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从一百多年前诞生以来的历史，尚待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时虽然较短，然而却相当复杂，而且有过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变形和转变的原因和形式，大部分仍然未加探讨。本书要探讨的有限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并不指明精确的空间或时间。因此，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一部分理论著作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并提出其一致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要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这就需要先涉及这些有关理论家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早年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特殊新颖之处。当然，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早期史实做出恰当的说明，则必须比本书进行更加详尽得多的论述。可是，即使写一篇追溯性的概论，也会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头十年内。马克思（1818—1883年）是特利尔城一位律师的儿子，恩格斯（1820—1895年）是巴门市一位工厂主的儿子，两人原籍都是莱茵省人，都出身于德国最先进的西部地区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在公众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在这里毋庸赘述。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怎样在产业革命以后第一次无产阶级斗争高潮的吸引之下、在二十多岁就逐步清理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遗产和蒲鲁东的政治理论，而恩格斯则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实并痛斥了把这种状况视为合理合法的经济学说；他们二人怎样在1848年欧洲大动荡的前夕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并参加该年国际性起义的极左翼队伍而为革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斗争；他们怎样在三十多岁就被得逞的反革命势力到处追捕而被迫流亡到英国；马克思怎样总结了结束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得失，而恩格斯则总结了同时发生的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怎样在极度贫困之中，只靠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以支援，独自在伦敦从事论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朽理论工作，怎样经过十五年的辛勤劳动以后，《资本论》第一卷正当马克思满五十岁以前得以出版；马克思怎样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参加了建立第一国际的工作，把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随后又倾注最大的努力从事其实际领导工作；他怎样纪念巴黎公社，并指导新近统一起来的德国工人政党，为将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确定总的原则；恩格斯怎样在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岁月工作中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使之成为欧洲人民的政治动力，他在七十多岁时还主持了第二国际的建立并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欧洲大陆各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理论。
我们在这儿并不直接来谈这两位休戚与共的人物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目的，只想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工作的某些社会标志，这可以作为以后发展中进行比较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同时，他们的著作是长时期共同努力的产物，这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他们两人一起，在流亡、贫困和艰苦的环境中与他们那时代的主要无产阶级斗争从未脱离过联系，尽管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们同这些斗争在实际上完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工人阶级发展之间的深刻历史联系在1850年以后艰苦考验的岁月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那时他们两人显然被迫转入了“与世隔绝的”生活，马克思在恩格斯经常给予物质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这段时期为写作《资本论》作了准备，最后马克思自然地被选进第一国际，并很快成为第一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同寻常的结合，也决非一帆风顺或立即取得一致的。他们亲身参加的唯一的一次革命动乱，就其群众性特征而言，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占了压倒的多数；小小的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年事件中只起到微小的作用。（1）他们从远处观察的最先进的社会暴动——巴黎公社，主要也是手工业工人性质的。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第一国际的解散，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回到纯属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相合。这个时期中“阶级”与“科学”之间客观联系的复杂性（至今仍然在实际上未作研究）转而在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性质和命运中得到了反映。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局限性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定下了界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他们著作的接受情况和这些著作的涉及范围中看出来。严格说来，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影响，仍然相对地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领域。他的大多数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在他生前尚未发表过，而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则杂乱地以若干种语言散见于若干国家，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地流传于任何一个国家。（2）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才公诸于世，而他的著作在他身后发表的历史，构成了往后马克思主义盛衰变化的中心部分。马克思著作在他的时代的出版情况标志着他的思想在其对象阶级中的传播受到了阻碍。