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Imperialism and the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都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表现为一定发展趋势的动态的社会形式；他们都对这一社会形式的前途作了预言，至少熊彼特在“不充分”的意义上，试图“断定观察得到的趋势的性质，陈述这些趋势如果按自身逻辑运动而可能造成的结果”；但是，考虑到“对抗的”或反作用的趋势，这种结果可能在“某种中途站”上停止发展。^[1]借助于事后认识的长处，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个世纪来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背景，重新评价他们的观点，并力图对主要的趋势和起反作用的趋势作出新的分析。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先认清这三位思想家之间的本质区别。他们不仅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的高度进行写作（这严重地影响着他们对事件的判断）；而且他们的思想在以后的发展或缓慢的发展中也遵循着不同的途径。马克思的理论上升为一个思想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升为形形色色的而且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思想学派；在这一思想学派内部，马克思的理论不断地受到修正和被公式化。相反，韦伯的分析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2]主要的争论几乎全是围绕着他的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论题，^[3]只是在最近几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重要特征的合理化论题，才引起人们较大的注意。同[57页]样，熊彼特的晚期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尽管广泛地被人们阅读，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那种理论上的争论。只是在最近，他的思想才批判性地受到重新评价，^[4]但显然还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

　　对马克思理论第一次大规模的重新认识，发生在19世纪末于伯恩施坦挑起的所谓“修正主义”的争论中。伯恩施坦证明，考虑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的理论需要作修改。他把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点：“农民并没有衰落；中间阶级没有消失；危机也没有变得更大；苦难和奴役也没有增加。”^[5]这些命题，特别是后三点仍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内（和围绕着这一理论）争论的中心。伯恩施坦首先强调了阶级结构变化和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变化的意义：财产所有权正变得更加普遍；一般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中间阶级数量上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是简单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和差别更大，但结果，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增长。从这种观点出发似乎可以宣称，资本主义成熟阶段变得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种早期的历史时代，那时“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6]在这一点上似乎还可以证明——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常常这样做^[7]——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通常可以被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群体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的分析所取代。

　　自从伯恩施坦公开他的“修正主义”命题以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资本主义发展中阶级结构和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些问题上来。但是，无[58页]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手之间，这种连绵不断的讨论的结果或现状，离搞清问题还相距甚远，^[8]至少在一些已确定的和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上是这样。所有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引人注意的共同的特点是，他们所进行的是严重的非历史性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就是不充分的社会学上的）探讨。大约20年前，我在一本论社会阶级的著作的结尾，^[9]指出当时许多研究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历史观念；并断定对现代社会中已变化的阶级结构作出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仍然是社会学最重要的未完成的任务之一。今天大部分还是没有完成。过去的20多年，对阶级的研究，特别是对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主要是概念上的分析，^[10]或者在涉及经验上的情况时，只注意相当短时间的和（或者）只注意个别阶级的（而且常常是单一国家的）状况，没有清楚地把它放到阶级关系的总的结构中去。^[11]这些经验上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长期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开始于伯恩斯坦的著作，并在勒德雷尔对拿薪水雇员的研究、^[12]马克斯·阿德勒对“工人阶级变质”的分析，^[13]以及伦纳对“劳务阶级”的讨论中得到继续，^[14]最后到50年代关于“富裕工人”的争论，以及当代关于在选举行为中阶级阵线衰退的争论。

　　几乎争论了一个世纪的这一同样的问题现在重新提起，^[15]表明马克思关于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的理论远还没被废弃。从漫长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发展中的几个不同之处需要加以区别：各阶级组成的状况和地位的变化；它所进行斗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由于趋势和起反作用趋势的形成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59页]因素；以及政治方向和行为中的相对波动。因此，一方面，不管是职业结构还是主要的经济活动部门，不同阶级的地位已明白无误地发生了变化。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已从20世纪初的大约80%下跌到80年代的50%左右，而专业工人和办公室工人却有了相应的增长。^[16]显然，这同生产和就业的部门结构上的变化有关：农业就业在稳步地减少（自50年代以来这种减少更为迅速）；工业就业上升到接近就业人口的50%这一顶点，然后就开始下跌；而劳务部门的就业在继续增加，现在已经达到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17]在这同一阶段，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人均收入有了实质性的提高，特别是在1950年到70年代初之间。因此，就产生了关于“富裕工人”的争论。

