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被抛弃的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二章被抛弃的人

　　在纽约市，我的一些朋友把沃伦街80号称为“奴隶市场”。
　　那是一栋坐落在曼哈顿中心区的大楼。大楼的走廊里垃圾遍地，一片狼藉，地板也被踩得不成样子了。里头是一排排职业介绍机构的办公室。他们提供的招聘信息中，有些是待遇不错的高级技工职位，但多数是为大城市中的底层劳动力准备的：刷盘子的，日工，以及上夜班的。
　　每天一大早，沃伦街80号就挤满了人。波多黎各人，黑人，酒鬼，流浪者，以及精神病人。找个日工的活，他们得交一笔中介费，约相当于一天工资的1/10。为一份可以赚5美元的活计，他们要付0.50美元，交了钱之后，职业中介机构会告诉他们小餐馆的地址。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能挣到那5块钱。如果老板没要他，他们有权回来要回那0.50美元。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们还可以把钱要回来，因为他们不懂法律。
　　下午或许是沃伦街80号最沉闷的时候。要招聘的所有职位都被抢光了，可人们还是围在那里打转转。有些则坐在大屋子里的长凳上等着。等也是白等，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那儿等着。也许对有些人来说，在那儿等着还挺光荣，毕竟自己还在努力找工作，虽然他们明知只有一大早来才可能有机会。
　　来沃伦街80号找工作的，大多数生来就是穷人（酒鬼是例外）。就美国社会而，言，这些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没受过教育，缺乏技能，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们能找到的稳定点的工作，也就是在血汗工厂干，或者是在饭馆当个跑堂的。
　　在芝加哥的一家工厂，另一群人正忙着干活。一年前，他们还是一家有工会的企业的员工，薪水不赖，生病了可以请假，有养老保险，还有带薪休假。如今却在那里弄人造圣诞树，拿的工资连以前的一半都不到。他们没有权利可言，对工头惟命是从。去趟廁所，也得经过批准，每天都有人因为不服管教被老板炒鱿鱼。
　　这些人，就是那些掉入贫困泥潭的人。他们有技术，他们曾经和其他人一道，过上了好日子。如今，他们的工作岗位没有了，他们的技术过时了，再没有用武之地。他们被推下了深渊，复归贫穷。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黑人，他们跳出贫困的泥潭、重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非常渺茫。当然，在贫困中挣扎的不单是黑人。所有因为技术过时而失业的半熟练工和缺乏一技之长的人，也都在贫困中挣扎。贫困不以种族划界，不论肤色，都有可能卷入贫困的漩涡。
　　这些人，就是被丰裕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有些有一技之长的，也因为经济发展而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构成了美国城市贫困文化的主流。他们的人数得用百万来计算。

一

　　美国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地下经济。地下经济这词用得一点也不夸张：它指的是城市地下的那些狗食店和小作坊；它告诉人们，成千上万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到底是在哪里打工，挣点低得不能再低的工钱。像黑社会一样，地下经济也是暗中活动，不显山露水。
　　从事地下经济的，主要是城市中没能享受1961年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工资待遇的美国人，这些人的人数超过1600万。他们有的做家佣，有的在酒店当服务员，有的做公交车乘务员，有的在餐馆刷盘子，有的则在小店铺当售货员。比如说，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酒店服务员每周的平均工资是47.44美元，洗衣工46.45美元，杂货店员工48.37美元，专门做工作服的服装厂的工人45.58美元。
　　事实表明，地下经济与进步无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把从事地下经济的工人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他们被卑鄙无耻的老板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医院的医护人员而言，经理人员很可能都是“最好的”城里人，但他们为了多省点钱搞慈善，也成了剥削最无助的公民的帮凶）。他们被别有用心的工会组织蒙骗，被居心叵测的敲诈勒索之徒利用。
　　我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芝加哥的一些医护人员聊过。当时，他们正在组织员工搞纠察，想获得工会的承认（他们失败了）。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每周挣30美元左右，以此养家糊口。医院每周扣他们几块钱，作为他们在医院上班时的餐费。后来，他们在餐费问题上失去了选择权。即使他们不在医院用餐，钱也照扣不误。