然而，相反的是，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他们尚处于从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之中，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工会组织，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赢得政权的希望，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外影响的范围。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他至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一些含糊的预测，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一些简要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下了有关第二帝国的著名的形势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不可能超越群众创造自我解放的手段和方式的实际历史步伐。与此同时，马克思从未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过广泛而概括的论述，这对于当代人来说是更为明显的漏洞。随着大陆上新型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恩格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担当起了这个任务，那就是他写的《反杜林论》以及其后的一些有关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之间的历史关系中最终的矛盾之处，在于其国际主义的特殊形式。１８４８年以后，两人都没有在任何一国的政党里扎根。他们以英国为基地，主要仍然超脱于当地的文化和政治范围之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返回德国，而在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可以返回的。他们在创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而是为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战斗者和领导人出主意、作指导。从莫斯科到芝加哥，从那不勒斯到奥斯陆，他们轻而易举地扩大了通讯联系。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狭隘性的不成熟性，使得他们在付出一定代价以后实现了比运动发展下阶段可能达到的更为纯粹的国际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１８４３年）、梅林（生于１８４６年）、考茨基（生于１８５４年）和普列汉诺夫（生于１８５６年）。（3）他们都来自更加落后的东欧和南欧地区。梅林是波美拉尼亚一名容克地主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坦波夫一名地主的儿子，拉布里奥拉是坎帕尼亚一名地主的儿子，考茨基是波希米亚一名画家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流亡期间参加民粹党秘密活动十年以后转向马克恩主义的；拉布里奥拉是罗马的一位已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是在１８９０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１８９１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作为普鲁士的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度过了漫长的生涯；惟有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他在二十多岁就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几位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在他们本国的民族政党领导工作中起核心作用，但是他们都投入了这些政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并在其中占有正式的地位，只有拉布里奥拉始终处于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建工作之外。（4）普列汉诺夫在帮助建立劳动解放社以后，参加了第一届《火花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在第二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该党中央委员会。考茨基是《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喉舌）的编辑，并起草过该党在爱尔福特大会上的正式纲领。梅林是《新时代》的杰出撰稿人，拉布里奥拉是法国同类刊物《社会变革》的杰出撰稿人。这四个人都与恩格斯亲自通过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个任务使他们像恩格斯一样，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同时，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论文题目很相似，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关心之处；《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唯物史观论文集》（拉布里奥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考茨基）。（5）与此同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论述文学和艺术的文章（《莱辛传奇》，《艺术和社会生活》），而考茨基却转向一篇宗教的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恩格斯后来对所有这些主题都作过简要的探讨。（6）这些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开始把马克思的手稿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并对他的生平作传记性研究，以便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充分恢复和展示这些著作，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随后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梅林接着与人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还在去世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传记。这些继承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对他们说来仍然非常新颖而很接近的遗产加以系统化和概要说明。
然而，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国际形势正经历着变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高涨，这是由于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垄断，在国外加紧帝国主义扩张，一个加速技术革新的紧张时期已经开始，利润率在提高，资本积累在增长，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正在逐步升级。这些客观条件与１８７４－－１８９４年长期衰退期间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大不相同，当时正值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以及英布（Ｂｏｅｒ）战争（7）和美西战争（紧接着是日俄战争）这类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首次爆发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在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里已经形成。