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三章 种族理论
种族理论的内容
种族理论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枢纽。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所谓的25点经济纲领只是一种应急手段，旨在“从遗传上改进德意志种族，使它免遭种族杂交”，因为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看来，杂交总要导致“高级种族”衰落；的确，他们的意图正是到人种混杂中追溯文化衰落的根源。因此，“保持血统和种族的纯洁”是一个民族最崇高的任务，人们必须准备为实现这一任务而牺牲一切。在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为了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可以不惜以任何手段来迫害犹太人。
种族理论出发的前提是，每一种动物只和自己的同类婚配是一个“铁的定律”。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如被别的种族占领，才可能出现违背这个定律的种族杂交。然而，一旦出现这种事情，自然就要报复，使用它掌握的各种手段来反对这些犯法行为，要么使劣种不能生育，要么限制后代子孙的繁殖力。两种不同“水平”的生物杂交，其后代必然是居于二者之间的东西。但自然的目的是培育更高级的生命，因此，杂种化违背了自然的意志。自然的选择在每天的生存斗争中都起作用，斗争的结果是弱者即低劣的种族被淘汰。这符合“自然的意志”，因为如果占绝大多数的弱者排挤了只占少数的强者，那么每一种改进和更高级的品种就会停止下来。因此，自然使软弱的物种承受较苛刻的生活条件，以此来限制它们的数目；而且，它也不允许其他物种不加区别地繁殖，它们都要依据能量和健康而听任冷酷收自然选择。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进而把这个假定的自然定律应用到民族问题上。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历史的经验说明，“雅利安血统”与“低等”民族的“混合”，总要导致文明奠基者的退化。优等种族的水平降低了，接着便是生理和精神上的退化；这标志着进一步“衰落”的开始。
希特勒说，“只要德裔居民不犯玷污血统的罪”[1] ，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同非德裔的民族杂交，北美大陆就会强大下去。
“所以，同非德裔民族的杂交，完全违背了永恒造物主的意志。”[2]这些观点显而易见是神秘的，大自然“根据理性”来“进行管理”和”行使意志”。这些观点是生物学的形而上学的逻辑顶点。
希特勒认为，人类分为三个种族：文明的奠基者、文明的支持者和文明的破坏者。只有雅利安种族是文明的奠基者，因为它建立了“人类创造力的基础和城墙”。亚洲的民族，例如日本人[3]
[1] [2]《我的奋斗》第286 页。
[3]政治上的非理性主义明显表现在一个优等种族和一个劣等种族后来的军事联盟上。
中国人，只不过是接过了雅利安文明并把它改造成自己的形式而已。因此，它们是文明的支持者。而犹太种族则是文明的破坏者。对建立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来说，“低等人”的存在是主要的先决条件。古昔，被用来拉犁的是被征服的人，只是到了很晚以后才改用马拉犁。作为征服者，雅利安人统治着低等民众，并根据雅利安人的需要支配这些民众的活动，以达到雅利安人的目的。然而，由于被统治的民族学会了语言，并采取了“主人”的习惯，以及主人和奴隶之间截然分明的界线被模糊了，雅利安人也就失去了他的血统的纯洁性，丧失了“他们在天堂的居住权”。这样一来，他们也失去了他文化上的天赋。我们不要忘记阿道夫·希特勒代表着文明的繁荣。
血统混杂和由之而来的种族水平的衰落，是古老的文化奄奄待毙的唯一原因。因为人们不会因战争失败而灭亡，只会因失去抵抗力而灭亡，而抵抗力又只能包含在纯血统中。
《我的奋斗》第296 页
……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是祭高的、威力无比的，是人们能接受的：它是我们民族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未来的生活食品以及我们民族荣誉的保证。
《我的奋斗》第177 页
