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奥〕弗兰茨·柏克瑙《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1937年）

五结论

　　佛朗哥反叛往往被看成是一场法西斯反叛，诚然，德意法西斯一直是佛朗哥的效仿对象。但凡是独裁政权，都可用“法西斯”来指称。然而这样的泛指会让人忽视不同独裁政权的特异之处。德意法西斯政权意味着：一位“元首”——独裁者；一党制；“极权国家”，不止在政治领域施行独裁，更涵盖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独立于党外的势力都不允许存在；通过信念灌输和暴力手段，成功获取国民的拥戴；还意味着运用极权在公共生活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整合。法西斯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现代化”的政治驱动力。
　　上述特征都难以在佛朗哥政权中找到对应。佛朗哥能取得这个位置，靠的不是步步为营，打败对手，而是出于偶然。有资格掌权的其他人，如卡尔沃·索特洛、圣胡尔霍、戈代德、普里莫·德里维拉等人都已丧命。乍看上去微不足道，其实差别不小。如普里莫一样，佛朗哥背后没有一个“极权”政党给予支持。长枪党和卡洛斯派（前者分量比后者重得多）都远远称不上是佛朗哥的党。卡洛斯派谋求恢复绝对君主制，自然和长枪党以及佛朗哥相抵牾。还有势单力薄的西班牙复兴党，是以流亡在外的阿方索十三世为首的政党。因此，被划入佛朗哥阵营的一部分人并不是法西斯，而是君主主义者。至少在目前形势下，严重分歧的存在与“一党制”相矛盾。而佛朗哥与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之间的积怨亦由来已久。长枪党的报纸会小心回避“元首”这个词，仅以“大元帅”来称呼佛朗哥，言下之意是把他的独裁看作是战时紧急措施。他们要有自己的政治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涵盖各个阶层的政党，尤其想笼络工人群体，取得一些成效，也间接羞辱了佛朗哥。他可不是复兴民族（这是长枪党的目标）的旗手，仅仅是军队小派系的头目（的确没错）。这样一来，佛朗哥阵营几乎无法西斯可言，因为长枪党并不支持他，佛朗哥没有听令于自己的政党。这丝毫没有因他最近促成的合并卡洛斯派与长枪党而改变。合并仅是表面，两党继续秉持各自的政治原则，重要领导人也仍在各自党内任职，和之前一样，拥有各自的追随者。这是一位军事独裁者对他国实施的法西斯一党制所进行的拙劣仿效。一个纯粹的军事独裁，与有广泛民意做基础的法西斯独裁截然不同。佛朗哥政权属于前者。西班牙已眼见普里莫的失败，同样，佛朗哥政权的民意支持也甚少。这是重大缺陷，也使其与真正的法西斯政权相区别开。一直以来佛朗哥都不曾动用后备军，直至兵力严重不足。这些士兵在瓜达拉哈拉战场上一有机会就纷纷落跑。除了纳瓦拉（卡洛斯派据点）、加利西亚部分地区（可算作支持阿方索）和马略卡岛（烟草大王胡安·马驰的专属领地）之外，佛朗哥没有获得其他地区的普遍支持。佛朗哥政权也远非现代政权。一个主要由教会和军队支持的政权不可能现代。尽管有往相反方向努力的举措，佛朗哥政权仍是罗夫莱斯政权的翻版（实施手段更残暴），罗夫莱斯政权又是十九世纪末狼狈倒台的卡诺瓦斯政权的翻版。右翼势力意识到再把从前那群人搬出来无济于事，得引进些新东西，于是找到法西斯这种现代的反动形式来模仿。然而，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政权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军队和教会收入麾下——如德国和意大利——并且扫除一切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班牙上层阶级所珍视的传统。一言以蔽之，想成为真正的法西斯，佛朗哥政权先得摧毁自己。佛朗哥政权仅仅是个保守的军事独裁，一如西班牙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唯一不同是它有外国的支持。战争进程清晰表明，如果抽除外国援助，佛朗哥恐怕时日无多。这种根本上的缺陷使其与看似相像的德意法西斯运动区别开来。
