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从列宁到斯大林
一切都变了。
目的：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从革命初年所肯定的苏维埃工人民主制，到总书记—官僚—格伯乌专政。
党：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思想能活动的自由纪律组织，到利害结合的和消极服从的官僚等级制。
第三国际：从伟大的几年宣传和斗争的机关，到各国中央委员会的奴颜婢膝，——这些委员会是任命来赞成一切的，而且毫不逆心，毫不羞耻。
失败：从德国和匈牙利失败时英勇就义的古斯塔夫·兰道尔[1]、欧根·列维涅、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吉希斯、奥托·科尔文，到广州公社悲惨的屠杀。
领导者：十月时最伟大的战斗员都充军或坐牢了。从列宁到斯大林。
思想：列宁说过：“我们将看见国家的逐步消亡；苏维埃国家并非一个国家，像其他国家一样，而是劳动者的一个广大的公社……”斯大林则宣告说：“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
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苏维埃社会从平等制走到形成享受特权的少数人，他们的特权一天比一天增加，同时群众一天比一天丧失权利。
道德：从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严肃到过于苛刻的诚实，到现在渐渐走到一种无以为名的伪诈。
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在改变，但我们需要从时间上倒退回去，只为的理解现实。对于制度太多关心，对于人类太多幻想，对于土地、国家和逝者太多爱恋，对于既往大事太多纪念，以致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不清楚现实，或多或少迷失了双眼。
这里表明出：道德上的表现往往比那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判断更有真实的价值。政治和经济是无限复杂的，容许统计和口号来扯谎。这方面，人们常常看不清楚，即使借助于好多的科学也不容易看清楚。他方面，卑鄙、偏私、倾陷、侮辱人格和在党内讨论时采用下流手段，——这些则直接显露原形。有些人说：“政治第一！让它把我们关到牢里吧，只要它实行的是正确的政策！”说这话的人犯了重大的错误。
说什么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是正确的，这话是百倍的错误。人们不能以不义来行义，不能以枷锁，以欺人大话，以金钱雇用的愚民机关来改变世界和人类。每种目的都有其适应的手段，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达到这种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使用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武器，那在此之后它也有独属它自己的方法。它只能在贫苦群众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之下，向前进步。加多点舒适生活，加多点自由，减少点说谎，加多点人格。社会主义若不是这样做，便要让位于国内的反革命，便要丧失信用而至于自杀。
一九二八年使我们急转直下走入到那种社会主义中。在这个转变基础上的经济因素，显然具有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个转变并非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恰好相反，苏维埃制度几年的实验有一个宝贵之点，即是它表明：人支配经济。但又表明：人逃不脱一种政治的影响。试将事实的因果的相互关系整理一下吧。
党的机关，从政治局说起吧——那是一个真正的最高政权机关——虚耗了许多年头不肯去实行工业化。在许多年头中让富农坐大起来。为的不肯对反对派让步并为的保持政权，党的机关竟拒绝那些赞成加速工业化的人的提议，并放逐那些主张对富农强募公债的人（这个办法其实有显然的利益）。
他们砍下了旧党的头，但第二天，政府就没有粮食了。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之下，农民为什么要卖小麦给政府呢？城市快没有面包了。军队亦然。斯大林在一条断头巷里徘徊。（莫斯科人很幽默地互相问道：你知道城里有条斯大林断头巷吗？——不知道，在哪里呢？——看呀，克里姆林宫就是！）
从农民那买不到麦子，必须用武力去夺来，政治局出人意外地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私囤货品之条文下命令到农村征发。
被征发的麦子藏起来了。农民播种得少些。既然收获的东西，人家要强夺去，那还播什么种呢？
为的使农民工作，人们便强迫农民加入那由国家监督的一种合作社——集体农庄。不肯加入的怎么样呢？
不肯加入的，便要被宣布为富农或富农走狗，所有东西都要被没收而且连家眷一起要被人押往北方去。
好多人不肯加入。当部分的集体化成功时，人们看出独立农民显然比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民更加有利。此时只好宣布全盘集体化——这正是巴比塞和其他好多人所热烈赞美的——和没收并流放成群的富农了。这样一来，农民中有几百万人被没收财产。
为着紧急救济农业中这种破产，必须实行最快速度的工业化。五年计划修改又修改使得产生出六个月以前不敢梦想的效果，这计划如今是热烈地执行了。
这计划一定要执行的。但农村恐慌——有些地方竟转变为显然的内战——最初受其害的就是城市挨饿。人们慌忙印出粮票。人们不久就要分给工人以有名无实的口粮了。根据张贴在莫斯科的布告，加入合作社的劳动者，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每月最高口粮规定如下：
| 糖 | 1500克 |
| 茶叶 | 50克 |
| 植物油 | 500克 |
| 精制麦粉 | 3000克 |
| 通心粉 | 750克 |
| 鲱鱼 | 500克 |
| 家用肥皂 | 500克 |
首都享特权的无产阶级每人的口粮也不过如此。
劳动者口粮不足减低了劳动的效率。配给制、强制汇率及通货膨胀，减低了纸卢布——发工资的就是这种卢布！——的购买力至一九二六年的四十分之一。工人逃离工厂，或只形式上在工厂内，他们依靠做小贩为生。卖出一双旧袜，所得的比做三天工还多些。那时须得颁布严厉的法律强制工人作工。为使工人固定于产业中心起见，人们发行国内护照制，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人充军，不必宣布什么理由。
