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对人类性格疾病广泛而艰辛的治疗工作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般来说，在评价人类各种反应时，我们所对付的是生物心理结构的三个不同层次。正如我在《性格分析》一书中所论证的，性格结构的这些层次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它们自主地起作用。在人的性格表面层次上，正常人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负责任的、讲道德的。如果性格的这个表面层次同深层的自然核心有直接联系，那么就不会有人类动物的任何社会悲剧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合作的表面层次同一个自我的内心深处的生物核心并无联系，它是由第二个层次即中间的性格层次所产生的，这个第二层次完全是由残忍的、虐待狂的、好色的、贪婪的、妒嫉的冲动所构成的。它代表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被压抑的东西”；性经济的语言来说，它代表着所有所谓的“第二倾向”的总和。
　　宇宙生命能的生物物理学使我们有可能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即人的反社会的东西，理解成对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人们如果穿透这个反常的第二层次而深入到人类动物的生物基础，就会发现第三即最深的层次，我们把这个层次叫做生物核心。在这个核心中，在有利的社会条件下，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勤奋的、爱合作的、与人为善的动物，他即便受到刺激，也会合情合理地去憎恨。然而，如果不首先排除不真实的、虚伪的社会表层，就根本不可能深入到这最深处的如此充满希望的层次，以解开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不过，脱掉修养的外衣，最先显露的不是自然的社会性，而是反常的虐待狂的性格层次。
　　正是这种不幸的性格结构造成了这样的事实：每一个出自生物核心而投入行动中的自然的、社会的或里比多的冲动，都不得不经由第二反常倾向层次，从而被扭曲。这种扭曲改变了自然冲动最初的社会性质，使它成了反常的，从而禁锢了生命的每一种真正的表现。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人类性格结构拿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看一看。
　　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是和人类性格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应的。然而，我们易于犯唯心主义哲学的错误，即把这种人类性格结构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在社会的条件和变革已经改变了人最初的生物要求，并使之成为人的性格结构的一部分之后，性格结构便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再生产着社会的社会结构。
　　自从原始的劳动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解体后，人的生物核心已经不具有社会的表现。人身上“自然的”和“崇高的”东西，即把人同人的宇宙联系起来的东西，只是在伟大的艺术品，特别是音乐和绘画中才得到真正的表现。然而，如果我们所说的社会是指人类共同体，而不是指少数富有的上层阶级的文化的话，那么，迄今为止这种东西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并没有发挥根本影响。
　　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中，我们看到了对性格表面层次的旨在自制和宽容的特性的宣扬，这种自由主义出于克服“人身上的怪物”即我们所说的“第二倾向”层次或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之目的，强调自己的伦理道德。而最深处的第三层次即核心层次的自然的社会性，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则是不相干的。他们哀叹人类性格的反常，并企图靠伦理规范来克服这种反常，但20 世纪的社会灾难证明，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
　　每一种真正革命的东西，每一种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人的自然的生物核心。就此而言，不论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是艺术家或科学家，都没有赢得人民群众的好感，更不用说作为他们的领袖发挥作用，或者他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从未能在最根本的利益领域里把握人民群众。
　　同自由主义和真正的革命相对比，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很不相同。它的本质既不体现表层，也不体现深层，而基本上体现的是第二层次即第二倾向的中间性格层次。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法西斯主义普遍被当作一种“政党”，它像其它“社会集团”一样，提倡一种系统的“政治观念”。根据这种评价，“法西斯主义党是凭借武力或通过‘政治花招’而确立法西斯主义的”。
　　与这种观点相反，我的关于各个阶级、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男女群众的医学经验告诉我，“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
　　正是现代人的机械主义的神秘的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党，而不是相反。错误的政治思维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今天还把法西斯主义当作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特定的民族特性。由这个初始的错误观念产生出所有更进一步的错误解释。
　　过去和现在都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小撮反动派别的专政，这有损于争取自由的真正努力。我们之所以固执地坚持这种错误，原因在于害怕承认事实真相：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渗透到所有民族的所有人类社会的机体中。这个结论是与过去15年的国际事件相吻合的。
　　我从事性格分析的经验使我深信，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
