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二十一章 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列宁对于他根据其最早症状而不断加以诊断的倒退过程，从来没有给以明确的称呼，除非我们愿意接受他一度讲过的一些提法——例如他经常地、但非系统地对“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偏向”进行斥责。[1]

　　至于后来一些分析苏联现实而不想为止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下的定义，则屡见不鲜——虽然这些定义不会使人满意，而且大部分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些人在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那就是：不能把苏联称为社会主义。在苏联，有过出自本能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社会主义，至少没有马克思所提出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为共产主义进行准备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非对抗性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规模至少要发展到像先进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大，而且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并且具有特意向平均分配发展的趋势；正在消亡中的国家，将实行民主治理，而且肯定会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特征作了概括，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发挥了他的论据。为了说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还有中国和古巴）不同于他的过渡社会模式，我们在这里引述如下特征：

　　1．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2．公社是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3．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4．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5．社会公职应真正民主地产生，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随时可以撤换，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2]

　　由于试图要了解苏联的社会性质，因此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和定义。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在一切证据面前仍然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就连他们也不得不降低他们的视线而接受斯大林式观察事物的方法，即社会主义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不平等都会消失，消失的只是“根本性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定义可能瞬息万变。但是为了要这样做，他们也不得不避免从这个仍然为众目所嘱的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和极权统治的上层建筑中引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来。有一伙人（其人数也许比西方所有左翼分子还要多）认为苏联是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是指尽管有错误和过去的残迹，但是它已经代表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正在走向“未来社会”。技术官僚们对于人类解放的各种问题无动于衷，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苏联描绘成社会主义的；他们使用这个词，显然带有中立的含义，这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聚再远也没有了，他们说现代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同市场经济有矛盾。甚至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和保守派也毫不犹豫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他们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是一致的。后者称其为社会主义是想赋予他们的头面人物以一种具有内在社会主义价值的救世光轮，而前者则只是想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已。

　　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笔锋比较尖刻，批判性较强。威特福格尔讽刺性地恢复了马克思关于“普遍奴隶制”地观念，确定苏联是“建立于工业基础上的普遍奴隶制”[3]（不是像许多过于草率的解释者认为威特福格尔所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4]）。托洛茨基说的是一个由官僚统治集团治理的“堕落的工人国家”，鲍蒂加则称之为特殊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毛主义者之流把它简单地称为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或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里齐最近的分析竟然称之为“封建社会”。[5]

　　但是，如果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它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也不是，封建主义形式或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更谈不上了。在苏联，有一种新的对抗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那是不能被其他任何结构所同化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中国。

　　人们不能老老实实地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因为那里的阶级差异很分明，而且还存在着剥削。也不能称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因为那样的社会要求无产阶级掌权，并且有使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自觉目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十分有限的形式下，可能存在过）。相反，如果当今明显地盛行的是一种同简单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完全格格不入的扩大的生产，那么，再谈什么封建社会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荒谬的了。也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能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没有什么可供销售或生产的剩余价值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叫喊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偏向”或“退化”，也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列宁的分析可能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当时的形势再许多方面还是动荡不定的，事态发展同实际情况很可能并不相同。但是如果将它应用于当今的情况，就几乎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借口了。就上层建筑而言，托洛茨基的辩解甚至略胜一筹，但是他未能考虑到苏联社会的结构特点。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官僚统治的发展绝不是战争引起的“暂时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深刻原因在于社会具有各种不同成分的性质，在于居民中的各种集团的日产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的差别。由于广大群众缺乏文化而使得这一情况复杂化了”。[6]在这种情况下，职能的差别僵化成社会差异，官僚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子。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官僚手中，国家专制制度维护其众多的特权。斯大林主义的热月党阻止了十月革命的自由进展，它只是说明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战胜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后者的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和权力行使所吞没和腐蚀，另一部分则压垮和强行消灭。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集团的政治组织，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决不能再称为无产阶级专政。[7]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只不过是走人们熟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科书的老路，托洛茨基在提到列宁这一著述时，提醒我们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剥夺了剥削者之后，就应该有可能废除警察和常备军以及其余的官僚统治机器。列宁在1917年写道，“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直在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是他们忘记补充一句，即无产阶级只需要即将消亡的国家，即立即开始消亡、不得不消亡的国家”。托洛茨基说，“由于一阵幻想，很难设想有什么差异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制定的工人国家纲要和以斯大林为首的现有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为悬殊的了。”[8]