种族理论家像帝国主义一样由来已久，他们想在杂交的民族中保持种族的纯洁性，而各民族的杂交已由于世界经济的扩展而大为进展，以致种族纯洁性只对笨蛋来说才有意义。这里我们不想谈论别的谬误——仿佛种族限制是自然的规则，而它的反面，即同类中间的杂婚不是自然的规则。在现在的考察中，我们无须涉及种族理论的合理性内容，因为这种理论不是从事实出发去进行评价，而是从评价出发去歪曲事实。如果法西斯主义分子只是出于非理性的感情而不是出于论证而自我陶醉地深信他的条顿主义的崇高优越性，那么靠论证是无法击败这种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因此，试图向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证明黑人和意大利人在种族上并不“低劣于”条顿人，是无济于事的。他自认是“优等的”，而且就此为止。我们只能靠揭露种族理论的非理性功能，才能驳倒它。它的非理性功能有两种：一是表达某种在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中盛行的无意识的和情感的思潮，二是掩盖某些心理倾向。在此我们只讨论后一种功能。我们特别注意到希特勒把一个雅利安人和一个非雅利安人的杂交叫做“乱伦”，而通常只有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性交才被视为乱伦。按照那种打算作为新世界即“第三帝国”之基础的“理论”，该如何解释这些愚蠢行为呢？如果我们记住，这种假说的非理性的情感基础归根到底是由于某些存在因素而产生的，如果我们不再认为揭示这些生活观（它们已在合理的基础上产生了）的非理性根源是走进形而上学领域，那么我们也就打开了通向形而上学根源本身的道路。我们不仅理解了形而上学思维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而且也理解了它的物质实质。让结果自己说话吧!
意识形态的客观功能和主观功能
不把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功能和主观功能区别开来，就经常会导致误解一种意识形态与它的历史的功能的关系。在开始时，应根据一个独裁者的观点得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来理解这些观点。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般同一个力图解决经济困难的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目的有具体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民族主义和法国民族主义都求助于“民族的伟大”，而在“民族的伟大’背后掩盖的是德国和法国大商业的经济扩张倾向。这些经济因素并没有构成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只是构成了它们生长的社会土壤，简言之，它们构成了对这些意识形态的产生来说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时民族主义在社会上根本不能得到实质的表现，它也不能因此而和种族的观点相一致。在过去的奥匈帝国，民族主义并不和种族相一致，而是和奥匈“祖国”相一致。1914年，当贝思曼—霍尔韦希求助“条顿主义来反对斯拉夫主义’时，如果他不想自相矛盾的话，他一定是要反对奥地利这个主要的斯拉夫国家。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条件使我们看出了它的物质基础，但这些条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它的非理性核心。直接构成这个核心的是人的性格结构。处在一个社会的特定经济条件下，人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再生产出历史的经济过程。通过形成意识形态，人重新塑造了自身；人的物质核心应到他形成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去寻找。因此，意识形态具有双重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生这种结构的人的典型结构，这种典型结构本身又是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因此，显而易见，一种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形态也会使人的结构成为非理性的。
法西斯主义的结构的特征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非正统地信仰并迷恋抽象的伦理理想，以及相信元首神圣的命运。这些基本特征是与一个更深的层次相联系的，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一种同元首—理想或民族的强烈的权威主义纽带。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身上，对“主人种族”的信仰成了结成同“元首”的纽带的主要源泉，也成了他们自愿承认斯拉夫人低人一等的基础。但除此之外，同元首的强烈的自居作用也起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掩饰了一个人作为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员的现实地位。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虽然都是臣民，却自认是一个“小希特勒”。但这里我们不谈这一点，先来看看这些态度的性格—逻辑基础。我们应该找出这样一些动态功能：尽管人们本身是由教育和整个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但这些动态功能重新塑造了人的性格结构，以致在他们身上能够形成一种带反动的—非理性的性质的倾向，以致群众完全被封闭在他们同“元首”的自居作用中，不能忍受贴在他们身上的“低下”标签的污辱。