　　等到工会来医院的时候，员工们都快绝望了。多数员工逮住机会，立马加入了工会，不过，就像绝大多数从事地下经济的人一样，女工很难在工会待下去。她们交的工会会费少得可怜，实际上是收入比她们高的会员在补贴她们。她们技能低下，罢工的时候，资方可以找人顶替她们。要让她们加入工会、帮助她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次，工会没能帮上她们。
　　机构贫困的一个极端例子，1960年年中发生在亚特兰大的医护人员身上。洗碗工每小时挣0.68美元，厨房的女帮工每小时0.56美元，保姆每小时0.55美元。如果他们每年干2000小时的话，年收入刚好能超过1000美元。
　　地下餐馆的情况与医院有点像。厨房里那些帮厨的“幕后英雄”，工作很不稳定。他们频繁跳槽。结果，工会把一个地方的员工都吸收为会员，可还没等到工会选举，半数员工就到别的地方干了。这意味着，要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成本是相当高的：他们分布得很散；他们交不起会费；为了把新员工纳入工会的组织体系中，需要对他们不停地进行会员登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实其会员身份。
　　地下经济很难组织工会，这给两类不法分子提供了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搞敲诈勒索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铁杆哥们，搞敲诈勒索的管理人员。20世纪50年代中期，芝加哥旅馆及餐饮业职工工会的一些地方机构，就被一些敲诈勒索之徒操纵了（这些蚊虫已经被清除出去了）。交易很简单。狡猾的的工会头头要餐馆老板给他回扣。有时候，就根据餐馆的餐位数提成。作为回报，“工会分子”同意资方给员工的工资可以远低于工会要求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餐馆的女服务员和厨房的帮工，都被打入了地狱。
　　在专门搞血汗工厂的纽约，这种打着工会的幌子搞敲诈的行为，更为露骨。好多波多黎各人连自己所在的工会名称都没听过，稀里糊涂地就入了工会，成为“会员”。他们作为“会员”的权利就是缴纳会费。对于搞敲诈勒索的工会分子来说，商人的合作必不可少。商人花钱去买通工会的头头。作为回报，他可以从工会获得豁免权，他给工人的工钱连维持温饱都不够，而工会则睁只眼闭只眼，绝不多管闲事。这些交易达成的劳动合同满是“白纸黑字”。正当的工会组织在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那些条款，比如工资水平、岗位津贴以及劳动保护等，都被删掉了。唯一的约定是，此地工人已经加入工会，就是说，正当的工会组织休想再来保护他们。
　　事实上，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联合会达成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协定，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一些低收入工人被搞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所控制。只要这些地头蛇设法在一个公认的国际组织搞到一份许可证（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越来越难了，但并非没有可能），那么，正当的工会组织就休想介入其中，取消这些无赖组织工会的资格。许多工会会员认为，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要增加一项修正条款：如果正当的工会组织能证明某地的工会组织搞非法勾当，使得当地职工的劳动条件低于规定的标准，井水就可以犯河水。
　　最后，从事地下经济的虽然是些小工厂，每家工厂雇用的人员也就区区几个，但这并不等于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口总量无足轻重。如果把旅馆、餐馆、医院和血汗工厂的从业人员加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地下经济雇用的工人不下千百万。单是零售行业就有六七百万雇员没有参加工会，许多人挣的工资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例如，全国的杂货铺1961年的雇员数超过了125万，周平均工资为48.37美元。做工作服的服装厂员工总数约30万，大多数都是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他们的周平均工资也就45美元。
　　因此，在美国，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丰裕社会里，仍然有一个经济落后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从业人员被剥削的程度令人发指；他们没有组织，很多时候甚至不受联邦法律的保护。正是在这个部门里，残疾人，智力迟钝的人，还有少数民族，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在洛杉矶，这些人可能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西弗吉尼亚或宾夕法尼亚的非法工厂，这些人可能是清教徒。他们都是穷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或肤色，他们都是牺牲品。