　　托洛茨基认为产生这一局势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的十分落后状态。他说，“如果国家不消亡，而是变得日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特命全权代表变得官僚化了，而且官僚统治凌驾于新社会之上，这并不是处于某种次要的原因（诸如旧时代心理的残余），而是由于产生并支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那种严格需要，只要它无法保证实现真正的平等。”托洛茨基从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述中，援引了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的一段话，因为普遍化的匮乏必然使一切旧时的混乱死灰复燃。在托洛茨基眼里，这一进程已经在俄国出现了，因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苏维埃宪法不能产生社会主义，而只能产生一种“前途捉摸不定的过渡性政权”。[9]

　　就苏维埃国家强行维护社会不平等、即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而言，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像官方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是旧阶级“衰弱的残余”在阻碍它的消亡，而是物质匮乏与文化落后等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在阻止它的消亡；正是这样同样的因素甚至阻碍消灭寄生性的官僚，强使许多重要部门保持资产阶级法权。[10]

　　尽管爆发了十月革命，尽管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集体化和消灭了富农阶级，人与人的关系不但远远没有上升到社会主义水平，而且还未达到先进资本主义的水平。诚然，斯大林主义的热月党对没有教养的官僚取消了一切限制，强使群众接受默默顺从的著名准则，那是“退化到旧日俄国野蛮状态的无可否认的原因”。[11]托洛茨基强调俄国官僚统治具有持久的“东方”特色，“浓厚的利己主义，牢固的内部团结，害怕群众的不满，疯狂固执地压制一切批评意见，最后是对体现并维护这些新贵们的权力与特权的‘领导人’极尽虚伪地、宗教式地顶礼膜拜的程度”。[12]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由这种“社会主义”官僚组成的“明目张胆的反对力量”，“是一种一场巨大的、并日益扩大的社会畸形发展，是社会恶性发展的根源”，它证明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当时明显地占统治地位。由此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是毫不相干的。从消费到生产领域充满了社会矛盾。收入的不平等不单单是由于个人工作效率的差异所造成，而是由于隐蔽的剥削他人劳动所造成。“新宪法宣布苏联废除了人对人的剥削……如果剥削他人劳动就是剥削其政治权利这一规则还生效的话，那么其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拔萃人物显然不是受苏联宪法管辖范围的约束的。”[13]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官僚统治不单单是指官僚，这个字的完整意义是全部的发号施令和享有特权的阶层……。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则可以说是‘属于’官僚阶层所有。如果到目前为止，这些崭新的关系要进行巩固、成为规范和加以合法化的话，那么从长远来看，不论工人阶级是否进行抵制，这些关系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丧失殆尽。”[14]“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的近十五年间，苏联政府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它的社会结构……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官僚已经最好地解决了它自己的社会问题，它对现有局势十分满意，对苏联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再提出任何主观保证……。官僚作为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叛了革命……如果资产阶级政党将要推翻苏联的统治阶级，那么它在现有的官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技术人员、党支部书记和一般的特权上层人士中，会发现为数不少的得心应手的奴仆。”[15]

　　总起来说，托洛茨基不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某种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而在某些重大的方面它比资本主义还落后。根据这一定义（他对这一点说得毋庸置疑地明确），他不打算提出那种“苏联现政权只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想法”；他认为，苏联制度的未来取决于向资本主义推进的力量（诸如官僚）和向社会主义挺近的力量（诸如工人阶级）之间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被执政党所背叛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靠工人的社会关系和觉悟程度而生存下去的。[16]

　　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很有力的。但是他没有深入探讨实际的生产关系（同所有的证据相反，他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至少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他也谈到工人和官僚之间的剥削和阶级斗争，他把官僚确定为一个社会阶层、特权等级、寄生集团，而不是确定为一个阶级，尽管他直到并无疑地同意人所熟知的列宁关于社会阶级的定义，[17]这就根本不可能不把苏联官僚视为一个阶级了。但是，托洛茨基显然拒绝把他自己的分析引向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这不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曾在其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革命还有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系的话，那也是处于错误的意识形态考虑。因为，承认了苏联官僚的阶级性，他就等于含蓄地承认苏联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他不大愿意采取这一步骤，就促使他的论据必然陷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后来在他的一些门徒的论据中，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变得更为清楚了。他的门徒将苏联经济坦率地确定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上仍属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相互矛盾的结合体”。[18]但是即使将苏联确定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见诸于托洛茨基本人的著述），以及他关于俄国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性的论述和他强调俄国官僚所谓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这些也是相当使人误解的。