如果我们不被意识形态的耀眼效果弄得眼花缭乱，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它的非理性内容，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说明它对意识形态过程的性经济方面的影响，那么，已成陈规的“种族中毒”和“血统中毒”的等同也就倾刻惹人注目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种族纯洁、血统中毒与神秘主义
“……在人民受到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毒害的同时，许多年来民族机体健康也一直受着同样可怕的毒害，……〔通过〕梅毒……。”[1] 其主要原因应到滥施爱情中寻找：
……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滥施爱情。即使它没有造成这种可怕的瘟疫，它对人也有重大危害，因为伴随着这种堕落的道德蹂躏足以缓慢地但确定无疑地摧毁一个民族。我们精神生活的犹太化和我们婚配本能的拜金主义化将或迟或早毁掉我们所有子孙。……
《我的奋斗》第247 页
血缘罪恶和种族亵渎是现世的原罪，
是听命于现世的人口的结局。
《我的奋斗》第249 页
因此，照这种观点看来，种族杂交导致血统混杂，进而导致“血统上毒害民族机体”。
……〔由于梅毒而造成的〕这种普遍毒害的最明显的结果
[1]《我的奋斗》第246 页。
可以……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找到。尤其是，他们成了我们的不加抑制地扩展的性生活毒害的可悲产物；父母的罪恶在孩子的疾病中显示出来。
《我的奋斗》第248 页
希特勒一再强调，不能靠论证、证据和知识来赢得群众，只能靠感情和信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语言中，在凯泽林、德里斯、罗森堡、斯特佩尔等人的语言中，模糊性和神秘性是非常明显的，分
[1] 1933年8月2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儿子和女儿及其他外国人于8月13日星期天在纽伦堡看到一位姑娘被游街，这位姑娘的头被剃光，她的被剪下的辫子钉在她肩膀上悬挂的牌子上，牌子上写着：‘我已委身于一个犹太人’。”
其他几个外国人也目赌了这个场面。纽伦堡经常有一些外国旅游者，在市中心几乎人人都可以看到这位姑娘以这种方式被游街的场面。有一位目击者说，这位姑娘体态娇弱，尽管被剃光了头非常难堪，但仍显得很漂亮。这位姑娘在车站旁的国际旅馆的圆形场地出来进去，从一个餐馆到另一个餐馆，游过了主要街道，所行之处交通被人群堵塞。她的护送者是冲锋队员。一个可靠的旁观者估计，在她身后大约跟着2000人。她偶尔跌倒，又被高大健壮的冲锋队员拉起，这些冲锋队员有时把她架起来，以便让较远距离的观众看到她。每当她被架起，人们便向她呵斥和嘲弄，并起哄要她讲话。
柏林附近的诺伊鲁平的一位姑娘由于在唱纳粹哀歌时没有起立，便被冲锋队拉去游街，她脖子上挂着两块标语牌，上面写着：“我，无耻的畜生，在唱衰歌时胆敢坐着，嘲弄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牺牲者。”
后来，这位姑娘又一次被游街。当地报纸上公布了“观看”时间，因而有很多人围观。
析一下这种特性肯定是有益的。
在法西斯主义的神秘主义中，是什么东西如此吸引群众呢？
只有通过分析一下罗森堡在证明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时（《20 世纪的神话》）提供的“证据”，我们才能作出回答。在一开头，罗森堡就写道：
一个种族的灵魂的价值，即那些作为新世界观的动力的价值，尚未成为活生生的意识的一部分。然而，灵魂意味着从内心来看的种族。反过来说，种族是灵魂的外部世界。
《20世纪的神话》第22页
因此，种族的历史同时是自然和灵魂的神秘主义的历史；但反过来说，关于血统的宗教的历史又是各民族、各民族的英雄和思想家、各民族的发明家和艺术家兴衰的伟大世界历史。
承认了这一事实，就会认识到，“血统之战”和“生存现象的直觉神秘主义”并不是两个分离的事物，而是同一个事物以不同方式的表现。“血统之战”、“生存现象的直觉神秘主义”、“各民族的兴衰”、“血统中毒”、“犹太的世界瘟疫”都是同一条路线的一部分，这条路线从“血统之战”开始，以对马克思的“犹太唯物主义”的血腥恐怖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告终。
