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一章 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断增加，尽管其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但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相当多的所谓欠发达国家几乎发展停滞，有的则经济发展速度比其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慢。
这些特点绝非偶然。而是与恣意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相吻合——将最滥用、最露骨的剥削形式转移到依附国家身上。必须清醒地懂得解决现在困扰人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依附国家的剥削，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切·格瓦拉，1964年 |
什么是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在个人层面上，发展意味着增加技能和能力，更大的自由以及创造力、自律、责任和物质生活的幸福。这些方面有些实际上属于道德范畴，难以评判——因为这要根据一个人的年龄、阶级出身以及对正确与错误的个人理解。然而，无可争辩的是，所有个人发展的这些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的状况紧密相连。从最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发现为了生存，结队狩猎比较方便，也有必要。任何社会群体内发展的各种关系对认识社会整体都至关重要。自由、责任、能力只有在一个社会里的人际关系框架内才有意义。
当然，每个社会群体都要接触其他群体。任何两个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两个社会形式的规范。他们各自的政治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群体中的统治者是对话、贸易或争斗，视情况而定。因此，在社会群体层面，发展意味着不断增长的规范对对内和对外关系的能力。人类历史大部分是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灾害抗争，或与真实和想象中的人类敌人做斗争。在过去，发展总是意味着增加保卫社会群体独立的能力，而这确实意味着对其他群体自由的侵害——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与所涉及社会群体的个人意志并无关联。
以群体从事活动的并不只有人。然而，由于具备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人类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制作工具的行为本身促进理性的发展，而不是完全成熟智力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工作者的人与作为思想者的人同样重要，因为使用工具的工作将人从纯粹的生理需要解放出来，这样他可以支配其他更强大的物种和自然。人类工作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组织劳动力的方式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更常见的是，“发展”这个词用在一个专用的经济意义上——其理由是这类经济本身就是其他社会特征的指数。那么，什么是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指其成员共同应付环境的能力增强。这种应付环境的能力有赖于他们对自然规律了解的程度（科学），有赖于他们将这种了解用于设计工具的实践（技术）以及组织工作的方式。从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说自从人类起源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发展，因为人类从自然获取生计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从对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反思以及下述事实中看出。首先，从粗石器工具进步到使用金属；其次，从狩猎和采摘野果到驯化野兽和种植食物；再次，工作的组织从个人活动改进为一种表现为很多人参与的社会特点的活动。
每一个民族都能因地制宜，从而过上美好生活。每一个大陆在早期都独立参与了人类对环境控制的拓展。这意味着每个大陆都能标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为人类发源地，在人类群体不断提升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生计能力的过程中，非洲很明显是一个主要参与者。确实，在早期，非洲是人类在体质上进化的中心，从而区别于其他生物。
发展是普遍的，因为导致经济发展的条件是普遍的。在每一个地方，人类都面临着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生存任务，而更好的工具则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人类为生存而斗争中的一部分。当然，人类的历史决非仅仅是进步的记录。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些时期，会有暂时的挫折以及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为人们提供其他服务能力的实际降低。然而，总体趋势是朝着生产增加。在某些时间段，物质产品的增加与社会质量或特点的变化相辅相成。这种关联将在下文以非洲为例显示，但数量/质量变化原则的普遍作用机制则会用中国的例证来说明。
在中国，早期人类生存得益于大自然的仁慈。他们慢慢地发现一些基本事实，如火可以人为，一些草种可以种植在土壤中以满足果腹需求。这些发现使中国居民形成了简单的农耕群体，使用石器和生产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情况发生在基督诞生或先知穆罕默德出走前数千年。那个阶段生产的物品在那些在家庭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成员间分配得相对平等。到7世纪时的唐代，中国的经济能力已大大增长，不仅可以种植更多的作物，也能制造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船舶和科学设备。这当然代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数量增加，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质的变化。在唐代，一个政治国家代替了前述早期的自治群体。以前，每个家庭和每个人进行农业耕作、房屋建筑和裁缝等，现在出现了专业分工。人口的大多数仍在土地上干活，但出现了制造丝绸和瓷器的技术工人，负责国家政务的官僚，还有佛教徒和儒家宗教哲学家（Confucian religious philosophers），他们专门试图解释那些人们难以直接理解的事务。
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增加了生产，但也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开始颇不相称地获取人们劳动成果的极大部分，而这一小部分人实际上是对产生财富的农业和手工业贡献最少的。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对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的占有权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大多数农民占有的家庭土地变得更少，而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土地。广义上说，土地占有权的这些变化是发展的重要部分（partand parcel）。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经济事务，而应被看作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根据人们努力与其自然环境打交道的结果而定。
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有可能部分理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其他上层建筑变化之间的复杂关联，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领域。例如，在亚洲和欧洲，由社群主义（communalism）向封建主义的转变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准则。欧洲的铁甲骑士与日本的武士（Samurai）或勇士在行为方式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逐渐培养了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观念，即一方面表现为身份高贵的骑士，反过来又必须学会在上司面前脱帽光脚的极度依顺和奉承的谦卑行为方式。在非洲也是样，随着国家和高等阶级的兴起，出现了普通臣民须在君王和贵族面前匍匐在地的行为。很清楚，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致的家庭平等将让位于新的社会现状。
