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四章 欧洲及非洲欠发达的根源——1885年以前


欧洲奴隶贸易为非洲欠发达的基本因素
非洲前殖民时代的技术停滞和经济扭曲
非洲政治军事的继续发展——1500 ~1885年
　　约鲁巴人
　　达荷美
　　东部大湖地区的国家
　　卢旺达
　　阿马-祖鲁人（Ama-Zulu）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


　　非洲人民的贫困程度与他们不得不忍受的剥削的长度和性质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非洲仍保留着奴隶贩子犯罪的印记：到现在为止，非洲的潜力因人口过少而受到限制。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e），几内亚共和国，1962年



欧洲奴隶贸易为非洲欠发达的基本因素


　　谈论殖民统治前400年间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贸易，事实上是讨论奴隶贸易。严格地说，只有当非洲人在一个社会作为奴隶工作时，他才成为奴隶。在这之前，他首先是一个自由人，然后才是一个俘虏。然而，奴隶贸易是指将俘虏从非洲运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在那里作为欧洲人的财产生活和工作，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本章节的标题是刻意挑选以引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货物都是由欧洲人经手运到欧洲人控制的市场。这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利润，而不是别的。在东非和苏丹，很多非洲人被阿拉伯人卖给阿拉伯买家。这便是人们所知的“阿拉伯奴隶贸易”（欧洲的书籍中）。因此，我们清楚，当欧洲人把非洲人运给欧洲的买家，这便是来自非洲的“欧洲奴隶贸易”。

　　毫无疑问，除了极少数像霍金斯这样的人，欧洲买家在非洲海岸购买非洲俘虏，在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贸易的形式。一个俘虏在他从内地到起航港口的路上往往被一卖再卖，这也是事实，这也是贸易的形式。然而，总体上说，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获取俘虏的过程根本就不是贸易。俘虏是通过战争、欺骗、抢劫和绑架而获取的。如果我们尝试着就欧洲奴隶贸易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做出估量，有必要认识到我们是在对社会暴力的影响而绝非正常意义上的贸易的影响做出估量。

　　关于奴隶贸易及其对非洲造成的后果，许多方面仍不确定，但总体来说，其破坏性的图景是明确的。这种破坏性可以从俘虏的募集方式在非洲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中表现出来。不确定性之一就是输入的非洲人到底有多少这一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估计数从几百万到超过一亿。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约1000万非洲人在美洲、欧洲和大西洋群岛上登陆并活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它已经被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长期的残忍记录作辩护的欧洲学者使用。为了掩饰欧洲奴隶贸易，他们觉得一开始就将相关数据最小化，这样很方便。事实是，输入到美洲的非洲人数仅仅基于现存记录必然会很低，因为当时有那么多的人在走私奴隶上有既定利益（和拒绝给予数据）。然而，即使只有1000万这么低的数据可以作为评价奴隶制对整个非洲影响的基础，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很有可能使那些企图不把1445年到1870年间掠夺非洲人这一经历当一回事的人惊慌失措。

　　涉及活着在美洲登陆的非洲人，我们首先必须扩展其统计范围，从计算转运途中的死亡率开始。被欧洲奴隶贩子称为跨越大西洋或“中间通道”的路线，因为途中发生的死亡数而臭名昭著，其死亡率平均在15％～20％。奴隶在非洲从被抓到登船这期间也有大量的死亡，尤其是在俘虏需要行走几百英里才能到达海岸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考虑到战争是获得俘虏的主要方式）是有必要对遇难和受伤的数量做出估算，正是从所有这些人中抓到了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健康和活着的人。由此产生的数据将会是在非洲以外地区数百万依然活着登陆的人数的好几倍。这个数目才能代表因欧洲人创立奴隶生产而直接从非洲人口和劳动力中除掉的非洲人。

　　非洲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流失的劳动力由身强力壮的年轻男女组成。奴隶买家首选的受害者在15岁至35岁之间，最好是二十岁出头；男女比例为2：1。欧洲人会接受非洲儿童，但很少接受老年人。他们把最健康的人运到任何可能的地方，不嫌麻烦地得到那些已经历了当时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疾病之一——天花的考验而存活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受此疾病的进一步侵害。

　　由于缺乏有关15世纪非洲人口规模的数据，人们很难对非洲人口外流的结果进行科学的估算。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陆人口在奴隶贸易的几个世纪里有任何增加，尽管当时世界其他各地的趋势也是这样。显然，与本来的情况相比，婴儿的出生更少了，这是因为排除了数以百万的生育年龄的人。此外，有一点很重要，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不仅仅是欧洲与非洲的奴隶贸易的关系。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一直被称为“东非奴隶贸易”和“阿拉伯奴隶贸易”，它隐藏了也属于欧洲奴隶贸易的范帱。当起源于东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达到巅峰时，大多数俘虏的目的地是欧洲拥有种植园经济的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塞舌尔以及通过好望角到南北美洲。另外，18世纪至19世纪在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作为奴隶的非洲劳动力，最终还是为对奴隶种植产品有需求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如桑给巴尔（Zanzibar）的丁香就是在阿拉伯主人的监督下种植的。

　　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数据以说明奴隶贸易存在的几个世纪以来，从各地运到各目的地的奴隶劳动力对非洲人口造成的全部损失。然而，从15世纪开始，其他大陆的人口不断上升，有时甚至出现惊人的自然增长；而令人吃惊的是，非洲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位欧洲学者根据各大洲的推算做出了以下世界人口的估算（以百万为单位）：

1650年 1750年 1850年 1900年
非洲 100 100 100 120
欧洲 103 144 174 423
亚洲 257 437 656 857

　　上述数据不是很精确，但确实表明人口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庞大的非洲大陆在这方面存在反常的停滞，而且除了可以引起关注的奴隶贸易，没有任何诱发因素。

　　这样对人口损失的强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紧密相关。人口增长在欧洲发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进一步发展的压力。日本的人口增长也有类似的积极影响；在亚洲的其他前资本主义地区，与仍然是人烟稀少的非洲大陆相比，人口规模导致更加集约的土地开发。

　　只要人口密度低，那么被视为劳动力单位的人远比土地这样的其他生产因素更重要。从非洲大陆这一端到另一端，这样的例子很多，非洲人民意识到在他们生活中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例如，奔巴人认为臣民的数量比土地更重要。坦桑尼亚的香巴拉人（Shambala）也是一样，那里有句俗语“国王是人”。在几内亚-比绍的巴兰特人（Balanta）中间，耕种土地的劳动力数量代表着家庭的力量。当然，许多非洲国家统治者因为自身利益对欧洲奴隶贸易采取默许的态度，人口流出对非洲社会来说，除了是灾难，别的什么也不是，也根本没法计算出人口流出的合理比例。

　　非洲经济活动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人口流失的影响。例如，当存在着采采蝇生活环境的地区的居民减少到低于一定数量时，其余的人不得不放弃这一地区。实际上，被奴役导致这些人失去了驯服和治理大自然的战斗力——一场以发展为基础的战斗。暴力也意味着不安全。由欧洲奴隶贩子们提供的机会成为刺激非洲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的许多社会暴力产生的主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它带来更多的袭击和绑架而不是普通的战争，这一事实增加了恐惧感和不确定因素。

　　无论是以公开还是暗示的方式，19世纪欧洲所有列强表示他们认识到逮捕俘虏的行动与其经济追求不一致。当时，特别是英国想要非洲人收集棕榈产品和橡胶以及种植农作物来取代奴隶出口，很明显，对奴隶的袭击与西部、东部和中部非洲这一目标相冲突。早在这之前，当欧洲人自身的利益涉及其中时，他们承认了这一事实。例如，17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实际上阻止了“黄金海岸”上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认为这影响到当地的黄金贸易。然而，17世纪末，在巴西发现了黄金，产于非洲的黄金供应的重要性减弱。在整个大西洋模式中，非洲的奴隶变得比黄金更重要，巴西金矿被提供给维达（达荷美）和阿克拉的非洲俘虏开采。从那一刻起，奴隶劳动开始破坏“黄金海岸”的经济，摧毁了黄金交易。奴隶袭击和绑架使得采矿不安全，带着黄金旅行也不安全，而抢劫俘虏比开采黄金更有利可图。在现场的一个欧洲人注意到，“一次幸运的抢劫使一个本地人一夜暴富，因此他们在战争、抢劫和掠夺中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在旧的挖掘行业和黄金收集行业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上述从黄金开采到奴隶袭击的转变发生在1700年至1710年间的几年内，“黄金海岸”每年供应大约5000～6000名俘虏。18世纪末，尽管从“黄金海岸”输出的奴隶数量少了很多，但这种活动已经造成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不同时段寻求非洲中西部不同地区来充当美洲奴隶主要供应者的角色。事实上，这意味着塞内加尔和库内纳河之间这一漫长的西部海岸线的几乎每一区域，都至少有几年密集型奴隶贸易的经历且承受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此外，在尼日利亚东部、刚果、安哥拉北部和达荷美的历史上，平均每年保持输出成千上万的奴隶的情况延续了数十年。那些地区大部分在非洲属于相对发达地区，它们是非洲的领导力量，本可以将其能力用于促进自身以及为非洲大陆的整体改善做出贡献。

　　向好战和绑架的转换必定影响到所有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农业。有时，在某些地区粮食产量增加到可以向运送奴隶的船只提供补给，但整体来说，贩卖奴隶在非洲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均为负面。劳动力从农业中被抽走，情况因此变得一片混乱。达荷美曾在16世纪因食品出口到现在的多哥部分地区而闻名，可在19世纪却遭受饥荒。现在的非洲人很容易回想起，在殖民统治时期，身体强壮的男人作为迁徙劳工离开自己的家乡后打乱了家里常规的耕作，由此经常造成饥荒。然而，奴隶贸易也意味着一种劳动力迁移方式，但其具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远在百倍以上。

　　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必要的条件是让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通常要求和平的环境，但历史上总是出现这么一些情况，一个社会团体通过袭击邻近的社区而获得妇女、牛群和商品，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这些袭击所得的“战利品”来满足自己社区的利益。在非洲贩卖奴隶甚至无法得到类似弥补。俘虏被运到外地而不是被某个既定的非洲社区用来创造财富。在一些地区，为欧洲人招募俘虏的非洲人意识到他们将俘虏留给自己用会更好一些，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副产品。总之，贩卖奴隶使得剩下的人口无法有效地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更有甚者，还雇用专业的捕虏奴隶的人和士兵来从事破坏而不是建设。且不说道德层面和由此引起的巨大痛苦，仅从非洲发展的角度来说，欧洲奴隶贸易在经济上是完全缺乏理性的。

　　为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在论及奴隶贸易时有必要参照一些地区的不同影响，而不是以整个大陆的角度谈问题。奴隶袭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力度众所周知。一些南非人被布尔人（Boer）奴役，而一些北非穆斯林被基督教的欧洲人奴役，但这些只是小插曲。这些地区最臭名昭著的人口输出，首先是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纵深约200英里的西非地区，其次是中、东部非洲，包括现在的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北部和刚果东部。而且，在这广泛的区域中，可以看到精细的区别。

　　可能有人认为，因为非洲有些地区不存在人口输出或人口输出很少，因此奴隶贸易可能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欧洲奴隶贸易是导致非洲大陆欠发达的一个因素这一观点必须维持，因为不能认为一个没有与欧洲进行贸易的非洲地区可以完全不受欧洲的任何影响。欧洲货物渗透到内陆的最深处，（更重要的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区域的人口输出取向使积极的相互作用已变得不可能。

　　通过比较或许能让人们对上述命题有充分的了解。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经济体制中，各种不同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当一个部门不景气，那么这种不景气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他部门。同样，当一个部门的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其他部门便会受益。再转向生物学，人们会发现，生态学的学生认识到一个单一变化如一个小物种的消失，可能会在某些范围引起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消极或积极的反应。一些免于出口俘友的“自由”非洲地区肯定受到这种巨大紊乱的影响，至于以何种方式则实在不易了解，因为这只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一些假设的问题，如“如果······有可能会发生了什么？”会导致荒谬的推测。然而，有些问题的提出是完全合理且非常必要的，如“如果在中部非洲紧挨巴罗策兰（赞比亚南部）的北部地区没有推广奴隶贸易，巴罗策兰会发生什么？”“如果加丹加人专注于将铜销售给布干达，而不是将俘虏卖给欧洲人，那在巴干达会发生什么呢？”

　　殖民时期，英国强迫非洲人唱：

　　不列颠统治，不列颠统治着海洋
　　不列颠人决不，决不，决不会成为奴隶

　　18世纪早期，非洲奴隶的使用达到顶峰，英国人自己也开始唱这首歌。“如果数百万的英国人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离开家乡被当作奴隶使用，英国的所谓的发展水平会是什么样子？”进一步说，即使假定那些活得很精彩的人决不、决不、决不会成为奴隶，但如果欧洲大陆被奴役，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对他们的发展起作用的因素。那样的话，其最近的邻国就会排斥同英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贸易。毕竟，学者们一致认为不列颠群岛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这些地区的贸易是对封建晩期和资本主义早期的英国经济的最早刺激，而这发生在海外扩张时代之前。