单靠嘲笑这种神秘主义是不可能推进自由事业的，而应该揭露它，并追溯出它的基本的非理性内容。这种神秘主义的较大一部分，即它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生物学的能量过程，是一种被不合理地和神秘地接受的反动的性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灵魂”及其“纯洁性”的信念，就是非性的信念，“性纯洁”的信念。从根本上看，它是因父权制权威主义社会而产生的性压抑和性羞耻的一种症状。
罗森堡说：“千方百计地解决血统与环境、血统与血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最终的可达到的现实性，在它背后不再有值得我们去追求和探索的东西。”他错了。我们要毫不拘谨地去探索，我们不仅要毫不伤感地去揭示“血统与血统之间”的活生生的过程，而且还要摧毁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支柱。
我们将让罗森堡自己去证明，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的核心是对自然的性生活及其性高潮功能的极度畏惧。罗森堡试图以古希腊人为例来证明这样一个命题的有效性，即各民族的兴衰应归因于种族杂交和“血统中毒”。根据他的理论，希腊人最初是北欧种族纯洁性的代表。宙斯和阿波罗神以及雅典娜女神是“最诚恳的虔诚的象征”, “高贵和快活”的保护神，“秩序的维持者，内在力量和艺术价值的和谐的教育者”。他断定，荷马并非很少对“欣喜若狂”感兴趣。关于雅典娜，他写道：她是
……消耗生命的光明的象征，智慧而有思想的负女，出自宙斯的头脑：希腊民族的保护女神和它进行战斗的可靠的盾。
希腊灵魂的这些非常虔诚的创造，是北欧民族纯洁的、自由自在的内部生活的证明；在最崇高的意义上说，它们是他们对自己种类的自信心的表白和表现。
《20世纪的神话》第41 页
希腊的神是光明和上天的英雄，而非雅利安人的近东人的神则具有世俗的特征。
罗森堡认为，得墨特尔和赫耳墨斯神是这些“种族灵魂”的有机产物。狄俄尼索斯，这位狂欢、放纵、耽于声色的淫乱之神，代表着“伊特拉斯坎外来种族的入侵，并标志着希腊文明开始衰落”。
罗森堡牵强附会地极力维护自己的种族理论，他非常任意地把神分为两类：他把那些代表希腊文化发展的“肯定”过程的神叫做希腊的神，而把其他也是起源于希腊文化的神说成是外来的神。罗森堡断定，那种“在种族上虚假地”并错误地解释希腊文化的历史研究，应对我们误解希腊历史负有责任。
在敬畏和崇拜中，伟大的德国浪漫主义者感觉到了黑暗之网是如何笼罩光明的天堂之神的，他们更深深地投入本能的、无定形的、超凡的、性的、狂喜的、地神的状态之中，投入对
母亲的崇拜之中。所有这一切仍被认为是希腊人的特点[1]。
《20世纪的神话》第43页
[1]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们也要对这些现象进行评价，但这种评价依据的是那些表现为一种文明“衰落”的征兆的社会过程的条件。这样，我们就能识别那些推进的力量和那些阻碍的力量，把衰落的现象理解成一种历史的事件，最后但并不最不重要的是，找出新文化形式的种子并促使它发芽。当罗森堡着眼于20 世纪权威主义文明的衰落向我们提起希腊人的命运时，不管他是不是主张“复活”条顿主义，他都是站在保守的历史倾向一边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理解了政治反动的观点，我们也就充分洞察了这种对文化革命及其性经济核心的态度。对反动的文化哲学家来说，只有两种可能：听从和怀疑，或者用“革命的”手段倒转历史的车轮。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转移了自己文化世界观的焦点，已经在一种古代文明的崩溃中看出的不是整个文明的没落而只是某种文明即权威主义文明的没落时，那么，他对以前被说成是肯定的或否定的这些文化因素的评价，也就发生了一种自然的转变。他认识到，古老的形式“正在以”新的文明形式，即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础上的文明形式而“起作用”。这主要是一个理解革命对这些被政治反动势力视为衰败之征状的现象所采取的态度的问题。例如，这意味着后者声称拥护人种学上的父权制理论，而前者声称拥护母权制理论。除了客观的历史因素而外，在这两种相反的社会学思潮中还有一些利益在起作用，这些利益符合以前未知的性经济过程。母权制是一种在历史上证明了的制度，它不仅和自然的劳动民主组织相一致，而且也和在自然的性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相一致[1]。相反，父权制不仅具有一种权威主义经济，而且它的性经济组织也是灾难性的。
教会早就失去了它对科学研究的控制，但它却继续散布关于“人的道德本性”和一夫一妻性情等等的形而上学学说。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巴霍芬的发现造成了使传统发生混乱的威胁。母权制令人惊奇的事情，主要不在于它有完全不同的亲族关系，而在于它要求的对性生活的自然的自我调节。正如摩尔根和恩格斯所承认的那样，在母权制社会中，社会生产资料不是私人古有。罗森堡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别无选择，只能否认古希腊文化起始于母权制开端（一个证明了的事实），并作出假设：“在狄俄尼索斯这个阶段，希腊人采取了一些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有异于他们文化的特点。”