　　但是，自1945年以来的这一阶段，几乎在西欧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伴随着体力劳动者比例的下跌和生活水平的上升，工人阶级党的成员和选举中的支持者在稳定地增长，工人阶级党比以前更强大（部分的是由于工会力量的壮大）。^[18]因此，这合情理地证明，本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日益有效的组织长期从事阶级斗争，在民主社会中，它采取的形式是极力逐渐地扩大社会生产和社会设施的范围，极力限制经过市场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源分配的范围。在这种民主的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的命运是动摇不定的。例如，在英国，1979年以来的主要意图就是重建市场优势，但是，一般的趋势还是倾向于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进行集体分配；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内总产品（GDP）的50%左右现在是用这种方式进行分配的。战后这些发展本身通过各种经济计划形式（特别是保持[60页]充分就业）和扩大社会服务（其中包括规模扩大了的住宅设施、健康保护和教育），起到了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

　　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虽然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但还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19]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整个工人阶级组织的建立还是一个长期的和困难的过程，它不仅受到阿德勒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不同类型之间分裂的影响，^[20]受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主要的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分裂的影响（这种分裂是1917 年以后出现的）其最悲惨的结果之一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上台；而且它还受到在对抗中一般由统治阶级享有的有利条件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对于处在权力地位上的资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产生了什么结果。

　　在对“资本主义衰退”的讨论中，熊彼特虽然没有明确把这一过程看作是阶级之间对抗的结果，但他还是证明，企业家的消失“影响到整个资产阶级阶层〔和〕……完全官僚化的大型产业单位……最后……也会赶走企业家和剥夺整个资产阶级”。^[21]他认为，这种侵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趋势，由于包括了早先社会类型中存留下来的阶级（贵族和绅士、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内的“保护阶级的毁灭”而得到加强，由于经济生活中国家干预的增长而得到加强。^[22]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企业家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和官僚的资本主义、最终是社会主义（或某种“中途站”）这样三个阶段。这一概念和我们将看到的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释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革命大动荡阶段写的著作中，坚持“拥有财产的企业主阶级是唯一的[61页]能够充当维持一个动态社会领导的群体”这一信念。^[23]在他的政治社会学中，他更一般地证明（就象杰出的理论家们所做的^[24]），在每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必然进行统治，并由此得出在动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在僵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员的专政”之间进行选择的结论。

　　事实上，除了很短的阶段，资产阶级几乎到处都保持着它们的统治地位，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这是怎样发生的（尽管20世纪以来社会党取得了进步），并且所发生的和熊彼特的期望相反。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这里只能作简要说明。首先，资产阶级作为已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享有悠久的统治传统的优势，享有教育是为了、并有利于统治管理作用的优势，享有控制经济资源，从而控制某些影响舆论的最重要机构（特别是报纸和电视）的优势。大公司的增长和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长，在许多方面增加了它的有利因素。因此，要达到希法亭所阐述的“从由资本家组织和指挥的经济转化为由民主国家指挥的经济”这一目标，^[25]就变得更为困难了。正如曼德尔所证明的，^[26]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资本集中”）的发展，通过单独一个国家（美国）权力的扩张，或者通过一种新的、联盟的、超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提高（曼德尔所提出的这种情况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是可能的），使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得到增长。毫无疑问，自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成功（熊彼特强调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经济上的成功）也是一种主要因素；这30年来，它们取得的成功比以前更大。尽管这种经济上的进步发生在一种部分社会化经济（“管理经济”或者“混合经济”）结构中，并[62页]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更加强大的社会党的影响；但它无论如何不会引起熊彼特所期望的那种对资本主义价值的侵蚀。^[27]相反却可以证明，在战后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社会主义的价值——平等、合作和国际主义的观念——缓慢地受到了侵蚀，结果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不再表现为解放运动的“社会的头脑和心脏”（马克思用语）。图雷纳用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变得无意义了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除了指一个庞大的独裁主义国家家族之外……就只是一种劳工运动理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社会主义已成为国家权力的专用名词；而在其他国家，它只相当于对一种特殊的局部利益的捍卫，而这种特殊的局部利益越来越少地成为人类进步的总计划的承担者。”^[28]无论怎样，过去10多年左右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反攻势（在英国采取了特别极端的形式）；整个战后阶段，资本主义秩序的力量似乎已经得到增强而不是在减弱。