　　目前某些欧洲（包括美国）学者采用的观点是，欧洲奴隶贸易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邪恶，但对非洲来说经济上有好处。在这里只能非常简要地提请大家注意几个论点，以表示他们是多么可笑。一个备受重视的论点是非洲统治者和其他一些交换俘虏的人获得了欧洲商品，这就是非洲人获得的“财富”。这一种意见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些欧洲进口商品的竞争扼杀了非洲产品；它也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诸多欧洲商品中缺乏进入生产过程的那种类型的产品，而相当多的产品被迅速消耗或被亳无用处地收藏入箱；还有一个事实居然被忽略，那就是大部分进口商品即使是作为消费商品也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如廉价的杜松子酒、廉价的火药、漏水的罐子和水壶、珠子和其他的分类垃圾。

　　根据上面的论点，有人认为某些非洲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壮大得益于与欧洲的贸易。西非王国中发展最快的有奧约、贝宁、达荷美和阿散蒂（Asante）。奥约和贝宁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就发展得很好，尽管达荷美和阿散蒂在欧洲奴隶贸易时期发展得更强大，但他们成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与此同时——而且这是那些奴隶贸易辩护者的主要谬论——一个既定的非洲国家在向欧洲出售俘虏的同时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归于奴隶贸易的功劳。霍乱的蔓延可以杀死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然而人口却增加。这里明显不是因为有霍乱而是在于尽管有霍乱人口仍然有增加。这一简单的逻辑被那些认为欧洲奴隶贸易使非洲受益的人忘了。奴隶贸易的破坏性可以清楚地确定；在奴隶贸易时期，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些方面看似发展了，但结论都很简单，尽管奴隶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比霍乱更具破坏性，但这个国家仍然发展了。这是通过对达荷美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说到底，尽管达荷美在与奴隶贸易保持关系时仍尽其所能来发展政治和军事，但这种经济活动形式严重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使它的情况更为糟糕。

　　一些关于欧洲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只不过是说输出数以百万计的俘虏是非洲避免饥饿的一种方式！对此试图做出回应是痛苦的，而且还浪费时间。但是，也许一种比较含蓄的类似论点需要回应，即在奴隶贸易过程中非洲有所收获，因为非洲从美洲大陆获取了新的粮食作物，而这些作物成为非洲的主要食物。提到的农作物是玉米和木薯，它们在19世纪及20世纪成为非洲的主要食物。但农作物的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农作物最先只起源于某一大陆，然而社会接触使得它们移植到其他大陆。奴隶贸易与农作物的迁移没有特殊的关联，最简单的贸易形式会取得同样的结果。今日，意大利人有面条和通心粉这样（硬质）小麦食品的主食，而大多数欧洲人用马铃蓍作主食。意大利人关于意大利式面条的想法来源于中国面条，是马可波罗从中国旅行返回后的事情，而欧洲是从美洲印第安人那儿接纳马铃薯的。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因为欧洲人受到奴役才获得的好处，而是全人类合理的遗产。但非洲人却被告知，是欧洲奴隶贸易给非洲带去了玉米和木薯从而使他们得到发展。

　　以上观点来自最近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是英美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眼中，它们可能不是最普遍的，却是一个似乎有可能成为新的宗主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与欧洲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一步反对非洲的非殖民化十分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好是对这些垃圾观点不予理睬，让我们的年轻人远离其侮辱；但不幸的是，当前非洲欠发达的表现之一是资本主义出版商和资产阶级学者占主导地位，这有助于使他们的观点形成全球性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必须揭露将奴隶贸易合法化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是对种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宣传，与现实和逻辑毫不相关。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当今非洲解放斗争的问题。


非洲前殖民时代的技术停滞和经济扭曲


　　有数据表明15世纪欧洲的技术并不完全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某些特定的特点对欧洲发展非常有利，如航运和（较小程度上）枪。与非洲做贸易的欧洲人不得不利用亚洲和非洲的消费品，这表明其生产系统并非具有绝对优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早几个世纪的贸易中，欧洲人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的布料，然后将其转售给非洲，同时他们也购买西非海岸几个地区的布料转售给其他地方。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冈比亚、科特迪瓦、贝宁、约鲁巴地区和卢安果（Loango）都是通过欧洲中间商（middlemen）把产品出口到非洲其他地区。然而，直到进人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几乎只注重出口原棉并进口已加工好的棉布。这种显著的逆转与欧洲的技术进步相关，也正是因为与欧洲的这种贸易导致了非洲技术的停滞。

　　布业制造经历了一个手摇纺织机和小型工艺生产的阶段。16世纪之前，这是非洲、亚洲和欧洲普遍使用的织布模式，亚洲人当时是最熟练的织布人。印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国人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扼杀印度的织布业，因而使英国的布匹可以出售到任何地方，包括印度本身。在非洲，这种情况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需要欧洲人那么故意地去摧毁非洲的织布业，但破坏趋势是相同的。欧洲通过对外贸易往来在技术上获得收益，而非洲要么没有利益，要么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技术。18世纪后期，英格兰通过对外贸易所获取的利润被再投资后，出现了重要的发明和革新。事实上，新机械代表着通过贸易和奴隶制度产生的原始资金积累进行的投资。非洲和印度的贸易加强了英国工业的发展，后者却打压现在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中的所有行业。

　　15～17世纪，非洲对于布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不管是当地生产的还是从欧洲和亚洲进口的布匹当时都有市场。但是，欧洲工业在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控制下，大规模利用风、水、煤的能量以增强其生产能力。欧洲布业能够复制时尚的印度款式和非洲款式，并最终取代它们。办法之一是通过在非洲海岸建立据点从而对布匹分销实施控制，另一做法是大批量进口布匹以打压非洲的产品。最终，欧洲商人成功地结束了非洲布匹制造业的扩张。

　　许多不同的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才可决定一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有重大的突破，即从小规模的工艺技术到设计出利用自然的设备以提高劳动效率。其主要因素之一是手工制作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产品的需求，所以，对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如对衣服的需求，要求在技术上做出反应。当欧洲的布匹成为非洲市场的主导产品时，这意味着非洲生产商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被削减。面对廉价的欧洲布匹，工艺生产商要么放弃他们的工作，要么继续通过同样的小手工工具为当地市场创造出风格不一的布匹。因此，就有被称为“技术抑制”或停滞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是实际的退化，因为人们甚至忘了他们祖先的简单技术。非洲大部分地区遗弃传统的冶铁技术可能是技术退化的最典型实例。

　　发展意味着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这也意味着经济必须首先发展，从而能反过来促进更大的进步。如果我们从现代科学成果的角度，甚至以18世纪末英国标准的角度来衡量，非洲工业和技术的损失非常小。然而，必须记住，在一个阶段被阻碍发展意味着不可能往下一阶段发展。当一个人只受了两年小学教育后被迫离开学校，毫无疑义，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知识上，他都比不上那些有机会一直读到大学的人。非洲在早几个世纪的贸易中所经历的一切确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这是极为重要的。

　　与科技进步相关的一个特点是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科学探索精神。这促使创造力和创新的产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历史学家也一再强调英国18世纪的创造性精神。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将发明仅仅归功于机遇或好运——他们积极培育创新的风气。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58年由年轻人成立了“青年创新博览会”，号召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参与知识创新。因此，在后来的十年里，博览会上呈现了2000多个新发明。始于15世纪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直接和间接地阻碍了非洲技术创新的精神。

　　欧洲奴隶贸易直接阻碍了非洲的创新发展，数以百万的青少年和青壮年被迫迁移，创造力正是来自他们。在那些因捕捉奴隶而受到重创的地区，留下的人们最关注的是保证自由而不是提高生产。此外，即使对于西部非洲、中部非洲或东部非洲那些最繁忙的人而言，由于与欧洲的联系，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贸易而不是生产。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技术进步。在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中，最具活力的群体都与外贸相关——尤其是上几内亚湾的非裔葡萄牙中间商、阿肯人市场的女人、莫桑比克的阿罗（Aro）商人，以及东非的斯瓦希里人（Swahili）和瓦尼亚姆韦齐人（Wanyamwezi）。他们进行的贸易就是出口俘虏和象牙这类不需要机械创新的商品。除此之外，他们还是欧洲进口产品的分销代理商。

　　当英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时，它曾经也被称为店主之国，但是其国内大多数商品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而且，其工程师的很多创造发明都是为了解决生产所带来的问题。可非洲的贸易集团对技术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的角色和注意力使得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放在生产上。

　　除了发明，我们还必须考虑技术的引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在技术上落后于别人，光靠独立的发明是赶不上的，而是要考虑引进技术。事实上，人类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少是由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单独发现的。一旦一个原理或一种工具被大家知道，它很快就被传播或扩散到其他国家。可为什么欧洲技术在欧非两大洲接触了好几个世纪却没能进入非洲呢？其根本的原因是，非洲与欧洲贸易的本质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思想和技术传入非洲前资本主义（社群主义、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生产体制非常不利。

　　唯一一个从欧洲有效引进技术并成为资本主义的非欧洲国家就是日本。19世纪，日本已经是一个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逐步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它不是欧洲的殖民地，它的对外贸易关系是非常顺利的，它的人民也不被欧洲人奴役。例如，日本的纺织品制造商在国内受到不断增长的市场刺激，国外也受到一些亚洲和欧洲市场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年轻的资产阶级（包括许多以前的封建地主）在19世纪末从欧洲引进技术，并成功地在国内运用。用这个非洲以外的例子是要强调，对非洲来说，获得欧洲技术的需求来自非洲的内部——且最有可能来自一个阶级或集团，因为他们看到新技术中的利润。但必须还有两种前提，即欧洲人愿意转让技术以及非洲社会经济结构能够利用该技术并能对其内化。

　　狩猎大象或俘虏，使非洲除了对枪支有技术需求外，通常不会对任何其他技术有所需求。附属于外贸的经济活动线路要么是像奴隶制那样具有毁灭性，要么充其量是纯粹的采掘，如猎捕大象以获取象牙以及砍伐紫木树。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引进欧洲的技术。非洲经济也很少有行业容下这些技术，除非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出口类型完全停止。一个值得注意但很少公开的事实是，在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几个非洲国家的统治者都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求欧洲将技术用于内部开发，以取代奴隶贸易。

　　欧洲人有意忽略非洲人对于欧洲应将一定技能和技巧让非洲人使用的请求。16世纪初的刚果就是这种情况，这在前面已经提及，埃塞俄比亚也是一样，虽然那儿与欧洲人没有奴隶贸易。1520年，葡萄牙外交大使抵达埃塞俄比亚王宫，莱布纳·登格尔（Legna　Dengel）皇帝仔细看了葡萄牙的剑、步枪、衣服、书籍等，觉得有必要将欧洲的技术知识引进埃塞俄比亚。他还和欧洲统治者如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葡萄牙的约翰三世（John　III）等国王以及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之间有通信往来，信中也请求欧洲援助埃塞俄比亚工业。直到19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的请求几乎毫无效果。

　　18世纪上半叶，另外两个例子也说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欣赏欧洲技术，并表明他们特别偏爱技术，而非贩奴船。达荷美的阿嘎加·特鲁多试图阻止俘虏贸易，为了引起欧洲工匠的兴趣，他派出驻伦敦大使。18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位在达荷美王宫的欧洲人告诉他的同胞，“任何裁缝、木匠、铁匠或有类似手艺的白人男子，只要他空闲并愿意来这里，他会得到很好的奖励”。阿散蒂国王（Asante　hene）奥坡库·瓦里（Opoku　Ware）（1720～1750）也要求欧洲在阿散蒂建工厂并在此酿酒，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鉴于日本的历史，应该指出的是，首先请求技术援助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刚果帝国，它们在16世纪无疑可与当时多数欧洲封建制国家比肩，唯一例外的是，它们还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达荷美和阿散蒂这两个伟大的非洲国家变得非常突出。它们已经经过了社群主义阶段，已经有一点封建社会的阶级分层以及许多领域如黄金制造、铁器制造和织布行业等的专业化。在奧坡库瓦里统治下的阿散蒂社会已经显示出寻求创新的能力，不辞辛苦地获取进口丝织物并解开它，以便将丝线和棉结合来制成著名的肯特（Kente）布。换言之，在这样的非洲国家，当时要掌握欧洲的专门技术并弥合它们与欧洲之间存在的差距是没有困难的。

　　虽然非洲统治者和欧洲资本家之间都在谈论取代奴隶贸易，但到19世纪，欧洲对非洲提出的实用性援助的请求同样冷漠对待。19世纪初，卡拉巴尔（Calaber）（尼日利亚东部）的国王写信给英国人请求建立制糖厂。1804年，达荷美的国王阿丹多赞（Adandozan）竟敢请求建立枪械厂！在这之前，西非许多地区都在交战中使用欧洲的枪支和火药。在达荷美有一说法，“谁制造火药，谁就赢得战争”，这一说法极有远见，表明他们意识到非洲人在欧洲的先进武器技术面前必定会倒下。当然，欧洲人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武器技术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们绝对不可能同意教非洲人使用枪支和弹药。