[1]见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林诺夫斯基《野蛮人的性生括》和赖希《性道德的开始》。
与基督教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相比较，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使人的性欲渴望脱离在权威主义父权制下产生的人类结构，并把它同各种族联系起来：北欧人的性欲渴望等于光明的、尊贵的、天堂的、非性的、纯洁的，而“近东人的”则等于本能的、恶魔的、性的、狂喜的、性高潮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霍芬的“直觉而浪漫的”考察被当作关于只“像是”古希腊生活的理论而受到反对。在法西斯主义种族理论中，臣服于权威的人的性焦虑是以一种绝对的形式来表现的，永恒化为“纯洁的”，并同动物似的性欲的东西形成对立。因此，“希腊的东西”和“种族的东西”成了“纯洁的东西”、“非性的”东西的散发物；而“在种族上外来的东西”、“伊特拉斯坎人的东西”是同“动物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低等的”。根据这种思路，父权制成了雅利安人的人类历史的起源：
在历史上，
种族价值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决定性战斗是在希腊的土壤上进行的，这是一场为了北欧人的性质而进行的决战。由此开始，人接近了来自
阳光、来自
生命本身的生活：所有我们叫做希腊文化的东西和我们从古代接受的伟大遗产，都起源于光明和天堂的法则，起源于父亲的精神和天性。
——罗森堡
然而，在次要方面，这种评价也有一种合理的根据。
随着对贞洁的过分要求，妇女迫于自己性需要的压力而成了不贞洁的；男人的性野蛮行为，以及由此而来的妇女把性行为当作不体面的事情的观念，取代了自然的性高潮的感觉享受。可以肯定，私通的性交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消声匿迹。随着价值观的改变，随着以前在母权制社会中保护和认可私通的制度被废除，私通同官方道德发生了冲突，被迫成为私下存在的。对性交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也影响着内心性体验的变化。于是自然的道德和“崇高的道德”之间产生的这种冲突，干挠了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犯罪感，分裂了自然的、性高潮的性结合过程，造成了对性能量的压抑，使得性能量后来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精神神经病、性变态和反社会的性生活成了长期的社会现象。在最初的母权制劳动民主中有积极价值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活动，成了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制度压抑的牺牲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被大大扭曲、干挠、野蛮化的并堕落的性活动，维护着它所起源的意识形态。那些否定性活动的人，现在可以有根据地指出它是某种野蛮而肮脏的东西。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肮脏的性活动不是自然的性活动，而仅仅是父权制的性活动。后来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性学既受庸俗观点的影响，同样也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这注定它是完全无益的。
后面我们将会考察宗教神秘主义是如何成为这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组织核心的。但目前我们只须记住，宗教神秘主义完全否认性经济的原则，并判定性活动是人类的罪恶活动，只有来世能把我们从这种罪恶现象中拯救出来。另外，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则把性淫荡转嫁给“外来的种族”，从而把这些种族贬低到低等地位。从此，对“外来种族”的贬低便和后来的父权制帝国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基督教神话中，和上帝一起出现的是他的对应物魔王，即“冥间主神”，神圣的上帝对地狱主神的胜利成了人类崇高的象征。这种对立在希腊神话中也被描述为情欲的生物性活动与要求贞洁的努力之间的斗争。