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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四章 胡志明和托派
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
（王凡西 译）
第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过去，在我与许多同志们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并不给以多大注意。但是当战争爆发之前不久，更确切些说，从1936年年底起，特别在战争期间，托派所作的罪恶宣传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我们就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已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不是中共内部派别之间的一种斗争。因为，在共产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并无共同之处，绝对没有共同之处。这是牵涉到全体人民的一个问题：〔托派的斗争〕是反对祖国的斗争。
第二、日本与其它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设法制造一些不同意见，以便欺骗舆论，打击共产党人的名誉，让人相信共产党人与托派属于同一个营垒。
第三、中国托派与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并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甚么政党。他们仅仅是一批专干坏事的棍徒，仅仅是一批供日本法西斯派以及国际法西斯派驱使的走狗。
第四、所有国家的托派都给自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为的可以掩护这批匪徒的龌龊勾当。例如，在西班牙，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你们知道吗，正是这个党，成为马德里、巴塞龙那以及其它地方替佛郎可效劳的侦探机关？正是他们，组织了那个有名的「第五纵队」，那个为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做侦探工作的机关。在日本，托派自称为「马、恩、列同盟」（MEL）。日本托派吸收一些青年到组织中来，然后将他们出卖给警察。他们想方设法打入日本共产党，目的是要从内部去破坏日共。据我看，目前团绕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周围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人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们所得的消息，会比我得到的更加可靠。在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份子分属于如下这些组织：『斗争』，『抗日』，『文化与红旗』。
你们大概已经读过苏联审讯托派的控诉状，如果尚未读过，我请你们把这些控诉状拿来读一下，还要让朋友们都读一读。读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它会帮助你们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丑恶的真面目。这里，让我们摘引一些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段落给你看看。
托派份子拉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宣誓后供称，1934年当他以苏联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东京时，一位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对他说：「我们正期待托派作出一项战略转变。我这里不详细说明，我只想对你说，我们期待托派方面有所行动，有利于我们去干涉中国事件。」
据拉可夫斯基回答那个日本人说：「我会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托洛茨基。」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给他的中国信徒发出一些训令，多次强调这句话：「不要给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制造障碍。」
就是这样地，俄国的托派份子，既曾愿意将他们祖国的一部份——西伯利亚与滨海诸省——出卖给日本，他们现在又要把我们的祖国，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中国托派份子到底干些甚么勾当？你们不是急于想知道吗？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我只能在下一封信里回答你们了，你们不是要我把信写得短一点吗？
希望不久再谈。
P．C．林．
1939年5月10日于桂林。
第二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告诉你们有关中国托派的活动之前，先让我介绍他们的六名领袖，六名以第四国际名义活动的公认叛徒。他们是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张慕陶、黄公度。
依时间先后，我把他们所干的事情，叙述如下：
1931年9月，日本开始侵略满洲。但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安机关便与上述前三人接触。双方签订协议：托派方面不进行任何反日宣传；日本保安机关方面则每月付给对方三百元，以后再视「服务的成绩」而增加津贴。
此后陈独秀及一伙拿了日本人的津贴，办起了几份杂志，出版一些冷嘲热骂的小册子，说甚么「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愿意迅速解决各个有争论的悬案，他们并无占领全中国的意图。」
可是当陈独秀的这些见解，刚刚在他们的刊物上散布时，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1月向上海进攻了。
这时候的托派说些甚么呢？他们是否承认自己受了欺骗呢？他们停止与占领者合作吗？绝对不是！当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保卫祖国之时，这些托派却无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继续干他们一桩又一桩的罪行。一方面，他们写道：「上海的战争根本与人民无关。它不是革命的民族战争。它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散布虚伪的谣言，提出失败主义性质的口号，泄漏国防秘密，等等。
他们干的事还不止此哩。像HOA VAN KHOI 与CUNG VAN THU（译者按：音译为华文盖、龚文秋，以下同）那样的托派份子，和警察与日本主子们秘密联系，混入上海的罢工斗争中，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罢工运动。他们甚至使罢工运动中最有能力的领袖们遭到逮捕。