　　非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环境对非洲持续提出与发展相关的技术需求是不利的，这种需求一提出，就被资本主义者忽略或拒绝。毕竟，发展非洲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在当代，西方资本家拒绝了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关于建立沃尔特河大坝的请求，直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人会为加纳建水坝，才同意这一请求；他们拒绝为埃及建设阿斯旺大坝，后来，苏联不得不出手相救；在类似情况下，他们对坦桑尼亚至赞比亚的铁路建设设置障碍，这条铁路的建设后来由社会主义中国介人，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表达与非洲农民工人的团结一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问题，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一直阻碍非洲的技术革新，并阻止非洲接触自己的技术。在随后的章节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将其物质文化的有限方面引入非洲，以利于更有效地对非洲进行剥削。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在技术方面一直力图使非洲处于欠发达状态。

　　一般来说，欧洲奴隶贸易和海外贸易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被称为“乘数效应”的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对外交往的效益影响到欧洲生活中与对外贸易没有直接联系的诸多方面；同时，整个社会自身内部的发展配套也越来越好。然而，非洲正好相反，这不仅体现在关键的技术领域，而且对于每个经济体的大小和目的也是一样。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稳步增长，然后，两个相邻的经济体融合为一，西欧各国正是通过逐渐将曾经相互分离的地方性经济进行融合形成国民经济。实际上，欧-非贸易有助于欧洲更加紧密地熔铸不同国家的经济，但在非洲，却只有地方一级的分裂和瓦解。与此同时，各地方经济不再仅仅甚至不再主要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定向；并且（不论个别非洲人是否意识到）其经济成果为外部利益服务，使他们依附于以西欧为主的外力。这样一来，作为一个整体，非洲经济偏离了以前的发展路线，并变得扭曲走样。

　　如今，大家都知道，目前非洲不能轻易实现真正产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任何单个的非洲国家对制成品的需求市场太小，而且非洲没有跨区域的综合市场。非洲与欧洲的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背离了使当地经济一体化的方向。非洲大陆上建立起的某些领土间的联系因为15世纪后与欧洲的贸易而分解。在从西非海岸一直到安哥拉的地区出现过几个例证，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贸易量最大，且保存下来的书面记录也比较全面。

　　15世纪70年代，当葡萄牙人来到现在的加纳时，他们没有几种商品可供当地居民选择，很难交换到欧洲觊觎已久的黄金。然而，他们能够从贝宁将尼日利亚所需的棉布、珠子和女奴隶进行转运，这些商品在“黄金海岸”很畅销。葡萄牙人这么做是对“黄金海岸”既定需求的回应，因此，以前的贸易肯定已经存在于贝宁人和“黄金海岸”人特别是阿肯人之间。阿肯人是黄金生产者，而贝宁人是专业工匠，他们有多余的布料和他们自己制造的珠子。由于贝宁是拥有庞大军队的扩张主义国家，能够获得战俘；当时，阿肯人似乎关注增加自己的人口和劳动力，所以阿肯人从贝宁获取女俘虏并快速使她们成为人妻。当葡萄牙人干预这种交换时，它附属于欧洲贸易的利益。一旦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有充足的商品，不用依赖贝宁特定商品的转口贸易，那么剩下的一方面是“黄金海岸”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贝宁和欧洲之间的联系。

　　或许贝宁的产品早已途经现在的达荷美和多哥海岸背后的小湾到达“黄金海岸”。因此，一旦欧洲人在开阔的海面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贸易会更方便。正如刚才说到的，欧洲人在海上的优势具有最大的战略价值，加之它们的组织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地方进行说明，首先是马格里布和毛里塔尼亚。葡萄牙人在取得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的控制权后，他们能够获得马匹、羊毛制品和珠子，他们把这些商品继续向南运到西非用以交换黄金和奴隶；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塞内冈比亚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马。一匹马可以让他们换到15个俘虏。北非的毛织品和珠子同样被葡萄牙人用来购买冈比亚河以及南至塞拉利昂的黄金。

　　需要回顾的是，西苏丹曾与西非沿海和北非都有联系。早在欧洲人到来以前，马从北非被运送过来，并与西非当地的马匹异种交配。阿拉伯人和毛里塔尼亚人前往塞内加尔河并进一步南下，与曼丁加人中的迪奥拉（Djola）商人会面并向他们交付其商品，如休达的珠子和由北非的羊毛纺成的布。葡萄牙人因为具有海上运输快速性的优势，而不是在陆路上穿越沙漠，从而有效分裂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贝宁-阿肯人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葡萄牙成为中间人后便有机会开发了一种崭新的贸易格局，这种格局使西北非洲和西部非洲双方都指望欧洲，却均把对方忘了。

　　上几内亚海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次欧洲人的开发是由住在佛得角群岛的白人出面帮助的。葡萄牙人和佛得角定居者从15世纪70年代就打入了在上几内亚当地形成的贸易格局。他们介入原棉和靛蓝染料的转运，将这些产品从非洲一个地区转运到另一个地区，佛得角定居者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棉花种植和棉花制造产业。他们利用来自大陆的劳动和技术，然后将成品沿海岸出口到阿克拉。

　　葡萄牙人也接管了刚果及其近海岛屿的贝壳贸易、安哥拉海岸的食盐贸易以及安哥拉南北部之间的高品质的棕榈布贸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取得支配地位不只是因为其船只和商业技巧，同时也通过使用武力的优势——假如他们在海岸经营，有可能会将大炮投入使用。例如，在东非，葡萄牙人用暴力从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手中夺得了贸易。在“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之间，对非洲贸易的瓦解也是采用这个模式。在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着一个强大的沿海独木舟贸易，拉乌角（现代“象牙海岸”）的人驾着独木舟，经过三尖角，把他们的布出售到远至阿克拉的地方。葡萄牙人在靠近三尖角的阿克西姆（Axim）设立了堡垒，为的是与内地进行黄金交易时能提供服务；其功能之一就是切断东西海岸的非洲贸易。他们禁止阿克西姆居民前往拉乌角，他们规定独木舟从“象牙海岸”向东行驶不得超过阿克西姆。其目的显然是分离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实体，使之完全依赖于欧洲。

　　上述的非洲贸易证明其具有商业根基。当荷兰人于1637年接手阿克西姆时，他们发现这一贸易仍在发展。经营“黄金海岸”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雇员希望完全终止这种非洲贸易。当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时，他们试图强迫“象牙海岸”的人购买一定数额的荷兰商品。荷兰规定，每个驾独木舟前往拉乌角的阿克西姆人应随身携带价值至少4盎司黄金的荷兰货物。其目的是将一个纯粹的非洲内部交易转换成欧-非贸易。

　　非洲在尝试整合自己的经济时面临着双重不利。当欧洲人成为非洲当地贸易网的中间商时，他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获得俘虏，同时他们也使非洲整个经济从属于欧洲奴隶贸易。在上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后裔混血儿从事种类繁多的交易，包括棉花、染料、可乐果以及欧洲产品，其目的是填满奴隶船的底舱。刚果和安哥拉也出现了同样的画面。落入葡萄牙人手中的盐、贝壳和棕榈布弥补了其贸易货物的短缺，而且有助于在海岸不同地区以及边远内陆各地购买俘虏。

　　从属和依附两大要素对了解今天的非洲欠发达非常重要，其根源早在国际贸易时代就存在了。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为了依附性而伪装的虚假性整合。当今，这种虚假整合在世界上前殖民地地区表现为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这些自由贸易区是为跨国公司的渗透而定做的。从15世纪起，非洲就出现了远离海岸的经济连接形式的虚假整合，其目的是让俘虏和象牙能从既定的内陆地区通过并到达大西洋和印度洋既定的港口。例如，俘虏从刚果穿过现在的赞比亚和马拉维后到达莫桑比克。在那儿，葡萄牙人、阿拉伯人或法国人买家接管他们。这不是对非洲相关地区经济的真正融合。这种贸易只代表国外渗透的程度，从而扼杀了当地贸易。

　　西非黄金交易没有受到破坏，但它从北方穿过撒哈拉沙漠的商道变成了直接依赖欧洲买家。在西苏丹的萨凡纳（Savannah，即热带草原）地带，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从公元5世纪起就培育了非洲最发达的政治区域之一的崛起。但对欧洲来说，在西海岸获得黄金要比通过北非中介入更方便。人们不禁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黄金交易在17～18世纪一直在这一地区稳步增加，那么西苏丹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然而，欧-非对这一特殊商品进行交易，有些事说来还是有利于非洲的。黄金生产涉及采矿并在非洲形成有序的分销体系，到19世纪，阿肯人地区、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部分地区的社会政治系统持续保持着繁荣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黄金生产。象牙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收益。寻找象牙一度成为东非几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有时它与俘虏贸易结合在一起。坦桑尼亚的瓦尼亚姆维齐人是东非最有名的商人——他们通过携带商品在坦噶尼喀湖和印度洋之间数百英里进行交易而获此殊荣。当瓦尼亚姆维齐人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象牙出口时，这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有利发展，如他们自己和相邻地区之间在锄头、食品和盐方面的交易不断增长。

　　然而，在任何区域，象牙是一种被迅速耗尽的资源，而且，努力确保新的象牙供应可能会导致暴力，这可以与寻找俘虏而引发的暴力相比拟。此外，象牙贸易最具决定性的限制是它不可能通过本土需求和本地生产形成顺理成章的增长。非洲任何国家都不需要大量的象牙，直到欧洲或亚洲有此方面的需求时，非洲国家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象猎杀和象牙收集。任何一个重视象牙出口的非洲国家，事后不得不重新构建其经济，其目的是使象牙贸易获得成功。反过来这又导致了过度不良地依赖海外市场和外部经济。这样一来，贸易额会有所增长，积极的副作用也有可能出现，但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社会进步的能力会下降。此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记住：非洲的贸易具有辩证的对立面，即欧洲的生产或者欧洲控制下的美洲的生产。与欧洲产品相关的利润、技术和技能的比较，非洲通过猎杀大象产生的社会需求的副产品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样一来，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正是在这个差距的基础上形成了发达与欠发达。


非洲政治军事的继续发展——1500～1885年


　　现代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实事求是地强调，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已经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过去。他们还强调，非洲人民在与欧洲接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确切地说，直到殖民地时期。以非洲为中心对大陆的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与强调外部力量的改革作用完全一样，如奴隶、黄金、象牙等海外贸易。这两种方法的协调是通过以下三个因素实现的，我们应该牢记在心：

　　（1）直到1885年，外部（主要是欧洲）的影响从地理上来看很不均匀，沿海一带的影响比较明显。
　　（2）与欧洲人的通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非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3）独立非洲动态特征的演化和发展（如第二章所示）直到1500年之后仍在继续进行。
　　人们认为尝试将非洲划分为受奴隶贸易影响的地区和未受影响的地区有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整个大陆不得不承担其代价。然而，就目前而言，大致区别非洲那些直接卷入欧洲活动的地区和那些继续以传统方式来表现的地区已经足够了。

　　某些地区发展仍在继续，如非洲中南部，因为那里的人民可以自由追求一条由非洲人与非洲环境互动而支配的道路。此外，即使是遭到贩卖奴隶猛烈冲击的社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奴隶贸易导致了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欧洲对非洲的商业控制。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欧洲人才得以设法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取代非洲政权。因此，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在与欧洲的密切接触时仍然有政治运作的空间，这些国家能够也确实在不断演进。

　　对非洲的军事征服发生在帝国主义瓜分年代。在与欧洲有来往的前殖民时期的多个世纪里，非洲的军队是存在的，并具有所有社会武装部门的社会-政治影响。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直接从欧洲的输入几乎是零。基督教试图零星地、摇摆不定地在大陆的一些地区产生影响，但刚果、安哥拉和几内亚为数不多的几个传教士均专心于求神赐福于非洲人，因为他们随后很快就会被卷入横跨大西洋的奴隶制。事实上，基督教只有在埃塞俄比亚得以存续，因为那里有其本土之源。其他地方有活跃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与欧洲的贸易没有任何关系。像以前一样，宗教仍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元素，它在国家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非洲大陆因为陷入欧洲资本主义的卫星轨道而被强加了一些约束条件。只要存在政权，只要能够调动人们使用武器，只要社会有机会来定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那么，这个社会的人民对自身的命运便有所控制，总之，虽然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条件和技术状况，但是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还是可以通过人们的意识得到部分的控制。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上层建筑和基础部分的相互依存关系。

　　革命是有觉悟的人和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引人注目的表现；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任何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总是作为变化或守旧的自觉工具而被卷入发展过程。这一部分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政治领域和其权力的伴侣——军事上。在那些地区，非洲人即使是面临着奴隶贸易，他们也做得胜人一筹。