　　我完全意识到了作出这种论断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为了这个被割裂的世界，我希望劳苦大众能明确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应负的责任。
　　应该对通常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出截然的区分。威廉皇帝的德国是军国主义的，但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不管法西斯主义在何时何地出现，既然它是一个由人民群众产生的运动，它也就表露出在群众个体的性格结构上所显现的特点和矛盾。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它不是一个纯粹反动的运动，毋宁说它代表着造反情绪和反动社会观念的混合。
　　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向人类社会不可容忍的条件的合理造反，而所谓合理就是“穷根究底”( “彻底的”=“根本的”=“根源”) 并改善一切，那么，法西斯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当然，它能以革命情绪的伪装出现。但是，那种用鲁莽的痛骂来对付疾病的医生，我们并不把他叫做革命者，革命者是平心静气而有勇气地认真地考察疾病的原因并同疾病作斗争的人。法西斯主义的造反总是出现在由于畏惧真理而把革命情感扭曲为幻想的地方。
　　法西斯主义按其纯形式是普通人性格的一切非理性反应的总和。在那种没有勇气承认非理性在人的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迟钝的思想家看来，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帝国主义旨趣，或者更粗俗地说，是一种“偏见”。不负责任的圆滑的政治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这些“种族偏见”的范围和广泛传播证明了它们起源于人类性格的非理性部分。种族理论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法西斯主义倒是种族仇恨的产物，是它的政治上有组织的表现。所以，存在着德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犹太人的和阿拉伯人的法西斯主义。种族意识形态是性高潮无能的人的性格结构的纯粹生物病态表现。
　　种族意识形态的虐待狂般的反常特点，也表现在它对宗教的态度上。人们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向异教的复归，是宗教的主要敌人。事实远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最高表现，作为这种最高表现，它是以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激发了性反常产生的宗教狂，它把旧的父权制宗教的吃苦的受虐狂特点变成了一种施虐狂宗教。一句话，它把宗教由受苦哲学的“另一个世界”移植到了施虐狂凶手的“这个世界”。
　　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在这一社会事实被纳入普遍压制生命冲动的框架中之后，工业巨头和封建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一社会事实。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机械主义的权威主义文明从被压制的小人那里收获的只是若干世纪以来在被征服的人民大众中以神秘主义、军国主义、自发主义的方式种下的东西。这种小人很好地研究了大人物的行为，以一种扭曲的怪诞的样式再现了它。法西斯主义者是我们病入膏育的高度工业化文明的庞大军队的军士级教练员。小人以高级政治的喧嚣作丑恶表演，这不能不受惩罚。这种小军士级教练员在每一事情上都胜过了帝国主义的将军，在军乐上，在正步走上，在下达命令和服从命令上，在害怕动脑筋上，在外交、战略和策略上，在着装和阅兵式上，在授勋和“授予荣誉称号”上。同忍饥挨饿的职员之子希特勒相比，威廉皇帝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像是一个可悲的笨蛋。当一个“无产的”将军在胸前挂满了勋章时，他证明了小人“毫不逊色于”“真正的”大将军。
　　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许许多多被凌辱的人类动物向虚假的自由主义（不要误解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和真正的宽容）的空洞说教的造反中，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由第二倾向构成的性格层次。
　　如果按主导性的政治环境，只到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里，而不到美国人和中国人那里寻找法西斯主义疯子，如果不对这种疯子本身穷根究底，如果我们不熟悉每天都在孵化这种疯子的社会制　　度，那么，便不可能消除这种疯子的毒害。
　　我们只有以根基牢固的关于生活过程的知识来客观地和实际地对付法西斯主义，才能粉碎法西斯主义。在政治花招上，外交手腕和表演上，法西斯主义是举世无双的。但它无法回答实际的生活问题，因为它完全以意识形态的反射镜或民族一律的样式来看待一切事物。
　　当一个法西斯主义人物（不管以何种形式）迷信关于“民族的尊严”（而不是谈论人的尊严）或“拯救神圣的家庭和种族”（而不是劳苦人民的共同体）的说教时，当他自我膨胀并手持印有口号的护照时，我们不妨平静而简单地当众问他：
　　“你实际上正在干什么呢？这样做会有利于自己的民族同时又不残害别的民族吗？你的所做所为像一个同慢性病作斗争的医生，像一个为儿童的生活带来乐趣的教育者，像一个努力消灭贫困的经济学家，像一个为多子女的母亲减轻忧愁的社会工作者，像一个努力改善生活区卫生条件的建筑师吗？你不要喋喋不休。要么给我们直接而具体的回答，要么就住嘴！”
　　由此可以认为，靠政治花招是决不可能战胜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应该用国际规模的自然的劳动、爱情和认识组织来埋葬它。在我们的社会里，爱情和认识依然无力支配人类存在。事实上，积极的生活原则的这些伟大力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巨大作用、自己的必要性、自己对社会存在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在取得了战胜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军事胜利一年后的今天[1] ，发现自己仍然处在深渊的边缘。只要劳动者、所有有生命力的（而不是过时的）知识学科的自然科学家、自然爱情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不能很快意识到自己重大的责任，我们文明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1] 这可能是作者在1946年出版英文第一版时作的修改，故其时间概念与本序言的写作时间1942年不一致。后文遇有类似情况，似亦可这样理解。——译者注