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许多情况下，量变经过一段时间即引起质变。最常见的例子是水可以吸收热量（一种量变过程）当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便变成了气体（一种形式的质变）。同样，在人类社会，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即经济的扩展往往会导致社会关系形式的变化。作为第一位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作者，马克思早在19世纪的著作中就区别了欧洲历史上的几个发展阶段。在简单狩猎体后的第个主要阶段是财产集体所有、共同工作和食物分配平等的社群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奴隶社会（Slavery），其产生是由于家庭中出现的专横因素的扩展和一些群体被另一些群体所征服。奴隶们完成了各种任务，但主要工作是生产粮食。下一个阶段是封建主义（Feudalism），农业仍然是生存的主要方式，但生存所必需的土地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掌握着极大部分财富。土地耕作者（现在称为农奴）不再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但他们被束缚在某个采邑（manor）和庄园（estate）的土地上。当采邑转手后，农奴仍必须守在原地，为领主提供各种产品，对于农奴而言，只是够吃而已。正如奴隶之子恒为奴隶，农奴之子也永远是农奴。接着是资本主义，此时社会的最大财富不是来自农业而是由工厂或矿井的机器生产。正如此前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财富的资料由少数人集中占有和人类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公为特点的。资产阶级是少数统治者，他们来源于封建时代的商人或手工业者，后来变为工业家或金融家。此时的农奴具有自由离开土地并在资本主义企业寻求被雇用的权利。这样，他们的劳动力成了一种商品，可以买卖。
人们预言将会有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社群主义阶段的经济原则将会恢复。在当今世纪，社会主义阶段确实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每一个相继出现的阶段代表着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即控制物质环境能力的增强，同时意味着为社群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更多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在最伟大的技能和人类的创造力基础之上。人类被解放出来，从而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和发展自己的才能。人类是否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则仍存在着争论。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的一些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权限。作为社会集团中间为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竞争的一部分，暴力也在成倍增长。从“原始”这个词的本来意义看，我们毫不清楚，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资本主义效力的士兵与16世纪在日本封建军队中服役的士兵相比。或是与生活在巴西从林中的第一阶段人类组织的猎人相比，没有他们那样“原始”。尽管如此，我们确实知道，在狩猎游团、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三个各自的阶段，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改进。生活少了一分冒险性和不确定性，社会成员可能对他们的前途有更大的选择权。所有这些都牵涉到我们所使用的“发展”一词。
在那些已经经历了几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的历史上，我们有机会看到量变如何最终产生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这里，重要的特点是在上述的关节点上，社会关系已经不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相反，这些社会关系开始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因此不得不被抛弃。我们以欧洲的奴隶制时代为例。尽管奴隶制从道德层面而言是无法为之辩护的，但它在一段时间内毕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为开发矿井和农业种植园做出了贡献，在罗马帝国特别明显。然而，由于奴隶的存在，当时的自由农民的劳动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充分发挥。奴隶们并未从事任何需要技能的任务，因此社会的技术演进受到威胁，几近停滞。更有甚者，奴隶们躁动不安，镇压奴隶暴动成本颇高。当这些地主们看到他们的庄园在破产，决定最好还是将奴隶们一直强烈要求的法律上的自由身份给予他们，同时确保自由农奴除了在地主土地上劳动外无地可耕作，从而可以继续剥削这些农奴。这样，一套新的社会关系即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取代了奴隶主与奴隶的那种旧关系。
在有的情况下，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伴随着某个关键点的暴力。当被牵涉的统治阶级在变化过程中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时，这种情况会出现。多个世纪以来，封建领主掌握着权力。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利润使其财富逐渐增长，他们开始寻求权力和社会地位。当阶级的界限变得清晰时，阶级意识也达到了高水平。领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意识到成败在此一举。前者致力于保持那种与机器生产的新技术和通过买卖劳动力来从事工作的组织颇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资本家则投身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革命，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
当研究现代非洲工人和农民阶级状况时，我们必须牢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概念。诚然，在非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现在的各个阶级并不十分明确，变化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对早期非洲发展更具关联性的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发展永远是不平衡的这一原则。
尽管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发展，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个大陆的发展速度与另一个大陆并不相同；即使在大陆内部各个不同部分在掌控自然方面的提升速度也各不相同。在非洲，埃及在2500年前即能生产出大量的财富，因为埃及人掌握了很多科学的自然法则，发明了灌溉、种植作物以及从土壤深处获取矿物的技术。那个时期，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如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人们一般用弓箭或木棒从事狩猎来维生。
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为何被置于独立的境地时，不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人类群体涉及的不同环境，部分在于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就是说，当人类与物质环境抗争时，他们创造了社会关系的类型、政府的类型、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这些一起构成了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在任何两种社会绝不会相同。上层建筑的每一因素既与上层建筑内的其他因素产生互动，也与物质基础产生互动。例如，政治与宗教模式互相影响，有时搅和在一起。认为某一处森林是神圣的这种宗教信仰是上层建筑中能够影响经济活动的某种成分，因此那处森林就不能开发出来作为耕地。