　　这一分析说明，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保证了资产阶级持续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通过持续的、不时加速的经济增长，大公司内和国际银行内资本大量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大部分成员中社会主义意识的衰退，它不是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就是表现为对任何新的社会形式不感兴趣和置之不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对其他阶级的状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由伯恩施坦提出的、并从此以后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即中间阶级的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的问题——作一考察。

　　对这个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本身，已说明这个问题具有[63页]使人畏却的复杂性。然而，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中间阶级已有了发展，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企业规模（或资本集中）的扩大而使劳动过程发生了转化（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把这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的特征），使得阐明中间阶级的某些一般特征具有可能性。首先，被广泛称谓的“中间阶级”的概念，包括极其不同的工作和市场的状况。阿贝克罗比和尤勒对“劳务阶级”和“非熟练的白领工人”作了广泛的区分，^[29]并证明劳务阶级“自身承担着并集中着资本的职能”，而非熟练的白领工人已经无产阶级化，“因此不能把它看作严格意义上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进一步指出：劳务阶级也不能被看作“中间阶级”，由于“财产所有制的非个人化、不同的市场和工作状况的结果，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地位也正在发生转化，它的职能同劳务阶级的职能变得有点难以区分了”。他们的结论就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和知识的转化关系，使得阶级的形成过程……逐渐成为一种按等级森严的教育文凭排列分布的结果”。^[30]这十分接近于图雷纳所阐述的后工业社会阶级结构转化的思想。图雷纳认为，“新的统治阶级不再是掌握私人投资，并进行有利于私人投资的那些人，而只能是那些认为自己和集体的投资相一致的那些人，是参与同要求增加消费的人或者在私人生活上抵制变化的人作斗争的那些人……如果，财产是判断以前统治阶级成员的准则，那么，新的统治阶级就由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平来确定。”^[31]总之，中间阶级兴起之后，我们现在要证明它的消亡和新的阶级结构两极分化的出现；同图雷纳一样，阿贝克罗比和尤勒也证明，这是由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分离造成的，或者是由集中在逐步占统治地位的劳务阶级中的“受过[64页]教育的劳动”同未受过教育的劳动的分离造成的。

　　但是，这种证明十分容易消除阶级结构中的某些持久不变的特征。它低估了法律上的资本所有权（和它同充分“占有”之间的密切联系）所继续具有的重要性，^[32]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工人运动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简要地提到过。同时，它也过分简化了中间阶级的构成，把中间阶级减少到两个基本要素：劳务阶级和非熟练的白领工人，然后再把他们看作构成新阶级体系的核心。然而，事实上，中间阶级特别地参差不齐，在政治方向上也极不相同。中间阶级的不同部分——小店主和小企业主、办公室工人、管理人员和经理，专门人员、教师、知识分子——证明，他们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使在各个不同部分内部也是极不相同的。特别是在历史上，中间阶级的各部分或多或少有点保守的、法西斯的、自由的或者社会主义的。例如，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在创造敌视资本主义的气氛中起着主要的影响；他们已经侵入劳工的政治，并使劳工的政治激进化，“最后向大多数无产阶级工会实践中注入了一种革命的倾向”。^[33]另一方面，选举时期和对政治态度的调查表明，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大部分的中间阶级（包括知识分子）一直支持右派或中间派，在某些情况下还支持法西斯派和军事独裁。

