未发展到对广大公众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度。
社会事件再一次卷入巨大的震动之流中。全世界人民都在问：我们由此走向哪里？现在应该做什么？哪个党、哪个内阁、哪种政治集团将为欧洲社会的未来命运担负起责任？我不回答这些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的问题。本章也无意于进行政治考察。它唯一的意图是注意一个具体的、实际的而且合理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涉及许多关于战后应如何组织世界的政治争论。这个事实曾被叫做自然的劳动民主。现在我想描述一下什么是自然的劳动民主，请注意，我描述它实际上是什么，而不是它应该是什么？
在193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年，欧洲上空风云密布，一个题为《劳动民主中的自然的劳动组织》的小册子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它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只是注明它是由一个实验工作者经本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男女同事的一致同意而写作的。它也出现在德国，不是以铅印的形式，仅仅是油印的。后来，它被译成英文。它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宣传机构的支持，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主张。但它所到之处，受到了欢呼。它在巴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巴勒斯坦的一些小圈子里得到了传播。有几十份还被偷运进入德国。只有巴黎的一个德国社会党人的周报对它作了一次评论，但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波动。在当时的政治事件中，它根本没有起到革命作用，很快就消失在混乱中。因此，它不是一个政治小册子；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反对政治的小册子，是由一个劳动者写的。然而，有两种东西不知为何却深入进了人们的头脑，持各种政治倾向和信念的男女在讨论中一再——也可以说，顺便地——提到它们。一种东西是“劳动民主”一词。另一种东西是两句话。这两句话听起来是不谙世故的、远离政治的、空想的、归根到底是无望的：“够了，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打倒政治吧！让我们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实际任务上吧！"
非常奇怪，那家刊登对这本小册的长篇评论文章的政治性报纸，也把批判集中在“劳动民主”一词和这两句听起来像一句口号的句子上。这篇评论文章对劳动民主持同情态度，但断然反对这句口号。这种矛盾说明那些熟悉这个小册子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它。表面上，这个小册子是由一个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写的，但它却明确摆脱了社会党的所有方法和利益。然而，和它的基本口号相矛盾的是，它充满了政治概念和政治讨论。
尽管它有缺陷并且缺乏明晰性，但它还是受到了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同情理解，并被偷运到德国。在此后的六年战争里，再也没有听说更多的有关它的东西。然而到了1941年，这最初的小册子的续本以《劳动民主的附带问题》为名出现了。像它的前驱一样，它也被偷运到欧洲几个国家，甚至受到了美国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的“拦截”。
劳动民主一词在完全不定形的性经济学家和植物疗法学家的圈子里找到了永久的立足点。这个词开始了它自己的生活。它越来越经常被人使用，人们谈论劳动民主制度、“劳动家庭”等等，人们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些事情。在战争混乱之中，一位性经济学家从一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小册子已翻译出来，一俟环境许可就直接付印。
在战争的最后四年里，我钻研了劳动民主的概念内容。我努力理解并阐释这个词的内容。我越是深钻这一概念，我就越明确地看出了它的轮廓，我就越完整地、有力地感知到它的实质，最终我形成了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完全符合许多被忽视但却是决定性的社会学事实。
我想尽自己的能力描述一下这幅画面所意味的东西。我决不打算从事任何关于它的宣传。我也无意从事关于它的耗费时间的争论。
下面就是我所理解的自然的劳动民主。
与政治相对立的劳动
一个想干医学职业的医学学生，必须为自己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拿出令人满意的证据。相反，一个以决定数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命运，而不是像医学学生那样以决定数百人命运为己任的政治家，在我们的社会里却不必证明他的品质和知识。
这种环境看起来是社会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这种社会悲剧几千年来以个别尖锐冲突为形式密密麻麻地遍布了人类动物社会。让我们尽最大努力来探索一下这个已简洁地描述过的矛盾。
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不管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来自贫困家庭，凡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学校训练。他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有经验的工人的技艺已经得到了长期检验，他们应以或多或少彻底的方式决定本领域的学徒有无资格从事自己的职业。这是要求，即使它经常过了头。无论如何它提供了指导。在美国这个要求已被彻底执行了，以致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都必须受过大学教育。这个要求也许被夸大了，也许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但它明确表明了社会对哪怕最简单的工作形成了多么大的压力。每一个鞋匠、细木工、车工、机修工、电工、泥瓦匠、建筑工等等，都必须符合严格的要求。
相反，一个政治家却摆脱了这样的要求。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非常狡猾，有神经质的野心和权力意志，再加上残忍，以便当出现合适的社会混乱条件时夺取人类社会的最高职位。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已亲眼看到一个平庸的记者竟能使有5000多万人的意大利民族残忍起来，并最终把它拉入不幸处境之中。22年来，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大惊小怪，不管是大洪水还是雷电，直到有一天骚乱无声无息地消失。支配人们的感情是：一切全无用！这种使整个世界不敢出声并使许多民族脱离自己习惯的生活的大骚动，留下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没有留下一个永久的思想，没有留下一个有用的制度，甚至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这种事实比别的东西更清楚地表明了那种周期性地把我们的生活拖向深渊边缘的社会非理性主义。
一个年轻的油漆工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上不幸地失败了，却可以在20年的时间里空谈整个世界，不于一点有用的、客观的、实际的工作。即使这样，巨大的喧闹声终有一天要悄悄地消失在“一切都没有用”之中。劳动的世界继续行进在自己平静的、安宁的、生活必需的道路上。至于大骚乱，只会在虚假的史书上留下一章，而这些史书却是我们孩子们的负担。
如果人们不怕麻烦把它们搜寻出来，人们将会发现在劳动与政治的截然对立中包含着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后果，这种对立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每一个男女劳动者早己意已