　　生命冲动可以不依赖于法西斯主义而存在，但法西斯主义不能离开生命冲动而存在。法西斯主义是依附在生命机体上的吸血鬼，是当爱情在春天开始焕发时扼杀既定的自由政权的冲动。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我们和我们子孙生活的自我调节，它们将和平地还是依靠暴力向前推进？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
　　然而，理解在动物和新生婴儿身上的生命功能的人，懂得热心劳动的意义的人，不管他是一个技师还是研究员或艺术家，是知道答案的。他们思考问题用的不是政党操纵者在这个世界上散布的概念。生命冲动不可能“靠暴力夺取权力”，因为它不知道用什么来对付权力。这个结论是否意味着，生命冲动将永远任凭政治强盗行为来摆布，将永远是这种行为的牺牲品，它的殉难者？它是否意味着自封的政治家将永远吸生命的血？如果这样，这就是一个虚假的结论。
　　作为一个医生，我的工作是治病。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应该阐明自然中未知的关系。如果一个夸夸其谈的政治家来到我身边，强迫我置我的病人于危难之中而不顾，把我的显微镜丢在一边，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干扰的。如果他老是赖着不走，我会把他扔出去的。我是否非得对入侵者采用武力来维护我的工作，一点也不取决于我或我的工作，而取决于入侵者蛮横的程度。但不妨设想，所有从事生活必需的劳动的人都能及时地识别这种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也许这个简单化的例子包含着某种暗示，回答了生命冲动或迟或早终将挺身反对入侵者或破坏者的问题。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构思于1930—1933年德国危机时期，写于1933年，第一版于1933年9月问世，第二版于1934年4月在丹麦出版。
　　自那时到现在，10年已经过去了。本书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非理性性质的揭露，常常博（搏）得各个政治营垒的一种近乎狂热的喝彩，但这种喝彩不是建立在准确认识基础上的，没有导致相应的行动。本书的各版本——有时是用假名写的——大批地穿过了德国边境进入德国。德国非法的革命运动向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一个时期，它成了和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一种思想源泉。
　　1935年，法西斯主义者查禁了本书，连同所有政治心理学文献[1] 。除德国本土之外，本书在法国、美国、捷克斯洛伐克、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得以印行，并得到深入细致的讨论。只有那些用经济观点来看待一切的社会党人和那些掌握政权机构的拿薪水的政党官员，过去不知道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本书为何物。例如，在丹麦和挪威，本书受到共产党领导人的激烈抨击，被指责为“反革命的”。相反，有意义的是，那些法西斯主义集团里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却理解了本书对种族理论的非理性性质所做的性经济解释。

