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五章 权威主义家庭的性经济前提
既然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于权威主义家庭而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那么，政治反动势力就不得不把权威主义家庭当作“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基础来加以维护。在它的这种宣传中，它可以依赖群众的深处的非理性因素。反动的政治家在宣传中不会泄露他的真正意图。德国群众也不会对号召“征服世界”的口号作出响应。政治宣传是一种对群众产生心理影响的问题，在政治宣传中直接对付的不是经济过程，而是人类结构。本着这种考虑，我们标明了精神卫生学工作的确定方式，如不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在群众心理问题上就会犯错误。所以，革命的性政治不应只指出权威主义家庭的客观基础。如果它想对群众心理有影响的话，它就应该求助于人在生活和爱情上对幸福的渴望。
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不能把家庭当作权威主义国家的基础，而只能当作一种支持权威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制度。然而，我们必须把它视为政治反动势力的细胞，即产生反动的男男女女的最重要的核心。它是从确定的社会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成了保护那种塑造着它的权威主义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在这一方面，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发现至今仍然是有效的。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家庭的历史。我们关心的是一个重要的当代的性政治问题，即性经济如何能最有效地反对那种权威主义家庭起着决定作用的反动的性政治和文化政治？绝对有必要准确地论述权威主义家庭的基础和作用，特别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甚至革命派都不明确。
权威主义家庭包含着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有效的性经济的群众卫生学的话，就必须非常详细地了解这个矛盾。
为了保存权威主义家庭制度，单靠妻子儿女对丈夫和父亲的经济依附是不行的。对被压迫阶级来说，这种经济依附之所以是持久的，仅仅取决于尽可能不让妇女和儿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性存在物。不应把妻子当作一个性存在物，而只应当作一个生孩子者。从根本上说，与劳动群众的母亲遭到的野蛮对待完全不同的对母性的理想化和物化，成了防止妇女获得性意识，防止被强加的性压抑崩溃，防止性焦虑和性犯罪感失控的手段。在性问题上觉醒起来妇女，一旦得到肯定和承认，将意味着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崩溃。保守主义的性改革总是犯这样一个错误：只把“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权利”当作一种口号，不能明确无误地把妇女当作一个性存.在物来维护，至少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母亲来维护。而且，保守主义的性改革使自己的性政策主要立足于生育功能上，而不是彻底破除那种把性活动与生殖等同起来的反动观点。因此，它不能强有力地抵制神秘主义。
那种赞美“大家庭的幸福”的意识形态，对保护权威主义家庭来说是必要的。不仅按好战的帝国主义利益来说，它是必要的，而且它最基本的目的也正是掩盖与妇女的生育功能相对的妇女的性功能。例如，我们发现，在哲学家韦宁格的著作里对“母亲”和“妓女”所做的截然区别，依据的就是反动者对性欲和生殖所做的区别。按照这种观点，为了性快乐而进行性活动就是对妇女和母亲
的贬低，只有“妓女”才是要求快乐并为之而生活的女人。性活动只有在出于生殖之目的时才是道德的，而生殖范围之外的性活动是不道德的，这种观念是反动的性政治的最重要特点。这种观念即使是由像萨尔金德和斯托里亚罗夫那样的共产党人来表达的，也同样是反动的。
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求，妇女只能是生孩子的机器，她们不能违背这一功能。一句话，这意味着不能用性满足来抵销她们的生育功能。然而，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意识到自己性活动的妇女决
不会自愿地留意那些在她的思想上造成奴役的反动口号。性满足和生育之间的这种对立仅仅适用于权威主义社会，而不适用于劳动民主。这是一个有关妇女生孩子的社会条件的问题：是在有利的社会保证的条件下，还是在不能为母亲和孩子提供妥当保护的条件下。换句话说，如果妇女生孩子没有任何社会保护，没有抚养她们后代的社会保证，而且如果她们自己不能决定将有多少孩子，而是自愿地、不加疑问地履行这种功能，那么，与妇女性功能相对的母性也就被理想化了。
如果我们想弄懂希特勒的党像中间派政党一样主要依靠妇女的选票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弄清楚非理性主义。在这里起作用的非理性机制，造成了作为生孩子者的妇女与作为性存在物的妇女之间的对立。我们记住了这一点，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下列态度：
保护已经存在的大家庭，是一个社会感情问题；保护大家庭形式，是一个生物学观和民族性的问题。大家庭必须受到保护，不是因为它是饥饿的；它作为德国民族的一种有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受到保护。它之所以有价值而且必不可少，不仅因为它是未来人口数量的唯一保证〔客观地讲，这是它的帝国主义功能——作者〕，而且因为只有在它中间能找到对民族道德和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支持。……保护现存的大家庭是同保护大家庭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保护大家庭的形式是一件具有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必要性的事情。这种观点还坚决反对废除第218 条，主张怀孕是不可侵犯的事情。中止怀孕是违背家庭的意义的，家庭的任务正是培养下一代——更不用说中止怀孕将意味着大家庭的最终破坏了。