对抽象的道德主义者和神秘的哲学家来说，这种对立表现为两种本质或“人类观念”的搏斗，一方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庸俗的，而另一方则被视为“真正的人”或“超人”。然而，如果追溯一下这种“本质之斗”以及依附于这些本质的价值的物质根源，如果把它们按它们在社会学结构的位置来排列，而且性活动作为一个历史因素有其应有的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些事实：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组织发展的每一个部落，都不得不改变它的成员的性结构，以产生与它的新生活方式相一致的性活动。这是一个必然的变化，因为权力和财富从民主的氏族向首领的权威主义家庭的转换，主要是靠对人民的性冲动的压制来完成的。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性压制成了引起社会分化为阶级的一个基本因素。
婚姻和婚姻所必需的法定嫁妆，成了一种组织向另一种组织转变的支轴[1] 。由于女方氏族给男方家庭的结婚礼物加强了男方的，特别是首领的权力地位，那么，等级较高的氏族和家庭的男性成员便产生了一种强烈兴趣，想使这些婚姻纽带长期化。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只有男人对结婚感兴趣。这样一来，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解体的自然的劳动民主的简单联盟，变成了永久的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婚姻关系。永久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成了父权制社会的基本制度，今天依然如此。为了维护这类婚姻，有必要施加越来越大的种种限制，并约束自然的生殖冲动。这不单适用于遭受越来越大的剥削的“下层”阶级，而且那些以前不知道道德和性活动之间的裂隙的阶级，现在也被迫体验到了这种正在加深的冲突。但是，不能假定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只有一种外部效果。在它被内在化之前，在它成为一种在结构中根深蒂固的性禁锢之前，它的全部力量是感觉不到的。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这种冲突的不同方面将占主导地位。在最初阶段，占上风的是性需要，后来强制性的道德禁锢便盛行开来。当整个社会组织陷入政治动乱状态时，性活动和强制性道德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达到了尖锐的顶点。有人把这种状态视为道德的沦丧，也有人认为它是“性革命”。无论如何，自然的性活动的惊人进展被视为“文化的堕落”。这种惊人进展之所以被当作一种“堕落”，仅仅是因为它构成了对强制性道德的威胁。从客观上看，只有性专制的制度才会垮台，这种制度总想在个人身上保留强制性道德主义的价值，以利于权威主义婚姻和家庭。只是在父权制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时，古希腊人才开始有了书写的历史，在这些希腊人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性组织：男性的绝对统治，上层阶级的名妓和中下层阶级的卖淫；与此相应，妻子沦为可怜的奴仆，只被当作生育机器。柏拉图时代的男性至上权完全是同性恋[1]。
[1]这方面的证据可在《性道德的开始》一书中找到。
当希腊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走下坡路时，晚期希腊的性经济矛盾便表现出来。在法西斯主义者罗森堡看来，在狄俄尼索斯时代“冥界诸神”开始与“阿波罗神”相混合，于是他们有一些灭亡了。罗森堡说，阳具形象成了晚期希腊世界观的象征。因此，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向自然的性活动的复归是颓废、淫荡、纵欲和性猥亵的标志。然而，这并不纯粹是法西斯主义的幻想，这符合由这种时代的人民的经验方式中燃起的矛盾所造成的实际状况。“狄俄尼索斯（酒神）节”是与我们反动阶级的化装舞会和狂欢聚会相一致的。但人们应该准确了解在这些节日中出现的事情，以免不由自主地把这种“狄俄尼索斯”现象当作性体验的缩影。在任何场合，放荡的性渴望与被道德削弱的体验能力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都不如在这种节日上所暴露的那么明显。“无限制的性满足的狄俄尼索斯法则意味着希腊人同各个部落和种类的亚洲人之间的不加限制的种族杂交。”[2]试想，在4000年的一个历史学家把20 世纪的性节日说成是德国人同“各个部落和种类”的黑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加限制的杂交，人们该作何感想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明显看出了种族杂交思想的意义。它是对狄俄尼索斯的抵制，这种抵制扎根在父权制社会婚姻的经济利益中。因此，即使在伊阿宋[3]的故事中，强制性婚姻也被说成是抵制希腊妓女行为的堡垒。