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在一个动乱得多的环境中走向成熟，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迅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风暴雨。这些理论新兵比他们的前辈在数量上要多得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整个地理轴心向东欧和中欧转移，更加坚信不移——这种转移在前一时期已经依稀可见了。占统治地位的新一代人物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柏林以东的地区。列宁是阿斯特拉罕一名公务员的儿子，卢森堡是加里西亚一名木材商的女儿，托洛茨基是乌克兰一个农民的儿子，希法亭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的儿子，鲍威尔则是奥地利一个纺织厂主的儿子。所有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写过一些重要著作。布哈林是莫斯科一个教员的儿子，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的父亲是奥廖尔的一位牧师，他们显露头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可看作同一形态中稍后的产物。到这时为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期和分布可以列表如下：
马克思 1818—1883年 特利尔（莱茵省）
恩格斯 1820—1895年 巴门（威斯特伐利亚）
拉布里奥拉 1843-1904年 卡西诺（坎帕尼亚）
梅林 1846—1919年 施拉威（波美拉尼亚）
考茨基 1854—1938年 布拉格（波希米亚）
普列汉诺夫 1856—1918年 坦波夫（俄国中部）
列宁 1870—1923年（8） 辛比尔斯克（伏尔加）
卢森堡 1871—1919年 扎莫希奇（加里希亚）
希法亭 1877—1941年 维也纳
托洛茨基 1879—1940年 赫尔松（乌克兰）
鲍威尔 1881—1938年 维也纳
普列奥勃拉任斯基 1886—1937年 奥廖尔（俄国中部）
布哈林 1888—1938年 莫斯科
实际上，所有年轻一代的理论家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党的领导中起了支配作用。这种作用远比他们前辈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活跃。列宁当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卢森堡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有才智的人物，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最有权威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系斗争的核心人物，布哈林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手下步步高升的官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书记处的头头，而希法亭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的杰出议员。这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发展中格外地早熟：刚才提到过的每一个人在他们不满三十岁时都已经写过一部基本的理论著作。
他们的著作阐述了什么新方针呢？由于本世纪初以来整个历史进程的加快，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新方向。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明显变化产生了垄断和帝国主义，这需要作持续的经济分析和说明。而且，马克思的著作当时正首次受到学术界经济学家的专业性批判。（9）《资本论》再不能简单地作为依据了，它必须加以发展。考茨基实际上在这方面作了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于1899年写了《土地问题》，这部著作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变革作了一次全面的明确探讨，这说明他在当时是老一辈中对当代形势的需要最为敏感的，并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确立了他的权威。（10）后来，在同一年，列宁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考察农村经济的巨著，它的鼓动性在形式上与《土地问题》非常相近，但具体目标在某些方面则更为大胆和新颖。这部著作实际上把《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理论第一次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将几种生产方式同明确表达的历史整体联系起来。列宁关于沙皇时代农村所作的调查，体现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发展：当他写成这部著作时，年仅二十九岁。六年以后，希法亭——他由于有力地回答了伯姆·巴威尔克对马克思的牵强批判而在1904年名声大振——在二十八岁完成了他的开拓性著作：《金融资本》。希法亭的著作发表于1910年，它对《资本论》的运用既超出了“部门”的界限，又超出了“国家”的界限，这正如考茨基和列宁所达到的成就那样，它对《资本论》赋予全面的最新内容，在托拉斯、关税和贸易战争的新时代里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全球性变化。希法亭集中分析了银行势力的不断上升、垄断的加速发展、以及为大力扩张资本而愈来愈多地使用国家机器的情况，他强调国际紧张局势和混乱状态的日益加剧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组织和集中越来越加紧而发生的。与此同时，鲍威尔于1907年（在《金融资本》写完以后但在其出版以前）发表了同样宏大的著作《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在这部著作里，他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有涉及过的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在社会主义运动面前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在这个实际上崭新的领域里，他进行了大胆的综合，论述民族的起源和组成，最终分析了欧洲以外当代帝国主义的并吞浪潮。接着，在卢森堡的著作《资本积累》中，帝国主义由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成为该书一项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部著作发表于1913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卢森堡坚持认为非资本主义的穷乡僻壤对于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宗主国向巴尔干、亚洲和非洲进行军事和帝国扩张的结果因此是必然的，这标志着：她的著作尽管有分析上的错误，却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重新考虑和发展《资本论》的明确体系，做出了最激进和最有创见的努力。这部著作立即在《新时代》上受到鲍威尔的批判，鲍威尔从1904年开始就一直在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最后，在大战爆发以后，布哈林于1915年写了《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论述了他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11）到了下一年，列宁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研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既对以前辩论中的共同经济结论作了总结性说明，又第一次把它们纳入对帝国主义的好战和殖民剥削（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平衡发展的普遍规律造成的）所作的清晰的政治分析。