　　里齐对该论据的批判恰到好处：俄国官僚集团无需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现有体制内，它已经是剥削阶级了，而且除了法律的捏造以外，它实际上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19]所以，如果像托洛茨基那样，还谈论生产关系仍然是潜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那就荒谬可笑了。相反，里齐说，社会关系是奴役性的，因此现今局势甚至比资本主义本身还更加落后。[20]

　　换言之，对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里齐给予明确答复：如果说，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社会呢？里齐说，它是迄今所见到的一种新型对抗性社会的最完整的表现，在这种社会里，社会权力属于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这个阶级通过现有的集体财产，“已经在国家内部牢固地树立了它的地位”，控制着生产资料，占有剩余价值（虽然更准确些说，是剩余产品）。托洛茨基提到的“自己捉摸不定的命运”，结果却是既非资产阶级复辟，也非无产阶级复兴，但是他还未曾遇见过第三种可能：新的官僚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新的阶级，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里齐称它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恰当地表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它由完全控制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所统治，由于社会上没有私人财产，或者充其量说，私人财产极其微薄，因比这个阶级就能维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们天真地告诉自己说，财产已经“国有化了”。对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严重。至少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补充说，分配的安排是使得官僚集团可以获得最大的份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国有化”财产，它是由一个阶级所独占的，这个阶级和过去的资产阶级一样地公然占有其成果。实际上，俄国有着支配生产材料的剥削阶级，它的所作所为正像它是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虽然它没有分成个体占有者，但是它的成员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是所有“国有化”财产的实际占有者。[21]

　　里齐在进行分析时，强调在这一制度下国家所起的主要作用，强调缺乏甚至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自由劳工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专制性质。由于他不熟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至少在本书初次写成时是如此），就往往将这一制度比作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制度是“最终大倒退”。[22]那种解释毕竟比较符合他对单线发展模式的偏爱，这使他断言“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单单是俄国的”，其他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罗斯福新政以及一般大型有限公司的垄断资本主义。[23]

　　里齐未能以充足的理由和恰当的批判精神来阐述他的直觉，尽管这些直觉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的“官僚主义集体制”理论（这一理论事先就遭到正统共产党人以及托派的攻击）长久被人们所遗忘的一个理由，其他一些理由尽管不新颖而且十分庸俗，但却获得其短暂的声誉。[24]然而，安东尼奥·卡洛最近以更加时兴和更加精心透彻的形式复活了里齐的理论，对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其他理论进行了周密的批驳。卡洛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

　　1．财产为整个阶级所占有，而不是为阶级的个别成员所占有。
　　2．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相隔绝，没有对人人开放的竞争。
　　3．统治地位由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价值）扩大再生产的机构所占据。
　　4．人剥削人是一种直接过程，是通过计划（不像获取资本主义利润那样通过个体生产者和市场）占有和分配部分的总剩余产品而实现的。
　　5．政治权力与组织权力完全集中化。[25]

　　这些特征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不同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它标志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它自己的法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为所有其他类型社会所确认的法则。

　　卡洛认为俄国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历史根据要追溯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在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包围造成工业生产的崩溃，工业生产下降到1913年的百分之十三。其次，革命阶级的精华已在战争中阵亡，或者由于被吸收进国家机器和从事官僚主义日常事务而割断了同他们根基的联系。简言之，在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流进了鲜血，失去了他们的领袖，搞得四分五裂；农民被抛弃，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感到疑虑，小资产阶级最初转向一方，后来又转向另一方。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局势迫使政府作出及时的和重大的决定。在此危急关头（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在一场伟大革命或一场内战之后，这些情况总是容易出现的），权力势必从群众的手里夺走，而且集中到一小撮上层人物手中。这些上层人物硬说他们是代表群众行使这一权力的，然而是在无产阶级根本无法监督的条件下行使这一权力的。[26]在俄国，由于需要依靠前沙皇的公务人员开动新国家的机器而使得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了，因为苏维埃徒具虚名（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部分由于外界侵略的危险而作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才使二十年代后期的这一状况得以完成。总之，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是通过两个基本因素同时起作用来实现的。这两个因素是：（一）当文官社会破产时，国家机构日益独立，（二）需要强行加快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步伐。[27]