[1]同样的原则也支配着法西斯主义男性领导层（布卢埃、罗姆等人）的意识形态。
[2]《20 世纪的神话》第52 页。
[3]伊阿宋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忒萨利亚王子，曾率领亚尔古英雄到海外觅取金羊毛。——译者注
“希腊妓女”是一些拒不服从强制性婚姻枷锁、坚持自己决定自己性生活权利的妇女。然而，这种要求同早期儿童教育发生了冲突，而早期儿童教育则削弱了性体验的能力。
因此，希腊妓女进行一个接一个的冒险，以逃避同性恋，要么她同时在两方面过着一种被打挠和散乱的生活。希腊妓女行为是由男性同性恋来补充的。男人由于自己强制性的婚姻生活而投向妓女怀抱并沦为酒色之徒，以图恢复自己性体验的能力。法西斯主义者赞同最严格的父权制形式，而且实际上在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上复活了柏拉图时代的性生活——意识形态上的“纯洁”, 现实实践中的散乱和反常。不难理解，这些法西斯主义的性结构一定类似于柏拉图时代的性状况。罗森堡和布卢埃只承认国家是在同性恋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男性国家。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竟产生了关于民主无价值的观点。毕达哥拉斯之所以遭到反对，乃因为他是主张人人平等的预言家，是“民主全球主义、善和女性共同体的预报者”。这种对于“善和女性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的看法，在反革命的斗争中起了核心作用。在5 世纪以前，罗马贵族统治靠的是300个贵族家庭产生的300个元老院议员，这种统治的民主化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从5世纪开始，贵族和平民之间可以通婚，这导致“种族退化”。因此，由于通婚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被说成是种族衰退的标志。在这里，种族理论的反动特点暴露无遗，因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同阶级之间的性交被当作毁灭性的种族杂交，把被压迫阶级的成员同那些外来种族的成员等同起来。在另一点上，罗森堡说工人运衡是“充满亚洲主义渣滓的大城市的柏油人性[1]的上升”[2]。因此，所谓的与外来种族的杂交，实际上指的是与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性交。在这种说法的更深层次上有一种想划线的政治反动倾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划线是严格的，但从对中产阶级妇女强加的性限制产生的性道德主义角度来看，这些划线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对立阶级之间的性交同时也意味着潜在地破坏了阶级统治；它产生了“民主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贵族”青年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因为每一社会秩序的下层社会阶层都产生一些性观念和习惯，这些观念和习惯构成了对每一权威主义秩序的统治者的严重威胁[1]。
[1]“柏油人性”指人与人的剧烈竞争。——译者注
[2] 《20世纪的神话》第60 页。
如果归根到底这种关于统治阶级成员与被统治阶级成员杂交的观念根源于种族杂交的观念，那么显然我们就有了一把钥匙，可以解决性压抑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别开几种功能。例如，我们知道物质压迫唯一与下层阶级相关联，但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在性压抑上也是如此。性压抑同阶级社会的联系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我们只想挑出其中两个功能谈一谈：
1.既然性压抑根源于婚姻的经济利益和继承法，那么它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始的。起初，贞洁的道德最严格地用在统治阶级的女性成员身上，其目的在于维护那些通过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而获得的财产。