　　1961年春，美国社会开始直面地下经济的问题。不过，当时人们认为，地下经济的问题并不值得为之兴师动众。既然这些人员没法组织起来自救，那么，要解救他们，唯一的出路是由联邦政府进行干预。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这一问题就和最低工资法案一块进行讨论了。美国劳联产联建议，最低工资法应覆盖650万新职工；肯尼迪政府提出的目标是覆盖300多万新职工，共和党及南部民主党联盟中的保守派则希望这一数字降低到100万左右。
　　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国会议员相互拉票，形成各自的攻守同盟，你投我的票，我投你的票，力争使自己支持的提案获得通过。为了争取国会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肯尼迪政府做了不少让步。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都能猜出政府的让步针对的是哪些人：穷人。洗衣工（总数在30万以上，根据美国劳动署的最新统计数据，他们的周平均工资是47.72美元）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将不适用最低工资法。政府的文件宣称，超过300万新职工得到了最低工资法的保护。不过，这些文件却只字未提这一情况，即有相当数量的新职工原本就是在工资待遇不错的行业，根本不需要最低工资法的保护。
　　在强权政治中，组织起来的力量说了算。正是那个美国，抛弃了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如同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每天挣26美元的人，被最低工资法有效覆盖了；每周挣26美元的人，不适用最低工资法。”福利国家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的好处最少，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又一次发生了。

二

　　从事地下经济的男男女女，绝大部分生来就是穷人。不过，还有一种贫困或许更为悲慘：家道中落，由富变穷。
　　这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
　　一个寒冷的夜晚（寒冬是穷人的死敌），我在芝加哥跟一群黑人职工畅谈。在我们碰头前没多久，他们还在一个肉品加工厂工作，是肉品加工行业职工工会的会员。当时，他们每小时能挣2.25美元，有各种员工福利，有病假工资，可以带薪休假，等等。除此以外，肉品加工行业职工工会是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做得最好的工会之一，他们为自己属于这样的工会而感到自豪（肉品加工行业雇用的黑人向来就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人们认为肉品加工的活很“肮脏”，也就是说，是黑人干的活）。
　　其中有几人在一家做圣诞树的工厂找到了工作，每小时挣1美元，没有别的员工福利。当然，那家工厂没有工会。每天都有好几名职工被解雇，而每周一的早上，工厂门前都挤满了人，争着应聘那些职位。
　　每小时1块钱已经够糟的了，然而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因素，更是雪上加霜。当他们在阿穆尔干活的时候，这些雇员觉得工作还有一定的稳定性；由于工会的存在，他们在工厂还享有一定的权利。厂子一倒闭，他们挣的工资少了一大半；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蒙受了羞辱。对这些黑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作为少数民族，能够获得这样好的工作、加入一个重视民权的工会组织，已经是够幸运的了。而如今，他们却被打入了经济底层，以前得到的那点好处全没了。圣诞树加工厂只雇用黑人，因为黑人很廉价，因为黑人能够“安分守己”。
　　跟我谈话的职工当中，有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她苦恼的并不是工资低，她最关心的是她“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上趟厕所，得经过上司的同意。一旦不服管教，随时可能被解雇，没有任何申诉程序或仲裁程序去保护她的权利。她人很活泼、能言善辩，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料，因此，她试图在工厂组织工会。多数职工联名要求进行工会选举，但全国劳动关系理事会推迟了选举日期。选举再也不会举行了。卖圣诞树的季节过去了，这些人又开始在街头漂泊了。