　　卡洛也并不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俄国仅有的现象。但是他很慎重，没有武断地把它列为一个普通的范畴，这点他比里齐的判断高明。相反，他声称，“只是在一定情况下和特定国家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才能发展和巩固”。[28]

　　但是卡洛对上述情况的叙述，乃是他分析中最薄弱的一环。与里齐相反，他说的对，“这类制度在富裕国家里不可能发展，那里的生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复杂性，因此如果把它束缚于官僚主义的计划中去就无法生存”。他以同样的理由指出，这种制度可以从“外界加强，如同一次军事入侵一样”，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加于东欧国家的、萨特称之为“恩赐的社会主义”或“现成给予的社会主义”[29]所出现的那种情况。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军事的压力强加于这些东欧国家的苏联模式，从它周期性地引起的反抗来看，表明是不适用的和行不通的。这些反抗经常被武力镇压下去（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再次在波兰）。[30]但是后来卡洛作出如下概括：“只有在不发达国家，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才会产生和发展。”[31]

　　这种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指区分国家的贫、富或发达、不发达而不提它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本质上并非生根于不发达国家（因为有些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后者包括“亚细亚的”、“非洲的”和封建的类型[32]），而是出现在已经建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国家。卡罗本人在寻找除苏联和中国以外的建立在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基础上的国家时，竟选择了马克思作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埃及为例，是颇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之间，在东方专制制度和假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之间，很难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关联仅仅是一种巧合。

　　这并不是说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亚细亚”国家唯一的发展路线。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印度（马克思最周密地研究过的亚细亚方式的例子）经历了一种不同的革命（马克思的提法）：印度推行土地私有制并吸收进西方的发展路线，哪怕只是作为一个附庸国和附属国。但是那只是在长期充当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的情况才有可能。

　　进一步集中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断言：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建立在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那些国家的典型发展形势，它们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和深刻的外部影响（对于长期以来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结构和官僚体系著称的、或者以高度发展的灌溉体系著称的国家，这一论断特别适用）。对这些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冲击足以打乱它们许多世纪之久的停滞状态，但不足以把它们吸引到西方发展的潮流中去。在俄国、中国和蒙古，尤其是如此。这些国家从来不是直接的殖民地，而是至多变成了孙中山称为的“半殖民地”；北越曾受到并非第一流殖民国家的法国比较短时期的殖民统治；北朝鲜被资本主义仍然十分虚弱的日本所兼并。除了这些比较纯粹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例子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国家，在那里，同样的制度采取更具有欺骗性的形式，因为那里存在某种程度的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诸如埃及，它不过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且为期很短；[33]伊朗只是一个“半殖民地”，[34]马达加斯加受到的法国殖民统治和越南一样长。

　　这一理论对卡洛的另一个意见也有充分的影响：“为了制定这一类的解决办法，官僚机器必须独立于组成文官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影响。”[35]这里，如同我们已看到的，亚细亚国家的文官社会要么实际上不存在，要么一贯从属于政权和官僚统治。那种同样的缺陷既妨碍资本主义在亚细亚社会内部的自由发展，又鼓励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发展。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所采取的比较自治的现代化的典型形式。在殖民主义影响较强的亚细亚社会（诸如印度）就被拉回到西方的历史发展路线上来，尽管是处于次等和外围的地位，这使得它们经历了“不发达的发展”的状况。在殖民主义影响较小的亚细亚和半亚细亚社会（俄国、中国、越南、埃及、伊朗等国），则通过一系列类似西方那样的革命（如1640年和1688至1689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到官僚主义的集体制。这两个过程，从不同角度，都起了相同的基本作用，即确保从原始形式向扩大再生产形式的过渡，从而革新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国的1911年和1927至1949年的革命，越南的1954年和1964年之后的革命，埃及的1952年革命，伊朗的1906至1908年、1908年至1909年、1921年和1965年的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具有一个明确的意义：这些革命作为亚细亚世界第一批真正的革命，是和过去的根本决裂，但是其过程在许多方面还是标志着一种必然的连续性。