　　每一个西班牙政党或政府、每一次运动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一面是迫使国家进行欧洲化的外部压力，另一面是民众根深蒂固的抵抗。在西班牙各个阶层中，上层阶级对将自己和国家欧洲化最无能为力。佛朗哥拥护的正是上层阶级。一七〇七年和一八〇八年的事态在一九三六年重现；西班牙人民站出来反抗上层阶级，而上层阶级本身是如此孱弱无力。
　　如果仅仅是这样，很快就会胜负分明；佛朗哥被打败，历经一阵动荡后，民众很可能又归于沉寂。一切恢复如常，没有任何改变。然而还有外国人。如果没有外国人的干预，强制实施一系列措施的话，任何目标都遥不可及，连重整政权都困难。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至少从左翼阵营角度看，是民众自发反抗两个目标的历史，一为对抗教会和军队的反叛，一为反对运用现代武器来平定这场反叛。民众想战斗，并且表现英勇，但是他们想打的是一七〇七年和一八〇八年那样的游击战，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起义。这已无法实现。
　　要想充分理解个中含义，首先得理解与其说革命是由理念推动，不如说是现实所迫。这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许多革命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布尔什维克能达成既定目标，并非由于几千个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其政治纲领所鼓舞，又将这纲领散布至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人，而是因为人民已饱经战火，渴求和平，布尔什维克能够实现和平。与此类似，西班牙的工人能够掌控局面，并非因为数量有限的安那其，以及人数更少的托派有这样的梦想，而是因为当军队反叛之时，只有工人有能力对抗军队、教会以及大地主，捍卫广大民众的利益。革命每走一步都不是某种宣传或某种抽象理念的鼓动，而是基于现实的紧迫反应。战场上的失败往往会驱使革命左转，因为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重整旗鼓，于是需要激进力量掌权。因此，在英国内战中，国王军战胜了议会军，致使独立派战胜了长老会派；一七九三年三月普奥联军的大胜使得雅各宾派压倒吉伦特派；国将不国的危急形势把布尔什维克推上了位；而共和党人对佛朗哥的进攻毫无招架之力促使革命委员会掌权。必须实现非常措施，激发战斗力。尽管内心充满敌意，较为温和的势力，如共和党、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右翼社会党人选择与革命势力联手，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佛朗哥就会趁机将其摧毁。这种权宜性联合在每一场革命转折点都能见到。缺乏这种联合的话，激进少数派绝无掌权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危机时刻过去，温和势力缓过这口气，就会着手摆脱激进势力，往往会成功。
　　西班牙的情形亦类似：自七月十九日之后，出现了“双重政权”。一面是先前的合法政府——马德里政府以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没有社会党人和安那其参与，实权也微乎其微；另一面是一个个委员会的成立。起初委员会制度运作得非常顺利，在几乎所有较大城镇，叛军都被击退。随后陷入僵局。这有两方面原因：一，一两周后，叛军得到了外国支援的现代武器，而民兵受不了空袭和炮击；二，民兵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巷子、在自己生活的城镇或村落打游击战，却不习惯被整编成队，在开阔地上与敌人交战。马德里巷战中的英雄到了塔拉韦拉和桑塔欧拉利亚（Santa Eulalia）就成了逃兵。传统的游击战无法转变成现代战争。被整编的民兵丧失了运用其游击战天赋的机会，也没能成为合格的现代士兵。
　　接下来数月，西班牙革命在“双重政权”下继续。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尚能及时作出反应，马德里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在那关键的头几周里毫无作为。应该撤下这群人，告别双重政权，成立由革命政党组成的政府，响应革命群众的心声与行动。因此希拉尔被卡瓦列罗代替，之后安那其也向参与政府靠近。谁都没想到，新政府依然瘫痪，尽管政治理念之激进毋庸置疑。托莱多被敌人攻占，如之前的塔拉韦拉那样毫无抵御之力。政治理念亦无法付诸实践。