识到了它。首先，这些后果与政党制度有关，政党制度决定着这个星球的任何地区的人类动物的意识形态和结构形态。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探询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如何从最早的父权制、等级制的欧洲和亚洲政府制度中产生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读者将会预言，自然的劳动民主是一种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它不是应该被建立的，它和政党制度有着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劳动与政治的矛盾使我们认识到：不管是在社会的、动物的机体中还是在死寂的机体中，澄清并消除混乱状态都需要长期的科学工作。用不着细究，我们可以简练地把从事某种需要理解事实的生活必需的劳动的人叫做科学的。按这种意思，工厂里的一个车床操作工就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产品是建立在他的劳动和研究以及别人的劳动和研究的成果之上的。现在让我们把这种科学的人同神秘的人，包括政治理论家对照一下。
每一个科学的人，不管是教育者、车床操作工、技术员、医生还是别的什么，都必须实现并维护社会的劳动过程。在社会上，他有一种非常负责任的立场：他必须以实践的方式来证明他的每一个断言。他必须勤奋工作，思索，寻找改进自己劳动的新方式，承认错误。作为一个研究者，他必须考察并摒弃虚假的理论。凡是在他成功地完成某种全新的东西时，他都必须同人类邪恶作斗争，并开辟自己的道路。他不需要任何权力，因为没有一个发动机是靠政治权力来建造的，没有一种血清是靠政治权力来生产的，没有一个儿童是靠政治权力抚养长大的。科学的劳动者的生活和操作用不着武器。
与男女劳动者相反，神秘的政治理论家有一种便利的社会立场。没有人要求证明他们的断言。他们可以许诺使上帝从天堂降到人间，把恶魔从地狱里抬出来，从他们的政府大楼里建立尘世的天堂，而且在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很清楚没有人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骗局。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护了他们的野蛮断言。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言论自由”的概念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因为一个失败的油漆匠有可能利用这种权利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几年之内在世界上达到一种地位，而人类历史上科学、艺术、教育和技术的伟大先锋却从未享受到这种地位。由此可见，我们对社会事情的思考在某个领域有灾难性的错误，需要彻底纠正。依据认真的性经济的诊断考察，我们知道，对幼儿的权威主义培养，使他们畏惧和屈从，为政治权力的贩卖者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勤奋男女的奴性和轻信。
我们不妨按另一种方向来探索一下劳动与政治的矛盾。
宇宙生命能研究所的正式出版物的封面上一直印着这样一句箴言：“爱情、劳动和认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源。它们也应该支配人类存在！”[1]没有夫妻、母子和同事之间的自然的爱情作用，没有劳动，没有认识，人类社会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我作为一个医生没有必要顾忌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顾忌某种目前的外交必要性，不管它显得多么重要。我唯一的任务是阐明那些重要的但未知的事实。不管显得多么令人为难，毕竟社会生活的这三种基本职能都没有受到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的影响，或在议会民主的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相反，同自然的爱情、劳动或认识的职能毫无关系的政治理论家，却依靠普选权和政党制度而不受妨碍地、无限制地接近了各种社会权力。我得早一点声明，我一直是拥护普选权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稳固确立起来的事实：议会民主的普选权社会制度决不符合社会存在的这三种基本职能。它使议会投票有了维护或破坏这些基本社会职能的偶然性。在议会民主立法中没有任何承认爱情、劳动和认识在管理社会命运上有某种特权的规定。民主选举和基本的社会职能之间的这种分化，对社会进程的基础有灾难性的反响。
[1]这句箴言已以下列变化形式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爱情、劳动和认识是我们生活的源泉。它们也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
我只想提一下许多明显妨碍这些职能的制度和法律。我并不认为已经有哪个科学或政治集团以某种方式明确而尖锐地指出了这个基本矛盾，以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然而，这一矛盾构成了人类动物的生物社会悲剧的核心。政党制度根本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条件、任务和目的。这明显而简单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一个鞋匠根本不可能简单地成为一个裁缝，一个医生不可能简单地成为一个采矿工程师，一个教师不可能简单地成为一个细木工，相反，美国的一个共和党人可以从某一天起变成一个民主党人，同时在自己的思维上并不发生任何客观的变化，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国，一个共产党人可以简单地变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可以变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自由党人可以变为一个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变为一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或基督教社会党人。这些变化可以加强或削弱有关政党的党纲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它们可以以最无良心的方式决定整个民族的命运。
这明显表明了政治的非理性性质及其同劳动的对立。我不想探究政党在社会机体内是否有一种客观的合理的基础。在这里它是无关的。今天的政党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可说。一个社会的实际的和积极的事件同政党的界限或政党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罗斯福的新政之类的东西就是这方面的证据。所谓的政党联盟是没有客观倾向时的权宜之计，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弥合困难。稳固确立起来的现实是不能靠意见来把握的，意见就像人们换衬衫那样多变。
这些对劳动民主概念的初步阐释，已经产生了一些关于社会混乱的重要见解。这迫使我们继续循着我们关于自然的劳动民主的思路走下去。不这样做就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人类思维将在哪里、将在何时对政治产生的混乱拿出答案。因此，我们将沿着我们已走上的道路走下去，就像人们在原始森林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定居点一样。
甚至这种着眼于社会混乱的尝试，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实际的合理的工作。既然自然的劳动民主是建立在劳动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之上的，那么，这种“社会有机体的劳动”有可能导致一种实际的可行的结果。这将是劳动第一次支配社会问题。就其可以把其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纳入社会有机体的劳动而言，这种劳动将是劳动民主的。既然这种劳动抨击作为原则和制度的政治，那么，毫无疑问它将反对政治意识形态。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是看看劳动民主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按我的理解，劳动民主用社会职能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简言之，用事实和可能性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它不是以另一种政治观点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它走的道路类似于人类在道德领域里所走的道路：性经济研究的是强制性道德造成的危害，不是像政治习惯那样研究另一种道德，而是研究关于自然的性作用的具体知识和实际材料。换句话说，劳动民主的社会经济将在实际生活中证明自身，正像蒸汽包含着能量这一断言是由蒸汽机车的运动来证明的一样。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劳动民主的存在或不存在，它的实际可用性或不可用性等等作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论证。