因此，本世纪的头十五年是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兴旺鼎盛的时期。当时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理所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第一次昙花一现。虽然当时的经济研究可以直接建立在《资本论》的宏伟壮观的基础之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遗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妨碍这一点。中欧工人阶级政党的迅速壮大和反对东欧旧制度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创造了条件，这种新型的理论直接建立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基础之上，并自然而然地与党组织密切结合。为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密切注视着的1905年俄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造就了第一次科学的战略性的政治分析，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著的《结局和前景》。这部简短的著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结构洞察入微，它极其精确地指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特点和进展。这部著作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七岁时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由于在1907年以后他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缘故。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是列宁的工作。列宁在这方面所建树的成就，其规模永远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结构。在列宁之前，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实际上从未加以考察过。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这个斗争是在一个有才能的、全心全意的工人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将宣传和鼓动相结合、领导罢工和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组织、处理民族自决问题、阐明国内和国际的危机、对付各种偏向、利用议会工作、准备起义袭击等特殊方式——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往往简单地被看作“实际的”手段，而在实际上也代表了对未知领域在认识上的明确进展。《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论民族自决权》——所有这些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其他百来篇“偶然的”著作或文章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科学，从此以后就能解决广泛领域内的问题了，而这些问题在以前却没有任何严格的理论标准。列宁著作的力量在这些年里当然来自处于沙皇制度没落时代的俄国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正是他们基本的自发活动才使得俄国专制主义的垮台迫在眉睫，才使得列宁有可能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同样地，学术发现的实际物质条件，必然会决定其客观范围。这里没有篇幅来讨论列宁著作的局限性和疏忽之处：只能说明，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特别落后的俄国社会形态以及统治着这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关系的，而这使得沙皇帝国有别于战前欧洲的其他地区。列宁扎根于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远比马克思要深，他没有直接关心这个大陆其他地区必然不同的斗争格局，这种斗争格局使得这些地区的革命道路在性质上比俄国本身要更加困难。因此，在工业更加先进的德国，那里的男子普选权和公民自由产生了一个与罗曼诺夫专制制度很不相同的国家结构，因而其政治角逐场与俄国的根本不相似。在那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特征是，革命性显然较差，而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机构组织却较为发达。卢森堡是德意志帝国创立雏型政治理论的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她的著作有启发性地反映了这种矛盾——虽然这也部分地是她从当时造反性强得多的波兰地下运动的经验中得来的。卢森堡的政治著作从来达不到列宁著作那样的严谨或深度，也不像托洛茨基的著作那样富有远见。德国运动的土壤不允许她有可以比得上他们的发展。但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该党日益滑向改良主义（流亡中的列宁显然对此没有察觉到这样的程度）而进行的热情的干预，却包含了以下这些内容：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自发精神捍卫，以及一种社会主义自由的观念，她在自己所处的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早于列宁。《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是她在二十八岁时为答辩伯恩施坦的演变主义而作的犀利论战，这使她开始走上自己的独特道路，随后又对于作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进攻性武器的总罢工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并在1909—1910年与考茨基的重大争论中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最终明确了将来工人阶级政治的根本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划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正如它从根本上分裂了工人阶级运动本身一样。大战前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比前一时期实现了更为紧密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是由于当时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处于上升时期。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们本国政党的实践相结合，并没有使他们地方化或者使他们相互隔离。相反，国际性的争论和论战是他们的第二特性：如果说谁也没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高度普遍性的话，这是由于他们国家的特定环境和生活中所形成的更为具体的种族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以俄国人和波兰人来说，他们在长期流亡国外期间有了交往、接触，这可以令人想起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12)在这个时代的新条件下，他们仍然建立了讨论和通信这类比较能保持同族交往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第二国际在东欧和中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形成一种有生气的理论）的主力军的第一流作家可以通过第一手材料或第二手材料来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而且批判也不限于国界。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在战前居统治地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内部（而不是这些队伍之间）迅速出现了分裂。在老一代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吵吵嚷嚷选择了社会沙文主义并支持他们各自（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祖国；而另一方面，梅林却坚定不移地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行为打交道。在年轻的一代中，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布哈林全力以赴地抵制战争并谴责互相争斗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背叛行为，这些组织在这场早就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大屠杀中，站到了他们的阶级压迫者一边。希法亭起初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反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很快却自愿应征入伍，参加了奥地利军队；鲍威尔迅速地参加服役，反对东线的俄国，他在那里很快就被俘了。恩格斯所珍视的第二国际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在一周之内就遭到了破坏。