　　1500年至1885年的非洲政治-军事的发展意味着，非洲的社会集体已经变得能够保护其成员的利益，而不是指定社区之外人民的利益。这也意味着，政治成熟和军事强大的国家里的个人可以免除被强力掳走的外部威胁。在国家的保护下，他会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的领域如吟游技艺和青铜工艺等工作中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能。他还可以利用他的创新和发明改进自己国家人民的宗教，或制定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宪法，或提高有助于战争的新技术，或促进农业和贸易。当然，这些贡献确实只为非洲社会的少数人服务，不论是在贩卖奴隶的社会还是在没有奴隶贩卖的社会；因为随着社群主义的消失，平均分配的原则受到了忽视。我们可以在所讨论的前殖民地时期从整个大陆找出具体的历史实例来阐述这些不同的论点。


约鲁巴人


　　在前面的讨论中，约鲁巴人的奥约王国仅仅是作为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前夕非洲发展的一个杰出代表。人们对14世纪和15世纪的奥约、其起源地国家伊费以及相关国家贝宁的非凡艺术成就已有很好的研究，主要是因为象牙、陶俑和青铜雕塑的保存。显然，最早的青铜器是最好的，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制作和光感度方面都开始退化。然而，从政治上看，奥约和贝宁这样的国家在欧洲人到达非洲西海岸之后继续繁荣和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奥约和约鲁巴人处于奴隶贸易密集的地区，他们在1500年和1885年之间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直到18世纪末，奥约王国一直未参与奴隶贸易。相反，奥约王国的人民关注当地的生产和贸易以及这种贸易的巩固和扩大。事实上，虽然奥约王国的核心在15世纪时就已经建立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期间，它扩展并致力于控制后来被称为尼日利亚西部的广大地区、尼日尔河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现今达荷美的整个地区。这实际上是一个由阿拉芬（Alafin）与贵族一起统治的帝国。在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调节阿拉芬和他的主要臣民之间关系以及首都与各省之间关系的微妙的宪政机制已经形成。

　　直到当时为止，奥约对于海岸的兴趣是将它作为一个出口更多布匹而不是出口奴隶的地方。由于地处内陆，奥约的约鲁巴人主要关注与内地的关系，从而与西苏丹的贸易区连接。奥约从北方引进了马群，这使得其军队获得了人们的敬畏。奥约是非洲根植于过去并在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得以发展的一个主要例子。它的人民在没有刻意去操纵各种力量的基础上，通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技巧继续发展。

　　一般来说，在19世纪早期，奥约和约鲁巴地区已开始出口大量俘虏。这些俘虏一部分是在约鲁巴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中捕获，有些是获得的当地奴隶。当地奴隶的获取牵涉到绑架、武装袭击、不确定性和分裂。这些特点，连同内部构成的紧张局势和来自北方伊斯兰的外部威胁，导致奥约帝国在1830年的灭亡。著名的约鲁巴人祖先的故乡伊费也遭受掠夺，其公民变成了难民，这也是因为绑架出售奴隶引发的约鲁巴人内部的争斗。

　　但非洲在那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水平得到了证实，因为就在几年之内，当地居民便能够重建新的政治国家，特别是新奥约（New　Oyo）、伊巴丹（Ibadan）、阿贾伊（Ajaye）、阿贝奥库塔（Abeokuta）和伊杰布（Ijebu），每个国家都以一个城镇为中心，同时拥有足够的土地用于成功的农业生产。直到英国人来到尼日利亚并好心地强加“秩序”之时，约鲁巴人都在不断地尝试各种政治形式，非常强调军事的作用，同时还保持了他们祖先的宗教。

　　由于具有领土边界的意识，任何国家的居民和统治者经常卷人与邻国的冲突。欧洲和亚洲封建时代的国家特别关注军事能力。统治阶级将国家全部的或部分专业的战斗力量组合起来。他们在对享受社会剩余价值主要部分作辩护时的一个合理化解释就是他们为普通农民或农奴提供了武装保护。这种概括既适用于19世纪的约鲁巴人地区，也适用于普鲁士和日本。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非洲人继续沿着朝向社会组织的方向发展，可与欧洲、亚洲和非洲其他部分如埃塞俄比亚和马格里布地区的封建主义相比较，只是那些国家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这个阶段。

　　在奥约帝国，文职力量是主导，军事将领是国王的仆人。然而，军方随后接管了有效的政治权力。例如，阿贾伊王国是由库伦米（Kurunmi）建立的，据说他是在奥约倒台后的乱世期间约鲁巴人最伟大的将军。库伦米在阿贾伊建立了个人的军事统治。伊巴丹略有不同，在那里有一群军官集体形成的政治精英。使文职官员重新执政的努力是半心半意的，也并不成功。毕竞，城市本身就是从一个军营发展起来的。

　　阿贝奥库塔城邦国也许是为了使军队成为文职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做出最为持续努力的国家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阿贝奥库塔坚固的城墙里面对于城镇的保护。阿贝奥库塔的坚固城墙因许多竞争对手的军队败于此地而著名；在这种情况下，奥罗根（Ologun）或战争首领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的权力。

　　在约鲁巴地区发生政治军事化之时，其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尖锐的阶级分层。在战争中抓到的许多俘虏大多数被贩卖到欧洲。因此，直到1860年，约鲁巴地区以提供奴隶而臭名昭著。然而，许多战俘被留在当地成为奴隶或农奴，这取决于他们是不是第一代俘虏。有时，那些从被摧毁了的村镇逃离出来的难民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成为其他自由的约鲁巴人的被庇护者或农奴。这些难民靠耕种土地为新主人提供服务，回报是获得武装保护。但是，农奴也被当作士兵，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生产资料（土地），只要满足服兵役的义务就行。这是一种衡量，以了解在何种程度上亲属关系的原则已被削弱。它表明，与典型的社群主义的村落不同，那些类似约鲁巴地区19世纪的国家将角色和报酬分配给它们的公民，这是以作为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互惠义务为基础的。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随着专业士兵或被称为“战争男孩”的崛起，约鲁巴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得以扩展。专业士兵都是贵族子弟，他们将农业不屑一顾地交给了内犯和农奴，这些人很多，足够保证大面积的农业耕作。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棉布和棕榈油的制作以及各种产品的贸易交换。这些都是真实的场景，虽然因为奴隶出口的形式或是由于参与抓捕他人出口的形式，劳动力正以各种方式减少。在19世纪中叶到约鲁巴地区访问的欧洲游客仍然可以欣赏到它的物质文化水平，还有它那丰富多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非物质文化，如一年一度的“薯蓣节”（Yam　Festivals）以及桑戈（Shango）、奥博尼（Ogboni）等宗教崇拜仪式。

　　非洲人焦急寻找的同时又很容易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一项欧洲技术就是武器。从19世纪20年代起，约鲁巴人获得了大量的欧洲武器，同时还将武器整合到了贸易、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模式之中。在殖民统治前夕，约鲁巴的将军们千方百计想得到后膛步枪甚至火箭；但欧洲人很快就插手了，以防事态发展得太远。通过一系列早从1860年就在拉各斯采取的行动（包括传教士的渗透以及武装入侵），英国人得以将非洲的那一部分纳入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

　　经济发展是提高生产能力的事业，这与土地使用权和阶级关系相关。这些基本事实在约鲁巴失去独立之前的几十年的历史中，以积极的和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农业生产不中断，那么我们所知道的约鲁巴国家就仍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伊巴丹曾经在约鲁巴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贩卖俘虏，同时出于自身利益保留了许多俘虏作为劳动力。但是，伊巴丹的农业地区遭受了战争，伊巴丹的统治者们也开始将耕种土地的俘虏转而卖给欧洲人。这种交易变得很有必要，因为伊巴丹需要枪支，而这些只能靠卖奴隶来获取。正是在这一点上，在海岸上出现的欧洲奴隶买家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变得确实非常重要。

　　通过出售自己的俘虏和奴隶，伊巴丹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囚犯们被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奴阶级，那么社会就必须保证这些犯人有权被保留在固定的土地上，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免于被买卖。这就是在欧洲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奴隶制度，不得不让位于农奴制和封建制度的原因之一。在正常情况下，约鲁巴社会确实迅速保证了那些融入当地生产模式的俘虏们的不可移动性。但是，作为奴隶买家的欧洲人的出现所释放的力量太大且无法抵挡。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随着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政治权力的丧失而消失。

　　历史学家们经常会过分强调19世纪约鲁巴国家的失败，它没能团结起来从而产生一个比之前的奥约帝国大的国家。但是，首先，一个政治单位的大小并不是评价业绩最重要的标准。其次，一国人民可以在政治上进行瓦解，然后进行更有效的整合。伊巴丹、阿贝奥库塔、阿贾伊等约鲁巴人国家拥有10万余公民——与封建德国的多数城市国家、公国和领地一样大。这是一个值得公之于世的比较，这使19世纪中叶到过约鲁巴地区访问的欧洲观察员感到震惊。

　　德国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从12世纪到15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有一种政治统一的形式。然而，在神圣罗马帝国改革和解体之后，德国人民被分为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正如一年分为每天一样，有的政治实体还不比一个公园大。然而，整个德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力在继续发展，最终于1870年再次实现统一，封建主义让位给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同样，约鲁巴是一个拥有单一语言的广泛的文化实体。奥约帝国垮台后，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使其发展的过程放缓，但发展并没有停止。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使其停止了发展。

　　在贩卖奴隶的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国家建构仍在进行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例如，阿肯人王国体系的成长方式和奥约帝国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阿肯人来说，幸运的是，奴隶贩卖仅在18世纪前半期达到惊人的程度。那时候，如阿散蒂这样的国家已经深深扎根，足以承受奴隶贩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到19世纪70年代，与西苏丹中心地带的合作仍在继续，当英国人试图强行主宰阿散蒂时，这些著名的非洲人民并没有放弃英勇的武装斗争。

　　18世纪阿散蒂与奴隶出口的关联使其统治者对通过战争、突袭贡品，以及获取战俘作为其被俘地区的贸易品这一类型的扩张表示关注。此外，15世纪以来，阿肯人国家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出口其人力资源。俘虏被纳入本地社会；在殖民主义前夕，阿散蒂社会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是奥东科-巴（Odonk-ba），他们是俘虏的后代，是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口。发展不是通过出口劳动力和失去劳动力，而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和使劳动力最大化。


达荷美


　　过了沃尔特河，阿散蒂的东部邻国就是达荷美。由于达荷美卷入欧洲奴隶贸易很深，而且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用很长的篇幅来叙述它的经历。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达荷美的人口如果不是下降的话，至少也已经停滞了，同时除了奴隶出口，几乎没有其他的经济支柱。达荷美的成功之处在于，尽管有如此磨难，仍对非洲大陆人所取得的成就作出了贡献。应当明确的是，达荷美阿贾人或丰人社会政治发展的基础早在欧洲影响西非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在15世纪，阿拉达（Allada）和维达的阿贾人诸国早已存在，他们与伊费的约鲁巴人有着松散的联系。16世纪时，达荷美是阿拉达的一个衍生物，但到18世纪初，它已经扩展到将阿拉达和维达包括在内。

　　阿拉达和维达的国王们犯了错误：或是无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公民免受奴役，或实际上纵容他们被奴役。达荷美并未遵循这样一种直接与维护国家相冲突的政策。相反，在无法使欧洲人接受除了人之外的其他产品之后，达荷美最终成为西非典型的奴隶劫掠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达荷美必须首先建立一个严密的有组织的军事国家，其国王更接近独裁或比奥约的阿拉芬或阿散蒂的阿散蒂赫内（Asantehene）更专制。其次，达荷美对于其军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巧的装备，以保护自己的公民和进行对外战争。

　　在欧洲的历史上，斯巴达作为一个完全致力于战争艺术的城邦国家脱颖而出。18世纪和19世纪在非洲的欧洲人总是把达荷美称作黑色斯巴达。在18世纪，奥约的骑兵远胜过达荷美的步兵，达荷美只能向奥约帝国进贡。但随着奥约的垮台，达荷美成为该地区的最重要的军事国家，同时，的确还对原来的约鲁巴霸主实施了报复。战争对于保证在达荷美之外获取奴隶和武器是必要的。事实上，战争是生存的根本。

　　达荷美人对于军事活动的高度的全神贯注可以从多方面加以阐述。他们的价值观奖励勇敢和获胜，同时无情地鄙视甚至是清除懦弱者和战场上的失败者。国王的两个首席部长就是军队里“左翼”和“右翼”指挥官，同时，其他的军事官员也肩负着政治要职。当时，艺术媒体也不断地制作出战争主题的作品。美丽的马赛克和壁画出现在达荷美宫殿墙壁上，所有都是军事胜利的题材。专业传诵者呈现的历史叙述反映出同样的偏见；棉布工人们忙于为将军和军团制作各种徽章、旗帜和遮伞。