归根结底，人类发展新阶段突破取决于人的应对自然的技术能力。我们也应牢记，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独特之处对发展速度有显著影响。
很多观察者对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深感疑惑。实际上，早在基督出生前100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的发展阶段.已在技术的多个方面有所发展，也有很多的工匠和手艺人。然而，它从未转变为那种机器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和资本占有者是统治阶级的生产方式。要对其进行解释相当复杂，但总体而言，欧洲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不同在于上层建筑方面，即从物质基础产生的信仰体系、诸种动机和社会政治制度，同时反过来影响物质基础。在中国，宗教、教育和官僚资格是最重要的，政府掌握在国家官员手上，而不是由那些身处自己庄园的领主们来管理。此外，与欧洲的土地分配不同，中国的土地分配有诸多平等主义的倾向，中国政府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后果是土地所有者与官僚一样把持着比财富占有者更大的权力，从而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同一模式中的社会关系。尽管他们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这样做下去，但他们却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在欧洲，变化的因素并未被国家官僚的大权扼杀。
当第一批资本家在欧洲社会出现后，这个阶级的态度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诱因。人类社会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意识地发挥作用是为了通过生产来创造最大的利润。为了达到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这一目的，资本家阶级对可以用来操作机械的科学法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而为他们自已创造利润。在政治层面，资本主义也对今天被称为“西方民主制”的诸多特点负有责任。在废除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坚持设立国会、颁行宪法和保证新闻自由等。这些也可以被称为发展。然而，欧洲的农民和工人（最终将是全世界的居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资本家们能够从始终隐藏在机器背后的人力劳动中获取利润。这种情况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相矛盾，从那些曾遭受痛苦并仍然遭受痛苦以使资本主义的成就成为可能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这些人是人类的大多数。要前进，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正是为什么目前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现在已经过时，正如奴隶关系和封建关系曾经过时一样。
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体系在为少数人寻求利润的同时，作为一种副产品，它也为相当数量的人们增加了福利。而今天，对利润的追求已经与民众物质和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的要求产生了激烈冲突。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已不能引导科学技术无限制发展，因为这些目标与利润动机相冲突。资本主义已经证明无法克服其弱点，如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失业人口的长期存在，以及与“市场”概念相关联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情况关系到人们的支付能力而非对商品的需求。资本主义已创造出自身的不合理现象，如邪恶的白人种族主义，与广告相连的极大浪费，以及即使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美国于财富和浪费之中存在着的极度贫困的不合理现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企图征服欧洲以外的国家与大陆时加剧了自身的政治矛盾，这样全球任何地方的工人与农民已形成自觉，决心将自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决心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暂时的、过渡的，迟早要让位于其他阶段。在提及资本主义时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资本主义阶段还未到结束之时，那些生活在一个特殊时期之内的人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处在转型或消亡的过程之中。确实，那些资本主义辩护者（资产阶级作家）的作用之一就是企图伪称资本主义会永远存在。只要看一下在过去五十多年里社会主义的进展，就会知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一种迅速消逝的社会制度的代言人。
今天资本主义仍然与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的事实警示我们，生产方式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先后接替的阶段的问题。不平衡的发展总是能保证处于不同水平的社会互相接触，如处于社群主义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当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处于持久和有效的接触时，两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和特点会受到严重影响，以至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两个社会中较弱的那个（即具有较少经济能力的社会）肯定会受到负面影响，所涉及的两个社会的差距越大，后果越不利。例如，当欧洲资本主义与美洲和加勒比的本土狩猎社会接触时，后者实际上被消灭了。第二，假如较弱的社会能够生存下来，最终只有在行进到比以前统治它的经济体更高水平的情况下，它才能重新独立发展。关于第二个原则运行的实际例证可以从苏联、中国和朝鲜的经历中体现。
当中国和朝鲜被资本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殖民时，两国大致属于封建主义社会。俄国从未在法律上被殖民过。但当它仍处于封建时期，其本土的资本主义起步不久，俄国即被西欧更成熟的资本主义所征服。三个例证都是通过社会主义来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才能修正被征服时期被误导和延误的增长。确实，以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而言，它们的快速发展已在赶超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了几个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本研究到此时为止），苏联、中国、朝鲜和东欧一些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国家。帝国主义自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针对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不能抵御他国统治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延伸了数个世纪并占领了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一方是剥削者，另一方是被剥削者；一方如霸主般行动，另一方被统治；一方制定政策，另一方处于依附地位。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侧翼向前迈进，即受压迫、受剥削和被迫成为依附地位的部分。在亚洲和东欧，社会主义释放了被殖民的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能量；它将生产的目标从金钱市场转向满足人民的需求；它根除了类似永久性失业和周期性危机的瓶颈；它通过提供经济状况的平等实现了隐含在西方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里的一些承诺，而经济平等是充分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已经重新建立了社群主义时期的经济平等。但社群主义崩溃是因为经济生产力低下和匮乏。社会主义旨在最大限度地创造出丰富产品，从而可以根据平等分配的原则持续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导致经济能力更快速持续拓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实行有计划的发展。至今我们所描述的各种历史过程大部分都是与非自愿和无计划的发展有关。没有人计划在某一阶段人类应该停止使用石斧而用铁器取而代之；（在更近的时期里）单个的资本家公司计划他们自己的扩展，但他们的制度并未旨在设计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进行断断续续的和部分的干预，以指导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将代表劳动阶级来管理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后者即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最能动的力量。