　　事实上，大城镇（毕尔巴鄂只实行了部分征收）早就开始征收工业资产，虽不乏理念的激励，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工厂主要么逃跑，要么被杀，留下的工厂就由工人管理，这般浪潮现已退却。这样的工厂数目之多，多得超出工人自己或政府有效管理的能力。而且，彻底集体化的举动也易引发西方民主强国的敌意。但是，农村则不同。革命开展得极其缓慢。在某些省份，如拉曼查，农民以及农场工人自发征用大片土地，但在更多省份，农业革命单单是被民兵所推动。如果政府想要一场有广泛民众参与的起义，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亦是击败佛朗哥的唯一办法，就不能在城镇间继续和工业集体化兜圈子，而该切实做好一切该做的，唤起农民参与的热望，佛朗哥终将陷入一个个起义村子的包围。首先必须给予农民实在东西，头一件就得说土地。前述日记显示出这项任务完成得有多差。卡瓦列罗及其同僚未能仔细考虑，一场革命涉及哪些政治问题，需要如何落实。共产党人奉行莫斯科的命令。托洛茨基派则在重复“制宪会议”之类的照本宣科，是从论述一九〇五年以及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著作中所摘取。安那其一心想创造废除货币的人间天堂，把整座村庄都集体化。各个政党手握武器，准备击退一场武装袭击（这给欧洲的左翼人士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在那些国家，连这项相对简单的任务都没能完成），却没有一支政党能够组织抵抗尚不强硬的外国干涉，也没能提出建设性的政治主张。无论是共和政府阵营还是佛朗哥阵营，都难以见到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中所展现的活跃的政治创造力。
　　因此，卡瓦列罗政府完全失败了。而意大利飞机和德国枪械帮了敌人大忙，在十一月七日攻抵马德里郊外。生死攸关的时刻，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转变。起初苏联并不想卷进来，一连数月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西班牙失望至极。直到此刻，莫斯科终于意识到，尽管置身事外是不错，马德里左翼力量倒台却并不光彩，如同亚的斯亚贝巴被意大利侵占终究于国联脸上无光。莫斯科伸出援手，可谓及时雨。
　　外国干涉并非仅仅出现在西班牙战场。法国大革命所面对的敌人凶悍得多，或者说敌人投入强悍得多的兵力来对抗法国。法西斯国家给予佛朗哥的援助极为有限，但对西班牙而言已是太多。普通民兵从未见过这些现代武器，革命委员会也被打个措手不及，在七月至十一月近四个月中，这一边难以适应现代战争。安那其最不能适应。他们一直主张打游击战，工人管理工厂，成立各地委员会。其他政党所标榜的理念都是欧洲的舶来品，事实上与安那其一样难以适应。一方往往把失败归咎于另一方，其实都负有相当责任。
　　到了十一月，共和国危在旦夕，除非外国予以援助。他们来了，苏联军事专家和共产国际招募的志愿军。他们救了马德里，扭转了时局（至少度过了这一关），同时也使革命形势起了深切变化。
　　这是个十分关键的现象。之前在英国、法国以及俄国发生的每一场革命都是由温和派统治演进至激进派统治。西班牙起初也循此轨迹发展，即从共和党人转为革命委员会以及卡瓦列罗内阁掌权。这一左转却成效甚微。如今共产党人力量凸显，这次转变却成效显著。事实证明：左翼社会党人、安那其以及托洛茨基派不是雅各宾派或布尔什维克，无法实施法国或俄国那种强悍的革命专政。正如佛朗哥模仿法西斯一样，左翼政党模仿外国革命传统，也仅得皮毛。双方都各有一支力量拒绝模仿外国——佛朗哥这边是卡洛斯派，共和政府阵营是安那其。西班牙工人运动以及左翼政党有能力战斗，却组织不了有效率的战斗。佛朗哥阵营也是一样。