　　两个独特的创新使达荷美不同于非洲的邻国，甚至可以说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军事组织的环境下给予它一种特殊的荣誉。首先，达荷美鼓励年轻男孩成为战争学徒。到了11岁或12岁，一个男孩会跟着一个老兵，帮助他运送给养并观察战斗。第二个创新（这一个得到了更广泛的评论）是达荷美在军队中对于女性的运用。显然，在18世纪，皇室的妻妾开始参加仪仗卫队，然后逐渐成为达荷美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军人完全平等，同甘共苦。在19世纪，达荷美的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每年，国家设法将12000～15000名战士派到各种战役中。在这些人中，据估计1845年有5000名左右是女性——所谓的“达荷美的亚马孙人”，她们在战争中的凶猛为敌人所惧怕。

　　从长远来看，奴隶贸易摧残了达荷美。奴隶战争是昂贵的，且不能保证以得到俘虏为回报。根据欧洲的条件，欧洲的买家在某些年份没有出现，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革命战争时期，达荷美的奴隶出口停滞了，因为没有几艘欧洲船只可以抽出来做奴隶贸易。由于不能贩卖俘虏去获得枪支来进行更多的奴隶战争，达荷美感到自己的光荣和军事荣誉在下降。人祭是为补偿国家和君主荣誉的消退，正如19世纪贝宁王国的奥巴（Oba）那样。

　　即使如此，达荷美野蛮美誉的故事被难以置信地夸大了。达荷美王国发明了一些优化措施如人口普查；进行深入广泛的外交，制定了通常只有在“文明”的欧洲国家才能听到的所有的细节和协议；并建立了一个间谍和情报系统作为自身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至少应将注意力简要集中在艺术家在达荷美社会中的作用上。许多非洲艺术源于对事物功能性的细述，如陶器和棉布。然而，宗教和国家权力同时也刺激了艺术。例如，伊费的黄铜器和青铜器的制作代表着宗教崇拜，同时与伊费的奥尼（Oni）以及王室有关。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对艺术家的保护、支持和认可，是最普遍的一种现象。这在华夏中国，对于陶瓷制造者和戏剧艺术家来说的确如此；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确如此；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达荷美也的确如此。

　　现在没有人知道，在独立的前殖民时期的任何特定的艺术成就应该是哪一位达荷美人的功劳。然而，在那段时间，每一个艺术家都获得了自我发现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同时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他们的任务是释放快乐及捕捉人们的希望和雄心，体现在宫殿的壁画、铁艺雕塑、为皇室设计的手工编织布的压印图案、精雕细琢的国王大使的安全人员头像以及达荷美王国的创始人如何从豹子肝子里走出来的生动故事里面。这是围绕皇室和贵族家庭的艺术，但也是一个国家的产品以及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所认同。随后，这样的艺术技巧要么消失了，或是堕落并服务于庸俗的殖民主义者的好奇心。

　　仍然有些人认为达荷美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必须要归功于奴隶贸易。最终要证明的是，整个19世纪非洲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是在较早时代已经奠定好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我们最好再看看那些未受到外国影响的地区。非洲东部的大湖地区就是其中之一。


东部大湖地区的国家


　　基塔拉王国。它的巴齐维兹人统治王朝不知道什么原因垮台，然后，他们被来自北方的新移民推翻。对巴齐维兹人是否有埃塞俄比亚的渊源虽然有一些怀疑，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6世纪的移民是来自流经苏丹的尼罗河某河段的卢奥人（Luo　people）。

　　随着卢奥人的迁移，一支被称为巴比托王朝（Babito　dynasty）的新家系占据了布尼奥罗的地区。同一王朝的其他分支在其他几个地方登基为王，有时从主线脱离独自为政。19世纪末，在托罗开创了一个单独的巴比托王国。同时，巴齐维兹人或巴赫马人以一个被称为巴辛达人（Bahinda）的氏族形式在南部地区卷土重来。巴辛达人是古老的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的一个游牧民族，从16世纪起他们的据点就是安科莱地区和卡拉圭地区。

　　显然，新的巴比托统治阶级立即寻求土地的控制权，但根据已有的非洲习俗，他们后来试图将自己表现为土地的本来主人而非掠夺者。在布索加（Busoga），有几个巴比托小国王，研究者记录了皇室家族成员和平民之间关于土地的以下对话：皇室家族成员：“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就利用起来了。后来你们这些人过来乞求土地，所以我们很慷慨，分给你们一些土地。自然你们现在是我们的奴隶。”

　　平民：“啊！这都是流言！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很久了。你通过欺骗获得了你们的权力。你们这些王子王孙都是坏蛋！”

　　在这些大湖地区的独立历史的任何阶段，土地都没有成为纯粹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像在经典的欧洲封建模型中那样为某个阶级所垄断。学者在承认封建主义时期已经到来之前，经常要求必须具备这种特征；但他们没有考虑土地的分配和使用（或生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现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牛是财富的主要形式的地方，畜群的私有也是生产者被从生产资料剥离开来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具体地说，那些拥有畜群的人通常都是巴辛达人或其他巴赫马人及新的巴比托家族的人，而那些照看畜群的人往往是他们庇护者和庄园主人的农奴。就土地而言，耕种土地的农民以作物形式给族长和执政当局交出沉重的赋税，使得后者不用从事农业劳动也可以享受生活。

　　要记得，在各大洲独立进化的过程中，生产能力的提高伴随着所有阶段不平等的增加，社会主义阶段除外。谈到大湖地区直到殖民主义前夕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就是要突出这些国家扩大的生产能力，同时坦率地承认这是增加剥削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而且也是对大多数人的劳动的剥削。后者被剥夺并受到压迫，他们为了少数几个住在宫殿里的人的利益而终日操劳。

　　大湖地区王国主要位于现在的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只有在坦桑尼亚的东北部存在着复杂的大湖地区王国的代表。在前殖民时代，坦桑尼亚东北部是该国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坦桑尼亚的其余地区是由那些并未被明确地遗留在社群共有阶段的众多小王国组成。但是当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在宣扬一种新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时，坦桑尼亚的东北部也是这个国家出现问题的地方，因为在土地和生产品的分配以及个人权利获得方面已经有了一个不平等制度。事实上，从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角度来看，该地区就是封建主义地区。

　　对于重要的大湖地区国家布干达的起源问题存在一些分歧。一些传说认为它与布尼奥罗人一样起源于卢奥人，而另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它是巴齐维兹人的后裔。它的社会结构当然与巴比托-布尼奥罗的非常接近。与安科莱的情况不同，布干达的巴赫马人没有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他们只是与拥有牛群的统治阶级有关联，通常是在牧民初级能力的层面。在任何情况下，布干达的历史是一个在以布尼奥罗和其他邻国为代价的基础上逐渐扩张和巩固的历史。到18世纪时，它已成为整个地区的主导力量。

　　布干达王国拥有一个健全的农业基础，以香蕉作为主要食物，还有牛产品。他们的工匠制作的树皮布用于出口，当地的铁器和陶器生产由邻近非洲各国的进口产品作为补充。由于他们缺乏食盐，从而刺激了贸易网络的延伸，以获得必要的用品；有如西苏丹那样，这种扩展的商业网络实际上整合了一种大的区域的生产资源。德国殖民主义在非洲东部的先遣成员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说：“在对东非的政治和商业事务的评估中，过少强调其部落间的内部贸易。布干达的易货贸易不遵从所有的直接计算。”在布干达的情况下，奴隶贸易的缺失对扩大内部的生产和贸易意义重大，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布干达的国王们建立了一个小规模永久的武装力量以作为卫队；其余的国家军队在必要时征召。政治管理集中在卡巴卡（Kabaka）手上，地区的统治者由卡巴卡和他的委员会任命，而不是由氏族根据家族世袭来任命。这在设计如何通过地方官员的网络来管理这个大的王国中融入了独特的智慧。也许对布干达在政治成熟方面的最好赞美来自英国，英国人在19世纪发现了布干达和其他东非国家的封建制度。之所以说这些是最好的赞美，是因为这些赞美不情愿地来自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文化傲慢的殖民主义者，这些人不想承认非洲人能够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欧洲人对在大湖地区看到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发明了这个命题，即那些政治国家不可能是非洲人所为，而是由早期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白种“含米特人”（Hamites）建立的。这一神话似乎从一个事实得到某种支持，即巴齐维兹人据说是浅肤色的。然而，首先，如果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齐维兹人，那么他们会是黑色或棕色的非洲人。其次，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非洲东部文化进行了本地发展的整合，再加上特定地区之外的非洲人的贡献。他们当然不是从国外进口的。

　　假设巴齐维兹人或巴赫马人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那么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语言，从而像他们的仆人那样讲班图语。巴比托王朝的卢奥人家族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被当地的文化所容纳。此外，从16世纪到19世纪，巴比托人和巴赫马人/巴辛达人也加强了紧密联系。实际上，从不同的族群、种姓和阶层中出现了一些“民族群体”。“民族群体”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之前的社会构成，同时这种定义也适用于布干达、布尼奥罗、安科莱、卡拉圭和托罗的人民，以及那些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人民。


卢旺达


　　大湖地区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是卢旺达王国和布隆迪王国。现在有着这些名字的两个国家位于老王国的周围。这里将以卢旺达的经历作为实例。

　　和老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及它在安科莱的东北邻国一样，卢旺达被分成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口是被称为巴胡图人（Bahuta，即胡图人）的农民，但是，政治权力在占人口约10\%的巴图西人（Batutsi，即图西人）牧民手中。还有一个更小的少数民族巴特瓦人（Batwa，即特瓦人）约占1\%，他们处于前农业社会组织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卢旺达三个社会阶层的相对体质特征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发展提供了有趣的注释。巴图西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人群；巴胡图人长得矮小粗壮；巴特瓦人是侏儒。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社会职业和饮食方面来解释。巴特瓦人不是生活在稳定的农业社会；相反，他们结成小群，靠狩猎和挖掘根类食物为生，因此不能保证为自己提供大量和丰富的食物。在另一个极端，巴图西人牧民以源源不断的牛奶和肉类为饮食。巴胡图人比巴特瓦人在社会性方面更加先进，他们比巴特瓦人吃得更多更有规律，因为巴胡图人经营农业，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完全依赖于大自然，也不用像巴特瓦人那样靠捕获稀缺的猎物为生。然而，他们的饮食缺乏巴图西人食物中的丰富蛋白质。因此，人类的发展及身体的发育在广义上与生产能力的扩展和食物分配有关联。

　　无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是巴图西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成就而非其身高使他们出名。他们对卢旺达王国的贡献可以追溯到14世纪，这是与巴齐维兹人相同的时期。卢旺达和安科莱之间与卡拉圭和布隆迪之间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实际的联系。但与布尼奥罗-基塔拉不同，14世纪和15世纪的卢旺达远不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开始有几个小部落，是以卢旺达的图西氏族为中心的扩展才逐渐在17世纪创造了一个小型紧凑的王国。后来，卢旺达王国开始从中心往其边界扩展；这种扩展一直持续到殖民主义者来到之时。例如，姆坡罗罗（Mpororo）（安科莱）的统治者就曾给卢旺达朝贡，卢旺达的发展是以牺牲安科莱为代价的。

　　卢旺达王国的首领是姆瓦米（Mwami）。和许多其他的非洲统治者一样，他的权力由宗教信仰认可，而他自身也为宗教仪式所围绕。欧洲封建帝王常常试图让他们的臣民相信王权来自神，因此国王是“君权神授”。非洲国王的臣民就像卢旺达姆瓦米的臣民一样，经常接受类似的观念。当然，除此以外，国王的权威必须基于真正的力量，卢旺达的姆瓦米没有忽视这一事实。

　　鲁祖吉拉（Rujugira）是18世纪著名的姆瓦米，最后走独立路线的是鲁瓦布基里（Rwaabugiri）（也被称为基格里四世，Kigeri），他于1895年去世。加辛迪罗（Gahindiro）是另一位得到宫廷乐师和历史学家歌功颂德的国王。他们都对于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了改善或精心制定，从而做出了一个或多个贡献，这意味着他们都体现了一定历史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力量。

　　18世纪的姆瓦米鲁祖吉拉采取的措施是将其边境地区的管辖权置于军事指挥官的专属权力之下，同时驻扎了强大的部队。此举是重要的，因为在任何年轻和成长的国家里最不确定的区域就是那些边境地区，被欧洲的封建术语称为“边境省份”。鲁祖吉拉实际上是将边境省份放在军事法的管辖里，他也将永久性的军事营地驻扎在那些战略性的地方。

　　在19世纪早期，姆瓦米加辛迪罗对文职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在每一个省，设立一个负责土地的首领和一个负责牛群的首领。一个主要负责农场的租金，另一个负责牛群的税费。此外，所有的省份设有小地区的当权者或“山寨首领”，所有的成员都是巴图西人贵族。不知是意外或是故意，结果是负责不同地区的官员与负责不同事务的官员互相嫉妒，使他们不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姆瓦米。“山寨首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已有的巴图西氏族或血统的世袭；但在鲁瓦布基里的统治下，他们成为受任命的，从而成为强化中央政府的一个举动。同时，公务员和议员（统称为比鲁，Biru）被授予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不受土地首领和牛群首领的干预，从而巩固了比鲁对王位的忠诚。

