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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动态和衰退的观点
Schumpeter’s View of Capitalist Dynamism and Decline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理论一方面与马克思的思想（及某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然而，熊彼特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强调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主要代理人的企业家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把发展和变化看作是生产领域中物和力的“新的结合”的结果，这一过程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这些新的结合“一般说来体现……在新的企业中，这些新企业通常不是从旧企业中产生的，而是在这些旧企业之外建立起来的企业。”就象他举的例子所说的，“一般不是由驿路马车的所有者来修建铁路。”[1]第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对于实现新的结合是必要的”，这首先是利用信用来实现的，熊彼特把利用信用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类型所具有的独特的方法……因为它迫使经济制度进入新的轨道。”[2]第三，“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是企业家或“工业巨头”。熊彼特把他的思想概括如下：“……新的结合的实现是一种特殊的职能，有这种特权的这类人的数量，比所有那些有实现新的结合的‘客观的’可能性的人的数量少得多。因此，企业家最终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35页]们的行为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大量有重要意义的现象产生的动力。所以我们的见解可以以三对对立物为标志。第一，两个实际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是循环流转或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经济常规渠道的变化，或是由出自该体系内部的经济事实的自发变化。第二，两种理论装置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第三，两类行为的对立，即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两类人：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3]然后，他进一步对这种“特殊类型”的个人即工业巨头或企业领导者的特征作了综合性的描述。[4]后来，在《商业循环》中，熊彼特又把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作了如下概括：“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经济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创新是依靠借款来实现的，一般的（虽然不具有逻辑必要性）这就意味着信用的产生”。[5]实现这些创新的个人，“我们称之为企业家”。
后来，熊彼特在回过头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后期阶段时，特别是考察资本主义可能衰退时，企业家再次占居他分析的中心地位；但是，这时企业家是作为一个“逐渐废弃的类型”，因为“创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6]熊彼特思想的这一变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保罗·斯维齐对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作了简洁阐述：“如果有人问我，在20世纪，有关已成形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有特色的资产阶级理论开始于什么时间，我想我会引证熊彼特发表在《经济学评论》（1928年11月）上的《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一文。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作为这一体系特殊性质的大公司和托拉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这种对整个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来说是如此无关紧要的经济单位，却为这种新的、重要的理论主张提供了基础。我们回顾一下，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36页]出的理论：创新是个别企业家的职能，这一体系的所有的动态特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创新的企业家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动态特征包括货币利息（离开熊彼特所指的‘循环流转’）、信用制度的作用和商业循环形式。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一文中，熊彼特不再把创新的职能归于个别企业家，而是归于大公司。同时，创新被迫成为那些对所从事的工作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专家们合伙完成的例行事务。在熊彼特的方案中，这些是绝对基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使资本主义作用方式产生了同样基本的变化。”[7]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从广阔的社会学角度更充分地分析了这些变化，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资本主义“毁灭自身”，并创造产生“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条件这种趋势的一般观点。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已详细讨论过熊彼特的主要论述，[8]因此，在这里我只作一些简单的概括，特别要提到与马克斯·韦伯、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证有联系的某些论述。在熊彼特看来，有三个主要因素能说明资本主义预期中的衰退。第一个因素（参照上面已引述的斯维齐的那段话）就是熊彼特所称作的“企业家职能的废弃”，这部分是由大公司发展造成的，部分是由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环境造成的；在这种环境中，经济变化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且需要由企业家的能力和意志力量来克服的阻力也比较少。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上的进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9]企业家的这种衰退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后果，因为这“影响到全部资产者阶层的地位……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小型或中型企业‘剥夺’它们的所有[37页]者，并且最终还会撵走企业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10]因此，资产阶级丧失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因素，而企业家不断地失去保卫资本主义的意志和能力。