这就是《人民观察家》在1931年10月14日说的话。因此，政治反动者的家庭政治也是中止怀孕问题的关键，这比以前显得突出的因素，如工业后备军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更重要得多。在经济危机年代，那种主张保持工业后备军的论点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中肯性，因为在经济危机的1932年，德国有几百万失业工人，全世界有4000万失业工人。当政治反动势力一再告诉我们为了大家庭和“道德秩序”的利益而必需保留流产法时，当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卫生学家格罗思简在这一方面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路线进行论证时，我们应该同意他们的看法，即“权威主义家庭”和“道德主义伦理学”是极其重要的反动力量。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当作不重要的东西丢在一边。这是一个靠压制妇女的性需要来使妇女依附于权威主义家庭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这些妇女对丈夫行使的反动影响的问题；这是一个维护反动的性宣传对数百万被压抑并容忍压抑的妇女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从革命的观点看，绝对有必要追踪一下政治反动势力，不管它的影响在哪里出现。应该追寻一下它在哪里维护它的制度。因此，首先应注意的是那种作为一种制度来“保护国家”的权威主义家庭，其次才是所有反动的性政治问题。这同所有经营小生意的中产阶级成员的基本兴趣是一致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家庭构成着或至少有助于构成一种经济统一体。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国家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被下中层阶级的旧的经济方式所决定，也正是以这种观点出发，促使反动的性学宣扬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现代文明的挣工资者来说，家庭同社会存在方式不再有任何直接的相互联系。家庭不是在经济上固定下来的。因此，现代的挣工资者能够把国家当作社会的一种强制性机构，对他的性学和性经济来说，那种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物学，观点是无效的。如果能证明工人容易受这种反动观点影响的话，那么这应归因于他接受的权威主义家庭教育。小农场主和下中层阶级人士，如果他们的家庭状况同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有机联系的话，会更容易看出自己的社会责任。
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表明，家庭和经济之间的这种联系由于小企业的经济崩溃而松散了。但经常提到的下中层阶级的基本特点，即它的权威主义家庭纽带，仍然起作用。因此，更容易接受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大家庭”意识形态，而不是那种控制生育的革命意识形奔。这主要是因为，革命运动未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并把它摆在首要地位。
尽管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但如果我们不能联系到其它与之相矛盾的因素来评价它，我们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考虑不到遭受性禁锢的人身上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评价就必然是虚假的。一开始，性道德主义的思想感情与具体的性存在方式之间的矛盾就是决定性的。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在西部德国过去有许多明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控制生育的集团。在1931年的沃尔夫—金勒的竞选运动中，把流产法交付表决。表决结果显示出，那些投票支持中间党派或纳粹党的妇女是赞成废除这个法律的，而她们的党却强烈反对废除这个法律。这些妇女为了得到性的满足，也投票支持性经济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她们之所以同时也投票支持中间党派和纳粹党，不仅是因为她们一点不了解这些党派的反动意图，而且也因为她们仍旧充满着关于“纯洁的母性”，关于母性与性生活相对立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她们大多数人仍然处在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尽管这些妇女完全不知道权威主义家庭在专制中的社会作用，但她们却摆脱不了政治反动势力的性政治的影响。她们对控制生育持肯定态度，但她们害怕革命世界加给她们的责任。
性反动势力毫不犹豫地想方设法利用性焦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革命一方没有进行相应的性经济的反宣传，那么信奉基督教或民族主义观点的普通工人的妻子或下中层阶级的妇女，就不得不受下列宣传的影响。
1918年，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战斗同盟贴出了这样的标语：
德国妇女们！
你们是否意识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你们准备了什么东西？
布尔什维克主义想使妇女社会化：
1.废除17 到32 岁的妇女的财产权。
2.所有妇女都是人民的财产。
3.以前的所有者仍保持对自己妻子的优先权。
4.每一个想使用人民财产的样品的人，都必须经工人委员会批准。
5.任何男子都无权一个星期使用一个妇女三次以上，且不得超过三个小时。
6.每一个男子都必须检举对他进行反抗的女子。
7.每一个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男子，为了获得这种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每月必须缴纳100 卢布。
这种宣传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就像它的虚假性一样明显，但普通妇女对它的最初反应却是一种恐怖之感。当然，一个进步妇女会作出下列反应：