　　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级的政治态度具有相当大的可变性；中间阶级增长的一个主要的结果，就是在选举态度上和在两个主要阶级对抗局面中具有极大的易变性。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中间阶级中政治表态均势的发展，但反过来它又强烈地受到其他阶级[65页]有效地组织程度的影响，就象布赖姆所指出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基本阶级（和其他主要群体）的相对力量，常常是一种引导中间阶级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34]

　　这种相对的力量本身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就是证明危机并没有变得更严重，更一般地说，就是证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具有更大稳定性的阶段。^[35]在后来的争论中，考茨基对伯恩施坦错误地对待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崩溃”的理论作了批判，并证明，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和广泛。”^[36]就象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一种系统的危机理论，而只是作了局部的分析，这种局部的分析并不包含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崩溃”的概念。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37]经济危机被看作是对技术上和结构上变化过程内部均衡的一种暴力的恢复，这种技术上和结构上的变化，不断地趋于动摇资本主义制度。这同熊彼特的危机观点有某些相似之处，熊彼特认为危机是“创造性毁灭的暴风”，它阶段性地席卷资本主义，并经由创新高潮和企业家的推动力，不断地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熊彼特用一种作了极详尽阐述的和极复杂的商业循环模式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证明康德拉捷耶夫关于大约50年一次的“长波”是一种基本的要素，然后他在其中区分了8年到10年一次的和40个月一次的较短的周期。^[38]目前，曼德尔把根源于新技术浪潮的“长波”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39]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经济行为上的有规则的长期变化的总的观点提出了批判，突出的是麦迪森提出的批判。他认为，经济增长中的无容置疑的波[66页]动，能由“一种特定性质的特殊失调”得到最佳说明。^[40]

　　不管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着一种能由某些一般“规律”加以解释的有规则的周期，明显的情况是经济行为总发生着繁荣和萧条。现在应该考察的问题是，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产生什么后果。熊彼特在他的商业循环理论中，把这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动态因素，还远没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严重衰退或必然崩溃的先兆；相反，资本主义灭亡的最大可能性是和资本主义经济上成功相对立的结果。另一方面，韦伯（我在前面第2章中已证明）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注意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在《经济和社会》一书中，他根本没有提到危机。如我已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从经济“崩溃”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这是3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分析中提出的）观念到在某些方面同熊彼特观点的接近概念之间极其不同地变化着，同熊彼特观点根本不同的是，他们把危机的重要性归于阶级关系。希法亭在阐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思想（它可能对熊彼特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崩溃将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但不是经济的。”他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危机应该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将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事实上，希法亭在他从《金融资本》到他30年代的论文和谈话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种理论和围绕伯恩施坦观点争论中提出的理论极不相同。《金融资本》提到“资本主义近期发展阶段”的三个不同的特征：信用制度的扩大；资本转移通过股份公司和银行进行；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建立，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希[67页]法亭认为，这些特征同银行和工业资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一分析中，他进一步提出要区别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主要趋势。第一种主要趋势就是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出现，这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卡特尔的形成、保护关税、资本输出，通过扩大政策更普遍地扩大民族的“经济区域”，这种扩张政策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金融资本……不信任资本主义利益的一致性，所知道的就是，竞争逐渐地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斗争……现在的理想就是保证自己的国家占据世界的统治地位……”。^[41]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同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这一理论由布哈林和列宁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已有所不同。^[42]布哈林的著作（列宁在写他自己著作前读过这本书的手稿）以《金融资本》为其“起点并受到本质的启示”，^[43]但他用一种更不妥协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理论，证明金融资本只可能执行一种不可避免地引起战争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描述为一个必然经由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也是列宁的观点，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学说的一条既定的信条。然而，希法亭并不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对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反对可以制止军国主义和战争准备，并且这样做还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衰退。以后在20年代，他还证明，大公司和银行在经济上统治的结果，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结果，使经济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已延伸到世界经济中。因此，战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以他所称作的“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为特征。^[44]