毁坏政治上保护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就是“保护阶层”和制度结构的逐步“毁灭”。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是“非英雄主义”阶级，或者（用韦伯的术语）是一个“非超凡的”阶级。在工业家和商人“他们身上确实找不出什么神秘的魅力，而为了统治人，这却是少不了的东西。股票交易所是圣盘的可怜的代用品。”[11]在资产者阶层试图直接统治的地方，“他们在统治方面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在允许封建的贵族因素（如在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统治时，资产阶级的境况就要好一些。[12]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被破坏，“领主”被消灭，这就拔去了防止政治崩溃的一根支柱。同时，由于工业集中淘汰了大量的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维持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根源也受到了侵蚀（熊彼特认为，在这里，“马克思获胜了”）。而且，随着由领薪水的董事和经理以及大小股东为主要成份的大公司的发展，“各种有产者的形象都从画面上消失了……于是资本主义过程把所有这类制度，尤其是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都推至幕后去，财产和自由契约表现了真正的‘私人’经济活动的要求和方法。”[13]
最后，第三个主要因素就是，资本主义造成了一种合理的、批判的心境，这种心境反过来又能够背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惊讶地发现，合理主义态度不以打击国王和教皇的符玺为满足，还进而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14]而且它还产生了（“由于它的文化的必然性质”）一个[38页]社会集团——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对社会骚动很感兴趣”。资本主义放纵了知识分子，“并把印刷所奉送给了它，”[15]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特别通过和劳工运动的联系，刺激、夸大地表达和组织了对社会不满的材料。
我已指出过，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有许多同韦伯、马克思的思想有血缘联系的思想。和韦伯一样，熊彼特也把资本主义发展和合理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但他否定了那种认为合理的“作预算的态度”是现代社会特有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人类所有社会形式都盛行的一种特征（他认为这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强加给人的思想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用两种相互联结的方法发展了合理性，并给它加上了一条新刃口。第一，它将货币单位——它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创造物——提升为核算的单位。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践将货币单位变成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复试簿记是它的高耸的纪念碑[16]
……经济部门这样精确化和数量化了以后，这种逻辑、态度、方法开始了它的征服者的生涯，压服——合理化——人类的诸工具和哲学；人类的医药实践，宇宙观，对生活的看法，事实上包括其审美观念，正义观念及精神抱负等的一切东西……第二，兴起中的资本主义不仅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态度……而且也产生了人和手段……通过为屹立在经济领域中个人成就之上的一个新阶级开拓了社会空间，反过来又把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智力的人吸引到了这个领域之中。”[17]
因此，在对合理化后果的看法上，熊彼特的观点和韦伯的观点大相径庭。熊彼特认为合理化的后果，不会产生一种“机械化的僵化”，相反却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退和社会主义[39页]经济的可能降临。发生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这我早先指出过）：一个原因是创新和企业家的作用日益被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管理形式所代替；另一个原因就是合理的、批判的态度逐渐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本身，“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18]在讨论这些过程的第一个原因时，熊彼特在官僚机构演化的看法上也和韦伯的观点相悖。熊彼特在提出“构成那么多反社会主义说教主题的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时，直接地抨击了韦伯的观点（加上其他种种事实）。熊彼特指出，“我个人就不能设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在形式上会不是一种庞大的并支配一切的官僚主义结构的形式。我所能设想的任何其他可能性，都会带来失败和崩溃。但是，这肯定吓不倒那些已觉察到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甚至是一般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并且懂得怎样从这个题目周围的词汇的灌木林中砍出一条路来的人”。[19]
然后，熊彼特进一步以和韦伯极不相同的精神，考察了官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认为官僚主义“不是民主主义的障碍，而是它的不可避免的补足部分”，就象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补足部分”一样。[20]熊彼特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政府……必须能够支配一个训练有素的有好出身，具有良好传统，赋有强烈责任感和同样强烈的集体精神的人组成的官僚行政机构……它必须强大到能够带路，如果必要，还要教导当各部头头的政治家们。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能够发展自己的原则，并充分独立地维护这些原则。它必然是一种拥有某种公认权利的力量……欧洲的官僚机构……极好地为我试图表达的意思作了例证。它们是[40页]从中世纪诸侯的管家……开头，经过若干世纪直到我们今天看到的强有力的机器出现为止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它不是一下子能够创造出来的……但是它成长在一切地方，不管这个国家采取什么政治方法。它的扩张是我们未来时期的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21]这段话不仅表达了熊彼特对现代社会中官僚机构（即合理的行政机构）作用极其肯定的评价；而且它也重申了同前面提到的“保护阶层”有关的、关于资本主义全部概念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发展极大地依靠对由前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的坚持。