[1]《德意志国家法律报》（一个公布新法律的官方公报）1935年4月13日第213 号载：根据1933年2月4日的法令，恩斯特·帕莱尔〔赖希的化名〕的文章《什么是阶级意识》和威尔海姆·赖希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这两个人在哥本哈根、布拉格和苏黎世出版的有关性政治的第一套和第二套政治心理学书籍，以及列入这两套书的所有其它出版物，应由普鲁士警察没收并禁止发行，因为它们构成了对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威胁，

〔 35 〕 41230 柏林Ⅰ2 B1
盖世太保1935年4月9日

　　1935年5月7日第214 号载：根据国家总统1933年2月28日颁布的法令，外国的性政治书籍出版社（丹麦哥本哈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和瑞士苏黎世的性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所有政治心理学丛书，禁止在我国发行，直至新的通知下达之时。

IP.3952 53 柏林
R.M.d.I 1935年5月6日

　　1942年，一位英国人士建议把本书译成英文，从而使我面临着在本书写成10年之后来检验它的有效性的任务。检验的结果表明它准确地反映了最近10年在思想上发生的伟大革命。这次检验也是对性经济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及其对本世纪社会革命的意义的验证。我没有用多长时间便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对本书的修订和补充，我为自己15年前犯的思想错误，为已经发生的思想上的革命，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使科学承担的重负，感到震惊。首先，我尚可庆幸自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作的性经济分析，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批评——它的根本观点完全被过去10年的事件所证实，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纯经济的庸俗观念没落的同时它却依然有生命力，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曾力图用那种庸俗观念来对付法西斯主义。在它最初为促进群众心理学而发表10年后，需要有一个新的版本。而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它们的作者都谴责性经济。
　　我对本书第二版的修正反映了我思想上已发生的革命。1930年前后，我还没有形成关于男女劳动者的自然的劳动民主关系的观念。最初对人类性格结构形成所做的性经济研究，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框架里。当时我积极参加自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组织，经常不得不在我的性经济见解中运用习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念。即便这样，在同各种党的官员的令人为难的争论中，也显露出性经济社会学与庸俗经济主义之间的重大矛盾。由于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科学性，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当雇员群众、产业工人、小商人、学生等等蜂拥参加性经济组织以获得现实生活知识时，党员们却激烈攻击我的医学工作的社会效果。我决不会忘记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教授”，他奉命参加1928年在维也纳的一次讲演，为维护“党的路线”而反对我。特别是，这位教授断定“恋母情结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而14年后，他的俄国同志们却在由德国元首驱使的德国机器人的坦克下流血身亡。
　　人们肯定期望那些声称为人类自由而战斗的政党会为我的-政治和心理学著作的效果拍手称快。然而，正如我们研究所的档案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事情恰恰相反。我的群众心理学著作的社会效果越大，党的政治家采取的抵制措施也就越激烈。早在1929—1930年，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把我们组织的演讲人关闭在他们文化组织的大门之外。1932年，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组织不顾其成员的强烈反对，仍然禁止设在柏林的“性政治出版社”的出版物发行。我本人也受到警告说，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在德国掌权，就会把我处决。同年，德国共产主义组织把宣传性经济的医生排斥在他们会议厅的大门之外。这也违背了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意志。这两种组织都把我开除了，理由是我把性学引入了社会学，并说明了它对人类性格结构形成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共产党官员反复告诫欧洲法西斯主义派别警惕性经济的“危险”。这在文件上可以得到证实。像众多的力图逃避德国法西斯主义迫害的难民一样，性经济出版物也被挡在了苏联边界。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
　　在修订《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时候，这些当时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事件，已经完全清楚了。性经济—生物学知识被挤缩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就像一头大象被塞进一个散兵坑里一样。早在1938年修订我的《青年》[1] 一书时我就注意到，经过8年时间每一个性经济词语都已获得了自己的意义，而我收入该书中的每一句党的口号却成了无意义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版也是这种情况。