　　卢旺达出现的社会关系系统要比非洲其他地方具有更多的等级性和封建性。在军队、民政管理和社会本身的组织结构中都存在着这种阶级与个人之间的等级制度和社会-法律相互依存的特点。除此之外，其余一切事物的关键是对牛群的控制，这是通过一个被称为乌布哈克（Ubuhake）的机构来实施的。这意味着穷人（养牛的）和那些地位低下者（由出生决定的）能够接近占有更多牛群或拥有更受人尊重地位的那些人，并通过提供体力劳动来换取牛群和获得保护。他们得不到牛群的所有权，交给受庇护者的只有使用权。因此，受庇护者只要向他的主人交出牛奶和肉，而且只要他保持忠诚，他就可以长期使用牛群。当然，土地上的农民还得提供劳动服务和进贡食物。巴图西贵族通过在姆瓦米王宫的代表权或在法律案件中为其受庇护者辩护来履行他们提供“保护”的职责。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保护来自专业的军事艺术。自15世纪起，对于某些巴图西血统的人来说就有义务兵役。巴图西人贵族的儿子成为皇家骑士，接收军事方面所有的教育培训。每个新的姆瓦米都要招聘新人添加到现有的军队之中。一些巴胡图人属于特殊的军团体被专门给养，巴特瓦人则被吸收作为特别的专业弓箭手（箭上有毒）。

　　当然，巴图西人向巴胡图人提供“保护”是一个神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保卫的是自己对巴胡图人的剥削。他们使巴胡图人不受到外部敌人的侵犯，这样就使巴胡图人的人口密集和富足了。他们保护巴胡图人，使后者可以运用他们高度发达的农艺知识来生产剩余价值。此外，巴图西人的最上层是牛群的主人，他们将牛群留给较低等的巴图西人照看，从而充分剥削普通牧民的劳动力和其具有的丰富知识经验。就像在欧洲和亚洲，这是支持巴图西人贵族休闲生活和权谋的社会经济基础。

　　巴图西人和巴胡图人之间几乎没有通婚，因此，他们被视为种姓。巴特瓦人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归类；但由于种姓分层是一个上面接一个的等级制，因此这也是一种阶级的处境，同时有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阶级移动到另一个阶级。同时，巴图西人、巴胡图人和巴特瓦人一起演变成了卢旺达民族，他们具有共同利益来抵御也是由巴图西人、巴胡图人和巴特瓦人共同组成的布隆迪王国。卢旺达人民在发展一个王国和一个民族的意识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同时经历了社会急剧分化的阶级和种姓的崛起。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由发展，相对不受外来影响地发展，当然也免受奴隶贸易的直接摧残。


阿马-祖鲁人（Ama-Zulu）


　　南非同样避免了奴隶贸易，因为从西非出口的俘虏始于安哥拉，同时东非的出口来自莫桑比克及其以北地区。到15世纪，在非洲林波波河南部地区有一些简单的社会形态。到了晩期，东边是人烟稀少的科伊科伊人（Khoi　Khoi）牧民，他们慢慢地被班图人排挤掉。当欧洲船只于16世纪到达纳塔尔海岸时，它仍然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但在未来几年里，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同时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军事的扩展。

　　任何对于非洲的过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听到恰卡（Shaka）的名字，他是祖鲁人的领袖，是南非东部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象征。一位传记作家（欧洲人）曾这样描述恰卡：

　　拿破仑、尤利乌斯·恺撒、汉尼拔、查理曼大帝······这些在世界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具有光辉荣耀的人，使他们超出了常人水平。恰卡就是这样的人，也许是他们中最伟大的那一位。

　　上面的赞美出现在目前我们在讨论的这位人物的传记书封底上。同时，因为资本主义出版商对待书籍就像对待肥皂粉箱子一样，人们当然可以怀疑这是为了达到卖书的目的而设计的广告。然而，有关恰卡的评论（包括非洲和欧洲）经常将他比作欧洲历史上的“伟人”。因此，对直到19世纪的阿马-祖鲁人（祖鲁人的自称）社会进行调查以了解一位领袖在整个社会发展关系中的作用，这样做是适宜的。

　　恰卡大约出生于1787年，在他短暂的40年的生命中，这里只能简要列举他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1816年，他是阿马祖鲁人中一个小的阿马-恩戈尼族（Ama-Ngoniclan）的首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重新组织了军事力量——不仅是在武器方面，同时还在战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因而使阿马-祖鲁族具有了令人畏惧的战斗力。通过战争和政治运筹，他联合指挥了以前被分成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阿马-恩戈尼氏族。在某一时间，恰卡似乎将要统一包括现在的纳塔尔、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整个地区。在1828年他去世时，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他的继任者们也未能保持恰卡的统治。但在19世纪末，属于阿马-祖鲁人国家的领土比1816年恰卡继承的阿马-祖鲁族的100平方英里的领土要大100倍。就是这样一个日益消退和不那么强大的阿马-祖鲁人王国，在1876年仍然能够使英国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battle　of　Isandhlwana）中受到打击，这是英国海外冒险史上的最大失败之一。

　　恰卡长大的时候，正好也是在阿马-恩戈尼人中第一次严肃地提出有关统一和有效军队的问题的时候。此前，这些氏族（与酋邦基本相似）表现出打破或分割成更小单位的倾向。每当一个氏族首领的长子成年后，他出去建立他自己的克拉尔；一个新的低级氏族就诞生了，因为他父亲的氏族仍然是处于更高级别，同时职务转交给了这位“长妻”的长子。只要人口密度低，有大量的土地用于农业和放牧，这种模式的分化就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资源或政治权力的竞争；同时战争也几乎不会比在拉丁美洲的一场足球赛更危险。通常只是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存在传统上的竞争关系。他们彼此很了解，他们的优胜地位是以一种节日精神的战斗来获得。一个或两个人可能被杀死，但是接着每个人都回家去，直到复赛开始。

　　19世纪早期，阿马-祖鲁人生活和政治的休闲节奏已发生较大变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初级成员难以“聚居”在自己的地盘。这意味着放牧牲畜的土地更少了，同时出现了有关牲畜和土地的纠纷。随着阿马-祖鲁人频繁发动战争，他们开始觉得有必要进行更有效的战争。同时，高级族长们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政治结构来保证统一，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最大化和自相残杀的冲突最小化。

　　恰卡专心致力于解决祖鲁人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的想法是中央集权的政治核心应可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并显示在其他领域。这通常会导致更大的政治王国的和平认可，或者彻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在19世纪早期祖鲁的冲突与战争的时代，更经常的是军队面对面的作战，但军事对抗的模式仍然是远程投掷乌姆洪托（umk-honto）或轻标枪。对于近距离的战斗，握在手中的武器更具有杀伤性——正像封建军队在欧洲和亚洲所发现的那样，因此开始使用剑和长矛。恰卡作为一个年轻战士，设计出一种沉重的短标枪，这种武器纯粹用来刺杀而不是投郑。此外，他抛弃了宽松的凉鞋，以便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更灵巧和更快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恰卡和他的年轻同伴发现，盾牌和短标枪相结合能产生最佳效果。

　　当然，战争不只是包括每个士兵的作战，也包括（更重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针对对方力量的战术和战略关系的模式。恰卡也注意到了战争的这个方面，他杰出的创新是伊津皮（izimpi）形式（军团）的部署，在战斗前锋之后留有一支储备力量，同时从两翼或呈“牛角”来包围敌人的侧翼。最后（最重要的），一支军队必须要进行训练，要有纪律和有组织，这样使它在和平与战争中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组织。恰卡创造了新的军团，包括年龄到40岁的男性。他不断地使他的伊津皮操练习武和“劳其筋骨”，以使每个士兵都身体健康并且精通武艺，军队作为一个整体依照其指挥官的愿望同步行动。

　　祖鲁军队不只是一支战斗力量。它是年轻人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用来建立忠诚、跨越家族达到民族认同的一种工具。升迁是通过成就而非通过氏族或地区渊源。强制使用恩戈尼家族祖鲁人的分支语言也在民族意识的指导下进展良好。在1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公民自称为“阿马-祖鲁人”，而将他们的氏族名称放在第二位。人们在一个更广大的区域仍然深深地感觉到祖鲁族的影响。抑制巫术占卜者（伊扎努西，izanusi）的过激行为的政策和祖鲁地区没有内部斗争的事实，使得其边界以外人口大量涌入，这是对祖鲁王国资源的一种积极贡献。

　　欧洲的游客在有关祖鲁人地区的记载中留下了恰卡时代非常清洁的印象（正如15世纪时他们在贝宁看到的那样），他们同样也为社会秩序、没有盗窃、安全感等震惊（就像阿拉伯人在西苏丹帝国的伟大时期旅游的印象）。事实上，清洁和生命财产安全等都是祖鲁人以前长期生活的一部分。在恰卡领导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国家保护伞的作用，这些方面在范围和规模上得以扩展。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欧洲人；同时欧洲的证据是最好的证据，因为它几乎很难说是亲非洲的宣传。一个白人访客看到十五个恰卡军团的分列式后说：“这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让我们感到惊讶，一个被称为‘野蛮人’的民族可以这样的有纪律和守秩序。”

　　这里还可以增加大量的有关阿马-祖鲁人的政治机构和军队的内容。但与此有关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恰卡有可能出现在19世纪的非洲，出现在殖民主义统治之前的非洲。

　　如果恰卡是一个在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主或牙买加蔗糖种植主手里的奴隶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因为是一个“顽固的黑人”而被剁掉耳朵或砍断手，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或会奋起自卫而领导奴隶起义。只有那些在非自由和受压迫人中努力摧毁压迫者的人才是伟人。毫无疑问，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恰卡是不可能建立祖鲁人军队和祖鲁人国家的。在殖民主义时期，任何非洲人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东西，无论他是什么天才。事实上，恰卡是一个牧民和一个战土。作为一个青年人，他曾经在空旷的草原上放牧——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潜力，并将它应用到自己的环境之中。

　　恰卡能够在一个值得付出努力的建构中投人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他不关心支持或反对奴隶贩子的战斗；他不关心如何贩售在瑞典和法国制造的产品的问题。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他的人民的资源限制中发展祖鲁人地区。

　　我们必须承认，军事技术等事宜是现实需要的反映，个人的工作源于社会同时也受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任何一位领袖所取得的一切一定是与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相关，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首先能够发现，然后能够增强，进而能够显示他的潜力的程度。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恰卡意识到当投掷用的长矛用作刺伤武器时易断，他接受挑战并创造了重型的短剑。更重要的是，恰卡的想法取决于阿马-祖鲁人的集体努力。恰卡可以提出打造一把更好的短剑的要求，因为阿马-恩戈尼人在铸造铁方面有长期的经验，同时某些家族也有非常专业的铁匠。要为3万多名的常备军供给吃喝，给他们重新配备铁制武器，同时发给每个士兵牛皮制作的全身长的祖鲁盾，这应该归功于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农业能力。

　　因为祖鲁人社会缺乏科学依据和实验的前提条件，所以无论恰卡有多大的天才，他都无法设计出火器。但是，他能够让他的人民打造出更好的武器，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当他设立了专门的皇家养牛场时，他发现他的人民能够进行更好的育种选择，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同时热爱放牧牛群这一职业。

　　在政治-军事领域，恰卡跟随着他原来的保护者丁吉斯瓦约（Dingizwago）的脚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跟随了丁吉斯瓦约和他自己的对手兹威德人（Zwide）的脚步。1797年，丁吉斯瓦约在德拉瓜湾（Delagoa　Bay）与葡萄牙（主要是象牙）进行开放贸易，同时他刺激了艺术和工艺品的发展。他最著名的创新是在军队中制定了一个根据年龄等级招聘军团人员的系统。以前，一个地方倾向于在某一个特定的军团内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同自己克拉尔、地区和家族的成员并肩战斗。然而，当某个年龄阶段的所有人都被带到同一军团时，这就强调了一种更大的民族意识，也增加了丁吉斯瓦约对于那些较小的族长们的权力。