人们可能主张，熊彼特比马克思、韦伯更有力地强调社会制度持续性的因素。[22]他在论及社会阶级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一观点作了更笼统的阐述。他指出：“每一种社会状况都是对先前状况的继承，不仅继承了它们的文化，它们的意向，它们的‘精神’，而且也继承了它们社会结构的因素和集权的因素……这意味着，在解释历史过程或历史状况时，必须弄清这一事实：大部分历史过程或历史状况只可能由实际上与它本身的倾向相对立的残存的因素加以解释”。[23]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社会的过渡和新的社会“类型”的出现。因此，新的社会“类型”可能会背上许多过去的包袱，熊彼特对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和特殊的“类型”——企业家作用的强调，证明他和韦伯的分析更相一致。正如我在前一章中已指出的，在《一般经济史》中，韦伯广泛地把资本主义解释成是“通过企业方式”来实现的一种生产体系，他还进一步证明了新教伦理的影响，通过“天职”的概念同企业家的作用直接相关。“天职”概念给当代企业家“一个惊人的、清醒的意识”，对“勤勉的工人”同样[41页]如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韦伯引用了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研究结果，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企业家的作用，区分了“传统的”和“创新的”企业家，后者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在韦伯的论题中，“资本主义精神”基本上是由新教伦理形成的。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韦伯和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考察，那么，主要的差别似乎就是：一方面，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职能作了一个极为全面的经济分析；另一方面，他又慎重地撇开了创新企业家历史起源的问题，他认为“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演化因素可以指出……就象经济人物心理状态变化一样……等等。”[24]有趣的是，不论是韦伯还是熊彼特，他们对企业家的研究都被马克思的理论所同化，至少部分地被同化了。在前一章我已指出，新教伦理思想可以看作是对积累要求所提出的一种补充解释，熊彼特关于创新企业家的概念或许也能这样来看待。但是，很清楚，马克思把更重要的因素归于结构因素，他特别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建立起来，积累就是它的后果，在技术进步和个别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情况下，无论这些资本家特殊的心理倾向如何，他们都被迫进行积蓄和投资。就韦伯和熊彼特在利润理论中使用企业家的概念（利润被看作是企业家创新和承担风险的报酬）而言，他们的分析和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在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后期企业家作用的重要性衰退的看法中，存在着某些趋同的观点（在韦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观点中，也许是以一种更不严密的形式加以论证的，认为“清教徒要有一种天职，而我们则被迫有了这种天职”）；因为在这里，结构的、制度的因素变得突出了，正象我们已经看到[42页]的，熊彼特把主要的影响归因于大公司的发展（马克思则从资本集中和积累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和股份公司的出现。
毫无疑问，熊彼特的著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较大影响。和韦伯不同，熊彼特不仅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有渊博的知识，在经济学领域更是如此。[2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第一篇专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因素作了明了的解释，对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成就作了大肆吹捧，而同时对马克思的许多详细论证作了严厉地批判。就资本主义理论而言，在几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3章中）熊彼特还是赞成马克思的。[26]首先，他强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过程的观点的价值，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经济进步意味着骚动”，并注意到“马克思比他同时代任何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产业变化的过程，更充分地认识到它的枢纽性质的重要性。”其次，他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尽管存在着某些不妥当之处，但还是正确地预言了大企业的出现，并察觉到它的某些后果。第三，在熊彼特看来，虽然马克思“没有什么明确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而且他也没有能从资本主义过程“诸规律”中严密地推导出这一理论，但是，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实际上列入认真的经济周期分析的所有要素，在总体上几乎是没有错误的。”最后，在怀疑马克思的某些“论据和推论”的同时，熊彼特仍然赞成马克思得出的如下结论：“资本主义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熊[43页]彼特自己的证明，如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作了种种保留的证明，经济过程趋于社会化本身，正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27]这一证明在许多方面都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同伦纳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后果的观点，[28]而最重要的是同希法亭所阐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29]
熊彼特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相悖之处是，他反对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必然衰退的一个主要因素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篇中，熊彼特坚持认为，在阶级的定义中，在对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的解释中能发现极大的差异。他宣称，全部的问题在于，“当代偏见的温床，迄今尚未进入它的科学阶段。”[30]从这一点出发，他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分界线的明确性和重要性所作的夸张，又被关于它们之间的对抗的夸张所超过了。”并进一步（以一种惊人的主张）提出，“社会主义……实际上和社会阶级存在与否没有关系”。所以，毫不奇怪，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其他论证中，根本就没有阶级和阶段斗争的地位，在这本书中，熊彼特也竭尽全力地排斥任何社会主义的定义（首先就是“无阶级”的术语），并把社会主义这个词限定在狭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确定意义的界限内，即认为“在这样一种制度模式中，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31]