[1] 指《青年的性斗争》一书。

　　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希特勒或一个墨索里尼的行为，而是群众的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与10年前相比，今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种族理论是一种生物学神秘主义。我们还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人的性高潮的渴望，我们已经开始预断，法西斯主义的神秘主义是性高潮的渴望，这种渴望被自然的性生活的神秘扭曲和禁锢所限制。对法西斯主义问题所作的性经济论述，在今天比在10年前更有效。相反，在本书中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党的概念却不得不被完全清除，并代之以新的概念。
　　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根本上是虚假的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谁会认为巴斯德时代的显微镜或达·芬奇设计的水泵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它是在19 世纪初期和中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但社会进程并没有停止不前，它发展成为20 世纪的完全不同的进程。在这个新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发现了所有在19世纪存在的本质特点，就像我们在现代的显微镜中重新发现了巴斯德显微镜的基本构造，或在现代供水设备中重新发现了达·芬奇提出的基本原理一样。然而，无论是巴斯德的显微镜还是达·芬奇的水泵在今天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由于随着全新的概念和技术出现了全新的进程和功能，它们已成了过时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失败和落空（我不是幸灾乐祸地说这种话的），正是因为它们极力用属于19 世纪的概念来解释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全新的东西。它们之所以失去它们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动力，乃是因为它们未能保持并发展每一科学理论内在固有的生命力。我决不后悔我作为一个医生在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工作过多年。我的社会知识并不是来自书本，从根本上说，我是从亲身参加人民群众争取有尊严而自由的生存的斗争中获得这种知识的。事实上，我最好的性经济观点是从这些人民群众的思想错误中产生的，正是这些错误使人民群众为法西斯主义瘟疫创造了条件。作为一个医生，我逐渐了解了国际劳动者及其问题，而任何党的政治家是不会这样去了解他们的。党的政治家看到的只是“工人阶级”，他想把“阶级意识灌输给”这种工人阶级。我把人视为一种生物，这种生物身处他自己所造成的最恶劣社会条件的支配下，并在心中将其作为自己性格的一部分而忍受着这些条件，徒劳地试图摆脱这些条件。纯经济的观点和生物—社会学的观点之间的裂痕是不可弥合的。“阶级的人”的理论极力反对动物的“人”的社会的不合理性质。
　　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念曾或多或少渗透并影响了现代人的思维，然而个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意识不到他们思想的根源。像“阶级”、“利润”、“剥削”、“阶级冲突”、“商品”和“剩余价值”这样的概念，已成了共同的知识。正因为如此，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就它接触社会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就其已改初衷的口号而言，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科学财富的继承人和活生生的代表。
　　在1937年到1939年之间，“劳动民主”这一新的性经济概念产生了。本书第三版对这一新的社会学概念的基本特点做了阐释。它囊括了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仍然有效的社会学发现。我还考虑了过去100年里在“工人”这一概念上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我从经验中得知，正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和以前的以及新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反对这样扩大工人这一社会概念，认为这样做是“法西斯主义的”、“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敌视党的”等等。把黑人和实际的希特勒主义排除在外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当然的新的自由社会的创造者。毕竟，希特勒主义并不限于纳粹党或德国国内，它既渗透进了工人组织中，也渗透进了自由的民主团体中。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政党，而是一种特定的生活观，是对人、爱情和劳动的态度。这样说并不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战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奉行的政策破产了，没有任何前途。正如性能量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学组织中丧失掉了，只有随着宇宙生命能的发现才能重新强大并恢复青春一样，国际工人的概念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中失去了它的意义，只有在性经济的社会学框架内才能复兴。因为性经济学家的活动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的框架内，而不是在反动的、神秘化的、非劳动的生活框架内，才是可能的。
　　性经济社会学诞生于把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努力之中。本能的过程和社会经济的过程决定着人类存在。但我们反对任意地把“本能”和“经济”结合起来的折衷主义企图。性经济社会学解决了那种使精神分析学家忘记社会因素，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忘记人的动物根源的矛盾。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精神分析学是性经济的母亲，社会学是性经济的父亲。但一个孩子不单是他父母的总和。他是一个新的独立的生物，他是未来的种子。
　　根据对“劳动”概念所做的新的性经济解释，本书的术语有了下列变化。“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等概念，被更专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术语所取代，如“革命的”和“科学的”。这些术语意指“彻底的革命化”、“合理的活动”、“对事物穷根究底”。我这样做考虑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不是共产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而是与它们截然不同的许多非政治集团和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社会阶级，正成为越来越革命的，即正努力追求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这已经成了我们普遍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甚至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在谈论它——由于它反对法西斯主义瘟疫，世界已被卷入一个重大的国际性的革命大动荡过程中。100 多年前，创造“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个词，是为了标明存在着一个完全被欺骗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注定要大规模地贫困化。肯定，这样的范畴在今天仍然存在，但19世纪无产阶级的后代现在已经成了专业化的、有高度技术的、必不可少的、可靠的产业工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技艺。“阶级意识”等词，被“对自己技艺的意识”或“社会责任”所取代。
