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眼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可谓是泾渭分明。在大部分人看来，东德是可与苏联匹敌的黑暗警察国家；与之相反，60年代的匈牙利却是惊人的自由宽松。由于西方商品在匈牙利的可获取性、开放的边境政策和与其余苏东阵营国家相比较为宽松的警察政策，匈牙利被描绘为人道主义和国际化的国家，有时被西方媒体描述为“社会主义阵营最快乐的堡垒”。在亚诺什·卡达尔[2]执政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因为他们炖汤式地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自由市场机制的结合而被称为“古拉什（Goulash）[3]共产主义”。匈牙利人民（以及东德和南斯拉夫）在“古拉什共产主义”时期拥有整个东欧最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很少的政治动荡。
然而，一场由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守旧者引起的动荡却在布达佩斯的校园生活中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同时让匈牙利人民接触到了毛主义。这方面的英语资料并不充足；但亚当·塔卡斯克2012年的报告《毛主义事端：卡达尔政权1960年代的政治与理论思想的整合对年轻人思维模式的影响》（“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一文中明确提到了关于1968年毛主义学生起义，以及他们和60年代全球社会运动的联系的几项重点信息。[4]这篇报告讲述了一群极度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革命（特别是越南）的鼓舞下，转向信仰他们国境之外的充满活力的、看起来反权威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之上政治和理论上的反馈。就像他们在西欧和东西德的同志一样，这群年轻人在毛主义中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反权威主义。
如同1965年苏联柯西金改革和1967年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改革一般，匈牙利毛主义的概念同样植根于经济改革之上。古拉什共产主义——以在更广泛的国家计划机构中使用自由市场机制和小型私营企业而闻名——便是卡达尔政府的1966-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的产物之一。[5]和20世纪60年代初保加利亚的改革一样，古拉什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排挤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过程，这主要围绕着战后党的第一任领袖马加什·拉科西进行。[6]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反对经济上改革开放以及政治上权威主义的守旧者，似乎在1960年代的东欧掀起了一股反权威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浪潮。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布达佩斯大学校园里的学习小组。
第一位匈牙利毛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是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一个名为加博尔·雷瓦尔（Gábor Révai）的年轻人。加博尔的父亲约瑟夫·雷瓦尔（Joszef Révai）是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与建立过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加博尔·雷瓦尔在罗兰大学有着德语和哲学的双学位。如同他的东德同志，雷瓦尔作为一名反对派活动家的开始，是在1964年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CYL）框架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小组。[7]两年后雷瓦尔在广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继子费伦茨-加诺西（Ferenc Jánossy）的介绍下结识了著名的西德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并与其一直保持着联系。有着如此显赫的关系，雷瓦尔似乎注定要成为卡达尔年代最不安分的活动分子。
不久后，雷瓦尔便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的许多志趣相投的人发展了感情。另外两个罗兰大学中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活跃分子——格奥尔格·波尔（György Por）和米卡洛斯·贺拉斯蒂（Miklós Haraszti）也是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8]格奥尔格·波尔（György Dalos）是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作家协会成员；[9]以及作家卡塔林·伊梅尔（Katalin Imre.）。[10]他们都在某一时段造访过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并且领到了红宝书、毛主义小册子，以及《新中国》（Új Kína）杂志（一份经常批判卡达尔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修正主义的匈牙利语杂志）[11]，或者与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的中国学生或助教保持着联系[12]。有了毛主义的武装，这些学生开始称呼自己为“自由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组建了两个俱乐部，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被称为“思想家们”和“俱乐部”。[13]
匈牙利的毛主义者们表现得尤其直言不讳，一开始也不倾向于秘密组织。在伊梅尔的出版物中，她常常煽动性地宣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引诱我们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在我们的国家，右翼倾向和修正主义者们是国家的主调。根本不存在共产主义。”[14]达洛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人道主义面具下的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其中他提到，卡达尔政权的特赦是在宣传“对人民的敌人的人道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5]伊梅尔和达洛斯双双在被警告后逮捕，而伊梅尔因此失去了她在布达佩斯大学文学研究所的职位。[16]
尽管如此，当越南战争成为匈牙利年轻人中的一大主要话题时，这种毛主义煽动势头得到了加强。匈牙利政府以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都对北越的斗争表示了支持，但是主张的是“越南需要和平！”，而毛主义者们却喊出了诸如“解放越南！”、“胜利属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17]等等的口号。1965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了越南团结斗争委员会，而它完全被毛主义学生们所渗透和占领，这导致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不得不于1966年十二月解散这一组织。[18]对于匈牙利年轻人来说，就如同对世界上所有的激进派年轻人来说，越南被看作更广大的反帝斗争运动的一部分，并且使得毛主义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19]
1967年，毛主义者们最终转入地下，各毛主义俱乐部联合起来，以“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GHRC)的名义，发起了一个名为“革命之路”的联合倡议。[20]它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对外宣布，“革命之路”宣称“我们毫不掩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目前这个由官僚主义资产阶级掌控，戴着虚伪的修正主义面具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21]到了1968年，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者小组整合成为了一个有着六十多名指导员、作为一系列武装反战斗争幕后组织者的中央小组。[22]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冲突便是波尔和贺拉斯蒂组织的由两百名匈牙利、非洲和中国学生参与的在布达佩斯美国使馆前的游行。这次行动最终演变成向使馆内投掷燃烧瓶，点燃使馆员工的汽车，以及同阻止学生攻陷大使馆的匈牙利国家警察之间的冲突。[23]
在一小群坚定的毛主义者们进行若干次胆大妄为的违法活动后，匈牙利国家警察最终决定逮捕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和几个相关的校园俱乐部的核心领导人。1968年6月9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发布了一条对各领导人的“布达佩斯中央法院的最近判决”，但惩罚却是微乎其微的数月监禁或是仅仅给予警告。[24]审判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关注，但群众对毛主义本身的关心并没有增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对审判不满的匈牙利学生向联盟领导者施压，促使其最终改变了对此次审判的态度。[25]
审判后，匈牙利革命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解散了，毛主义者们再未试图建立一个毛主义的政党。波尔、达洛斯和贺拉斯蒂继续从事他们的反对派工作，在七十年代早期被逮捕过数次，但每次皆只是受到了无足轻重的短期监禁或仅仅是警告。[26]匈牙利的毛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在工农群众中扎根，而仅仅只是布达佩斯大学精英们的一厢情愿[27]。在1990年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采访时，贺拉斯蒂回忆了他的行动主义以及幻灭，“我们是匈牙利最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失去了信念，马克思主义在匈牙利便已灭亡。”[28]。尽管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1968年被审判的毛主义学生们的确将自己看作马克思的最后传人，生来便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反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修正主义。
[4] Adam Takacs,“The Maoist Incident: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solidation on Youth Mentality in the Kádár Regime of the 1960s”,RESOCEA (Regime and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Report,2012,67, http://www.academia.edu/15233364/The_Maoist_Incident._Effects_of_Political_and_Ideological_Consolidation_on _Youth_Mentality_in_the_K%C3%A1d%C3%A1r_Regime_in_Hungary_in_the_1960s/
[27] Robert Gildea, James Mark, and Annette Warring, eds. Europe's 1968: Voices of Revo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99.
[28] William Greider, “The Morning After: Inventing Democracy in Hungary,” Rolling Stone, February 22, 1990,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the-morning-after-199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