那些以劳动民主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的男女劳动者，没有挺身反对政治家。他的劳动的实际结果显露了政治的幻想性和不合理性，但这不是他的过失或他的意图。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领域，都强烈关心改进生活的实际任务。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并不反对这一或那一事物。只有那种没有任何实际任务的政治家，才总是反对而且决不拥护某种事物。总的说来，政治是以“反对”这一或那一事物为特征的。实践中的生产性的东西，不是由政治家，而是由男女劳动者完成的，不管这是否符合政治家的意识形态石多年的经验已经明确证明，从事实践劳动的男女一直是同政治家相冲突的。因此，那些为了生活职能而劳动的人是反对政治的，不管他们是否想这样做。教育者拥护对幼儿的客观培养，农民拥护农业中必需的机器，研究者拥护科学发现的证据。人们可以满意地认为，只要一个男或女劳动者反对这一或那一成就，他或她就不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说话的，而是处在政治的或别的不合理的影响压力之下的。
说一种积极的劳动成就决不反对而总是拥护某种东西，这听起来像是不大可能的和夸大的。其理由是，我们的劳动生活是和不合理地激发起来的意见表达融合在一起的，而这些意见表达又是和客观的评价区别不开的。例如，农民反对工人，工人反对工程师。这个或那个医生反对这种或那种药物。据说民主的言论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的“拥护”和“反对”。但我认为，正是这种对言论自由概念的形式主义的和非客观的理解，造成了欧洲民主国家的失败。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一个医生反对使用某种药物。其理由可能是下列两者之一：
要么这种药物确实有害，而这个医生是有良心的。在这种情况下，药物的制造者就干了粗劣的劳动。他的劳动不能说是成功的，显然，他的动机不是为了生产一种有效而无害的药物这一强烈的客观利益。这个制造者的头脑里没有考虑药物的作用，而是受金钱利益所驱使的，即抱有不合理的动机。这种动机并不符合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医生的行动是合理的。他是为人类健康的利益说话的，也就是说，他由于拥护健康而自动地反对坏的药物。他合理地行动，因为劳动的目标和意见表达的动机彼此相一致。
要么这种药物是好的，而这个医生是不讲道德的。这个医生如果反对一种好药，那么他的行动的动机就不是为了人类健康的利益。也许他收取了另一个与之竞争的商行的报酬，要他宣传一种不同的药物。他没有履行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劳动职能，他的意见表达的动机既同其内容无关，也同任何劳动职能无关。这个医生表示反对这种药物，乃因为他私下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健康。但牟取暴利不是一个医生劳动的目的。因此，他强烈地表示“反对”某种东西，而不“拥护”它。
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应用到其他任何劳动领域和任何意见表达上。我们可以满意地认为，拥护某种事物，这一直是合理的劳动过程的一个内在部分。“反对”某种事物，这不是出于劳动过程本身，而是出于存在着不合理的生活职能这一事实。由此可见：就其性质而言，每一合理的劳动过程都自发地反对不合理的生活职能。
熟悉世路的认真的读者将乐意赞成，这种对言论自由概念的阐释使民主运动有了一个新的更好的观点。对生活利益有害的东西是粗劣的劳动，因而根本不是劳动，这一原则使劳动民主的概念具有了一种合理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形式的或议会的民主的概念中是没有的。在形式的民主中，由于在社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政治的利益，不是客观的利益，所以农民反对工人，工人反对工程师。如果把责任从政治家手中不是转交给男女劳动者，而是转交给劳动，那么，农民和工人的合作将自动地取代政治对立。
我们将进一步探索这种思想，因为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首先，我们想详细谈谈所谓民主批评的问题，民主批评也依赖于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
论客现的批评和不合理的吹毛求疵
劳动民主的生活方式强调每一个劳动者自由讨论和批评的权利。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必不可少的，而且应该是不可侵犯的。如果不实行它，人类生产力的源泉就容易枯竭。然而，由于普遍的情感瘟疫的影响，“讨论”和“批评”或多或少构成了对严肃劳动的重大威胁。我们想用一个例子阐明这一点：
我们不妨设想有一个技师在修理一台有缺陷的发动机时碰到了困难。这是一种复杂的工作，这个技师必须发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能量来克服困难。他牺牲了自己快乐的闲暇时间，一直工作到深夜。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前，他不允许自己休息片刻。过了不久，一个与此无关的人来了，看了一会儿，捡起一块石头把导线砸坏了。因为早晨他的妻子在餐桌旁唠唠叨叨地责骂了他。
又有一个与此无关的人来了，他嘲笑这个技师，说他根本不懂发动机，要不然他早就把发动机修好了。瞧，这个技师多么脏，身上尽是汗渍和油污。这还不够，这个技师还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要不然他就不会置自己的家庭于不顾。在对技师做了一番心理上的羞辱之后，这个人也走开了。这天早晨这个技师收到了自己公司的一封信，通知他解除了他的电气技师职位，因为他在自己的领域不是一个优秀工作者。
第三个与此无关的人也来了，朝这个技师的脸上吐口唾沫就走掉了。因为他的继母对折磨人有特殊才能，刚刚给了他一阵难堪。
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无关的过路人的“批评”像拦路强盗一样蛮横地挠乱了诚实的劳动，而对这种劳动他们是一无所知的，他们既不理解又不关心。这些例子是各个社会领域里的一部分所谓“自由讨论”和“批评权利”的典型。精神病学家和癌症病理学家的传统学派对尚在孕育中的仿生研究所做的抨击，就带有这种性质。他们无心帮助改进一项困难的工作，只是热衷于蛮横地攻击。当然，他们没有违背自己的动机。这种“批评”是有害的，而且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它的动机与被批评的事毫无关系，它与客观的利益毫无关系。
真正的讨论和真正的批评是不同的。我们想再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技师修理发动机时，另一个技师途经这里。他以自己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一眼就看出这个技师忙得不可开交。他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先帮助这个技师找出方式上的错误。他指出了第一个技师所忽略的重要地方；他们一起考虑在工作中会犯的错误。他帮了这个技师一把，讨论并批评了这项工作，以便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他的动机不是他的继母唠唠叨叨的责骂，也不是他职业上的失败，而是对这项工作成功的客观兴趣。
上述两种批评经常难以区别开来。不合理的吹毛求疵经常狡猾地伪装上一种虚伪的客观性。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批评，通常都被一种“科学的批评”的概念包括进去了。
就其严格的客观的和科学的意义而言，只有所谓的内在的批评才是可取的，也就是说，进行批评的人在履行批评的权利之前首先应该满足一些要求：
1.他本身应该非常了解他批评的劳动领域。
2.如果不是更熟悉，至少他也应该像他批评的人一样熟悉这个领域。
3.他应该有兴趣看到这项劳动的成功，而不是看到它的失败。如果他只想干扰这项劳动，如果他的动机不是客观的兴趣，那么，他就是一个神经质的爱发牢骚的人，而不是一个批评家。