要为这一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所做的简略导言收尾，实有必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一现象所提供的各种解释是如何不恰当。他们很少尝试去从整体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将注意力狭窄地集中在“经济发展”。根据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定义，发展只是一种单纯的“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即土地、人口、资本、技术、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这些要素确实相关，已如前所述。然而，那些在被资本主义学者认为相关的要素名单上被省略的确实具有压倒性的意义。无人提及对大多数人的剥削，而这构成了社会主义以前各种发展的基础。无人提及生产的社会关系或阶级。无人提及生产要素和关系的组合方式以形成有区别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制度或生产关系。无人提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阶段。
相反，任何试图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社会主义和革命原则之上的研究必然会尽早开始讨论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以及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等概念。每一个新的概念都充满着自身的矛盾性，不要想象仅仅凭借使用一些词语就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然而，我们在对“欠发达”或避免欠发达的战略进行可行性讨论之前.至少必须承认发展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各方面的充分意义。
什么是欠发达？
讨论了“发展”以后，我们更容易理解欠发达这一概念。很明显，欠发达肯定不是没有发展，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在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发展着。欠发达只有在作为一种比较发展水平的方法时才有意义。这主要是根据这一事实，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严格地从经济角度来看，有的人类集团走得比较远、生产得更多从而变得比较富裕。
一旦一个集团看上去比另一个富有，马上就会有关于这种不同之原因的探究。当英国于18世纪走在欧洲其他国家前面的时候，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觉得有必要探究“国家财富”背后的原因。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在18世纪以及后来的19世纪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是“落后的”这一事实非常在意。今天，我们全神贯注于两者之间财富的不同：欧洲和北美为一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另一方。与前者相比，后者可以说是落后或欠发达。这样看来，无论何时，欠发达背后是一种比较的观念。对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并决定它是否发展了，这是可能的；同样（更重要的是），对时间上处于不同阶段的两个国家或两类国家的经济进行比较也是可能的。
现代欠发达的第二种也是更为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是它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剥削关系，即一国被另一国剥削。世界上所有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都被其他国家剥削。世界上现在一致关注的欠发达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非洲和亚洲社会一直是在独立地发展，直到它们被资本主义所有者直接或间接地接管过去。当这种情况发生后，剥削增加了，剩余的出口随之而来，这些社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利益被剥夺。这就是当代意义上的欠发达的主要部分。
在有些地方，有人经常认为用“发展中”（developing）来代替“欠发达”（underdeveloped）比较聪明。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因为与第二个词相关而引起不快，即被解释为意味着在心智、身体和道德等方面的欠发达。事实上，如果欠发达意味着任何其他方面而不是比较经济，那么世界上最欠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因为它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压迫，对内则是一种剥削、残忍和精神病的混合体。无论如何，在经济层面，最好还是保留“欠发达”而不要用“发展中”，因为后者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都与世界上的工业国家无关，它们正在将自己从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与世界大国相比，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很多欠发达国家正日益变得事加欠发达，因为宗主国（metropoles）通过新的方式加剧了对它们的剥削。
经济比较可以通过审视关于生产了哪些商品和服务并被用于所研究的社会等的数据统计和指数分析来达到。专业经济学家谈论的是国家的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这些词语已经通过报纸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这里不进行详细解释。可以看出，国民收入是表示一个国家所有财富的分量，而人均国民收入则是通过将国民收入除以居民人数而得出的数字，从而得出每个居民的“平均”财富的想法。这种“平均”在贫富悬殊的地方会产生误导。一位乌干达青年用个人方式表达了这种情况，他说他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掩饰了作为贫穷农民的他父亲所得的收入和当地最大的资本家麦德瓦尼（Madhvani）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撇开欠发达的状况来考虑发展问题，这一过程要求消除土地分配、财富占有和收入中存在的总的不平等，这些都隐藏在国民收入的数字中，意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在历史的某一阶段，进步是以牺牲一些既有的特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必须意味着对现存的特权群体的清算以有利于那些与其相对应的社会最底层群体。不过，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是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的有用的数据；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都比任何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高出数倍。
下面的表格展示了非洲国家与其他一些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确切情形。这种差距使得有些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而另一些被称为“欠发达国家”。（这些信息均从1968年联合国发表的数据中得到，特别标明的年份除外）
[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是1958年2月1日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的泛阿拉伯国家。1961年9月27日叙利亚发生军变，次日宣布联盟解散。埃及至1972年为止一直自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译者注