在熊彼特理论的这个关键部分，他接近韦伯甚于接近马克思，而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中阶级是极不重要的这一问题[44页]上，他持有的观点甚至比韦伯更为极端。在以后的章节中，特别有必要比较一下，在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的理论中，是怎样把这一点运用到他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过程的理解上的。
注释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剑桥，1911年）第66页。
[2]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8—69页。
[3]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1—83页。
[4] 在这里应该注意，熊彼特把他自己的观点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作了区分，他强调“核算的态度”流行于非资本主义经济中，并证明“新的方式的选择并不简单的是合理经济行为概念中的一个因素，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一个需要作特别解释的独特的过程。”（参见《经济发展理论》第80页脚注）
[5] 熊彼特《商业循环》（纽约，1939年）第1卷，第223页。
[6]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伦敦，1976年）第132页。
[7] 斯维齐《论现代资本主义和其他》（纽约，1972年）第31—32页。
[8] 参见托姆·博托莫尔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76年第5版）写的导言；以及博托莫尔的《资本主义的衰退》，收入《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布赖顿，1984年）。
[9]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3页。
[1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4页。
[1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7页。
[1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6—137页。
[13]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41—142页。
[14] 1928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一文中，不仅提到大公司的发展和企业主的衰退，而且也提到“合理性”的扩展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弱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稳定，甚至在稳定性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人的观念的合理化创造了一个同资本主义本身的基[45页]本条件、动机和社会结构不相一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尽管没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和没有牺牲经济财富为代价的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将改变事物的秩序，这仅仅是一种进行尝试的事情，不管它在术语上是否叫做社会主义”。显然，这篇文章已表现出熊彼特后来分析的萌芽。
[15]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46—147页。
[16] 熊彼特注意到桑巴特特别强调这一因素，在韦伯的《一般经济史》中，这一因素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17]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23—124页。
[18]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43页。
[19]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06页。
[2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06页。
[2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93—294页。
[22] 对熊彼特这个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关的思想特点的讨论，参见库
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弗雷特·希尔施和约瑟夫·熊彼特》一文，
该文收入《自由民主的困境》（埃里斯和库玛主编，伦敦和纽约，1983年）第157—162页。
[23] 熊彼特《在同类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后收入《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斯维齐编，纽约，1951年）。
[2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0—61页。
[25] 这些知识部分是通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传递的，熊彼特在大学时代就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结识。
[26] 他对马克思理论图式的更一般的特征也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所谓‘对经济学的历史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学上迄今为止的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它的两个主要命题是：第一，“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的决定因素，它反过来又产生出态度、行为和文明”；第二，“生产方式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毫无疑问，这两个命题包含着大量的真理，并且是……无可估价的资用假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0—12页）。
[27]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220页。
[28] 参见伦纳
《马克思主义问题》（载《斗争》1916年第9期）。
[29] 参见希法亭《各阶级的齐心合力？》（载《斗争》1915年第8期）；
《时代问题》（载《社会》1924年第1期）；《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柏林，1927年）。
[30]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4页。
[31]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67页。[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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