　　熊彼特受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极大，在他早[68页]期论述帝国主义的文章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希法亭的观点。他认为；“因此，在一个起着极大的政治作用的社会群体〔企业家〕内部，在诸如保护关税、卡特尔、垄断价格、强制出口（倾销）这类事情中，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不可否认的经济利益，我们有一种总的经济政策，一种总的外贸政策和战争政策，这种战争政策包括典型帝国主义特征的战争扩张在内”。^[45]然而，同时他也证明存在着一种相抵销的趋势，证明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的阶段”。象布哈林和列宁一样，希法亭毫不怀疑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的阶段。然而，希法亭在他战后的著作中，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他的这一观点，承认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可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较不突出的特点。帝国主义本身在采取殖民主义形式上，可能是一种比他原先假定的更不持久和较少有特殊性的现象。这些思想同目前的讨论关联甚大。在目前的讨论中，认为帝国主义的意义只是一种经济现象，特别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阶段的观点，已显得很成问题了。^[46]殖民帝国的解体已带来了重要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还存留在许多第三世界中；布哈林或列宁所认为的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预言，看上去不再会实现。这首先是由于美国所具有的势不可挡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如果把当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主要冲突完全看作是一种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的冲突，那么，就只能从帝国主义的更广泛的、更加政治化了的概念出发，把它解释成一种同资本主义没有特别关系的现象。[69页]

　　希法亭提出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主要趋势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在《金融资本》的结论性的一章中，希法亭证明：“金融资本把对社会生产的控制逐渐地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集团手中，把对生产的管理同所有权分离开来，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程度……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极大地促进了战胜资本主义的任务……甚至在今天，占领了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意味着占领了最重要的大工业部门，这将极大地有利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政策……”^[47]在他以后的著作中，特别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著作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大概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作了最充分的表述。这篇演讲中，他把当前时代的特征看作是“我们正从受任意发挥作用的力量调节的经济转变为有组织的经济”。^[48]然后，他区分了这种经济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以技术上的进步为基础（以合成化学工业的增长作例子）；第二，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组织方式上有了新的机遇（“有意思的是，新的已建立起来的工业不仅建立在更复杂的技术基础上……而且同时也尽可能地组织成世界规模的”）；第三，资本主义工业的国际化；第四，自由竞争被科学的计划方法所取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在理论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理被社会主义计划生产的原理所取代”）。^[49]结果就是通过国家，“这种有计划的和有意识的直接的经济，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证实有意识的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希法亭关于资本主义秩序内部生产正在社会化的一般论证，^[50]被熊彼特用来作为他自己的理论的基础；象熊彼特自己所说的，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部分论证，“可以用马克思[70页]关于经济过程趋于自身的社会化的命题来加以概括”。^[51]他的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的考察（特别是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之处，是他对这一经济过程中政治上伴随情况的论述。熊彼特首先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因素的观念。确实，他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实际上是整个资产阶级阶层——最终不再起作用是资本主义衰退的一个主要特征；^[52]但是，他也认为，这是一个侵蚀资产阶级地位的不可避免的经济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自我毁灭的趋势。”^[53]熊彼特的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虽然大多是含蓄的）经济决定主义的标记。这使人联想起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崩溃”的概念，现在这些概念一般被放弃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衰退过程没有被看作是由逐渐组织起来的、有力的从属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当然，熊彼特注意到政治运动了。他在他著作最后一篇论述社会主义政党历史时，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学说和实践的观念，断言“劳工运动在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就象社会主义不必一定是劳工派和无产阶级的一样”；他进一步认为，不用惊奇的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过程虽然缓慢地使经济生活和经济生活以外的许多东西社会化，但这个过程却使整个社会机构转化，它的一切部分都受到同等的影响。”^[54]至于他所认为的作为社会化过程和向社会主义运动过程“承担者”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指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作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倒同目前的某些研究有关。^[55]但是，他没有对涉及现代资本主义转化的社会群体作出任何有深度的分析。[71页]