从以上证据发现的差距不仅非常大，而且仍在扩大。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快速地变得更加富有，而欠发达国家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增长速度很慢。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计算出一个数字来表示该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资本主义大国，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远远地落在后面。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正在下降。这一比例在1938年约为30%，到20世纪60年代下降到20%以下。这是—个重要的指数，因为贸易既可以表明生产的商品数量，也可以表示所获取的非本土出产的商品。
发达国家经济具有与欠发达国家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都已实现工业化。这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人口中的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来源于矿山和工厂等行业。由于具备先进的技术和技能，他们每个人在工业中的劳动产出很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另外显著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比起世界其他地区来也先进得多。它们的农业也成为一种工业，经济中的农业部分虽小，但产出很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被称为农业国家，因为它们依赖农业，只有很少的工业甚至没有工业；它们的农业生产不科学，产量比发达国家的产量低得多。在几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中，农业产出在1966年及随后都出现停滞不前或下降。在非洲，每人的农作物产量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因为发达国家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强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它们生产出的产品不论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都比穷国多得多。有可能列出一个数据表格表明谷物、牛奶、钢铁、电力、纸张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产品的生产，同时也可表明每一个公民（平均）对每一类商品的占有量。同样，这些数字对世界上享有特权的几个国家极为有利。
一个国家使用的钢铁数量是工业化水平的最好指数。一个极端是，我们发现美国每个人消费685公斤钢铁，瑞典人623公斤，东德437公斤。另一个极端是，我们发现赞比亚人消费10公斤，东非人8公斤，埃塞俄比亚人2公斤。当同样的计算用于食糖时，结果之一表明澳大利亚为57公斤，北美和苏联平均为45～50公斤。然而，非洲每人每年只消费10公斤，这比亚洲人好，他们每年只有7公斤糖。
就基本的粮食需求而言，数据更加令人沮丧。每个人每天都需要以卡路里计算的—定数量的食物。每天的理想数目是3000卡路里，但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接近这一数字。阿尔及利亚人每天消费只有1870卡路里，而“象牙海岸”[1]在非洲国家应该是幸运的，全国人口每人每天平均消费2290卡路里。进一步而言，我们还应判断食品中所含的蛋白质。非洲很多地方都遭受着“蛋白质饥荒”，即尽管卡路里可以从淀粉类植物中获取，但只有很少的蛋白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的蛋白质两倍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哪些是“发达”国家，哪些是“欠发达”国家。
[1]今科特迪瓦。——-译者注
在为人们带来福利和幸福方面，一个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物质生产同样重要。众所周知，国家有责任建立学校和医院，不论它们是由政府还是私人机构提供，其数量可以根据人口的规模来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产品和社会服务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根据以下项目来间接地观察，如寿命长短、儿童死亡率、营养缺乏、可以通过预防接种或公共卫生设施来预防的疾病的发生以及文盲的比例。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甚至是令人恐惧。在喀麦隆，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100名不会活过一周岁，在塞拉利昂农村，每1000名活着出生的非洲婴儿中，160名不会活过一年。然而。在英国和荷兰。可比较的数字分别为12和18。此外，更多的非洲儿童活不到5岁。缺少医生是主要的劣势。在意大利，每580人中有一名医生，在捷克斯洛伐克，510名公民中有一位医生。在尼日尔，每一名医生要为56140人服务；在突尼斯，每一位医生要服务于8320名突尼斯人；在乍得，73460人中才有一位医生。
要使一个工业经济体运作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但非洲国家具有高技术的人少得可怜。刚才提到的医生人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工程师、技术人员、农学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在有的地方，管理者和律师同样缺乏。有的行业如电焊等中等技术人员也同样缺乏。更糟糕的是，目前还存在着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向美国和西欧的“人才流失”。也就是说，专业人士、技术人员、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和技工从他们的家乡向外移民。欠发达国家本来就很少的技术人才又被发达国家更好的待遇和机会进一步吸引过去。
欠发达国家需用荒谬的高价来招聘外国专家这一事实使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目前所展现的大部分数据可以被形容为“计量”。这种方法使我们可对—些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测量。此外，必须对牵涉到一种特定经济的组合方式进行某些质量评估。因为就经济发展而言，只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是不够的。国家必须生产更多的那些反过来可以保证经济在未来发展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食品生产行业必须繁荣，这样工人们才可以健康，整个农业生产必须有效率，这样农业产生的利润（或储蓄）才可以刺激工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和电力生产必须存在，这样才可以为其他类型的工业和农业制造机械。缺乏重工业，食品生产的不足以及不科学的农业，这些都是欠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欠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性是它们不能（或不被允许）集中于那些能够反过来从总体上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生产至新水平的经济行业，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之间缺乏联系，这样（比方说）工业与农业之间难以产生良性互动。
此外，从这种经济体中所得的任何储蓄都被转到国外或是浪费在消费上面，而不是用于再生产上。保留在这个国家内部的国民收入主要用于支付那些并未参与直接生产财富而只是提供附加服务的人，如秘书、商人、十兵或演艺人员等。使情况愈发恶化的是。被雇用到那些确实需要提供足够服务的行业的人员更少。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人都不会向农业或工业进行再投资。他们将农民和工人创造的财富挥霍在购买汽车、威士忌和香水上。
人们注意到，在欠发达国家，最发达的“行业”是管理，这颇具讽刺意味。不久前，达荷美[1]60%的国内收入用于支付公务员和政府领导人的工资。给予被选上的政客的工资比英国议员的工资都要高。欠发达的非洲国家的议员的工资也相对较高。在加蓬，每6000居民中有一位议会代表，而法国的议员代表的是10万法国人。更多的这类数字表明，在对典型的欠发达经济进行描述时，非常有必要指出，本地分配的财富高得不成比例地流入到了那些少数特权者的口袋。
[1]Dahomey，今贝宁。——译者注
非洲内部的那些特权集团的成员总是自我辩护，说他们交纳的税款使政府得以运转。从表面上看，这一声明有其道理。然而，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确实是最荒谬的，表明了对经济如何运行的全然无知。税不会产生国民财富和发展。财富必须从自然中生产出来，即耕种土地或开采矿物，或是伐木，或是将原材料转化为制成品以供人们消费。这些事都是由大多数民众如农民和工人来完成的。
如果劳动人民不工作，则无收入可征税。