　　就此而言，左翼败退不是因为佛朗哥的有力进攻，而是因为不敌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这些援助极为有限，组织稍稍过硬的队伍就能击垮。到目前为止，政府逃过一劫多亏了共产党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训练有素，更富有效率。之前那些革命均是与实力不如自己的敌人作战。比起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作战能力更强；法国大革命中的民兵“纵队”胜过了普鲁士的“横队”。这种优势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间来演进。而西班牙革命的双方力量对比却如此悬殊。假如敌人仅仅是佛朗哥，西班牙革命或许有可能像法国、英国革命那样逐渐发展，占据上风；现实却是西班牙革命不只要对付本国的反动势力，还要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只是三流部队，兵力也有限。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能够迅速应对这样严酷的考验吗？不能。诚然，本该做出更多努力，比实际所做多得多的努力，事态就会大大不同——不会不同到完全不需要外国援助，却可以减少对援助的依赖，使政府保有谈判的资格，不必一味看外国脸色行事。但不管怎样，都需要外国援助，而且是组织高效、能够与德意抗衡的外国援助。这只能倚靠苏联及其共产国际来提供。为了抗击——并非抗击本国反动势力，而是国际法西斯，西班牙革命必须吁求一支组织高效、可立即参战的力量来帮援。
　　历史上的反革命活动往往要依靠保守势力的支持，无论武器还是思维观念都较为落后。法西斯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如今，每一场革命都更可能遭遇最先进武器的攻击。这意味着革命可以循序演进的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就是如此，西班牙左翼力量没能重组政权，又撞上法西斯的介入，共和国处于依附境地，迫切需要外援。前来帮援的国家有着革命的历史；他们认为这是场保卫合法政府的战争。
　　由此带来多方面影响，需要一一探讨，才能厘清后来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班牙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出于西班牙本国斗争的需要，而是出于提供援助的国家——苏联的利益考虑。苏联认为西班牙的当务之急就是赢得战争。说西班牙革命完全被苏联控制并不符实，但它的确被扭曲，如同德意两国对佛朗哥阵营的介入。
　　在我看来，有相当多措施是合理的。苏联的军事专家和非苏联籍志愿军取得了胜利，不算辉煌，却足以救共和国一命。要求把民兵队伍整编成现代军队，取得一定成效，这很有道理。还要求中央集权，取消各地委员会，这也是必要的战时措施。反对把农民的土地集体化——有本国农业集体化的前车之鉴。停止对工业的全方位集体化，隐患甚多。共产党人所做的都是为了统合力量，打赢战争。以往的革命也是如此。以政权松懈发端，历经艰苦斗争，以集权告终。长期议会冲破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独断统治，在数年内战之后，却得容忍克伦威尔的独裁。法国大革命起初发起三权分立和地区自治，在数年战争之后，变为罗伯斯庇尔的铁腕政权。集权与纪律是现代生活的基本组成，在危急关头更要发挥作用。安那其却无法理解。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是西班牙安那其了，因为安那其恰恰代表了抗拒纪律的民众。
　　影响不止于此。共产党人反对集体化，任何形式的集体化都反对。反对农民土地集体化，更反对把土地分给农民；反对取消货币的天真做法，更反对管控市场，连极易管控的柑橘买卖也不例外。要组建一支警察队伍，更对旧政权警察表示认可；要解散委员会，对各种“无法无天”的民众运动都心存戒备。总之，他们并不需要众声喧哗的热忱，而是代之以统一军事部署和管理。在苏联到来之前，共产党人说：“这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句话只是照搬书本；在苏联到来之后，口号变成：“没有革命，这是一场保卫合法政府的战争。”言下之意是把各路革命力量摒除在外。
　　结果不言而喻。这一政策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和诉求相抵牾。农民没有得到明确承诺，可以获得土地，却必须上缴征用物资。他们会怎么想？工人没有得到集体化，工资也不见提高，食品价格却见涨，他们会怎么想？主妇手里钱不见多，却没有建立配给制度，食品日益短缺，她们会怎么想？佛朗哥以及从前执政的那些人惹人愤恨，人们不会转投过去，却因此种种情况变得消极。对征兵不抵抗，却也不见志愿兵。农民起义不算多，然而村子的参与热情已明显减退。也发生数起面包骚乱，虽然不多，一股焦虑之情却在每个家庭和排队主妇中弥漫：“为什么我们要遭这种罪？究竟与我们何干？”