2.在早期资本主义，在亚洲庞大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尚未对被奴役阶级的性压抑发生兴趣。正是当物质上被压迫的阶级开始组织起来，开始为社会政治的改进而战斗并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时，性道德的禁锢也就出现了。只是在这时，统治的种姓开始对被压迫阶级的“道德”表现出兴趣。因此，随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兴起，也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意识形态上同化于统治阶级。
[1]参见对印度父权制社会“不纯的种姓”的评价。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性习惯；尽管从此时起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牢固，但这些性习惯依然和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起存在。这就造成了前面描述过的反动的趋势与渴望自由的趋势之间的人类结构矛盾。在历史上，这一矛盾在群众结构中的发展是与由于资产阶级民主而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解体相一致的。当然，剥削只是经历了一种形式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必然使得群众在性格结构上发生变化。这些就是罗森堡做了神秘解释的事实。他认为，最初的地神波塞冬，由于被无性女神雅典娜所拒绝，便化作蛇形在雅典娜神殿的地下实行统治，就像“巨蛇皮同”在得尔菲的阿波罗神殿地下实行统治一样。“但是北欧的忒修斯[1]没有杀绝所有地方的亚细亚野蛮人；一旦雅利安种族开始睡下，外来的妖怪就一再跳出来，这些妖怪就是亚洲的混血主义和东方人的身体粗野”。
不难看出，“身体粗野”指的是什么。它是指那种能把被压迫阶级成员同统治阶级区别开来的性自发冲动的残余，这种自发冲动在“民主化”过程中逐渐被削弱了，但从未完全丧失。在心理学上，蛇波塞冬和巨蛇皮同代表着性淫荡，其象征是男性生殖器。不论在社会结构中还是在个人心理结构中，性享受都被压抑了，转入地下了，但依然存在。对克制自然的性活动有直接兴趣的封建上层阶级（例如日本人），感觉到自身受到了被压迫阶级的更根本的性习惯的威胁，由于上层阶级不仅没有控制自己的享受，而且还看到这种性习惯在自己阶级中以扭曲的颠倒的形式重新出现，它也就愈发感到可怕。因此，群众的性习惯不仅对统治阶级构成一种，心理危险，而且也构成一种社会危险；尤其是，统治阶级感觉到它是对统治阶级家庭制度的一种威胁。只要统治的种姓在经济上强大并处在上升时期，他们就不难在性道德上完全同群众隔离开来。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但在他们的统治发生动摇的时期，尤其是在出现了根本危机（例如自20世纪开始在中欧和英国出现的危机）的时期，对性活动的道德限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就松懈了。性道德主义的解体开始于家庭纽带的断裂。起初，完全和上层阶级及其道德保持一致的中层和下中层阶级，是官方的、被强烈维护的反性的道德的真正斗士。正是当下中层阶级的经济表现出崩溃迹象时，自然的性活动也就一定对性制度的继续存在构成了一种特殊威胁。由于中下层阶级是权威主义秩序的主要依靠，所以权威主义秩序就认为这个阶级的“道德”、这个阶级“免遭低等种族影响的污染”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中下层阶级由于失去了它在产业工人与上层阶级之间的中间经济地位，因而也丧失了它对性所持的道德主义态度，那么这对任何专制者来说都不窗于一种非常重大的威胁。因为“巨蛇皮同”也潜伏在下中层阶级中间，准备打碎它的枷锁，从而克服它的反动倾向。正是为此理由，在危机时期独裁权力总要逐步加大它的“道德宣传”, “加强婚姻和家庭纽带”。因为正是权威主义家庭构成了从下中层阶级可悲的社会状况通向反动的意识形态的桥梁。如果经济危机、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战争彻底破坏了强制性的家庭，那么，在群众结构中非常牢固地树立起来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以后再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同意来自慕尼黑的国家社会主义生物学家和种族理论家伦格的说法，他在1932年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德意志国家”的一次会议上断定，权威主义家庭是文化政治的核心。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它既是反动的文化政治的核心，又是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因为这些见解具有深远的社会后果。
[1]希腊神话中传说的雅典王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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