给予那些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团体的财富积累。除了财富分配中存在的不公正，“纳税人的钱”是使国家发展的因素这一论点也必须驳回。在实现发展目标时，我们必须从生产者开始，从这里出发，再看这些劳动者的产品是否合理地运用到给国家带来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多的福利。
在关注人类劳动从自然创造财富时，我们立即意识到极少有欠发达国家缺乏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好生活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两三个地区往往可能会为了相互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欠发达国家是那些占有自然资源最丰富，同时为其公民提供享有的产品和服务最少的国家。
联合国的《非洲经济条件概览》在最近的1964年是这样表述这个大陆的自然资源的：
非洲有着丰富的矿产和初级能源资源。估计仅占世界人口9%的地区却占有约世界矿产总产值的大约28%以及原油产量的6%。最近几年，它在后者所占的份额仍在增加。在16种重要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中，非洲的10种矿产在世界产量中所占份额从22%到95%不等。
事实上，随着每天新的矿产被发现，非洲的潜力也日益巨大。在农业方面，非洲的土地并非像热带雨林在图片中引导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丰腴；但其他优越的气候条件却使得只要加以适当灌溉。这个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终年种植作物。
目前的情况是非洲尚未达到可以最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的那种地步，生产的大部分财富并未留在非洲为非洲人的利益服务。赞比亚和刚果生产大量的铜，但那是为了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利益。即使那些在非洲生产同时保留在非洲的产品和服务也落入了非洲的那些外国人手里。这样，南非吹嘘自己有非洲最高的人均收入；但指数表明这是如何分配的，我们应该注意，当种族隔离（Apartheid）政权保证每1000名活着出生的白人婴儿中只有24名死亡，他们却乐于容许1000名活着出生的黑人婴儿中死亡128名。为了理解非洲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何非洲在实现其自然潜力方面如此之少，我们也有必要清楚为何如此多的现有财富落到了大部分是住在非洲以外地区的外国人的手上。
从某种程度上看，欠发达是—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世界上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事实上很穷，而土地并不丰饶或地下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却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当来自世界上发达地区的资本家尝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时，他们经常使它听上去似乎这种情况是“天赐”的。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关于发展的书中承认当今世界的比较数据表明现在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他承认，在过去的150年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了15~20倍。然而，我们谈论的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没有给予历史的解释。也未考虑存在着的剥削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养肥了资本家寄生虫同时使依附者日益贫困。事实上，他提出了一种依据《圣经》的解释!他说：
所有均在《圣经》中告知：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29行）
那个有关“没有的”故事，就是今天现代欠发达国家的故事。
大概任何人对这一说法的唯一评论都只能是“阿门”。
关于欠发达是由上帝决定的这种解释之所以被强调，主要是因为欧洲学术界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这种说法与种族歧视相符合，即公开或隐晦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天生高人一等，而非洲经济落后的责任是源于非洲黑人种族的落后性。更大的问题在于非洲和其他殖民地世界的人民都经历了一场文化和心理上的危机，从而至少部分接受了欧洲人对这一现象的说法。这表明非洲人自己对改造和开发自然环境的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了这些怀疑，他甚至对那些表示非洲人可以也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来发展的兄弟们提出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决定欠发达何时改变方向，必须首先消除那种疑虑，即欠发达是种族所决定或困境使然。因此我们无能为力。
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不给予种族主义的解释时，他们又往往将实际上是欠发达的结果作为其原因来混淆事端。例如，他们会论证非洲的落后是由于缺乏发展所需的有技术的人员。确实，由于没有工程师，非洲不能自己修建道路、桥梁和水力发电站。然而，这并非欠发达的原因，除非出现这种情况即原因和结果互相结合来起作用。事实上，某一个非洲国家经济落后的深刻原因不可能在那个国家内部发现。我们能够发现的只是欠发达的症状和导致贫穷的次因。
对欠发达原因的解释或是源于有偏见的思维，或是源于那种以为可以从欠发达经济内部找到答案的错误想法。真正的解释存在于找出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认识到这是一种剥削关系。
人类总是利用自然环境以谋生存。在时间的某一节点上，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即少数人变得富有并可利用他人的劳动享受利益。然后达到一个阶段，某一个被称为国家的集团的人可以剥削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自然资源和劳动。由于欠发达是关于国家的比较经济学，它就是具有最大利益的最后一种剥削，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最普遍同时与非洲对外关系相关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进行剥削。当贸易条件是由一个国家以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已的方式设立时，这对其贸易伙伴具有危害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以非洲出口的农产品和从欧洲、北美和日本进口的制成品为例。大国设立了农产品的价格，再不断地下调农产品价格。与此同时，制成品的价格也由它们来确定，还有在贸易中用这些国家的船只运输的费用（freightrate）。就定价方面而言，非洲的矿产品也与农产品处于同样的命运。非洲与其贸易伙伴的整个进出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和剥削关系。
远比公平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个国家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权属于外国公民。当非洲的土地和矿山归欧洲公民所有，这是吸非洲大陆的血的最直接的办法。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这种所有权是完全的并有军事统治提供支持。今天，在许多非洲国家，尽管外国人的军队和旗帜不在了，但这种外国人的所有权仍然存在。只要土地、矿山、工厂、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工具、报纸、电站等为外国人所有，非洲的财富便会长期地外流到这些人的手中。换言之，即便缺乏直接的政治控制，外国投资也将保证自然资源和非洲劳动力生产的经济价值流出这个大陆。
外国投资经常采取给非洲政府贷款的形式。自然，这种贷款需要归还。在20世纪60年代，欠发达国家每年归还官方贷款（分期偿还）的费用从每年4亿美元增加到每年7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另外，还有这些贷款需偿付的利率以及通过直接投资经济带来的利润。这两种来源合起来构成一个事实：1965年共计5亿美元从欠发达国家流出。关于这些事情的信息很少是完全的，理由十分简单，那些赚取利润的人希望保持沉默。因此，上面的那些数字很可能是低估了的数字。它们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概念，即非洲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投资者攫取，以及非洲财富的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归这些人所有。更有甚者，近些年来，投资的方式变得更加微妙，也更加危险。其中包括由资本主义专家来援助和管理本土非洲公司的所谓“不在地主身份”的方式。