　　1945年以后，经济的社会化过程以更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着，在西欧（但在美国或日本不是这样），由于工人阶级政党力量的壮大，出现了一种较为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公司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继续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迅速地向跨国公司发展；由于公用事业的扩大和某些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稳定地增长，在这一范围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熊彼特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在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战后的这些发展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占据突出的地位，尽管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时是用其他术语加以表述的。因此，由苏联的、民主德国的、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作了详尽阐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实际上同希法亭最初阐述过的观点——由资本积聚和集中产生的大公司的统治、国家干预的增长以及作为结果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化（它构成了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基础），以及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一致的。对长期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概念结构进行坚定的维护，则属于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使这种危机现在只被看作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性，它也没有得到精确的分析，而且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政治运动也没有任何关联。^[56]不管是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还是熊彼特的观念，都认为今天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就韦伯和哈耶克这两位思想家最先、并特别注意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包围着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危险而言，可以吧他们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放在一起加以考察。但是，[72页]他们论述的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极其不同的。在韦伯看来，由于管理（官僚）和生产（机械化）的合理化，以及他所称作的“物质产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消费主义”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个人自主已经强烈地受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威胁。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趋向于迫使人类处于“机械齿轮”的状况，人类所有的抱负没有别的，只有成为一个更大的齿轮。^[57]他对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58]社会主义将加速这一过程：“……假定〔私人资本主义的灭亡〕最终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摧毁了当代产业劳动的铁笼了吗？没有！相反，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管理将变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59]另一方面，如我在前面一章所证明的，哈耶克没有考察工业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及其后果，但他在等同于人类自由（狭义的就是市场自由）的资本主义理想形式和对“奴役”、“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冷酷描述之间建立了一种对比关系。

　　因此，可以向韦伯和哈耶克提出同样的问题，这就是，经济上逐步的合理化和社会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的机械化、官僚化管理的大公司统治地位的增长，国家干预的加强——是否能消灭，或者相反地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在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上，同哈耶克相比，韦伯是一个更好的引路人，因为韦伯有一个更广泛的、更少经济主义的、并且构成个人自主的不同因素的概念，在强调道德选择和责任性上，它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60]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更意识到这些过程对不同社会群体所产生的不同的冲击。但是，他的分析仍然强烈地受到他本人的价值偏爱的影响（如[73页]他直率的表白的，^[61]他偏爱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价值），部分地产生于从19世纪末以来在德国盛行的社会思想，这种社会思想表达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敌视，并一再坚持“精神”价值的目标。^[62]假如要勾画出一幅精确的衡量20世纪以来个人自由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图景，这毫无疑问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人们还是能有信心地断言，合理化和社会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失败。针对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官僚的管理和更大程度的国家调节（只是在某些地区，而决不是全部地区，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放任的社会”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闲暇时间，充分就业（在存在充分就业的时候）和总体上更大的经济保险，更好的健康照顾和改进了的教育机会——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个人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范围。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工业就业（韦伯认为它特别受到机械化的影响）人口已经连续地下跌。由此可以证明，生产上科学和技术革命在总体上造成了从较为常规的和使人厌烦的工作到较令人感兴趣的工作的变化过程，这种更令人感兴趣的工作需要更大的创造性（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并允许个人在劳动技巧上有更多的选择自由。^[63]

　　自1945年以来，在西欧社会合理化和社会化增长的过程中，已经扩大了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在某些阶段，社会化的增长呈现出一种有意识的象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在下一章中，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这种社会化过程是否还在继续，所出现的是象熊彼特所认为的那种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在将来，这一过程对个人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74页]