农民未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就屠杀自己的牲畜。一生至少有这一次吃饱了肉，而且暗中可以卖去兽皮，这比将牲畜送给国家要好些，国家的好办法大家都领教过的。牲畜消灭了。
这几年好比一场噩梦。在乌克兰，在黑土带，在西伯利亚，在其他产麦最多的地方，都发生了饥荒。成千成万的农民偷越国境，到波兰、罗马尼亚、波斯和中国去。他们逃亡了。其中一些人在试图偷渡国境时被杀死，其他的逃亡更多。
城市和乡村不断地执行死刑。偷了集体农场一捆麦子：死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政府命令，社会主义财产是神圣的，偷盗者应处以死刑。在这乱世，五年计划能给出什么呢？人家要求人民努力和牺牲，答应付予人民以一种丰饶的时代。可是计划实行的第五年正是大饥荒之年！什么人负责呢？把负责的人找出来，枪毙他！
在这几年内，斯大林，这个万能的人，一声不响了。（直至一九三三年底）
至于负责的人，那只须用电话命令格伯乌去寻找就够了。格伯乌当晚就捕到人了，这些人明天就供认了，后天就可以枪毙了。然后呢？然后就是等待世界各国打来的电报，表示热烈拥护、钦佩信任和庆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没有罐头和腊肉吗？那就把卡拉蒂金教授[2]及他的四十七个同案被告枪毙得了。他们供认了，以反革命的精神破坏了罐头和腊肉的制造。（一九三〇年）
计划失败了吗？这是因为有个秘密的“工业党”在怠工，这党与法国参谋部合作。拉姆辛教授[3]（一个密探）供认了。他被判死刑，旋即被赦免，恢复权利并得到酬报。（一九三〇年）
人民不相信吗？九个老社会主义者自承奉行社会主义国际的训令准备法国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这训令是莫须有的，而被告是分明的说谎，——但这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承认了。十年的徒刑。（一九三一年）
列宁格勒有一年夏天没有水果和蔬菜……于是乎，五个合作社经理被枪毙了。但以后几年夏天仍旧是没有水果和蔬菜……
这种政制显然是没有人愿意拥护的，除非是奉了命令，或者是造成这政制的人员，他们若是失了政权，一定会给人撕碎成块。罪责的重大使得官僚们铁面无情，倒行逆施。他们是在自卫。他们的整个政策，自从篡夺了政权以来，不过是保守的和受一种慌乱的恐惧所支配的。
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再实行工人阶级的政治了，而是实行自己的政治。这便是既成事实之根本的解释。
从此，谁敢发一言反对这个官僚政制，谁就有祸了。每年在纪念节或什么会议之前夕，总要逮捕几千反对派。真正的反对派，几千人，自从一九二八年，就已关在监牢内了，这是不待言的。谁一声不响的，谁也有祸了！一声不响，这就是逃避与推卸那重压的罪责。不，无论如何，每个公民都应该高声赞成一切，一切，一切，一切。无论什么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死刑判决书亦然。诗人们用诗句在报纸上说明他们投赞成票的理由。
对于外国社会主义者是没有什么期望的。他们了解得太透彻了。人家而且只能以一种半是真正盲目半是假装盲目的革命热情来替那正在成就的事情做辩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宣告说：“德国、法国和波兰，已经进入革命暴动的时代……。”多里奥号召农民准备“以枪杆子夺取土地”。阶级对抗阶级！在纳粹狂潮涌起的德国，共产国际的正式理论是说：只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尸体去同法西斯作战。一九三二年，当纳粹党求得普鲁士全民投票以推翻社会民主党奥托·布劳恩[4]内阁的政权时，德国共产党奉行斯大林个人建议，竟与纳粹党联合，因之《红旗报》宣称这次选举为“红色的全民投票”。
我所叙述的，都是我所亲历的。但我宁愿引用一些未刊的或罕见的文件，我能确证其绝对真实。[5]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否认其中的一行字。
注释：
[1]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德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校对者注
[2] 叶夫根尼·谢尔盖耶维奇·卡拉蒂金（Евген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ратыгин，1872-1930），苏联农业学家。1872年毕业于圣彼得堡理工学院，后就职于农业贸易部、财政部，编辑《乳制品经济》、《乡村》、《农民经济》等杂志。十月革命后，曾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农业部主席、农村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8月被捕，同年9月24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3] 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辛（Леонид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амзин，1887-1948），苏联热工学家。20年代曾在苏联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任职。1930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36年获赦出狱。1948年6月28日逝世。弗·列宁称其为“热力工程中最杰出的科学家”。——校对者注
[4]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1955），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1932年7月下台。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55年死于瑞士。——校对者注
[5] 读者如果要深究这些问题，请参考不久要出版的我的一本书《一个革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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