非洲主要是与西欧、北美国家以及日本进行贸易。非洲也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易来使自己的贸易多元化。如果与后者的贸易证明对非洲不利，那么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入了剥削非洲的行列。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清晰地区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何时候都没有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占有过土地，也没有以赚取外来利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参与过对非洲的掠夺。
那些就欠发达问题著述的人或那些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诸大陆拥有读者的人。多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的代言人。他们极力在国内或国外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辩护。为了混淆这一问题，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不顾社会制度有所不同，将所有的欠发达国家放在一个阵营，将所有的发达国家放在另一个阵营。这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从未进行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面对的只是在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简单划分。确实，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化的；确实，当人们看数据时，法国、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相似程度远高于它们之间任何一个与非洲国家的相似度。绝对有必要确定某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生汽水业平是自身的内在资源的产物，还是源于它对其他国家的剥削。美国只占世界人口和可和用的自然财富的很小部分。却占有财富的极大比例，而这些都是通过剥削整个世界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而得来的。
关于欠发达的荒谬观点和在富国与穷国之间所做的简单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或外部的社会主义学者所反对。这些荒谬的观点也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揭露，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学者提供的这些解释是为了迎合那些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剥削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法国社会主义作者皮埃尔·加雷（Pierre Jialee）认为，要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分析角度，应该确立两类国家，一类是帝国主义。一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包括所有那些已经决定与国际资本主义决裂的大小国家。帝国主义阵营不仅包括如美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大国，也包括那些工业国进行投资的弱国。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可以再划分为剥削国家与被剥削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可以归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里的被剥削国家集团。大致而言，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在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其他三分之二构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大部分属于被剥削的群体。
有趣的是，尽管资产阶级作者想尽力混淆视听，但他们也不时触及真实情况。例如，联合国（为西方大国所统治）决不会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他们的经济评论一方面会涉及“中央计划”的经济，往往指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们谈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又细分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以掩盖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这一事实。本研究是对均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
将非洲带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是贸易、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投资。贸易已经存在多个世纪；殖民统治始于19世纪后期并已基本消失；对非洲经济的投资在20世纪内持续增加。在非洲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时期，两个因素导致了欠发达。首先，由非洲劳动力从非洲资源中创造的财富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掠夺：其次。对非洲能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经济潜力，而这正是发展的重要内涵。这两个过程代表着我们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非洲实现自身的潜力如此之小，为什么非洲如此多的财富流向大陆之外。
非洲经济体已经融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它们是以一种不利干非洲的方式融入的。并保证非洲依颗于资本主义大国。实质上，结构依赖是欠发达的基本特征之一。大部分进步作者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统治的、宗主国部分，那些属于第二组的国家往往被称为“卫星”，因为它们是在围绕着那些大国经济的轨道上。同样的观点可以用简单的话这样表达：欠发达国家是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者。
当任何动物的幼仔停止依靠其母提供食物和保护时，可以说它是朝着成熟的方向发展了。但依赖别国的国家永远不会被认为是发达的国家。确实，现代的条件迫使所有的国家倾向于相互依赖以更好地满足其公民的需求；然而，这并非与经济独立互不相容，因为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但它确实需要一种在对外关系中做出选择的运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一个国家的增长在某一时刻必须成为自力更生和自我持续的。很明显，这种事情是与很多国家对西欧、北美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依赖背道而驰的。
确实，所谓宗主国家的经济也同样依赖于世界上受剥削国家的财富。这是它们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潜在弱点，因为依附国的农民和工人正在觉醒，他们意识到完全有可能斩断帝国主义延伸到他们国家的触角。然而，在宗主国家对殖民地的依赖和屈服于外来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的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更先进，这样帝国主义制度也是决定看方向变更的部分。这种影响的明显例证是以下事实。即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制造的合成纤维已经取代了由殖民地生产的原料所生产的纤维。换言之，（在特定范围内）正是技术先进的都市国家可以决定它们何时可以在某个领域不再依赖殖民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将不得不手捧讨饭碗去乞求缓刑或新份额。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必须有效打破依附状态的恶性循环和作为帝国主义特征的剥削才能发展。