　　在这边失去支持，就得在另一边找平衡。从前的公务员、警察以及部分军人，为数众多的小店主、商人、富农以及知识分子愈发活跃。他们无法担当战斗重任，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会胜过委员会和七月的民兵队伍。民兵打不了现代战争，却不吝惜自我牺牲，满腔热忱，而新近活跃的人群也适应不了现代战争，自我牺牲精神也淡薄得多。新政策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再和法国大革命作个比较。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前半段行动对应着雅各宾派以及罗伯斯庇尔，均实施了革命集权专政，废除了取消货币、剥夺富人等徒有热情的空谈。雅各宾派摒弃了之前当政者犹豫不决、两面讨好的做法，把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农民在比利时战场奋战，并赢得胜利。然而受打压的势力开始联合，热月党人上台。废除权力惊人的革命法庭，取消新闻审查以及个人言论钳制。还废除了对支持革命的阶层有利的非常措施，不再管控市场，不再进行征收（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征收除外）。热月党人提倡自由，不论政治还是经济领域，自然赢得不支持雅各宾派的阶层的响应。这些人没参与斗争，却分享胜利果实。
　　在西班牙这两个阶段同时进行。所建立的专政并非向着革命阶层。如果共和国深深扎根于民众，这样的政策连两周都维持不了；它却能继续下去，因为西班牙人自己的革命没能达成成果。托洛茨基派经常这样抱怨，真该反省一下自己。他们该对这样的局面负责。只顾照本宣科，与民众十分隔膜。安那其和社会党人至少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然而追究某个政党的责任无济于事。倘若托洛茨基派变得贴近现实些，能够赢得民众支持，也就意味着像社会党人和安那其——也并没能将自己的主张推行到底。无论从哪里开始讨论，最终结论都是也许会有另一番发展——除非西班牙不是西班牙。倘若西班牙人的革命足够有力，足以击退现代武器武装的反动势力，苏联援助也就显得多余，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社会党人和安那其会逐渐融合，形成一个革命政党，有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以更人道、更建设性的方式赢得战争，重建政权。这些都是空想。民众团结一心抗击佛朗哥，为的不是建立一个欧洲式国家，如同一七〇七年以及一八〇八年那样，只为抗击外敌。不同之处只在前两次攻击是从外国袭来，本国上层阶级协力，这一次攻击是从国内发起，有外国的强大支持。每一次抵抗都是为“自由”而战，每一次抵抗的诉求都是不受打扰地过回自己的生活。
　　这诉求埋藏在最深处，难以言表——新闻报道是由受了欧洲式教育的人写就——而是体现在行动上。体现在一八〇八年的农民打赢了游击战，军队长官却无法和惠灵顿将军协同作战。体现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民众打赢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巷战，却习惯不了开阔地战场。体现在十一月之后，国际纵队的出现并没能激发西班牙人迎头赶上的热情。迫切需要外国人的援助，却无法违心地表示亲近。但西班牙人的反应与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的直觉不是一路——认为甩掉外国人的方法就是超过他们，至少也得做得一样好。西班牙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