4.他必须从被批评的劳动领域的角度来进行他的批评。他不能从一个外在的角度，即同这一劳动领域无关的角度进行批评。不能从表层心理学的角度来批评深层心理学，但可以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批评表层心理学。其理由是简单的。深层心理学必须把表层心理学纳入自己的考察之列。因此，它熟悉表层心理学。相反，表层心理学只是表层的心理学；它并不寻找心理现象背后的生物动机。
我们不能从具有加热房间功能的机器的角度来批评一个电力机器。只是就热力理论能使电力技师防止电动机过热而言，热力理论才能在电力机器上起作用。在这一方面，一个热学理论家的有益建议肯定会受到电力技师的欢迎。但因为电机不能加热房间而羞辱它，这是滑稽可笑的。
由此可见，性经济想把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自然的性活动从神经病、变态行为和犯罪行为中解放出来，不应受到来自反性的道德主义角度的批评，因为道德主义者想压制而不是解放儿童和青少年自然的性活动。一个音乐家不能批评一个矿工，一个医生不能批评一个地理学家。我们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感情或许愉快或许不愉快，但这并不影响这项工作的性质或有用性。
这些对批评和吹毛求疵的考察的唯一目的是缓和年轻的性经济学家和宇宙生命能生物物理学家看待批评的立场。
劳动是内在地合理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劳动民主概念的分析使我们来到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尽管几千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但却被视为绝对的和不可把握的。这就是复杂而广泛的所谓“人性”的领域。哲学家、诗人、浅薄的政治家，还有伟大的心理学家用“这就是人性的样子”这句话所称呼并叹惜的东西，完全相当于性经济的诊治概念“情感瘟疫”。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人类动物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职能的总和。如果所谓的不朽的“人性”等同于情感瘟疫，如果情感瘟疫又等同于人类动物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职能的总和，如果自在的并独立于人的劳动职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两个重大的人类活动领域，这两个领域是彼此根本对立的：一方是作为合理的生活职能的生活必需的劳动，另一方是作为不合理的生活职能的情感瘟疫。不难预断，劳动民主把一切没有建立在认识、劳动和爱情基础上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政治，视为情感瘟疫的一部分。我们何以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把握我们“臭名昭著的”人性？这是一个永恒而古老的问题。劳动民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教育、卫生和医学自有史以来就同人性的问题搏斗，但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它们现在在生活必需的劳动的合理职能中找到了反对情感瘟疫的有力同盟军。
为了把劳动民主的思路贯彻到底，我们首先应该摆脱习惯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思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来自爱情、劳动和认识界的根本不同的思路同来自浮华环境、外交和政治会议圈子的思路形成对照。
政治家从“国家”和“民族”方面来思考；劳动者“友好地”和“社会地”生活。政治家从“纪律”和“法律与秩序”方面来思考，普通劳动者体验“劳动的快乐”和“劳动的秩序”，“管理”和“劳动合作”。政治家从“道德”和“义务”方面来思考，劳动者体验或喜欢体验“自发的正派”和“自然的生活感情”。政治家谈论“家庭的理想”；劳动者享受或喜欢享受“丈夫、妻子和孩子的爱”。政治家谈论“经济和国家的利益”；简单的劳动者想“满足需要和不限量的食物供应”。政治家谈论“个人的自由首创性”并考虑“利润”；简单的劳动者想要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自由。
即使劳动者没有受到政治非理性主义的严重阻碍，政治家也以不合理的方式支配着劳动者以合理的方式对待或能对待的那些生活领域，尽管不合理的和合理的标签可用于同样的生活领域，但它们是直接对立的，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词。在现实实践中，它们是互相排斥的。这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国家的权威主义纪律一直阻碍着自然的社交和劳动快乐，国家已经阻碍了社会；家庭的强制性神圣性已经阻碍了丈夫、妻子和孩子的爱；强制性的道德已经阻碍了从生活乐趣中产生的自然的正派；政治家不断妨碍着男女劳动者。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社会是被一些概念统治的——注意，被政治的不合理的概念所统治——这些概念凭借强力来利用人类劳动达到不合理的目标。需要有效的制度来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保证行动和发展的自由。这些制度的社会基础不能是旧的任意的、可互相替换的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它只能是生活必需的劳动的社会职能，因为它自然地来自整个劳动领域中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范围的交融。
让我们循着劳动民主的思路进一步去探索纠缠不清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生活职能的灌木丛。在这种探索中，我们想严格地坚持思维的逻辑结果，并尽可能排除我们个人的兴趣。为了达到一个可行的结论，即使在这些对劳动民主概念的考虑中我们也不得不站在劳动民主的立场上，即我们的所做所为必须像是我们想使自然的劳动民主为社会存在负起责任。一句话，我们不得不以完全客观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检验它的恰当性。如果我们听任自己对这一或那一不必要的活动的个人兴趣左右我们，那我们也就自动地把自己排除在这种讨论的框架之外了。
如果只有各种情感瘟疫存在，那么人类早就灭亡了。不论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神秘的礼仪，不论是军事权力机构还是外交讨论，本身都不能为任何国家的人民提供哪怕一小时的食物，不能保证交通通畅，不能提供生活空间，不能治愈疾病，不能抚养儿童，不能找出自然的秘密等等。在劳动民主观看来，政治意识形态、神秘礼仪和外交策略只有在社会非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才是必需的。在实际的生活领域里，它们是不必要的，实际的生活领域是被爱情、劳动和认识支配的。这些生活必需的职能服从它们，自己产生的规律，对任何不合理的意识形态来说，它们是不易理解的。爱情、劳动和认识不是“观念”、“文化价值”、“政治纲领”、“精神态度”或“信念的表白”。它们是具体的现实，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存在。
如果人类社会是合理地组织起来的，那么爱情、劳动和认识的优先地位就无可怀疑，有权利决定社会存在的是它们，而不是不必要的制度。在劳动民主观看来，个别集团可以武装起来并互相残杀，其它集团可以炫耀神秘的礼仪，还有些集团可以热衷于意识形态讨论，但它们不能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而支配、利用并主张社会的基本生物职能。而且，它们不能使这些职能失去各种起决定性影响的权利。
在对待这两种人类活动领域的态度上，社会非理性主义是浓厚存在的：
一个政治家能够欺骗数百万人民，即，他可以许诺建立自由而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没有人要求证明他的软弱无能或他的许诺的可行性。无须引导或阻碍，一个神秘主义者就可以使人民群众充满死而复生的信念，他不需要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我们不妨把一个政治家或一个神秘主义者的权利和一个铁路工程师的权利比较一下。如果后者极力说服20多个想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旅行的人相信，他可以飞到月亮上，人们就会立即把他投入监狱或精神病院。我们不妨进一步设想，这个铁路工程师拿着一杆枪，坚持认为他的断言是真实的，如果候车的乘客不相信他的话，他就把他们关起来。这个铁路工程师不得不把人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他想保持自己的职位的话，他就必须尽可能实际地和安全地这样做。