在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很多方式以维持欠发达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并使它们保持被宗主国控制的地位。基督教会一直是进行文化渗透利文化统治的主要工具。尽管存在很多非洲人建立独立教会的尝试。同样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通过培养，使非洲人服务于资本主义并接受其价值观。近来，帝国主义正在利用非洲新的大学来确立自身在最高学术水平上的牢固地位。
语言作为基本工具也用来作为融合和依附的机制之一。在非洲广泛使用的法语和英语也是为非洲社会与剥削者联系而不是非洲人与非洲人联系。事实上，很难发现哪一个领域没有反映经济依附与结构融入。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会比音乐更无害更令人愉快，但这也被用作文化统治的武器。美帝国主义者甚至通过美国之音将受压迫黑人的民间音乐、爵士乐和灵歌转变为宣传工具在非洲播出。
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政治从属的状态十分明显。设有总督、殖民官员和警察。在政治上独立的非洲国家，宗主国的资本家必须通过远程控制来保证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决策。这样，他们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建立了政治傀儡，他们无耻地按其政治主子的要求向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妥协。革命作家弗朗兹·法农激烈而详尽地分析了非洲的少数人集团这一问题，他们在宗主国资本主义与非洲依附国之间起着传播线的作用。这个集团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个背叛者集团是欠发达定义的一部分。任何对非洲欠发达的病症诊断不仅揭示低国民收人和蛋白质缺乏，还有那些一旦巴黎、伦敦、纽约的音乐一响即开始在阿比让（Abidjan）、阿克拉（Accra）和金沙萨（Kinshasa）跳起舞来的非洲绅土。
非洲表现出来的政治不稳定是在帝国主义环境下欠发达政治生活的综合症状。军事政变—个接着一个，它们往往对普通民众而言毫无意义，有时甚至是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各种努力的一种反动的逆转。这种趋势在拉丁美洲历史上有现存的例子，因此当它出现在新殖民地的南越和非洲时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经济力量是以非洲国家边界以外地区为中心，那么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也会以非洲以外地区为中心，除非农民和工人大众能动员起来提供一种有别于虚假的政治独立以外的制度。所有这些特征都是欠发达和帝国主义制度剥削的结果。在绝大多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或是这些特征毫无涉及，或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整个概念被斥为纯粹的花言巧语而全然拒绝，特别是那些自称为远离“政治”的“学术者”尤其如此。在本项研究的剩余部分，作者将会详细论述以表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所谓口号背后的可怕现实。目前，简要地列出以下几点以表明所采取的立场。
关于谁或什么应该对非洲的欠发达负责这一问题，可从两个层面回答。第一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应该对非洲经济的延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一制度榨取了非洲财富，使它不可能更快地开发这个大陆的资源。第二是那些巧妙地控制着这一制度的人和那些不是代理人就是无意中成为这个制度帮凶的人。正是西欧资本家阶级积极地将他们的剥削制度从欧洲内部延伸并覆盖到整个非洲。
近来，他们参与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取代。很多年以来，这些宗主国的工人们也得益于对非洲的剥削和非洲的欠发达状况。这些评论无意将发展的最终责任从非洲人的肩上免除。不仅在帝国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一些非洲帮凶，且每一位非洲人有责任理解这一制度并致力于推翻这一制度。
阅读指南
关于“发展”和“欠发达”的著作很多，但极少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可以找得到的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此，存在着过于狭窄地集中于“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现象，而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这种方法受到了宗主国马克思主义作者的挑战，也日益为来自欠发达世界学者所挑战。
FREDERICKENGELS,Origins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Chicago:C.H.Kerr and Co.,1902.
KARLMARX,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ARLMARX,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edited by E.J.Hobsbawm,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4.
上述三种著述是现在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的代表作。绝大多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著作均与发展主题有关，重点主要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
PICHARDT.GILL,Economic Development；Past and Present,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7.
RAGNARNURKSE,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以上是资产阶级宗主国有关发展和欠发达观点的典型表述。第一本是一位加拿大经济学家为北美大学生准备的教材，第二本多次重印，作者是一位“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的最有名气的资产阶级鼓吹者。不幸的是，任何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有关于非洲的这种类型书。读者应对这种一般化做出自己的判断。
J.D.BERNAL,Seience in History(4vol.),Cambridge:MITPress,1972.
JOSEPH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两部著作都很厚，但都应该读。科学和技术来自于对自然环境理解和控制的努力，熟悉科学史对觉察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在此引用李约瑟的书基于纠正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科学似乎是欧洲独特的东西。
CELSOFURTADO,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Berkeley:U.of California Press,1964.
A.GUNDER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
TAMASSZENT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derdevelopment,Budapest:Center for Afro-Asian Research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1971.
第一位作者来自巴西，一个有着长期依附并受欧洲和北美宗主国剥削历史的国家。弗兰克的著作反映了很多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宗主国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森迪斯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他将欠发达世界和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运用到对实际数据和过程的分析上。
SAMIRAMIN,The Class Struggle in Africa,Cambridge,Mass:Africa Research Group,n.d.
萨米尔·阿明是北非人，他著述的数量和洞察力的质量都十分出众。上面引用的这一著作是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了包括从古代非洲发展的根源直到现在以及计划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整个阶段。很可能他的更多著作将被译成英文（他的工作语言是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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