　　丁吉斯瓦约是重要的阿马-姆瑟斯瓦族（Ama-Mthethwa　clan）的族长，他在后来成为祖鲁南部的地方成功地建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北方，阿马恩德万德维族的兹威德人也在进行政治整合。恰卡在丁吉斯瓦约的一个年轻的军团服役，并忠实于后者的集权政权，直到1818年，丁吉斯瓦约死在兹威德人手里。此后，恰卡继承了丁吉斯瓦约的许多军事和政治技巧并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善。这就是发展：在继承和缓慢推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但没有人来“教化”你。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约鲁巴人地区、达荷美、大湖地区王国和祖鲁人地区，是在殖民主义统治前夕发生在非洲的政治发展中主导力量的例子。他们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有的甚至是很小的国家，但在政治组织中具有可以观察到的进步性。在15世纪最先进的非洲地区一般都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标准，少数地区如刚果除外。例如，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封建结构保持完好，但明显缺乏一种持续性的增长。西苏丹的豪萨城邦在17世纪桑海崩溃后继承了最伟大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传统；19世纪初出现了索科托（Sokoto）的伊斯兰哈里发，以豪萨兰为中心。索科托王国是在非洲大陆建立的最大的政治王国之一，由于缺乏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进行适当整合的机制，它遭受了许多内部分裂。以伊斯兰教作为统一的因素，西苏丹继续进行着处理统一问题的实验。19世纪中期，阿赫马杜·阿赫马杜（Ahmadu　Ahmadu）在横跨尼日尔河湾区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艾尔·哈吉·奥玛尔（Al　Haj　Omar）在上尼日尔地区创造了另一个国家。最突出的是由萨摩利·杜尔（Samori　Toure）于19世纪80年代领导创立的曼丁加人王国。萨摩利·杜尔并非著名的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　dan　Fodio）和艾尔·哈吉·奥玛尔那样的学者，这些人在他之前就创造了伊斯兰国家；但萨摩利·杜尔是一个军事天才和政治创新者，他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他建立的政治管理所得到的忠诚感可以超出氏族、地方和族群。

　　津巴布韦也在前进，尽管它受到欧洲人的轻微干扰。在当地，权力中心从莫塔帕转移到昌加米腊（Changamire）；最终到了19世纪，恩古尼人（Nguni　people）（逃离出祖鲁人的控制）占领了津巴布韦。只要恩古尼人还在冲锋陷阵，他们显然是具有破坏性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恩古尼人已经将自己的建筑技术扩展到了莫桑比克和现在的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并与当地人一起建立了新的和更大的王国——充满了民族意识，与祖鲁人地区的情况一样。

　　同时，非洲中部的广大地区也发生了鲜明的政治变化。到15世纪，刚果和津巴布韦地区之间的社会组织程度较低。正是在这一地区，出现了被称为卢巴-隆达（Luba-Lunda）的国家群。它们的政治结构而不是领土大小使其意义非凡；他们面对不断蚕食的奴隶贸易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记录在案。

　　在马达加斯加大岛，几个较早时期即已存在的小国于18世纪后期都让位于强大的梅里纳（Merina）封建王国。通常的情况是，在对非洲大陆进行总体评价时忽略了马达加斯加，尽管（在体质和文化意义上的）非洲显而易见包括马达加什人（Malagasy　people）。他们因为奴隶出口也遭受了人口的损失；但梅里纳王国比大多数参与贩卖奴隶的国家做得好，因为精心种植的高产水稻和牛群的育种抵消了劳动力的损失。这种情况应当作为一种提醒，即不能将伴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从表面上不合逻辑地归结为人口的出口和与奴隶劫掠造成的混乱。梅里纳王国和所有其他（无论是否从事奴隶贸易）国家政治发展的基础存在于自身的环境中——存在于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只要非洲社会至少可以维持其先天的源于多个世纪演进和改变的优势，那么这种上层建筑就可以不断扩大同时为所有的人民、阶级和个人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本节的开始，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充分承认非洲直到1885年的发展，也意识到那个时代与资本主义欧洲接触的性质给非洲大陆带来的损失。在此，这个问题也必须明确地提出来。认为在前殖民时期与欧洲的接触发展了或有利于非洲的断言显然是荒谬可笑的。认为［如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总统曾经表示的那样］奴隶贸易像丛林火灾一样席卷了非洲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说法也不代表现实。事实是，一个发展中的非洲进入奴隶贸易和与欧洲的商业关系之中就像遇到了一场大的海风，一些社会因遇海难毁灭了，许多社会偏离了航线，普遍都放缓了前进的速度。然而（继续用这一比喻）必须注意到，非洲的船长在1885年之前仍在决定航向，尽管已经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从而最终导致欧洲资本家坚持和成功接管，并发号施令。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到来


　　在殖民统治之前的世纪中，欧洲以突飞猛进的方式增加其经济能力，而非洲似乎近于停止不前。在19世纪末，尽管西欧已经完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了资本主义，非洲则仍然可以描述为部分社群主义部分封建性质的社会。为了阐明本研究的主要论点，我们不仅有必要跟踪欧洲的发达和非洲的欠发达，同时也要明白这两者是如何在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之中结合起来的。

　　欧洲经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同时还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了非常多的商品。在欧洲经济中有许多质的变化，伴随着商品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例如，机器和工厂而不是土地提供了财富的主要源泉；劳动不再是在一个有限的家庭基础上组织起来。农民被残酷地摧毁，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遭到了无情剥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丑恶现象，也是决不可忘记的。但是，对于比较经济学的问题，相关的事实是，1444年葡萄牙航行到西非时的细微差异，到440年后当欧洲强盗政治家坐在柏林决定谁应该偷窃非洲的哪一部分时，却成了巨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为欧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并使非洲殖民化和进一步欠发达提供了必要性和机会。

　　西欧和非洲之间日益扩大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是资本主义贫富集中化或两极化趋势的一部分。

　　在西欧，一些国家在牺牲别人利益的条件下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英国、法国和德国是最繁荣的国家。贫穷的地区有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中，财富存在着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工人和少数农民。大资本家变得更大，小的则被淘汰。在许多重要的领域，如钢铁制造、纺织业，特别是银行业，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或三个企业垄断了大部分业务。银行也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指挥的位置，为大垄断产业公司提供资本。

　　欧洲垄断企业为控制原材料、市场和通信手段在不断地进行争夺。它们也为成为首先投资于新的有利可图且与他们的业务相关的领域而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的市场。事实上，它们在国内的经济扩展范围受限之后，主要目标转向了那些经济不发达且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只有少许反对或没有反对的国家。19世纪末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入侵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这意味着欧洲（以及北美和日本）资本家迫于他们竞争系统的内在逻辑，寻求国外欠发达国家的机会来控制原材料供应，寻找市场和有利的投资领域。与非洲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状况，即欧洲的资本家们在这里必须面对在本国经济以外大力扩展的必要性。

　　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欧洲的投资就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超额利润。南非的矿山、北非政府的贷款和苏伊士运河的建设都属于这类。苏伊士运河确保了欧洲在印度的投资以及与印度贸易的更大盈利能力。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初期，非洲给欧洲带来的最大价值在于为其提供的原材料如棕榈产品、花生、棉花和橡胶。对于这些材料的需求来自欧洲经济扩张能力、新的大机器以及靠工资收入的城镇人口的增加。所有这些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得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重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与非洲的不平等贸易。

　　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并不一定会导致直接的政治控制或殖民化。然而，非洲是殖民化的受害者。在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时期，欧洲人在非洲进行了他们认为可以攫取利润的拼抢，他们甚至有意识地攫取了许多地区，并不是为了马上剥削这些地区，而是着眼于末来。每个持有这种短期和长期经济利益观点的欧洲国家将自己的国旗插在非洲的不同地区并建立了殖民主义统治。在前殖民地贸易期间出现的差距给予了欧洲在非洲实施政治统治的权力。

　　前殖民地的奴隶、象牙、黄金等贸易是从非洲海岸开始进行的。在沿海地区，欧洲的船只可以控制现场，如果有必要可以建造堡垒。19世纪之前，欧洲无法渗透非洲大陆，因为他们处理均势的能力不够。但是，为渗透非洲所需而创造的技术变化也创造了征服非洲的力量。帝国主义时代的军火标志着一个质的飞跃。后膛步枪和机枪远不同于以前光滑的前膛枪和燧发枪。在非洲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吹嘘说，那些算数的事实是他们有机枪而非洲人没有。

　　奇怪的是，欧洲人经常以殖民统治前夕与非洲进行国际贸易的特征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道德辩护。英国人就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言人，即殖民化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想制止奴隶贸易的良好意向。的确，在19世纪，英国人反对过奴隶贸易，就像他们曾经支持过它一样。在英国内部的许多变化已经将17世纪对于奴隶的需要转化为19世纪对从非洲清除残余的奴隶贩卖活动的需要，以便组织对于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削。因此，一旦奴隶贩卖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进一步束缚，它就被拒绝了，在非洲东部尤其是这样，那里的阿拉伯奴隶贩卖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英国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结束了阿拉伯的奴隶贸易，同时以奴隶贩子为由罢免了统治者。然而，正是在那些年月里，英国人镇压了尼日利亚的政治领导人如贾贾（Jaja）和纳纳（Nana），他们那时已停止奴隶出口而是专注于棕榈油和橡胶制品等。同样，东非的德国人假装最反对那些从事奴隶贸易的统治者如布希里等，但德国人对那些无意于贩卖奴隶的非洲统治者同样怀有敌意。推翻西非、中非、北非和南部非洲的统治者的共同因素就是他们妨碍了欧洲帝国的需求。这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反对奴隶贸易的情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多余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种算计的虚伪。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也以反奴隶制为借口向刚果引进强迫劳动和现代奴隶制。此外，所有的欧洲人都在15和19世纪之间获得了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势的思想，同时热衷于种族灭绝和对非白种人的奴役。即使是葡萄牙这个在帝国主义时代已沦为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仍然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去开化非洲的土著人！

　　存在一种对于争夺和瓜分非洲的荒谬解释，几乎可以等同于认为殖民主义的到来是因为非洲的需求而不是欧洲的需求。他们说，如果非洲要超越在19世纪后期达到的阶段，便需要欧洲的殖民化。显然，他们不会认同这样一种推理：非洲将会发展，如果给予更大剂量的欧洲猛药，正是这种猛药已经开始导致非洲的欠发达；非洲将会发展，如果非洲失去显然已受到前殖民贸易的严重削弱的自由选择的最后机会；非洲将会发展，如果非洲的经济变得与完全取决于欧洲条款来进行的与欧洲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对于任何就有关非洲在特定时代的人类发展做出判断之前试图理解发展过程的人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及其谬误是非常清楚的。

　　在整个14世纪，非洲统治者在追求与欧洲文化进行最广泛形式的接触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就西非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寻求奴隶贸易的替代品。达荷美这个卷入奴隶贸易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也是那些在独立的最后时期花了许多时间去寻找与欧洲进行文化交流的健康基础的国家之一。

　　1850年，达荷美的国王盖佐（Gezo）公布一项法令，即所有年幼的棕榈树的周围都不能有寄生虫，同时，如果有人砍掉棕榈树，将给予严厉的惩罚。盖佐的统治从1818年到1857年，他是一个改革家，他用真诚的努力面对如传教士和反奴隶制活动家等对其政策的批评；但很快就发现欧洲人不会愿意看到达荷美重新崛起为一个强大国家，而是制造借口和主观条件来为他们对达荷美实现殖民化进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达荷美君主格雷雷（Glele）退回到位于阿波美（Abomey）的首都，同时奉行他认为最符合达荷美的尊严和独立的政策。格雷雷突袭了阿贝奥库塔，那里容纳了那些已经是“受英国保护的人”的卯依者。他警告法国人滚出波多诺伏（Port-Novo）；他一直坚持抵抗，直到1889年在军事上被法国人击败。

　　在19世纪那些与奴隶的出口没有多少关联的非洲群体也加强了他们融入更广阔世界的努力。冈冈哈纳（Gungunhana）是莫桑比克加沙（Gaza）的恩古尼统治者，他请来了一位瑞士传教士医生，同时让他在王宫里住了几年，直到1895年葡萄牙人征服了他的王国。在葡萄牙实行殖民统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后非洲人才看到另外一个医生！

　　我们引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ed　Ali）从1805年到1849年统治的例子特别有益。资本主义欧洲将封建北非保留在17和18世纪的状态中。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赶超欧洲。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经济性质的改革。埃及自己种植和制造棉花，同时还生产玻璃、纸张和其他百业品。埃及不愿成为欧洲倾销其商品的地方，因为这样会损害当地的产业。据此，埃及为自身的“幼稚产业”筑起了保护关税的壁垒。这并不意味着埃及与世界隔绝。相反，穆罕默德·阿里从欧洲请来专家，他也使埃及的对外贸易有所增加。

　　穆罕默德·阿里的理想可与现代社会科学的习语相关，即作为一种切实可行和自我推进的经济创新，为民族独立提供基础。这样的理想与欧洲资本主义的需要截然相反。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家想要看到的埃及是一个制造出口原棉的生产商和欧洲制造品的进口商，而不是纺织业的制造者。欧洲的金融家们希望埃及成为一个投资的源头，并在18世纪后半期将埃及的素丹变成了一个国际乞丐，他把整个埃及抵押给了国际垄断金融家。最后，欧洲的政治家希望将埃及的土地作为剥削印度和阿拉伯的基地。因此，由埃及人在埃及的土地上挖出了苏伊士运河，但它却归英国和法国所有，然后英国和法国将政治统治扩展至埃及和苏丹。