一个建筑师、医生、教师、车床工、教育者在开始建一所学校、诊治病人、做一件家具或培养儿童时，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还是基督教徒，这完全无关紧要。这些劳动者没有一个能作长篇讲演或作出狂热的许诺，他不得不从事具体的实际的工作。他不得不一块一块地彻砖，而且在动手之前，他必须认真考虑并画出蓝图，说明一所学校应具有的房间数目、安置通风设备和出口的位置、窗户应在何处、办公室和厨房应在何处。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宗教的、法西斯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从事实际工作毫无用处。劳动者不会在闲聊中浪费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工人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但一个理论家却不断纵容自己的狂想，而不干一点实在的工作。一群政治家完全毁灭了这个或那个国家之后，他们还会在别的国家继续进行乏味的意识形态争论。真正的进程对政治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如果政治家满足于只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争论，并不力图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人或决定民族的命运，这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反对的。
我一度力图亲自检验上面例举的劳动民主思想体系。1933年，当我开始预言宇宙生命能的存在是一个假说时，如果我公开断定这种能量真的存在并能破坏癌症，那么，我只能会证明过分热忱的精神分析学家为我已经下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并会被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根据我在生物学领域里的研究，我本可以传播一些意识形态，可以建立一个政党，假如说，建立一个劳动民主的自由党。毫无疑问，我可以和别的不怎么有实际经验的人做这件事。凭借我对人民的影响，在我周围聚集起我的党卫队，让几千人佩戴劳动民主的徽章，这是很容易的事。但所有这一切不会使我更进一步地接近癌症问题并理解人类动物的宇宙般或海洋般的感情。我会稳固地确立劳动民主的意识形态，但仍然发现不了自然地呈现的而尚未被领悟的劳动民主过程。连续几年，我非常刻苦地工作，进行观察，纠正错误，尽力克服自己的非理性主义，理解为什么生物学既是机械的又是神秘的。我没有抱怨。我不得不读书，解剖老鼠，以上百种不同的方式研究各种材料，直到我实际地发现了宇宙生命能，直到我把它搜集到存储器里，使它成为可见的。只是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我才能提出问题的实际方面，即宇宙生命能是否有治疗效果。在这一点上，我是听任劳动过程的有机发展指导的。这意味着每一生活必需的实际劳动本身都是合理的有机的发展，它无论如何不能被征服或战胜。这一概括包含着一个根本的生物学原则，我们叫做“有机发展”。一棵树在长到两码[1]高之前必须先长到一码高。一个儿童在达到理解别人的作品的意思之前必须先学会阅读。一个医生在理解病理学之前必须先学习解剖学。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发展都来自一个劳动过程的有机进步。男女劳动者是这种劳动的职能器官。不管他们是好的还是差的职能器官，劳动过程本身并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个男人或女人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差的职能器官，从根本上取决于他或她的性格结构的非理性主义程度。
[1] 1 码 = 0.914 米。——译者注
可以认为，这种“有机发展的规律”在不合理的职能中是没有的。在这些职能中，早在开始实际工作之前，目标就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了。活动遵循着一个固定的预想的计划，因此，在本性上它一定是不合理的。这明显而简单地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在世界著名的非理性主义者身后，的确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为后代所用。
几千年来，有机发展的规律已明显表现在所有技术的科学的艺术上。伽利略的成就来源于对托勒密体系的批评，并且扩展了哥白尼的工作。刻卜勒接过了伽利略的工作，牛顿又接过了刻卜勒的工作。许多代的男女劳动者和研究者是从客观自然过程的这些职能器官中发展起来的。相反，所谓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尼禄、拿破仑，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们在非理性主义者中间也找不到任何连续性的痕迹，除非把拿破仑梦想成为第二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当作一种连续性。
在这些人身上，非理性主义完全表现为一种非生物的和非社会的，甚至反生物的和反社会的生活职能。它缺少合理的生活职能的本质特点，如萌芽、发展、连续、不偏离过程、与其它职能相交织、断裂和生产性。
现在让我们用这些见解来看看能否从根本上克服情感瘟疫。回答是肯定的。不管人类动物是多么施虐狂的、神秘的、爱闲聊的、不审慎的、无常的、有盔甲的、肤浅的和乐于空谈的，但他们在自己的劳动职能上自然地先倾向于合理的。正如非理性主义在意识形态过程和神秘主义中发泄并传播一样，人的合理性也在劳动过程中得以证实和传播。人在自己的劳动职能上不能是不合理的，这是劳动过程的一个内在部分，因而是人的一个内在部分。在人的天性上，在劳动本身的性质上，人不得不是合理的。由于非理性主义败坏劳动过程并使劳动的目标成为达不到的，非理性主义也就自动地排除了自身。情感瘟疫和劳动过程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明显表现如下：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人总是想在关于劳动职能的讨论中同技术员、产业工人、医生等等达成非正式的理解。然而，一旦转到意识形态的话题上，这种理解也就破灭了。有迹象表明，许多独裁者和政治家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也就符合惯例地放弃了他们的劳动。一个鞋匠如果沉浸在神秘的狂热之中并自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人民的救世主，将不可避免地把鞋底割坏并乱了针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将面临着挨饿。而政治家却靠这个过程而强大富裕起来。
情感的非理性主义只能扰乱劳动，决不能完成劳动。
我们不妨从劳动民主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种劳动民主的思路。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劳动”的炫耀或理想化吗？鉴于我的医生和教育者的任务，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把生活必需的合理的劳动同不必要的不合理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即辨别劳动的合理的和合理地起作用的特点，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研究者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能靠给我的一个植物治疗的学生灌输更好的来世希望或指定他是“植物治疗大师”，来帮助他克服自己结构上或工作上的实际困难。植物治疗大师的称号根本无助于他解决困难。我指定他是植物治疗大师，只会给他带来危险，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我应该告诉他有关他的弱点和短处的全部真相。我不得不要求他亲自承认这些弱点和短处。这样，我也就听任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和实际经验的指导。我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来迫使我出于道德的或别的理由而成为合理的。合理的行为是由我的劳动以客观的方式加于我的。如果我不努力合理地行动，我就会挨饿。如果我极力用幻想来掩盖困难，我的劳动就会直接纠正我，因为我不能靠幻想消除生物病态的瘫痪，就像一个机械师、建筑师、农民或教师不能靠幻想来完成自己的劳动一样。我也不要求合理性。它是不依赖于我的样子，不依赖情感瘟疫而客观地呈现于我的。我不命令我的学生是合理的，因为这无济于事。我教育他们，告诉他们按自己的兴趣并根据实际劳动过程，把自己身上的和世界上的合理的东西与不合理的东西区别开来。我教育他们发扬合理的东西，抑制不合理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情感瘟疫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靠躲到意识形态、神秘主义、残忍或政党之中来逃避负责任的困难和日常生活与劳动的现实。