注释

[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页）第422页。

[2] 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观点的早期的主要考察是勒维特的专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伦敦，1932）。

[3] 最近充分的考察见马歇尔的《资本主义精神研究：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伦敦，1982年）。

[4] 希尔金主编《熊彼特的幻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发表40周年》（纽约，1981年）。

[5] 参见盖伊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向马克思的挑战》（纽约，1952年）中对伯恩施坦的研究，特别参见该书的第7章和第244—2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7] 例如，阿贝克罗比和尤勒《资本、劳动和中间阶级》（伦敦，1983年）中得出的结论。

[8] 阿贝克罗比和尤勒《资本、劳动和中间阶级》一书，对目前关于中间阶级的分析作了综合性的评价。对工人阶级及其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这些概念的讨论，见我的论文《西欧的阶级和政治》、《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和《西欧工人阶级的政治作用》；也可参见普沃斯基《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从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到当前关于阶级形成的争论》（载《政治和社会》1972年第7卷，第4期）中所作的广泛的讨论。

[9] 参见博托莫尔《现代社会中的阶级》（伦敦，1965年）。

[10] 例如，普兰查斯《政权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年）、《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伦敦，1975年）；卡策第《对社会阶级的经济证明》（伦敦，1977年）；赖特《阶级、危机和国家》（伦敦，1978年）。

[11] 例如，布拉弗曼《劳动和垄断资本主义》（纽约，1974年）；阿贝克罗比和尤勒《资本、劳动和中间阶级》（伦敦，1983年）。

[12] 勒德雷尔《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营部门雇员》（图尔宾，1912年）。

[13] 阿德勒《工人阶级的变质》，收入博托莫尔和库德主编的《马克[75页]思主义社会学读物》（牛津，1983年）。

[14] 伦纳《现代社会的转型》（维也纳，1953年）。

[15] 其中有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过，他们简要地提到过中间阶级的增长和“工人贵族”的出现。

[16] 对英国从1911年到1971年这种变化的详细考察，以及同国际上情况的比较，参见罗兹《1906—1979年大不列颠的职业和工资》（伦敦，1980年）第1章。

[17] 参见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牛津和纽约，1982年）第115页。在那里，提到了16个国家的平均数。

[18] 参见博托莫尔《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布赖顿，1984年）第11章。

[19] 它在不同的国家是极为不同的，要作综合的分析（在这里不可能进行这种分析）就应该彻底地探讨经济和文化差异的本质，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历史传统。这些都会产生差别——例如，在美国或日本和欧洲之间、或者欧洲内部法国或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美国情况的特殊性，特别可参见桑巴特的《美国为什么不存在社会主义？》和1976年英译本的导言。

[20] 也可参见希法亭《历史问题》（载《政治学杂志》1954年第1期）对“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之间关系”这一“最困难的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没有地方存在控制整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这一事实的讨论。

[2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第134页。

[2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4—142页。

[2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424页。

[24] 参见博托莫尔《杰出人物和社会》（哈蒙兹沃恩，1964年）。

[25]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柏林，1927年）。

[26]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

[27] 参见博托莫尔《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布赖顿，1984年）第147—155页。

[28] 图雷纳《后社会主义》（巴黎，1980年）。

[29] “劳务阶级”的术语，由伦纳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书中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变化的特点时首次使用。但是，他认为，劳务阶级以一个极为不同的方式，包括了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和公用事业中的经理和雇员，他们以前具有作为一个等级的某些特征，而现在则形成了[76页]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大部分是没有财产的，并且在生活方式上同正在上升的工人阶级较为接近，这个阶级边缘部分趋于同工人阶级合并。

[30] 阿贝克罗比和尤勒《资本、劳动和中间阶级》第152—153页。

[31] 图雷纳《后工业社会》（纽约，1971年）第47—51页。

[32] 参见曼德尔对有关股份公司问题的讨论（载《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对财产关系的一般分析参见黑格图斯《社会主义和官僚》（伦敦，1976年）第93—105页。

