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十六章 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况



　　关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的原因，现在应该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土地私有制即使存在的话，也是非常有限的。阶级差别以完全荒谬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有时更被种姓制度所进一步歪曲，种姓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要使不平等现象被人所接受。由于不存在私有奴隶制或人身束缚以及训练有素的统治官僚们善于制造假象，剥削的形式就不太严厉，因此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更善于取得生产力相当大的发展。城乡形成一体，没有什么差别，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具有无上的权威。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堵塞了反对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把亚细亚式的聚居点看成是真正的城市，而只在生产上起不了作用的“帝王的军营”，“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国家元首及其总督拿他们的收入（剩余产品）与劳动交换、作为劳动基金而支出的地方”，或者“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点”。[1]这种地方，正如前一章所述的，甚至不可能为“市民社会”或为不受统治制度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城市文化提供基础。马克思主义对于亚细亚城市的阐述，使人想到在形成这些城市的专制权力下过着寄生生活的扈从。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在特定时期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些因素，即使会找到几个，但决不能发挥作用，有时甚至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马克思在下述有关商业和高利贷的事例里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商业资本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和作为商业城市及商业民族的基础，曾经存在于而且仍然存在于处于及其悬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面的各个民族之间，并且在商业城市本身以内（例如在古代亚洲的、希腊的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里面）生产仍然可以在行会等等形态下继续存在下去。[2]

　　作为商业资本的货币——像它在极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所表现的那样——不过是在它所不能支配的两极和并非它所表现的那样——不过是在它不能支配的两极而并非它所创造的前提之间的媒介运动而已。……古代的商业民族，正像在世界空隙里面的伊比鸠鲁之神，或者倒不如说，正像在波兰社会毛孔里面的犹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商业支配工业；在现代社会，恰好相反。活动于各个公社之间的商业，自然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这些社会发生作用。它一步一步地使生产依从交换价值；它一步一步地把直接的使用价值推到幕后；因为它使生活依靠出卖多余依赖产品的直接利用。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因而促进货币流通。它最初只触及生产的剩余；以后逐渐把握到生产本身。但这种瓦解的作用大部分依存于它从中进行活动的那些从事工作的公社的性质。例如，商业并没有怎样动摇古代的印度公社和一般亚细亚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自身、商人成为生产者或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才能形成资本。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种姓制度等等，情形恰好相反。[3]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4]

　　因此，无论如何并不需要假设一种证明不了的亚细亚社会的“原始状态”——如本书已经引用的那些法国作者所做的那样——以便为它的停滞和自主发展的相对能力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人们甚至可以比马克思走的更远，在亚细亚社会中找到相当发展的阶级结构而并不影响对这个形态的有效说明。可以承认——正如最近历史方面的发现所指出的——除了国家官吏和农民以外，还有有地的业主，在中央权力衰弱的时候非法占有了土地，而且有时还有巨富的银行家和商人，但承认这些与我们已阐述的形态并无根本矛盾。[5]这个形态中所包含的亚细亚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就在于：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国家权力的统治下，即使是这些阶级也从未在任何时期获得像西方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时所获得的那种程度的社会、政治权力或思想、文化自由。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一批尚未成熟的混乱的群众。在西方，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透过国家模糊的轮廓，就立即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粗壮的结构。”[6]

　　总之，在亚洲，国家是高于一切的，它完全控制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占统治地位的方式也把任何可能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的”次要团体同化了。[7]用现代的语汇来说，有庞大的国家存在，是这个制度像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一样稳定，在这个制度中，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社，并由于其对于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或生存方式的职能。

　　因此，这个制度不但没有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地发展，却倾向于靠一系列除了外表以外没有什么变化的形体来永远保持现秩序和应付它的危机。[8]这种过程说明了为什么“政治风暴”频繁而又从未触动这个制度的根据，也产生不了任何变革的因素：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他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9]

　　显然，马克思决不是不知道亚细亚历史的复杂性；实际上他还强调了它的动乱的政治兴衰。因此，把他关于亚洲是静止的观点归结于普利布兰克批评威特福格尔时所说的那种对真实情况的误解，是错误的，那样的情况只会产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那时候除了古代聪明的国王之类的传说以外，对历史没有什么了解，而且唯一可靠的材料是传教士的记述和旅行家的故事”。[10]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亚细亚社会有变化，甚至有巨大的变化；他只是认为这些变化丝毫没有改变它的经济基础，从未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11]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很难反驳的，即使从最新的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12]

　　虽然对亚细亚历史的每一种传统提法本身——进化的、停滞的和循环的——对另两种提法来说，都是很不合适和很不令人满意的替代，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使每一种提法恢复它的有效性，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发展是有的，但只是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占优势的生产关系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解决出现的任何矛盾，推迟“社会革命时期”的到来。这一点自然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按今天的标准来看，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凯恩斯说，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四千年中的发展速度决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到一百，[13]而资本主义却在几十年内就达到了这个发展速度。因此，制度的结构保持不变而且甚至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也没有变化，有时甚至可以长达几千年之久，如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以及像中国那样。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才能称之为停滞。但这个制度的周期性更新、对国家管理不当的反抗、军阀主义的爆发、税源枯竭以及其它使它走向危机点的种种不利因素，使亚细亚社会的进程几乎是一种起伏波动的发展，并可以称之为循环式的发展。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93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分册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下同）。

[3] 同上书，第145、147-148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5页。

[5] 参见卡尔·A. 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十九世纪50年代末期马克思本人也承认中国农民“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马克思：《对华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4页）。从而并未改变“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6] 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马基亚弗里、政治和现代国家的评论》。

[7] 关于在“异常”条件下企业家状况的分析，见安杰洛·帕加尼：《企业家的形成》。

[8] 除了卡尔·A. 威特福格尔前面的参考以外（见《东方专制主义》，第171页），居伊·多夸是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见《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国际社会学杂志》。拉斯科特是另一个谈到这种周期性“更新”的人，他认为北非，特别是马格里布在中世纪时的情况是“一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伊汶·堪敦提出他著名的关于发展的循环论见解，把国家看成像人一样的青年、壮年和老年各个阶段，这种看法“并没有陷入以某些预先选定的事实作为证据来得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而是客观地描述了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客观标志是：帝王要搞中央集权的周期性企图以及他们在短暂稳定时期以后趋于衰落”（伊韦·拉科斯特：《伊汶·堪敦：历史的开端，第三世界的往昔》）。

[9]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

[10] E. G. 普利布兰克对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评论，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报》及《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11] 马克思：《中国记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12] 一位著名的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对黑格尔有如下的评论，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著作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主要资料来源：“黑格尔关于亚细亚社会性质的想法往往被人借口他对事实缺乏了解而加以摒弃。要驳倒关于中国从停滞进入静止状态的黑格尔派概念，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随着只是日益扩大，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历史是充满了动乱、突变以及渐变的。然而，黑格尔意识到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变特点，那是对的，在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地同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的意见相一致，不论他们的国籍或意识形态的阵营何属。”（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

[13] 约翰·M. 凯恩斯：《劝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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