我承认，对我们工人来说，只有一条路能摆脱目前的不幸，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但它应该保持在某些适当的限度内，不要把每种东西都当作错误的和不必要的东西来反对。否则，这将导致习俗的野蛮化，这种野蛮化会比目前悲惨的物质状况更糟糕。不幸的是，社会主义所攻击的正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崇高的理想：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性布尔什维克主义要求的正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放荡。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所欲为地过自己的生活，尽情地放纵，自由而且不受任何限制。丈夫和妻子不再必须结合在一起，而是随心所欲地今天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明天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这就叫做自由、自由恋爱、新的性道德。但这些漂亮的名称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里潜伏着重大危险。男人最崇高和最高尚的感情，如爱情、忠诚、牺牲精神，会因这些作法而受到贬损。一个男人或女人能同时爱许多别的女人或男人，这是不可能的——它违背了天性。结果将是可怕的野蛮化，会毁灭文化。我不知道在苏联这些事情怎么样，但可以肯定，要么俄国人是古怪的民族，要么他们就不会允许这种绝对自由和某些法令继续存在。……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和理论非常美妙，尽管我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同意你们的见解，但在性问题上我不能同意你们的看法，并且我时常因此而对整个事态表示怀疑。
《一位劳动妇女给编辑的信》
按照始终如一的革命性政治所能取得的成功来衡量，革命运动在性政治上尚未取得任何成功，因为它未能运用合适的武器来抵销政治反动势力利用人被压抑的性力量所取得的成功尝试。如果性反动势力只是使它关于人口的政治论点流行开来，那倒用不着去无事生非。但它利用了妇女和姑娘的性焦虑，并因此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它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熟练地把它的人口目的同对人民的强制性道德禁锢联系起来。几十万有组织的基督教工人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关于政治反动势力使用的宣传方法的例子[1]：
[1]《处在深渊边缘的世界：俄国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其它民族的影响》，见《健意志人民日历》1932年，第47页。
在布尔什维克分子压倒一切的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中，他们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家庭“这种讨厌的旧政权的特别强大的残余”。早在1924年6月10日，共产国际的全体会议就宣称：“只要家庭和家庭关系的旧观念继续存在，革命就是软弱无力的。”根据这种态度，就直接爆发了反家庭的激烈斗争。重婚和多配偶制不被禁止，因而是许可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对于婚姻的态度，是以戈伊巴格教授提出的下列关子婚姻纽带的定义为特征的：“婚姻是以不怎么危险而较方便的方式满足性需要的一种制度。”1927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表明了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和婚姻的解体程度。伊兹威斯提亚写道：“在莫斯科，人口普查揭露了大量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案件。经常有两三个妇女认定同一个男子为她们的配偶。”毫不奇怪，德国教授塞尔海姆把俄国的家庭描述成下述样子：“这是向史前时期的性秩序的彻底倒退，而厉史上婚姻和有利的性秩序恰恰是从这种史前时期的性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强制性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也受到了攻击，宣扬的是完全的性交自由。著名的女共产党员斯米多维奇制定了一个性道德图式[1] ，让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的行为符合这个图式。这个图式探究下列东西：
1.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学生，即使他未成年，也有权利和义务满足自己的性要求。
2.一个年轻姑娘，不管是一个大学生还是一个工人或中学生，当被一个男子所欲望时，她就有义务满足这种欲望，否则她就是资产阶级小姐，算不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斯米多维奇的评论实际上是讽刺性的，被认为是对青少年性活动的批评。
《真理报》公开地声称：“在我们中间，只存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关系。我们不承认爱情的存在。应把爱情当作某种心理学的东西来鄙视。在我们中间，只有生理学有权利存在。”由于这种共产主义态度，每一个妇女和姑娘都有义务满足男性的性冲动。由于她们肯定不会总以完全自愿的方式这样做，所以在苏联强奸妇女已成了名符其实的瘟疫。
为了粉碎政治反动势力的这些谎言，我们不能简单地靠揭露它们实际上是谎言而置之不理；因此也不能靠抗议，即断言人们实际上是“道德的”或革命并不摧毁权威主义家庭和道德主义等等。事情的真相是，性活动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旧的强制性管理瓦解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阵营容忍禁欲主义态度并允许它继续起作用，那么我们也就弄不清楚正确的性经济立场。下面我们将非常认真地探索这件事。
那些力图在这一领域取得真正自由的人的性政治，不能解释（不是一两次，而是一再地）并确定性生活的性经济调节。他们不能理解并减轻妇女对性健康的畏惧。然而，最根本的是，他们不能不断地而且始终如一地指出反动的性概念同性经济的性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在自己的阵营中获得明确的认识。经验表明，只有当普通人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时，他才能接受性经济对性活动的调节。
反革命运动产生于政治反动势力的信条，而这些信条又是受到了下中层阶级的经济存在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神秘主义支持的。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相应地，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应当是性问题。
正是性经济为强制性道德和性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混乱提供了政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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