[1] 列宁说，“我们的党纲……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

[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

[3]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

[4] 威特福格尔的理论几乎总是被人作出这种错误解释。最近作出这一错误解释的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卡洛，见前引卡洛书，第12页。

[5] 见前引里齐书，第6章：“苏联的封建社会”第171-177页。

[6] 列夫·托洛茨基：《新方针》，载《论革命》。

[7] 列夫·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

[8] 同上，第467页；英译本第54，56页。

[9] 同上，第480页；英译本第59页。

[10] 同上，第480-483页；英译本第58，60页。

[11] 同上，第510页；英译本第103页。

[12] 同上，第533页；英译本第135页。

[13] 同上，第594，579，515，599页；英译本第201-224页。

[14] 同上，第602页；英译本第236页。

[15] 同上，第604-605页；英译本第258-259页。

[16] 同上，第606页；英译本第241页。

[17] 参见上注，第3页。

[18]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严厉批评的人们中，有“野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ou Barbarie）集团，它认为分配方式同生产方式相脱离是“一种堪称蒲鲁东和杜林式的白痴”（见皮埃尔·肖莱：《论俄罗斯的生产》）。
　　实际上，马克思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7，999页）。
　　从这一具体事例中作出的推论是，如果苏联的分配方式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生产方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曼德尔为支持他的理论，只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些话，看来这些话是容许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在过渡的社会中有暂时的矛盾。

[19] 前引里齐书，第69，13页。德热拉斯同样说，“新的阶级本能地认为全国的物品事实上都是它的财产，甚至‘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这些词都正确地表明总的法律上的虚构”（前引德热拉斯书，第65页）。帕耶在最近一次分析中用同一风格写道：“如果认为技术官僚社会组织的方式使它能通过国家所有制解决生产资料的名义所有权问题，那就错了；实际上，只有通过那种‘集体化’，技术官僚的集体性才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国家所有制形式不单单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否定。它正面地确认了新的统治阶级的权利和权力。”（马克·帕耶：《马克思对马克思：技术官僚社会》）。

[20] 前引里齐书，第27，82-84页。

[21] 同上，第67-68页。

[22] 同上，第123页。帕耶同样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实际情况所应类比的条件不是无产阶级的条件，而是主观的条件。就无产阶级而言，主要因素是经济的，但就我们而言，它是占压倒优势的多种多样的权力地位。人们应当从封建主义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去寻求历史的参考。更确切地说，官僚统治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阶级剥削形式的结合体，外加一些新的特点。其唯一有利之处是：工资和津贴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均等、充分就业、以及诸如保健、养老金和薪金照付的假日等免费福利……斯大林把人称为‘最宝贵的财富’……显然是技术官僚最宝贵的占有物，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官僚主义真理。”（前引帕耶书。第166，170页）。

[23] 前引里齐书，第95，70页，另散见全书，伯纳姆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紧紧步他后尘。参见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

[24] 我们尤其是指前引米洛万·德热拉斯和罗歇·加罗迪的著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和《全部真理》）。

[25] 前引卡洛书，第44页。

[26] 伊萨克·多伊彻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充分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社会主义就是空中楼阁。对一种本质上不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方式，试图强行社会控制，就如同对具有社会性的生产进程实行私人的或部门的控制一样，自相矛盾的和带有时代错误的。在俄国，正如在任何不发达国家一样，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此外，真正的起点是十足灾难性的。在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年代之后，俄国曾经拥有的一点点工业也崩溃了。机器和库存已经耗尽。国家在经济上倒退了半个多世纪。城镇人民在家里焚烧家具来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受到饥荒的打击，在全国流浪，寻找食物。1917年筑起街垒斗争的几百万工人已经四散，他们作为一支紧密团结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最勇猛的人在内战中阵亡了；许多人在新政府、军队和警察局担任职务；大批人逃离饥馑的城市；留在那里为数不多的人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做生意而不是劳动。他们变成了失去社会地位的人而且被黑市所吞没。这些就是二十年代早期布尔什维克试图建立和巩固他们政权的形成环境。他们这样做，不能依靠他们自认为是其先锋队的那个阶级，那个阶级应该是新国家的主人，新民主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言人。那个阶级在肉体上和政治上已经消失。因此，国家尽管面临饥馑，资产阶级在现实的农村生活中幸存了下来，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像停在空中的幽灵。这些就是所谓政权官僚蜕化的真正起因。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民主’、‘工人管理企业’，几乎是些空洞的口号，没有人能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内容。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阐述过的，苏维埃民主思想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支活跃的、永远警醒的工人阶级，它不仅反对‘古代政权’，而且反对可能滥用或篡夺权力的任何新官僚势力。由于工人阶级并不具体存在，因此，布尔什维克决定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代理人和信托人，直到情况逐渐正常而一个新工人阶级问世为止。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充当一个并不存在的、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就奠定了官僚独裁统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权欲的腐蚀”。（伊萨克·多伊彻：《未完成的革命》）。