1914年1月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俄国，陷于饥饿和疲于战争的彼得堡群众举行了自发的起义，于1917年2月推翻了沙皇统治。八个月之内，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作好了夺权准备。十月间，托洛茨基在彼得堡集合了这一力量，进行他早在十二年前就预见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革命迅速取胜后，紧接着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和1918—1921年的内战。这些年代里俄国革命史诗般的历程，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指南，在列宁身上，政治思想和行动空前绝后地迅速合为一体。从《四月提纲》经《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直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这些年代里的列宁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创立了新的准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个原则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因此不久以后“列宁主义”的名称就被使用了。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段英勇的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当然决不会仅限于列宁本身的著作。托洛茨基撰写了一些基本著作，论述战争艺术（《革命如何武装自己》）和文学的命运（《文学与革命》）。布哈林在一篇被人广泛讨论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里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来加以总结。（13）不久以后，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曾与之合作编写过布尔什维克的通俗手册《共产主义入门》）开始发表对苏维埃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前的任务进行最创新、最根本的经济研究的著作，这个领域是迄今为止马克思的理论从未涉及过的；《新经济学》一书的头几部分于1924年问世。与此同时，致力于发掘和编辑未发表过的马克思著作的历史性学术研究，其国际中心已经转向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马克思资料研究工作上负有盛名的梁赞诺夫，这时负责编辑第一部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集的任务，马、恩的大量手稿送到了莫斯科，并存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是该院院长。（14）所有这些人在为俄国革命胜利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中，以及在初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当然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内战期间，列宁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是负责军事的人民委员，布哈林任党报主编，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实际上是党的书记处的第一把手，梁赞诺夫是工会的组织者。这一代明星在内战行将胜利结束之际正值壮年时期，他们的出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苏联这个新型工人堡垒中的未来发展。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爆发并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大革命浪潮失败了。在俄国以外的任何地方，资本的势力都显得非常强大。国际反革命在1918—1921年期间对苏维埃国家的包围，并未能推翻它，尽管俄国工人阶级因内战而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国际反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主义秩序产生最严重社会危机的三年期间，的确把俄国革命完全隔绝于欧洲其他地区之外，这样就成功地压制了苏联以外的无产阶级起义。对于欧洲大陆上地位相当牢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最根本的威胁，就是1918—1919年在德国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从监狱里观察俄国革命进程的卢森堡，比当时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更清楚地觉察到内战期间所建立起来的专政所面临的危险，而在同时，她又时常暴露自己对这些问题（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高度工业化的欧洲地区也显得不那么明显。（15）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卢森堡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她立即投身于在德国组织革命左派的工作；她作为在一个月以后组建德国共产党的最有权威的人物，起草了党的纲领，并在该党成立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两周以后，当饥饿的柏林群众爆发的一场半自发的混乱起义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紧急指令下被志愿团所镇压时，她被暗杀了。柏林的一月革命遭到镇压后，由于慕尼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于四月份创建起短命的巴代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因此紧接着就发生慕尼黑被德国军队再次用武力征服的事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于1918年11月发动的德国革命，在1920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同时，在奥匈帝国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在更为落后的农业国匈牙利，协约国的要求导致停战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自动退位，而短暂地建立起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共和国：六个月以后，罗马尼亚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公社，并恢复了白色政权。