[3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54页。但是，这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对知识分子不同政治信奉的可靠的分析，见布赖姆《知识分子和政治》（伦敦，1980年）一书。

[34] 布赖姆《知识分子和政治》第71页。

[35] 参见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纽约，1899年）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柏林，1901年）。

[36] 对资本主义“崩溃”争论的考察，见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向马克思的挑战》第176—190页；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1942年）第190—213页；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伦敦，1979年）第2卷，第181—234页、第261—296页。

[37] 例如，法因和哈里斯的《重读〈资本论〉》（伦敦，1979）；哈维的《资本的限制》（牛津，1982年）。

[38] 熊彼特《商业循环》（纽约，1939年）。

[39] 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

[40] 麦迪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牛津和纽约，1982年）第83页。麦迪森对不同的“循环”和“危机”理论也作了有益的概括，见该书第64—95页。应该注意到，熊彼特在阐述循环理论时，也从政策上的特殊影响和错误上，解释了1929—1933年萧条的严重性，参见弗雷曼主编的《世界经济史中的长波》（伦敦，1983年）一书，特别是该书第1章。

[41]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35页。应该注意到，韦伯在他论述民族国家问题的著作中，是以缄默的方式表述这种观念的。参见博托莫尔《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第7章。

[42] 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伦敦，1972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43] 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伦敦，1974年）。

[44] 希法亭《真正的和平主义》（载《社会》1924年第1期）。[77页]

[45] 熊彼特《帝国主义社会学》，收入斯维齐主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纽约，1951年）第110页。

[46] 参见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条目。

[47]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67—368页。

[48]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读物》第247页。

[49]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读物》第247—249页。

[50] 马克思对这一过程也曾作过简要的概述，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6页）它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强调了机器大工业发展中“知识的对象化力量”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后来，卡尔·伦纳（象希法亭一样，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位主要的思想家）强调了经济社会化过程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即国家干预的增长，他指出，“私人经济一直到它的基本细胞都被国家所突破，并且，整个私人经济部门都受控于有意志的和有意识的调节和指挥……企业代替了企业主，并成为半公共的”。（伦纳《马克思主义问题》，载《斗争》1916年第6期）

[5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19页。

[5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56页。

[5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62页。

[5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310页。

[55] 特别见康拉德和苏伦伊《达到阶级权力道路上的知识分子》（布赖顿，1979年）；再参见拉斯韦尔《世界革命伟人：强制的意识形态运动研究》（与勒尔纳合著，剑桥，1965年），他证明：“主要的转化是商业（和早期社会形式）的衰退，以及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取得有效的权力”；并把对这种观点最初的阐述归于马哈伊斯基的《知[78页]识工人》一书（1905年用俄文发表）；诺马特在《起义的方向》（纽约，1959年）一书中对马哈伊斯基的论证作了概述。关于知识分子同政治的一般关系，参见布赖姆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伦敦，1980年）一书。

[56] 在维尔特《资本主义理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法兰克福，1972年）中，对这种说明作了解释；在哈达赫和卡拉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史》中，对这种说明作了批评性的评价。

[57] 参见勒维特《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伦敦，1932年）；在《金融资本》第347页，希法亭在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官僚化现象之后，也认为拿薪水的职业已创造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这有助于持续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

[58] 他对其他方面的主要的批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就它涉及物质资源的分配而言，将丧失合理的核算手段，而不能利用货币和价格机制。

[59] 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1918年），收入《马克斯·韦伯：社会现象的解释》（伦敦，1970年）第331—332页。

[60] 勃鲁巴克《合理性的限度：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和伦理思想》（伦敦，1984年）第4章。

[61] 参见1895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

[62] 作为一般的考察，可参见胡戈斯《意识和社会》（纽约，1958年）第2章中“对实证主义的反叛”的讨论。

[63] 对这些变化的不同方面的考察，参见博托莫尔《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9章。[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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