[27] 前引卡洛书，第42-44页。关于这个题目，格施琴柯朗说：“农业的集体化，把大多数俄国人民安置于集体农庄的束缚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俄国土地革命的结束和逆转，而且集体化起着彼得大帝时期农奴制所起的同样作用，就诚如在苏俄重建彼得大帝时期的‘勤务国家’一样。在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一方面设法使国家现代化，要在技术上和产量水平上接近西方，另一方面使该国在有些方面脱离西方而趋向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的模式。”（前引格施琴克朗书，第117页）。

[28] 前引卡洛书，第40页。

[29] 让-保罗·萨特：《冷酷的社会主义》，为安托尼·利安著《三代人》所写的序言。

[30] 费日多在他写的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著述中说，“把《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论点意译一下，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废墟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势代替了旧的’。事实上，斯大林逝世后的人民民主国家史就是这些新的矛盾的历史。”（弗朗索瓦·费日多：《人民民主国家史》）。但是，那么为什么还是错误地称它为“社会主义社会”呢？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即使是防止有损于加罗迪称之为“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心目中所珍爱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形象”（加罗迪：《全部真理》，英文版，第183页）。

[31] 前引卡洛书，第60页。

[32] 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解释，非洲生产方式不是该书讨论的范围；在这方面，见前引戈德里埃的书，絮勒-卡纳尔的书；凯瑟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对非洲生产方式的探索》。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像戈德里埃和法国其他讲法语的作家一样，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持有陈词滥调的同样看法，倾向于贬低主要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但她的确反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许多非洲社会里所发现的那种生产方式等同起来”，认为“两种社会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存在着自给自足的村社”（第64页）。她认为，非洲生产方式“不能降低到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由于它“缺乏旨在直接剥削农民阶级的真正专制主义”而又有别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第77页）。
　　絮勒-卡纳尔原先认为“传统黑非洲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中最常见的生产方式可以同亚细亚方式相媲美”（让·絮勒-卡纳尔：《黑非洲》），现在也倾向于强调其差异，断言西非国家是建立在迥然不同于东方专制结构的基础之上：即某种部族联邦，由一个首领为头头，他是土地和市场的太上皇。
　　他的观点同威廉最近发表的下列评论有关联，“也许除了津巴布韦帝国（该帝国的废墟显示出使人想起统治亚细亚社会的伟大建设者们所留下的巨大纪念物）以外，在非洲，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家从事社会重大工程或普遍奴役的这类事情”。威廉确认了两种广泛的生产方式：循环的和直系的。循环的生产方式，其他作者称之为“村社部落制”（参见伊曼纽尔·特里：《“原始”社会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循环方式可以在狩猎社会中找到，其特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实行平等分配。产品的流通是即时的，直接的和广泛的，没有集中收集产品，然后进行分配的再分配体制。结果是，亲属体系仍然是初级的，而“扩大了的”权力是偶然的和为期短暂的。
　　在直系生产方式中，财产也是共有的，但一名或一名以上的保管人代表集体占有财产。分两个阶段实行再分配，小儿子向大儿子进贡，反过来接受大儿子的赠物。那种生产方式导致一种长久的职能权力的存在，这一权力因氏族思想而得到合法化。首领、家系头头和其他长子，垄断了该集体生存所必要的技巧，还独占了嫁妆、奴隶和其他说明地位的征象。威廉说，虽然年长者占有盈余，但是也不能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剥削。而我们发现他在这一点上多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让-洛克德·威廉：《对狩猎和氏族生产方式的研究》，载于《人类的社会》。还参看克洛德·梅拉苏克斯：《确定狩猎社会水平的探索》）。