在奥地利，工业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比匈牙利的要大得多（正如普鲁士同巴伐利亚对比一样），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它在忠于无产阶级方面并未引起过争论）却倾向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参加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并借口防止协约国的干涉，逐步从上面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到1920年，社会民主党已经退出了政府，但资本主义的重新稳定到那时已经得到保障。鲍威尔很快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居统治地位的人物，他于1919年担任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并为该党的战后历史作了主要的理论性辩护，那就是他在1924年写的一部错误地起名为《奥地利革命》的著作。与此同时，他以前的同事希法亭曾两度担任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甚至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队伍里，也保持了代表这代人特征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16）更往南，意大利于战后三周年爆发了最后一次重大的无产阶级起义。拉布里奥拉的故乡所产生过的社会党总是比德国或奥匈国家的小得多，但却更富有战斗性：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抵制过社会爱国主义，并在口头上宣扬过最高纲领。但在1920年席卷都灵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的骚动浪潮中，这个社会党表现出对于进攻性的革命战略也完全没有准备；自由党政府和雇主们迅速采取的反击措施，在群众运动完全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的情况下，终于使它陷于瘫痪。民众起义的浪潮低落了，从而使得反革命的武装队伍为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出现作了准备。
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与俄国一起都是战前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地带）发生重大挫折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尚未充分摆脱帝国主义干涉，因此无法对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进程施加直接的组织或理论影响。第三国际形式上已于1919年成立，当时莫斯科仍然是一座遭白军围困的城市，第三国际实际成立的时间应为1920年7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当时它对于战后紧急时刻的决定性战斗施加任何影响已嫌为时过晚。红军挺进波兰，乍一看来似乎与中欧的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具体联系，但在同一个月里红军就被迫后撤，在几周以内，都灵的占领已陷于崩溃，列宁打电报给意大利社会党呼吁意大利全国总动员。这些失败当然不是首先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或失算所致。这种失败表明中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客观上占优势，在那里，资本主义从历史上就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而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只有在经历了这些战斗并失败以后，第三国际才在苏联以外的主要大陆国家牢固地建立起来。当然，对苏联的封锁一旦打破，两种形势——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分崩离析和中欧与南欧自发起义的失败，另一方面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形成的鲜明对照——就确保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起草的原则基础上较快地建立一个集中的革命国际。列宁于1921年为新建立的、当时已经遍及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写下了带有根本理论性的“启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部著作中，他为国外的社会主义者综合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开始首次论述比沙皇帝国更为先进的环境里的马克思主义战略问题，在那种环境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认识到的要更为强大，而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也更为深入。这部著作的系统译本：第一次向全欧洲的战斗者揭示出列宁的著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理论体系，在政治上迅速地照亮了千万人的心。这时在国际间以崭新的水平传播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而共产国际则是它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进行具体联系的保证。
实际上，这种前景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残酷打击使苏联工人阶级蒙受了重大损失，即便苏联工人阶级在内战中取得了对白军的胜利。1920年以后，从更加发达的欧洲国家不可能立即指望到任何救援。苏联陷于孤立，其工业遭受破坏，无产阶级遭到削弱，农业荒废，农民不满。资本主义在中欧已经得到重新稳定，而革命的俄国与中欧的联系已被迫切断。在苏联刚刚打破包围并与欧洲其他地区重新建立起联系之后不久，苏维埃国家由于俄国落后的缺陷以及得不到国外的任何政治援助，在国内也开始危急起来。党组织内部的篡权斗争愈来愈加剧，工人阶级愈来愈处于从属地位，官方的沙文主义风气愈来愈浓厚，这一切终于慢慢地被列宁本人所觉察，但那已经是他在1922年病重不起之后了。他最后的著作——从他论述工农监察机构的文章到他的遗嘱（17）——可以看作是他为寻找重新恢复群众真正参加政治实践活动的方式而在理论上所作的极端努力，这有可能打破新型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并恢复已经失去的十月革命的团结和民主。
1924年初，列宁逝世了。三年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内所取得的胜利，决定了其后几十年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斯大林的政治机构积极镇压了俄国本身的革命群众实践，并日益加剧地瓦解或破坏了苏联以外的革命群众实践。高踞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地位的巩固，是依靠愈来愈残暴的警察政权来确保的。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布尔什维主义赖以产生的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基层群众受到种种禁锢，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自发行动受到了攫取国家权力的官僚阶级的压制。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逐渐遭到上层党组织的清洗。苏联在合作化以后，一切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均告停止。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流放，1940年遭到暗杀；梁赞诺夫于1931年被剥夺了职位，1939年死于劳改营；布哈林于1929年受到压制，1938年被枪毙；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到1930年已被搞垮，1938年死于狱中。在斯大林的统治达到顶点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差不多已经沦为一种纪念品。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曾经以其理论家的为数众多和充满活力而超越整个欧洲，在十年之内却已沦为半开化的一潭死水，令人生畏的只是其势力巨大的检查制度和生硬无比的宣传而已。