　　教育无疑是欧洲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得最明显。通过教育和文字的广泛使用，欧洲人可以将他们发现的物质世界的科学原理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的不同哲学思考传递给其他人。非洲人尝到了识字教育的好处。在马达加斯加，梅里纳王国为资助阅读和写作做了大量的努力。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和阿拉伯文字，他们欢迎欧洲传教士的帮助。这种有意识寻求所有相关的资源的行为只有在他们有选择自由的时候才有可能。殖民化远不是马达加斯加的需要，它成为梅里纳国王们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起的实现“现代化”行动的真正障碍。瓜分的斧子落下来之前的突尼斯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相同例子。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以其帝国主义的形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主权应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手中。东欧、拉丁美洲，以及有限范围内的中国，都是这种情況。然而，欧洲的资本家做出决定，认为非洲应该被直接殖民化。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行动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和法国曾经决定将非洲划分为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有一个君子协定，（如）尼日利亚将被英国商人所剥削而塞内加尔将被法国人所剥削。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彼此非正式的帝国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但是，首先，在谁应该获取非洲的哪个部分的问题上有分歧（尤其是当德国人也想加人瓜分时）；其次，当一个欧洲列强宣布非洲某地成为保护领地或殖民地时，就提出了对欧洲其他国家商人的关税，从而迫使他们的对手建立殖民地和歧视性的关税。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很快六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在非洲的某一部分地区建立直接的政治统治。毫无疑问，卡尔·彼得斯、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斯坦利（H.　M.　Stanley）、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布拉扎（De　Brazza）诸先生和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以及他们在欧洲的主子实际上都在争夺非洲。他们勉强避免了重大的军事冲突。

　　除了上述引起争夺的连锁反应的因素外，欧洲人也积极地从种族主义动机上寻求对非洲的政治统治。19世纪是白人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开和激烈表白的时代，具体是以美国为焦点，以英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为先。英国给予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移民旧殖民地以自治领的地位；但当白人殖民者被黑人（或棕色人）逐出西印度群岛议会时，英国取消了西印度群岛的自治地位。就非洲而言，英国人强烈反对黑人自治，如19世纪60年代“黄金海岸”的芳蒂联盟（Fante　Confederation）。他们还试图削弱塞拉利昂克里奥（Creoles）黑人的权威。1874年，当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寻求并获得了杜伦大学的附属关系时，《泰晤士报》宣称，杜伦大学接下来应该与伦敦动物园为伍！存在于帝国主义之中的广泛和恶毒的种族主义正是经济理性的产物。是经济决定了欧洲应该在非洲投资和控制非洲大陆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是种族主义确认了控制形式应该是直接的殖民统治。

　　任何地方的非洲人都反对外来的政治统治，他们还得用强力来制服。但也有相当多的少数人坚持他们与欧洲的贸易关系应该保证不断绝，因为这已经证明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已完全依赖于欧洲。这种依附性的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这正是一些非洲人为结束欧洲奴隶贸易而战斗的决心。

　　对于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非洲人的奴役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它们的目的；但对于那些经营俘虏的非洲人来说，在任何点上突然终止的贸易就会是一个最严重的危机。在许多地区，所发生的主要社会变化是为了使特定区域有效地为欧洲奴隶贸易提供服务——最显著的就是“家庭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阶级和种姓征服的兴起。那些发现他们的社会存在受到最早的法律法令威胁——如1807年英国颁布的反对贸易奴隶法——的非洲统治者和商人，千方百计地去接触那些仍然想要奴隶的欧洲人。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特别是西非，当欧洲人准备购买其他商品时，奴隶的出口迅速下降。当任何地方的居民发现他们有一种可以替代以前的奴隶贸易的产品时，那些居民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准备这些替代品，如象牙、橡胶、棕榈产品、花生等。另外，这些努力再次表现出非洲人中虽小但具有决定性的那部分人的决心。这是一个基于渴望获得欧洲贸易商品的决定，其中许多商品已不再是单纯出于好奇或奢侈品，而被视为必需品。

　　在最初四个世纪里的非洲-欧洲贸易从真正意义上代表了非洲欠发达的根源。从欧洲的视角来看，殖民主义迅速蓬勃发展，这是因为它的一些特性已经植根于非洲的过去。殖民体系最具决定性的一个特征是非洲人作为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代理人而存在。这些代理商或“买办”在前殖民时期就已经在为欧洲利益服务。与欧洲贸易的影响将许多非洲统治者降为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地位；这也提高了普通非洲人作为中间商在商业中的作用；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混血的贸易集团——欧洲人或阿拉伯父亲的孩子。这些类型都可以被称为“买办”，在欧洲人认为要接管政权时，这些人在从沿海到内陆扩大欧洲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法国殖民者把在塞内加尔海岸的非洲人和混血儿作为扩展法国控制的代理人，这种控制蔓延数千英里，覆盖现在的塞内加尔、马里、乍得、上沃尔特、尼日尔地区。这些特殊的黑人和混血儿生活在戈雷（Gorée）、达喀尔、圣路易（St.　Louis）和吕菲斯克（Rufisque）的贸易港口；他们已经与大西洋贸易存在着长期关系。

　　代表欧洲人进行贸易的非洲人不仅是商业的代理人，也是文化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欧洲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寻求欧洲教育在非洲殖民时代开始之前早已开始。沿海的统治者和商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那些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白种人的生活方式。白人商人的混血儿子和非洲统治者的儿子尽最大的努力学习白人的方式。这能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开展业务。18世纪塞拉利昂的一个统治者解释说，他希望“从书本中学习做像白人一样的好流氓”；还有许多人看到了读书识字的实际好处。然而，教育过程也意味着吸收进一步征服非洲的价值观。有一个早期的受过教育的西非人用拉丁文写了一篇为奴隶制辩护的博士论文，这并不奇怪。牧师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是“黄金海岸”的第一个欧洲的教育家，他在1778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黑人奴隶的非洲贸易证明人性与宗教信仰的律令相一致》。

　　19世纪西非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非洲人从欧洲主人控制之下的奴隶制回来并帮助建立殖民统治的方式。这对于从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回到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或从奴隶船上被释放并留在塞拉利昂的非洲人来说特别明显。在较小的程度上，这也适用于曾在巴西的非洲人。这样的人有类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大多数欧洲的传教士一样，推进那些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活动。在一个相当不同的背景下，可以认为，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和东非人也转变为欧洲殖民主义的代理人。开始，他们有所抵制，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影响了他们自己在东非的扩张野心，但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从而使欧洲人拥有终极权力。欧洲人削弱了阿拉伯小集团的力量，使之成为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工具。

　　在东非、北非和中东，欧洲人优于阿拉伯人，这表明现代帝国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以及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奴隶制的作用。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把获得的非洲人当成奴隶，但是他们在封建背景下受到剥削。非洲奴隶在阿拉伯人手下成为仆人、士兵和从事农耕的农奴。无论他们生产任何的剩余价值，都不像西印度群岛或北美奴隶制度那样用来再投资和为资本增值，而是为封建精英所消费。事实上，蓄养奴隶常常是为了社会声望而不是经济效益。

　　这一规则的主要例外是19世纪的桑给巴尔和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洲劳动力在种植园基础上被剥削而产生利润，这也适用于阿拉伯的椰枣生产。但是，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最大限度地剥削了非洲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同时种植园制度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西欧在19世纪已吞没了较小剥削程度的桑给巴尔和阿拉伯地区，并确保了1849年穆罕默德·阿里死后对埃及经济的牢固控制。换句话说，以前分别在桑给巴尔、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殖民化下生产的丁香、棉花和大枣都已用于加强欧洲的贸易和生产。最终，欧洲资本主义的奴隶贩子扩大对于封建的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政治统治以及使用后者作为东非殖民主义的代理商，这一点毫无问题。

　　回到在非洲本土的非洲人作为欧洲殖民统治的代理人这一问题，应该认识到的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由欧洲人在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大战的这一段血腥时期，欧洲人招募非洲人到军队服务，实际上用于征服非洲。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间寻找镇压的代理人，这是殖民主义者所具有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如果没有前几个世纪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欧洲人就不可能这么轻易招募到阿斯卡里斯（askaris，非洲土著士兵）、搬运工等，这些人使他们的殖民征服成为可能。

　　塞内加尔港口的非洲居民前面已经提到，是指那些穿着法国陆军制服在非洲内部和沿海其他地区如达荷美为建立法国的统治而战斗的人。当1874年英军击败阿散蒂时，他们的“黄金海岸”沿线驻军里就有非洲部队。自从17世纪以来，这些非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与欧洲人接触，他们依雇主身份而自诩“荷兰人”、“丹麦人”或“英国人”。他们参加了为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战斗。到19世纪后期，让他们代表英国这个具有征服性的殖民大国去对抗非洲同胞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葡萄牙的领地，殖民地黑人警察和黑人军队的起源也可回溯到前殖民地贸易时期。在安哥拉的罗安达（Luanda）和本格拉要塞（Benguela　fort）周围以及在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Louren?o　Marques）和贝拉要塞（Beira　fort）周围就出现了非洲人、混血儿甚至是印度人的社区，他们在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后帮助“平定”了葡萄牙的大部分地区。在莫桑比克和非洲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其他商人具有先前与欧洲殖民主义者接触的经验，正是他们提供搬运工来搬运重机枪、大炮和给养设备；也是他们将信息和军事情报提供给末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以协助他们的征服。他们是在非洲土地上传达欧洲人声音的翻译。

　　当然，确实有很多与前殖民地的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非洲人也与新来的欧洲人有了结盟。在这方面，欧洲和非洲之间在政治组织上的水平差距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非洲一直以大国的形态在政治统一的发展这一方向稳步推进，但即使如此，柏林会议期间的非洲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社会政治体却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目的的大陆。因此，很容易被欧洲入侵者玩耍分而制从的经典游戏。这样，某些非洲人成为欧洲人无意的盟友。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要求与欧洲“联盟”来对付与自己发生了冲突的非洲邻国。这些统治者很少懂得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不可能知道欧洲人一旦来了就会永久留下；他们不可能知道欧洲人出动是为了征服所有的非洲人而不是一些非洲人。这种对世界认识的不足与不恰当本身就是非洲——相对于欧洲而言——欠发达的一个见证，后者在19世纪末正以一种自信的方式在全球每个地方寻求统治权。

　　非洲的政治分歧并非先天低劣或落后的证据。这是当时非洲大陆发现自己所处的状况——非洲正处在前进的、他人已经走过的一条漫长道路上的某一个点。欧洲商业的影响减缓了政治融合和扩展的过程；与之相反，与非洲的贸易强化了欧洲的民族国家。当欧洲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开始对非洲进行政治征服时，前资本主义时期非洲正常的政治冲突的形势变成了弱点，并允许欧洲人建立起殖民统治。

　　总而言之，很明显，要了解殖民主义来到非洲，必须考虑非洲和欧洲在此之前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他们贸易往来的方式以及对两大洲产生的相互影响，这样才能证明被称为“前殖民地”的贸易是殖民地统治时代的准备阶段。

　　人们广泛地接受这样的说法，即非洲是因为它的弱点而被殖民化的。弱点的概念应该理解为军事的弱点和经济能力的不足，以及一定政治方面的弱点，即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大陆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同时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展而转变为一个单一系统的认识处于低水平。

阅读指南


　　本章第三部分关于非洲社会的内容是第二章的延续；在此引用的一般图书也与这方面内容有关。越来越多的非洲作者参与了最近有关前殖民地时期的研究，这当然是民族斗争的一个方面。在特定的学科和领域里还有更多更好的专著。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到来这一问题还缺乏从非洲人的观点进行的认真研究，已经发现了不少有关非洲在1500～1885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相关证据，但将理论与这些事实相结合的研究明显缺乏。

　　J. B. WEBSTER and A. A. BOAHEN, History of West Afric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 1815 to Independen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BASIL DAVIDSON with J. E. MHINA, History of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 A 677.

　　这两部著作应被添加到一般教科书的书单中，它们都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地区概览。它们的优点在于一种条理分明的解释而不是论文集。

　　WALTER RODNEY, West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airobi: Published for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Tanzania by the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1969.

　　E. ALPERS,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I. A. AKINJOGBIN, Dahomey and Its Neighbou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前面两部著作是有关奴隶贸易对相关非洲地区影响的简要描述。第三部著作是由一位尼日利亚学者撰写的达荷美与欧洲人的接触与牵连的详细记述。

　　JACOB U.EGHAREVAB, A Short History of Benin,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B. A. OGOT,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uo, Nairobi: East Africa Publishing House, 1967.

　　ISARIA KIMAMBO,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71.

　　JAN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前三部著作者是由非洲学者提供的有关从与欧洲接触之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发展的好例子。它们的特点是其解释使用非洲口述传统。第四部著作（由欧洲人撰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中部非洲历史的重构中运用了大量的口头传说。

　　J. ADE AJ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5~1891, New York: Internatioal Publications, 1971.

　　E. A. AYANDEL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Modern Nigeria,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7

　　已由非洲的（以及许多不是非洲人的）历史学家探讨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以上著作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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