[33] 现代埃及问题作家们当今最佳的政治和社会著述中，一向强调现代埃及的“官僚主义”特色。从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到哈桑·利雅德，从班诺撒里尔到马哈茂德·哈桑，从马克西姆·罗丹松到萨米尔·阿明，所有这些作家在这方面都反复提到埃及特殊的“亚细亚”传统。
　　比如说，阿卜杜勒·马利克关于这个问题写道，“从忠诚的王朝到默罕默德·阿里，甚至到英国占领时期，经济财富的主要基础——土地，是君王的财产。现代埃及只有百分之三的土地是肥沃的，而尼罗河流过的这一狭窄的绿色地带，其四周均为沙漠、干旱和烈日所包围。这些吝啬地施舍给农民的可耕地仍然需要进行正常的灌溉，因为雨量极稀少。因此发展了一整套贮水、配水和排水体系。只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持续性的中央权力当局才能承担这一重担；在这里，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和土崩瓦解的同义语，因为大君主、省长都不能确保其臣民获得只有资本才能提供的东西：水，即生命之源泉。首先必须基于这一事实来探索埃及实现民族统一的深远原因。埃及的民族统一是世界上年代最悠久的统一，也只有这个统一（通过多次占领）依然持续达七千年之久。也正是这一事实赋予了中央权力当局以压倒的异常权力。国家真的是决定一切的，是生死大权的主宰，就像世世代代以前那样，是埃及的日常生活……在一个不变的地理结构范围内的七千年历史中，在我们的水平上，形成了埃及三重个性：一是国家，它主宰着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要素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军队，它是国家机器的支柱；三是军队的剑和盾，它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活动的组成部分，军队也是民族运动先锋队的组成部分。”
　　阿卜杜勒·马利克认为，当今埃及的政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也有别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强调“1961年开创的专制主义、家长式、中央集权性质的进程”，在其后形成了“真正庞大的国家机器，不仅有军队，而且有各种警察部队，以及寻思发展的经济官僚”，而且表明后一阶段的贪得无厌和它享有当局的豁免权，对纳赛尔在1962年全国行动宪章中所提出的“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大杂烩不啻是一大嘲弄。该宪章称，“从久远的古代起，埃及农业找到了对于它所面临的最复杂问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必须提到灌溉和排水。在今天的埃及，如同世世代代以来一样，灌溉和排水是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而加以实施的”。因此，阿卜杜勒·马利克评论说，“那个构成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水利社会就被称为社会主义”（前引阿卜杜勒·马利克书，第353-354，360-368，331页）。
　　利雅德以同样的语词写道：“埃及社会的古老理想是官僚统治的理想……一个法老，埃及整个国土上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由贵族组成的文官统率基本上没有差别的大量有地农民。在尼罗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上，那一理想已经实现若干次了……这一理想的最后一次兴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是在现代埃及之父马哈茂德·阿里的领导下。”（哈桑，利雅德：《埃及社会的三个时代》，载《党人》杂志）。
　　利雅德的分析指出了构成与刚才谈到的那个政权有联系的现政权的诸因素：“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个新社会下个定义，那么我们就应当称它为反动的法老式的中央集权主义。这看来可能是矛盾的，因为该政权有计划使国家工业化，而且已经可以吹嘘它获得毋庸置疑的成就，虽然它们对于需要的东西还是远远感到不足。但这只是自相矛盾，因为该政权打算在不触动固有结构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乡村合作社不是别的，不是现代社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而是法老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复荫。”埃及这个新的剥削阶级是“资产阶级官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的中等阶级，是由早在1953年的官僚化进程所产生的。但是没有1957年的国有化，这一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多大进展……国有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具有上层中等阶层的色彩。通过那一官僚化进程，第二代资产阶级形成了。”从1960年起，由于原来的上流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传统资产阶级现在希望只是被接受并结合进新的国家官僚机构”（哈桑·利雅德：《纳赛尔主义》）。
　　萨米尔·阿明分析埃及的情况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马哈茂德·侯赛因则认为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对他们两人来说，新的特权阶级是国家资产阶级（萨米尔·阿明：《纳赛尔的埃及》。安瓦尔·阿卜杜勒-援引：马哈茂德·侯赛因：《1945-1968年埃及的阶级斗争》）。侯赛因特别详尽谈到必须防止不适当地“把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国有制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蓄意策划”，侯赛因指出“生产关系和掌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认为“在埃及，经济是按金字塔结构永世长存的方针进行管理的，而一切权力集中在金字塔塔顶，即：中央机构、‘公共’团体和董事会，而基础则沦为软弱无力的地位”（第169-177页）。