在斯大林主义笼罩整个苏联文化的同时，苏联以外地区的情况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势变得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动荡。工人阶级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到外遭到失败，但它对于整个中欧和南欧的资产阶级却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威胁。第三国际的建立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带有列宁主义的标记，从1918年到1920年期间，这在原先中心地区的所有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恐惧。而且，一度取得成功并确保凡尔赛秩序在政治上重新稳定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复苏，证明是短命的。在1929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造成大规模失业，并使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社会反革命势力这时以最野蛮、最残暴的形式动员起来，一国接一国地取消了议会民主，所有工人阶级的自治组织都被消灭了。恐怖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是该地区资本家对付工人威胁的历史性解决办法：在国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的时刻，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进行反抗和闹独立性的任何微小迹象都要进行镇压。意大利是遭受法西斯全力镇压的第一个国家：到1926年，墨索里尼已经禁绝了国内一切合法的反对派。在第三国际对德国共产党采取了自杀性的方针以后，纳粹主义于1933年在德国攫取了权力；德国的劳工运动被消灭了。一年以后，宗教式的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发动了武装进攻，破坏了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据点。在匈牙利，白色独裁统治长期以来早已建立。在南欧，西班牙发生的一场军事暴动引起了三年内战，在其邻国葡萄牙及其盟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下，这场内战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告终。这十年以纳粹占领和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陷落而宣告结束。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欧地带的命运如何呢？——中欧地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刚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得到传播，就被第三国际的斯大林化所瘫痪，第三国际不断使得它下属各党的政策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第三国际以外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政党自然也不会为应用或推广列宁主义做出任何贡献。因此，在这一地区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的范围内，两次大战之间实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限于经济分析，它遵循的路线直接来自战前的大辩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个独立的社会研究所，它由一位有钱的谷物商人资助，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建立，在半学术性的机构内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该研究所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18）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法学史家卡尔·格林贝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格林贝格于1861年生于特兰西瓦尼亚，他是东欧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一位典型成员；他创办并编辑了有关欧洲劳工史的第一份重要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并把这份刊物迁至法兰克福。这位具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杰出代表从此以后同德国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搭了一座桥。在二十年代，他所主持的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社会民主党人，并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经常的联系。向梁赞诺夫第一次科学地汇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寄送了一些档案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的创始版实际上是在这两个机构的联合主持下于192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
在同一时期，该所还主持出版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唯一重要著作，即亨利克·格罗斯曼的著作。格罗斯曼是来自欧洲东部边疆的另一位移民，1881年生于克拉科夫，是加利西亚一个矿主的儿子，他与鲍威尔同年，比布哈林大七岁——换句话说，他是1914以前上升到如此高度的著名一代人物之一。然而，格罗斯曼成长得较慢；他本是维也纳的伯姆·巴威尔克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加入波兰共产党并在华沙大学讲授经济学。1925年，他由于政治镇压而从波兰被驱赶到德国，他于1926年到1927年期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发表了一系列讲演，这些讲演后来汇编为一部长篇论著，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19）格罗斯曼的著作正好发表于大萧条的1929年，这部著作总结了战前关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大辩论，并做出了到那时为止最有雄心和最有系统的尝试，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的逻辑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崩溃。这部著作的中心论题看来提得很及时，它很快就受到了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青年经济学家弗利茨·斯特恩贝格的挑战。斯特恩贝格本人的著作《帝国主义》（1926年）主要是卢森堡观点的重新陈述，在有关资本主义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和波动性的新颖分析方面有所发展，这部著作早先曾受到格罗斯曼的抨击。双方都受到另一位波兰裔的马克思者纳塔莉娅·莫茨科夫斯卡的批判，批判内容登在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之后她所写的一部论述现代危机理论的短篇著作内。（20）到第二年，鲍威尔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带有预见性地题名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是在他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时写作的。（21）在这篇政治和经济的遗著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这位最有才华的代表，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危机中消费不足的理论设想最复杂的情况，以此完成他毕生的试验；他还在这篇遗著中记下了他终于对渐进主义的改良主义失去幻想，而他作为一名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却在实行这种改良主义，他号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重新联合起来。