这是一种全新的立场。新不在于劳动的合理性，也不在于它对男女劳动者的合理影响，而在于劳动本身就是合理的并且具有一种合理的效果，不管我是否知道它。如果我知道它，那就更好。于是我就能和合理的有机发展保持一致。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来说，这也是一种新立场。对社会学来说它之所以新，乃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一直把社会的不合理活动当作合理的，对心理学来说它之所以新，乃因为心理学不怀疑社会的合理性。
生活必需的劳动与其他劳动
人们越是深刻地钻研自然的劳动民主的性质，人们也就越多地在人类思维中发现邪恶，这种邪恶是由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让我们通过考察劳动概念的内容来阐释这一论断。
我们已经把劳动与政治意识形态作了对照，把劳动等同于“合理性”，把政治意识形态等同于“不合理性”。但真正的生活决不是机械的。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建立一种新的黑白分明的对立。但是，就政治的确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而相形之下劳动本质上是合理的而言，这种生硬的二分法又是有道理的。例如，如何看待建立一个娱乐场呢？这个例子迫使我们把生活必需的劳动同生活不必需的劳动区别开来。在“生活必需的劳动”标题下，我们应包括每一种对维护人类生活和社会机制必不可少的劳动。因此，如果缺少了哪种劳动就会对生活过程有害或禁锢生活过程，那么，这种劳动就是生活必需的。相反，如果缺少了哪种劳动也不会改变社会过程和人类生活，这种劳动就不是生活必需的。我们把那种对生活过程有害的活动叫做非劳动。
连续几个世纪，不劳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贬低的正是生活必需的劳动。另一方面，它又把非劳动当作高贵血统的标志。一切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这种作法的反应是机械的和僵化的颠倒的评价。社会主义者想象“劳动”唯一和那些在封建主义中被贬低的活动有关，即本质上和体力劳动相关；而统治阶级的活动则被当作非劳动。诚然，这种对意识形态评价的机械颠倒，完全符合有关两个在经济上和人格上截然区别的社会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概念。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社会的确可以分成“拥有资本的人”和“拥有劳动力商品的人”。然而，从生物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不论是从意一识形态上还是从心理学上都不存在这一阶级和那一阶级的截然区分，肯定在劳动的基础上是没有这种区分的。一个人民集团的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和它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状况经常是尖锐对立的，这一事实的发现能使我们理解迄今为止从未被了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1930年，明显存在着意识形态月经济的“分裂”，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发展成一种社会力量，而这一社会力量并不限于一个阶级。
首先，联想到儿童和青少年自然的性活动的压抑可以看出，存在着同各阶级的经济分配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类动物的基本生物职能，阶级界限是彼此交合和交叉的。性活动的压制不仅同每一父权制社会的一切阶层和阶级有关，而且正是在统治阶级中这种压制经常显得最为突出。的确，性经济能够表明，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的那种施虐狂，绝大部分主要归因于从被压制的性活动中产生的施虐狂。施虐狂、性压抑和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在德·科斯特[1]的《关于乌兰斯比格的传说》中得到了卓越表现。
[1] 德·科斯特（1827—1879 ) ，比利时作家。——译者注
劳动的现实社会职能还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界限相迭合和交叉。在社会主义党内，许多主要的政治家从不从事生活必需的劳动，根本不了解劳动过程。通常当一个工人成为一个政治官员时，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政治社会主义叫做与工人相对立的“统治的非劳动的阶级”的那些阶级，却构成了工人的基本主体。最适合用来证明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盲目性的，莫过于政治反动派（例如在奥地利）的主要成员来自于技术大学的学派这一事实。这些技术人员是煤矿工程师，火车、飞机、桥梁、公共建筑等等的建筑师。
现在让我们用劳动民主的批评来看看资本家概念。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资本家要么是“经济领袖”，要么是“不劳动的寄生虫”。这两种概念都是机械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上不现实的和不科学的。有劳动的资本家；也有不劳动的资本家。有些资本家的劳动是生活必需的，也有些资本家的劳动是不必要的。在这方面，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劳动与政治的矛盾既同资本家有关，也同雇佣工人有关，犹如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像一个石匠可以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一个资本家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句话，我们要认识到，根据政治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在社会混乱中的方向，是不可能的。具体的重新定向的可能性是由劳动民主的观念提供的，这观念是建立在对劳动概念的现实主义评价上的。因此，在生活必需的劳动问题上，政治的资本家阶级分成两个集团，它们不仅是彼此对立的，而且经常是彼此对抗的，一个集团包括那些拥有资本、既不劳动也不计划、而是让别人为自己的利润劳动的人。亨利·福特可以持这种或那种政治观点，在意识形态上他可以是一个天使或者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个建造汽车并完全改变美国技术面貌的美国人。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爱迪生无疑是一个资本家，但人们很难碰到一个工人运动的政治官员不使用托马斯·爱迪生费了很大劲才发明出来的白炽灯，或敢于公开说爱迪生是社会的一个不劳动的寄生虫。从劳动民主的观点看，赖特兄弟、琼克斯、赖克特、蔡斯也属于这种情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名字。这些从事客观劳动的资本家与那些仅仅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本而不劳动的资本家，有明显的区别。在劳动问题上，后者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类型，因此在根本上他们相当于那些坐在这间或那间办公室里决定“工人阶级政策”的社会主义政党官僚。我们已经饱尝了不劳动的资本占有者和不劳动的政治官员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很清楚不能按意识形态概念定向，而应该按实践活动定向。
从生活必需的劳动的观点出发，许多根深蒂固的政治概念和依赖于这些概念的“政治科学”被补充和改变了。“工人”的概念必须扩大。经济阶级的概念由人类结构的事实所补充，因而经济阶级的社会重要性大大减弱了。