1937年，冯玉祥大将与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一起在张家口组织了一支抗日军队，此时中共处于秘密状态，中央与华北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托派张慕陶便利用了这个情况，自称「共党代表」，提出「与日本人共同行动，为反对蒋介石而战」的口号，企图变抗日战争为内战。后来，张慕陶的骗局被揭穿，吉鸿昌逐走了张慕陶。不久之后，当吉将军前往天津时，在旅途中让张慕陶的同党给谋杀了。
下一封信，我将告诉你们托派如何在中国进行叛卖祖国的勾当。
兄弟般的敬礼！
P．C．林．（注1）
第三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前两封信中，我给你们讲了托派如何接受日本人付给他们的薪水，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在上海的英勇战斗，以及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张家口的爱国运动。今天我将告诉你们以他们那些罪行的后果。
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到福建，他们恢复战斗。他们和中国红军签订了一项协议，在福建成立人民抗日政府，并进行成立联合战线的宣传。不久以前，十九路军是最反共的军队之一。但当国家面临危机之际，他们愿意忘却过去争执与仇恨，去追寻唯一的目的：为反抗侵略者而战。
遵守日本人给他们的命令，这些托派便立即进入行动：一方面，他们在民间煽起地域性的偏见——因为十九路军来自广东——反对新政府，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减弱红军的力量。他们是以如下方式来完成这个双重任务的：他们以革命战士身份要求加入红军，起初，为了取得信任，他们工作得很积极。一旦取得了多少重要的职位后，他们便开始干那些罪恶勾当了。我这儿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战斗中，需要后退时，他们发出前进的命令。到了应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下令后撤。他们把援兵与武器护送到根本不需要的地方，对于那些需要后援与弹药的地方，他们偏偏不给护送。他们在战士们受伤的部份涂上有毒的颜料，特别对那些受伤的军队的干部们如此，其用意是要使他们的臂和腿等等部份非锯掉不可。这项罪行幸亏及时发现，对那些共产党人来说，那是多么幸运啊！
1935年以后，共产党发起一种运动，要扩大抗日的民族阵线。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农民，都积极拥护这个政纲。在国民党内部，民族阵线的想法也日见进展。这时候，我们看见托派玩弄两面手法；污蔑与分解同时进行。他们对群众说：「你们看，共产党出卖给资产阶级了。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对于国民党，他们却说：「民族阵线，这不过是共产党的骗术。如要跟日本人作战，必须消灭共产党！」
1936年年底，因西安事变的结果，联合抗日的政策获得成功。见到他们的内战政策面临失败，托派份子张慕陶与谢维烈(TA DUY LIET)决定要暗杀王如雪(VUONG DI TRBET)，这是一位接受了民族阵线政策的人。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1937年。这是战争直前的一个时期。全世界的人，除了托派，都团结起来，为反日而斗争。这批叛徒秘密联合起来，还通过了『决议』，下面是这个决议一些引文：『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些既要战争而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实在已经出卖了战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不过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叛变』。决议此外还写了些类似的无耻语言。
当战争来临时，日本实现了他们对托派所作的诺言。上海托派每月收到十万大元，充作他们在华中与华南的活动经费。天津与北京的托派则每月领取五万大元，以便他们在华北地区从事反八路军与其它爱国组织的活动。
到了1937年中期，「特区」（译者按：当指八路军统治地区）中的托派给发现并被逮捕了。据董义海（TON NGHIA HAI）的招供，他们活动的目标如下：1、破坏八路军；2、妨碍民族阵线的发展；3、充当间谍；4、策划暗杀「共军」领导人物。
在一次「地区」人民法庭上，托派黄发喜（HOANO PHAT HI）作供，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他第四次和张慕陶见面时，张曾给他提了如下意见：「你得用心研究红军的组织系统。然后，你要组织青年中心，让他们一定能担起破坏与怠工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红军内部挑拨起乱子，以及消灭军队的领导人物。」张慕陶又说：「我们要说服一部份下层干部跟随我们，要泪起他们的乡思，供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开小差逃亡。这是瓦解那支军队的办法之一。」
托派份子郭文敬（QUACK VAN KINK）已经招承他受董义海（TON NGHIA HAI）的委托，在战争中进行失败主义宣传，对他们说「中国不能胜利」，因为「即使我们赶跑了日本人，美国人与英国人又会来压迫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抗战，非但得不到胜利，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毁灭。」又说「中国太弱，不能同时反对日、美、英的。」张慕陶用如下的话来结束他的指示：「必须利用民族阵线这个政策来诽谤共产党，要说他们出卖了工人阶级。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战士中煸动他们的不满情绪。」托派份子借口教育战士，把军队中的最落后份子组成一些小组，然后，利用军队中的最艰苦生活，鼓励他们携带武器逃亡。他们和这些逃亡的队伍联络，在那正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后方，作乱闹事。
这便是托派如何与八路军作对的情形。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告诉你们这些叛徒如何应用卑劣手段来破坏抗日的其它军队。（注2）
注1.这封信没有填写发信地点和日期。发表此信的法文《我们之声》杂志出版于1939年7月7日。
注2.这封信是连续登载在1939年7月7日和同年8月11日的法文《我们之声》上的，信上也不曾填写发信的地点和日期。
译者按：上面这三封信，现均收入越南河内出版的《胡志明全集》第三卷。我们是从法文杂志《越南纪事》（Chroniques Vietnamiennes）1986年11月出版的创刊号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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