　　国际纵队里有些志愿兵参加过一战，但大多数都没有这经历，到现在也不过是在西班牙这陌生环境下有了四五个月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远胜西班牙普通民兵（巴斯克及阿斯图里亚斯民兵部队除外），原因一目了然，西班牙人不想向外籍志愿兵看齐。军火工业也类似。外籍技术顾问来到西班牙，各种进口矿石原料也十分充足，可都不足以激起武器生产的意愿。想想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时期造了多少先进军械和火药，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投身其中！西班牙人不愿欧洲化，宁愿不做这最紧迫的任务。我们需要这些外国人，那么让他们去做吧！听不到有谁这么说，骄傲的西班牙人压根不会承认外国人做什么胜过自己，反感外国人的话却常常能听到。但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我们那炽热的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属于二十世纪，核心是要比邻国更强，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这种渴求西班牙人无法理解。他并不想把别人击倒在地，或表现得咄咄逼人，仅仅是想不受打扰地过自己的生活。这在克莱伯——罗森伯格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国会不会因此又面临危险？没关系！连政党领导人也与民众汇成一路，把外籍指挥官撤下是当务之急。
　　可得结论如下：战争胜负由外国决定，已与西班牙局势演变无关，结果难以预见。眼下，共产主义军队与法西斯军队在西班牙中部首次正面交战，世界史就在人们眼前进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班牙不会变成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这从内战爆发头几个月的事态发展就能看出。也不会是“议会民主共和国”。这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得消灭右翼、托派，合并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只剩安那其这个阻碍。克莱伯事件中断了这一进程。无论战争胜负如何，西班牙都不会成为一个欧洲式国家，它在十七世纪末停止演变，自那以后爆发出对异国入侵的强大抵抗力，却缺乏复兴能力。或许最终会出现一个“自由民主”政权或“法西斯”政权，可都不会是欧洲意义上的“民主”或“法西斯”。
　　卡洛斯派或安那其亦无胜算。前者始终仅在纳瓦拉地区活跃，安那其则是宗教意味强烈的乌托邦运动，从一开始就显出失败的征兆。安那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却缺乏组织能力。不得不放弃反对参政等所有主张，参与内阁，整编自己的民兵队伍……变得愈发不像安那其。
　　还可以作些什么预测？在一九三〇年之前，实权掌握在将军手里。如果西班牙不愿（或不能）改变现状，如果革命失败，那么在战争结束之时自然会和之前一样：军人执政。不一定是佛朗哥，共和派将军的势力也在崛起。克莱伯的威望已使政党领导人畏惧，但他是外国人，不能也并不想获得政治上的号召力。共和政府阵营能否出现一位战功卓越的西班牙将军，尚待观察。哪怕没有出现这样的将军，只要共和政府获胜，军人仍极有可能掌权。如果佛朗哥获胜，就会是军事独裁，无论对外作何称呼。最终结论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会在西班牙决一胜负，而对西班牙人来说，一切仍和从前一样，只是外国干预强硬得多，不是模仿范本，而是一股侵蚀力，作用于西班牙文明。
　　这种文明不便在此详述；临近尾声，亦值得对西班牙式生活稍作回顾。欧洲人一心崇尚“进步”，被停滞不前的西班牙吓得目瞪口呆，会把这叫作西班牙式低效。如果读者最终得出“这是个不可救药的国家”之类的结论就错了。几乎每一位外国观察者，无论身处哪一方，都感到一种近乎魔力的吸引。不少技术顾问气恼得想一走了之，“随他们去——这些扶不上台面的西班牙人”，却终究没有离开。有人说这是为人类的未来而战；西班牙内战固然重要，但我觉得，西班牙那么吸引人并非因为这是一场重要的战争，而是因为国民品格。在这里，生命还未被效率化，未被机械化；更看重美，而非实际用途；情感重于行为；荣誉高于成功；爱与友谊高于挣钱营生。这是与我们有着历史渊源的文明，却没有加入我们的机械化进程，痴迷于数量，每一样东西都要开掘实用价值。许许多多外国观察者都被吸引（本书作者即是其中之一），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的欧洲文明的确在哪里出了问题。“落后”、低效、停滞不前的西班牙人在彰显人的价值上并不输给高效、实际、先进的欧洲人。一个会继续生存，在这动荡世界，熬过军人独裁和异国侵略者；另一个大踏步地进步，进步，朝毁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