　　在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阶级意识”限定在手工劳动者身上。那些在其它关键职业上，即社会不能没有的职业上被雇佣的人，被叫做“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并同“手工劳动无产阶级”相对立。这种图式化的不再能行得通的排列方法，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起了非常根本的作用。“阶级意识”的概念不仅太狭窄，而且也根本不符合手工工人阶级的结构。为此理由，我用“生活上必需的劳动”和“劳动者”这两个术语代替了“工业劳动”和“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两个术语包括了所有从事对社会的存在来说必不可少的劳动的人。除了产业工人而外，还包括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实验室工人、作家、社会管理人员、农民、科学工作者等等。这个新的概念弥合了那种普遍造成劳动者社会分裂、从而导致黑色和红色法西斯主义的裂痕。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由于缺乏群众心理学知识，从而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从心理学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性格结构并不限于资本家，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中间它也是普遍存在的。有自由的资本家，也有反动的工人。在性格上，没有什么“阶级特性”。为此理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纯经济概念被“反动的”和“革命的”或“自由精神的”概念所取代，后者同人的性格相关联，而不是同人的社会阶级相关联。法西斯主义瘟疫迫使我们起了这些变化。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开始成为一种能量机能主义。这种向前的发展由于生物能量，即宇宙生命能的发现（1936—1938）而成为可能。社会学和心理学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生物学基础。这种发展不能不对我们的思维产生一种影响。我们思想的扩展使得旧的概念起了变化，新的概念取代了那些失去效力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意识”一词被“动态结构”所取代，“需要”被“宇宙生命能的本质过程”所取代；“矛盾”被“生物学和性格学上的僵化”所取代，等等。
　　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私人企业”概念是对人的非理性的完全误解，这样理解的目的是想说明，社会的自由发展排除了每一种私人财产。自然，政治反动势力广泛地利用了这一观点。非常明显，社会发展和个人自由同所谓的废除私有财产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概念不是指人的衬衫、裤子、打字机、卫生纸、书籍、床铺、存款、房子、不动产等等。他用这个概念唯一指的是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即那些决定着社会一般过程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铁路、自来水厂、发电厂、煤矿等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所以成了一个难题，正是因为它已被混淆，成了按被剥夺者的意识形态来“没收私人的”厨房、衬衫、书籍、住宅等等。在上一个世纪，社会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已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开始侵犯私人对后一类东西的占有。
　　既然劳动者的性格结构和争取自由的能力受到了禁锢，不能适应社会组织的急速发展，那么，“国家”便起了那些实际上应由劳动者的“公社”所起的作用。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堡垒苏联来说，谈不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简单地把“社会化”同“国有化”混为一谈。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表明，美国政府也有对运转不佳的工业实行国有化的权限和手段。当人们认识到，今天由于战争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只有一些独立的所有者幸存下来，而许多托拉斯都要对国家负责时，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苏联的社会工业肯定不是由在这些工业中从事劳动的人民来经营，而是由国家官员集团来经营时，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它们从单个人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变，听起来根本不那么可怕。在劳动人民群众在性格结构上成熟起来，即意识到他们管理生产资料的责任之前，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不是谈论的话题，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今天，占绝对多数的群众既不愿意这样做，也没有成熟的能力这样做。此外，大工业的社会化，把大工业唯一交给手工劳动者掌管，把技术人员、工程师、经理、行政管理人员、分配者等等排除在外，这在社会学上和经济学上都是愚蠢的。今天，这种想法受到了手工劳动者本身的反对。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么，马克思主义政党早就在所有地方夺取政权了。
　　这是对下列事实的最本质的社会学解释：越来越多的19世纪的私人企业正在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应该明确地指出，即使在苏联，也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的是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僵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并不像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个别资本家的存在，而是来自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简言之，它来自交换经济，而不是来自使用经济，它来自人民群众的雇佣劳动，来自剩余价值生产，不管这种剩余价值是有利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还是有利于占有社会生产的个别资本家。按这种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资本主义制度在俄国仍然存在。只要人民群众被不合理地驱使，像现在这样渴望权威，资本主义制度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性经济的性格结构心理学为社会经济观补充了一种对人的性格和生物性的新解释。俄国消灭了个体资本家，并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但没有在人民群众典型的、无望的、屈从的性格结构上引起一丝一毫的变化。
　　此外，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依据的经济条件，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200年间的经济条件，在此期间出现了机器。而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则产生了关于人的性格、人类神秘主义和渴望权威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可往回追溯6000年。在这里，庸俗马克界主义也想把一头大象塞进散兵坑里。性经济社会学关心的人类性格结构，在过去200年里并没有进化；恰恰相反，它反映着一种父权制的权力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可追溯几千年。的确，性经济学甚至可以认为，过去3000年[1]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可恶暴行（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欺骗劳动者、种族征服等等）之所以可能，原因仅仅在于无数群众的性格结构，这些群众完全依赖于权威，缺乏自由，极端信奉神秘主义。这种性格结构不是人天生固有的，而是社会条件灌输的。这种灌输现在一点没变，但它显示了一条出路，即重新构造性格。如果“彻底”意味着“穷根究底”的话，那么，性经济的生物物理学观点在严格的积极的意义上，比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彻底得多。

[1] 根据上下文，应为“过去300年”。——译者注

　　由此可以认为，过去300年的社会措施，如同把一头大象( 6000年）硬塞进一个散兵坑里（300年）一样，对付不了法西斯主义的广泛瘟疫。
　　因此，应该把国际人类交往中自然的生物的劳动民主的发现，理解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即使当代性经济学家、宇宙生命能的生物物理学家或劳动民主主义者都未能活到看见它的完全实现和它对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所取得的胜利，它也将是一个真理。

威尔海姆·赖希
1942年8月于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