继而，由于全新的社会事件的出现和自然的劳动民主事实的发现，必定产生一些本质变化，这些变化会强行干预概念。至于人们将如何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不抱任何幻想。这种或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将产生一种非常尊贵的、听起来调子很高很洪亮的叫喊。但不管是否运用武力，这将对事实和过程的现实没有任何影响。不管一个政治过程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不管怎样处死几百种“主义者”，事实依然是：在美国、印度、德国或别的地方，医生或技术员、教育者或农民都要从事生活必需的劳动。而且在日常实际生活中，他们要比早在1923年建立的第三国际能为生活过程完成更多的东西，不管完成得更好还是更坏。在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时，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或美国有一天把所有教师或所有医生从社会过程中排除出去，那该是何种样子！
过去20年的历史确证无疑，政治意识形态宣扬“消灭阶级差别”、“建立民族统一”等等，但根本没有使阶级差别的存在、人类共同体的瓦解及其对自由和正派的压制起任何变化。它们只是使事态白热化，甚至达到了灾难的程度。因此，科学地解决人类动物的社会悲剧，应始于澄清并纠正那些使人类社会永化瓦解的意识形态政党概念。
劳动民主并不把“工人”概念限定在产业工人上。为了避免误解，劳动民主把每一个从事生活必需的社会劳动的人都叫做工人。“工人阶级”概念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限定在产业工人身上的概念，使产业工人疏远了技术员和教育者，制造了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过程的代表之间的敌意。的确，这种意识形态使医学和教育职业者服从“革命无产阶级”；他们被叫做，“资产阶级的奴仆”。不仅职业医务和教育工作者，而且还有工业无产阶级，都不赞成这种归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工业中心，医生和工人的客观的现实的联系和合作，要比产业工人和那些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联系更深刻、更严肃得多。既然劳动共同体和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部门的交叉是出于自然的过程，并为自然的兴趣所哺育，那么，唯有它们能抵制政治分裂。显然，如果一个生活必需的产业工人集团把一个同样必需的医生、技术人员或教师集团贬低到“奴仆”的地位，并把自己抬高到“主人”的地位，那么，教师、医生和技术人员就会跑到宣扬种族优势的人的队伍里，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奴仆，甚至不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奴仆”。“革命无产阶级”跑到一个政党或工会的队伍里，而这个政党或工会并没有使他们承担任何责任，而是使他们幻想自己是“领导阶级”。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业已明确证明，这个“领导阶级”担负不起责任，它甚至会实行种族仇恨，例如在美国，白人工会否认黑人工人有会员资格。
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政党概念的给果，在这种概念支配下，劳动产生的共同体被窒息了。因此，只有新的工人概念，即从事生活必需的劳动的人这一概念，才能弥补裂痕，使社会机构和生活必需的劳动的组织相一致。
毫无疑问，政党理论家是不欢迎这样澄清概念的。我们可以肯定，在对这种澄清概念的态度上，不管这一或那，权力机构如何，这些意识形态的谷壳都将明显而自发地脱离实际的谷粒。实际的谷粒就是那些肯定并提倡自然的劳动共同体的人，而一切生活必需的劳动的交织则提供了这一劳动共同体的基础。相反，那些认为政党意识形态和概念（即那些全面阻碍和妨碍我们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概念）比一切男女劳动者的共同体更重要的人，将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下制造混乱，从而证明自己是谷壳。但对这些概念的澄清将是和围绕这些关系自然地呈现的知识相一致的，因而是和根据所有劳动部门的交叉来安排社会生活的需要相一致的。
在对工人概念的这种讨论中，我完全遵循了劳动民主的思维强加于我的逻辑。不管我是否愿意，我不得不得出上述结果。其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正当我写这几页的时候，我恰恰正需要为奥格侬[1]做些标记和招牌。我不是木匠，我自己做不成招牌。我也不是画家，也写不出漂亮的字。但我们的试验室又的确需要有招牌。于是，我不得不同木匠和画家接触，平等地讨论制作和写招牌的最好方式。离开了他们的经验和实际建议，我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是否把自己当作非常博学的学者和自然科学家，这完全无关紧要，正像这个画家或木匠对法西斯主义或新政持这样或那样的“观点”无关紧要一样。木匠不会把我看作“革命无产阶级的奴仆”，画家也不会把我当作完全多余的“知识分子”。劳动过程使我们有必要互相交流知识和经验。例如，如果这位画家想干好自己的工作，他就必须理解我们的机能研究方法的象征。事实上，当他懂得了这种象征的意义时，他就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位画家和这位木匠那里学会了许多关于文字布局和招牌制作的事情，这有助于我们向外界正确表达研究所的职能。
这个关于各劳动部门的客观的和合理的交叉的例子，是非常明确的，足以使我们理解那种支配舆论形态因而压制自然劳动过程的深不可测的非理性主义。我越是具体地与其它劳动部门相联系来表现我的劳动过程，我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劳动民主的思想眼界。毫无疑问，当我自愿接受显微镜制造者和电气工程师的指教时，当他们又自愿听取我在透镜或电气设备的特定宇宙生命能物理学的用途上对他们的指教时，劳动过程就很顺利。离开了磨镜工和电气工程师，我在宇宙生命能的研究上就不能前进一步。反过来说，电气工程师和磨镜工要努力解决光学和电学理论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有希望通过宇宙生命能的发现而得以澄清。
[1]赖希在美国缅因的朗格勒的家和研究所的名称 “Orgonon”。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故意以原始的方式描述各劳动部门交叉这一明显事实，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尽管所有这一切如此简单，但对男女劳动者来说仍像是陌生的新东西。可以肯定，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一切劳动过程的自然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的事实，不是明确而简单地表现在男女劳动者的思维和感情上的。诚然，每一个男女劳动者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而自行地熟悉这种相互联系，但当他们得知社会离开了他们的劳动就不能存在或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劳动组织负有责任时，这听起来就陌生了。生活必需的活动和对自己为这种活动所负的责任的意识之间的这种裂隙，是由政治意识形态体系造成并长期保持下去的。这些意识形态应对实践活动和男女劳动者的不合理倾向之间的裂隙负有责任。这个论断听起来也是奇特的和陌生的。但是，如果人们捡起欧洲、亚洲或别的地方的不管何时的报纸认真研究一下，人们也就容易相信这个论断的准确性了。人们很难找到而且仿佛是偶尔找到关于爱情、劳动和认识过程的基本原则和性质、它们的生活必要性、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合理性、它们的严肃性等等的谈论。相反，报纸充满了高级政治、外交、军事和仪式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日常生活的现实过程没有任何影响。这样一来，普通男女劳动者就会觉得，与高级的、复杂的和“聪明的”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争论相比，自己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普通男女劳动者感到自己是渺小的、不得体的、多余的和被压迫的，不过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在群众心理学上，这个论断的准确性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经常进行这样的证明，而且总是得出同样的结果。