　　罗丹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这个政权迅速作出明显的贡献，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如同阿卜杜勒·马利克所说的，具有令人反感的色彩和古怪的方面的话，那么这一政权又是什么性质的呢？”（马克西姆·罗丹松：《在马克思主义反射镜中的纳赛尔的埃及》，载《现代》杂志）。后来他确认埃及是一个由军人阶层统治的中央集权经济的国家（马克西姆·罗丹松：《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反抗》）。
　　我们再援引他写的《在马克思主义反射镜中的纳赛尔的埃及》（第1882-1883页）中的一段话：“要认真对待结构性最强、争议性最小的事实，我们面对着的是统治和治理一个国家的人数很少的寡头集团，其基础是一伙乌七八糟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大致是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这伙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完全控制这个社会的经济，为此目的，充分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过去和当今的许多国家（当今的国家中有些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从苏梅里亚（古代下巴比伦）城邦到苏联，从中国到东德，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埃及早期证券，都具有那一特点”。阿卜杜勒·马利克认为那一特点在埃及是永久性的，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经常得到军队支持的政治动力，往往会反映在更为集权化的经济之中。这说明有几个时期，即法老的埃及，拉吉挺的埃及，马穆鲁克的埃及，都类似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国营经济的话，那么它是十分古老而不是特别民主或动人的条件。这同纳赛尔的埃及又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开放性可同过去比美；它的限制性可同当前比美。
　　最后，我们谈一下萨里尔，他明确地使用“官僚集体主义”这个词，如在下述段落中他说，“埃及农村最近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集体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化水利社会悠久历史中的一章。但是与此同时，土地改革使埃及农村社会和现代世界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在1952年之前，那些联系曾经导致了可以称为现代化的复杂情况。纳赛尔式的革命加速了那一进程；不过，考虑到需要以及进程中出现的不平衡，这一进程看来仍很缓慢，甚至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是缓慢的。埃及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十分类似人民民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工业的国家所有制，农村的集体化措施，建立一党计划官僚机构以推动该项政策之贯彻执行。全国的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同时并存也并非罕见。人民民主国家在早期也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情况。”（本诺·斯顿伯格·萨里尔：《在埃及农村的重要革命》，载《现代》杂志。另见姜帕洛·卡尔基·诺瓦蒂：《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载《第三世界》）。
　　不过，还是需要强调俄国、中国的集体官僚统治同纳赛尔埃及的集体官僚统治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部分是由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埃及不同于俄国和中国，它是一个小国，或者说人们居住的那部分地区面积很小，埃及相对来说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而是位于非洲、亚洲和东地中海三个世界战略的汇合点上。即使未曾受到直接的殖民开拓，它过去和现在也都不可能避开许许多多年使埃及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要据点之一的压力。从1799年至1800年的拿破仑远征（它动摇了埃及的体制）到苏伊士运河的开放为通往印度道路的组成部分——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埃及伟大纪元的征象，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屈服于它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这归因于埃及拥有庞大的水利实体和它作为河岸国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个性的实力。

[34] 本世纪所有经历了“亚细亚式复兴”的国家中，伊朗无疑是最不知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的进程只是在过去几年才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不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共产党往往允许心甘情愿地辩护士欢呼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伊朗的默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无疑是一种集体官僚制，尽管与此同时出现了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以及昔日专制制度的不仅仅一点残余。用一位十分了解中国的明智的法国记者的话来说，“今天伊朗正进行极其新颖的务实的试验，并产生显著的结果。那种试验有时竟如此大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以致使人联想到毛领导下的公社而不是苏俄后期的修正主义……除了毛的中国农业以外，伊朗的农业正成为世界上社会主义色彩最浓的。它同中国的农业很相似。”（马克斯·奥利维埃-拉康：《伊朗，一个使中国注意的王国》，载《费加罗》报）。
　　很显然，那个试验并没有很大“社会主义”成分，但是伊朗的确是在农村推行先进形式的集体化。它采取合作社形式，如果同中国比较的话

[35] 前引卡洛书，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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