鲍威尔迫于慕尼黑协定而离开布拉迪斯拉发以后不久，于1938年死于巴黎。几个月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主义吞没整个欧洲，从而结束了欧洲大陆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时代。希法亭于1941年在巴黎死于盖世太保之手。当时只有在战场的侧翼才有可能写作他们所体现的这一传统的尾声。莫茨科夫斯卡于1943年在瑞士发表她最后一部最激进的著作——《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22）同时在美国，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一部内容极为明确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23）中探索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全部论战史——从丘甘——巴兰诺夫斯基到格罗斯曼。他本人赞同鲍威尔关于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然而，斯威齐在新政的环境下写成的这本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发展失调和消费不足的危机这种假定，采取含蓄的否定态度，并同意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由国家进行反危机的干预来保证帝国主义的内部稳定，是潜在有效的。这样，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就首先取决于一个纯外界的决定因素——即苏联以及大战结束后可望步其后尘的国家在经济状况上占上风，认为这些国家的“说服力”最终将有可能使美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24）由于具有这种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注释
(1)见奥西多·哈默罗：《复辟、革命、反动》，普林斯顿，1958年，第137—156页。这是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社会成分所作最好的历史性分析。
(2)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过的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经济学—哲学手搞》（1844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论瓦格纳笔记》（1880年）。
（3）伯恩施坦（1850—1932年）在学术上是个次要人物，他属于同一时代人。莫利斯（1834—1896年），比这批人中任何一个都年长，是重要得多，但不公平的是，他甚至在他本国也没有留下很大的影响，在外界更不为人所知。
（4）拉布里奥拉在敦促屠拉梯按照德国模式创建意大利社会党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但在1892年于热那亚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大会的前夕，他却决定不去参加，因为他对于该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有保留意见。
（5）梅林的论文发表于1893年，普列汉诺夫的论文发表于1895年，拉布里奥拉的论文发表于1896年，考茨基的论文论述的范围广泛得多，发表得较晚，于1927年发表。
（6）这些文章分别写于1893年（梅林）、1908年（考茨基）和1912—1913年（普列汉诺夫）。
（7）英布战争发生于1899—1902年，战争的结果，英国吞并了南非布尔人（荷兰移民的后裔）建立的两个共和国，把它们划为南非的省。——译者注
（8）列宁逝世于1924年。——译者
（9）首先对马克思进行认真的新古典式批判的是伯姆·巴威尔克所写的《论马克思体系的建立》（1896年）。伯姆·巴威尔克三次担任过奥地利帝国的财政部长，并在1904年到1914年期间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0）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关土地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斯·韦伯关于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状况的研究所最初触发的，这部著作由自由派的社会政治协会于1892年出版。见朱利亚诺·普罗卡齐为最近重版的考茨基著作《土地问题》意大利版所写的出色导言（米兰，1971年，第50—52页和58页）。
（11）布哈林后来在1924年也发表了他对卢森堡的理论所作的深入批判；其内容已译成英文，收录在塔巴克编辑的《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书中，伦敦，1971年。
（12）关于俄国人移居国外的一些看法是由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1917年以前所侨居或旅行过一些国家而想到的。这些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列宁和托洛茨基）；意大利和波兰（列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西班牙（托洛茨基）；美国（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丹麦、挪威和瑞典（布哈林）。
（13）布哈林的社会学手册发表于1921年；托洛茨基研究文学的著作发表于1924年。
（14）达维德·梁赞诺夫（真名是戈尔登达赫）生于1870年。在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这次大会使马尔托夫开始与列宁分裂）。这正是在他们对党章产生争论之前。在1905年革命以后，梁赞诺夫经常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并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而工作。
（15）她的论文《俄国革命》写于1918年，于1922年由保罗·莱维首次出版。
（16）另外两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名是前马克思主义者，另一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于这一时期在东欧和中欧担任过政府职务。在乌克兰，丘甘—巴兰诺夫斯基担任过1917—1918年反革命拉达（1917年至1919年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的财政部长；而在奥地利，熊彼得于1919的担任过同样的职务。
（17）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597页。
（18）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起源，见马丁·杰伊在《辩证思维》（伦敦，1973年，第4—12页）一书里所作的内容充分、学术性强的论述。
（19）《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规律》，莱比锡，1929年。于1971年在法兰克福再版。
（20）《现代危机理论批判》，布拉格，1935年。玛茨科夫斯卡于1886年生于华沙，1908年移居瑞士，她在苏黎世一直居住到1968年逝世。
（21）《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拉迪斯拉发，1936年。
（22）《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苏黎世，1943年。
（23）当这部著作于1942年发表时，斯威齐为32岁。
（24）《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68年再版，第348—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