1.某个工人有一种好想法，这能使他的工作有重大改进。我们要求他把自己或大或小的发现写出来并送去发表。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碰到了奇特的反应。这个从事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的工人似乎想躲进甲壳里。他似乎想说——而且他经常正是这样说的——“我是那号写文章的人吗？我的工作不值得。”一部分工人对自己工作所持的这种态度是群众心理的一个典型现象。我在这里对它的描述非常简单，但说出了它的本质，每一个人都不难相信的确如此。
2.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报纸的编辑。我们建议他把形式的、完全政治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缩减到报纸的两个版面，留出一两块二版面多登载关于技术、医学、教育、矿业、农业、工厂劳动等日常实际问题的文章。他会完全不理解地而且茫然不知所措地瞪着我们，他会怀疑我们的精神状态是否健全。
这两种基本态度，即人民群众的态度和舆论制造者的态度，是互相补充和互相决定的。舆论的性质实质上是政治的，它对日常的爱情、劳动和认识生活的评价是很低的。这是与那些有爱情和认识并从事劳动的人体验到的社会地位卑贱感相一致的。
只要政治非理性主义对舆论的形成，因而对人类结构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占99% ，而社会生活的基本职能所起的作用只占1 % , 就根本谈不上对社会状况的合理评价。如果人们想剥夺政治非理性主义的权力并达到社会的自我管理，那么至少必需完全颠倒一下这种关系。换句话说，实际的生活过程也应该在新闻界、在社会生活的形式上发出有力的呼声，它应该和它们一致起来。
在这种对政治概念的展开和纠正中，我们碰到了一种难以对付的论点。这种论点是：政治意识形态不能被简单地清除掉，因为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对社会趋势的决定作用，不仅要靠他们的生活必需的劳动，而且也要靠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世纪的农民战争是一种具有革命化的社会效果的政治造反。俄国共产党改变了俄国的面貌。可以说，人们不能禁止或防止“政治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像爱情、认识和劳动一样，它们也是人类需要，具有社会效果。我们对这些论点的反驳如下：
1.劳动民主的思想并不想禁止或防止任何东西。它唯一指向的是爱情、劳动和认识的生物生活职能的实现。当它受到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支持时，自然的劳动民主只是得以助扬而已。但如果一种具有不合理要求和主张的政治意识形态阻碍了道路，那么，劳动民主的行动就像一个伐木者在伐树时受到毒蛇的攻击一样。他将杀死毒蛇，以便不受阻碍地继续工作。他不会因为树林里有毒蛇而放弃自己的伐木工作。
2.诚然，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些也具有社会效果的事实，它们不能被简单地打发掉或靠空谈来抹掉。然而，劳动民主的观点认为，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人类动物悲剧的一个可怕的部分，政治意识形态是纠缠不清的现实，这并不能证明它们具有生活必需的特性。淋巴腺鼠疫是一种异常有力的社会现实，但没有人会认为它是生活必需的。人类在原始森林中的定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个现实的而且复杂的社会事实。但洪水也同样是事实。谁会仅仅因为洪水的破坏力量和人类定居活动都具有社会效果而把它们等同起来呢？是的，正是因为我们未能区别开劳动与政治、现实与幻想，正是因为我们错误地把政治当作一种可以和播种或盖房相提并论的合理的人类活动，才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不合格的画家可以把整个世界投入不幸之中。我曾一再强调，本书的主要目的——毕竟不是为了娱乐而写的——是证明人类思维中的这些灾难性错误，并把非理性主义从政治中清除出去。农民、产业工人、医生等等不仅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而且还主要通过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存在，这是我们社会悲剧的一个根本部分。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阻碍着客观的职业活动，它把每一职业分裂成敌意的意识形态集团；使产业工人分化为二；限制医学职业的活动，危害病人。总之，政治活动阻碍着它声称为之奋斗的东西的实现，如和平、劳动、安全、国际合作、自由而客观的言论、宗教自由等等。
3.诚然，政党有时改变了一个社会的面貌。然而，从劳动民主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强制性的成就。最初，当卡尔·马克思开始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哪一个党的党员。他是一个科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正是人民群众的情感瘟疫阻碍了他的声音的传播；正是这种情感瘟疫使他陷入贫困和不幸之中；正是这种情感瘟疫迫使他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即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久他亲自把它解散了。正是这种情感瘟疫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有任何关系，甚至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马克思感叹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一事实的一个确证。如果在人民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合理的思维而不是不合理的思维，他决不会想起去建立一个政治组织。诚然，政治机器经常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因人类非理性主义而成为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如果劳动和社会意识形态彼此相一致，如果需要、需要的满足和满足需要的手段与人类结构相统一，就不会有任何政治，因为那时政治就是多余的了。当人们没有房屋时，人们或许不得不生活在树洞里。一个树洞不管是比房屋好还是比房屋坏，但它不是房屋。即使人们不得不在树洞里生活一段时间，体面的房子仍然是人们向往的目标。清除政治和政治由之而生的国家，恰恰是社会主义奠基人忘记了的目标。我知道提到这些事情是令人窘迫的。一个医生如果认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拯救生命而防止那些必须治愈的疾病，就需要有很多的思想、真诚、知识、自我批评。我们将把那些帮助人类社会非常彻底地揭露政治存在的不合理动机及其“必要性”，以使每一种政治都成为多余的政治家，视为客观的合理的社会学家。
劳动民主对政治的这种批判不是孤立的。在美国，对政治权力贩子的仇恨和对其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是普遍的。从苏联我们得知，许许多多的技术人员越来越明确地反对政治家。也许政治家们对苏联一些政治领导人的处决具有一种我们大家不了解的社会意义，但我们已经学会把这些处决当作政治非理性主义和施虐狂的表现了。欧洲独裁者的政治在整整十年中是无敌的。如果人们想不费劲地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妨思索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希特勒竟能遏制整个世界的气息这么多年。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天才，这一事实比其它任何事实更能暴露政治的本性。随着希特勒，政治达到了它最高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对这些结果如何反应。总之，我认为，20世纪以其惨重无比的灾难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的开始，即摆脱政治。当然，我们不可能预见政治本身仍将在根除政治情感瘟疫上起多大作用，自觉组织起来的爱情、劳动和认识的职能将起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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