　　然而，这些血汗工厂的职工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他们每小时能赚1块钱，钱毕竟是钱，还是管点用的。和我聊的人中，有两个人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在这个工业社会已经过时了。他俩都40多了。1959年夏，这俩人下岗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俩人还是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其中一个说道：“我去应聘时，工作人员只瞧了我一眼，哈都没问，就直接跟我说，你太老了。”
　　其他人跟我谈起工厂倒闭时他们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办法很简单。工厂对岗位的技术要求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技术水平。应聘条件中，把岗位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的要求列得很是详尽。白人去应聘时，这些标准都不提了。黑人去应聘时，就原原本本的按规定执行。从技术层面看，这没有任何种族歧视可言。黑人被拒了，因为他们缺乏技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黑人。当然，那明摆着就是借口。
　　找了一年半都没找到稳定工作的那俩人，都经历了些什么呢？这俩人把他们的经历跟我说了。首先，“奢侈品”没有了：车，房子，分期付款买来的但还没付清的东西，都没了。接着，妻离子散（家道中落时，夫妻往往会离异）。最后，他们去领救济，正式沦落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司空见惯了。
　　在阿穆尔那些家道中落的工人中，相当部分是黑人。美国社会对贫困的态度，存在双重标准。美国人多少都有点盼着黑人穷的心理（他们深信黑人的境况在好转，后文将谈到这一点）。人们听到芝加哥穷人的落魄经历时，并不会大惊小怪。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心灵也不知不觉间中了种族主义的流毒，以至于大家都对贫困熟视无睹。
　　但阿穆尔所发生的一切，其根源却并非种族歧视，尽管这种状况由于黑人被歧视的缘故，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宾夕法尼亚，在底特律，同样的情形，每天都在发生。
　　哈维·斯瓦多斯有一篇精彩的报道，描述了他刚到宾夕法尼亚州圣密歇尔市时的感受：“来到一个小镇，看到镇上尽是成年人，真是件怪事。他们有的在狭窄破旧的街道上溜达，有的在角落里闲聊，有的倚在圣米歇尔饭店那几根表层都剥落了的柱子上。他们像在演戏，而不是在过日子。肯定出事了。”
　　那“事”发生在1958年4月24日。那天，马里兰1号矿井倒闭了。此后，有些矿工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但绝大多数的工人，却无所事事，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就会挖煤的煤矿工人，你说该怎么办？煤矿倒闭了，你让他去干哈？他身体强壮；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就一直生活在煤矿工人的社区里；他跟同事、跟这个小山镇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会挖煤，却很难找到发挥他一技之长的工作。
　　有些人在钢铁厂找了份工作，不久后又被解雇了。生产自动化让煤矿工人无工可做，这种过程正在向钢铁行业扩散——他们被逼得无处安身。其他人则在医院和福利机构当护工，给大商场看门，做仓库管理员，挣的工资只是他们以前工资的零头。
　　然而，这种经历又一次让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折磨和摧残。正如斯瓦多斯写的那样，“那么多工人为自己而自豪，他们临危不惧，吃苦耐劳，敢于斗争，喝酒爽快，爱得轰轰烈烈。这些人现在学起了做家务，做起了家庭主妇，真是莫大的讽刺。”
　　因为，矿工向来就是各行各业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行当。他们住在偏僻的小镇，就像大海里的小船一样与世隔绝。他们以身为矿工而自豪，朝气蓬勃，充满干劲。他们的工会斗争由来已久，斗争也很残酷，有时甚至达到了内战的程度，就像广为流传的哈兰县的工会斗争那样。他们生活艰辛，但这也让他们懂得，他们能经受住生活的磨炼。而现在，工作没有了，自豪感也没有了。
　　在这些矿区，有不少小服装店，他们不受纽约州的工会组织的控制。服装店的工资少得可怜，一心想招失业人员的妻子做工。因此，矿工做起了家务，在酒馆里厮混，而妻子则成了养家糊口的人。
　　在底特律，人们能看到该进程的另一部分：它不属于阿穆尔那样的少数民族贫困，也不像煤矿工人那样因为整个地区萧条而陷于贫困。发生在底特律这个大都市里的，是家业败落，沦为穷人。
　　1956年，派卡德公司关闭了底特律的一家工厂，导致近4000人失业。参议院失业问题委员会的一项专门研究描述了这些失业下岗人员的经历。报告题为“想工作已太老，想退休还太小”。
　　派卡德公司关闭工厂时，一些员工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少人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在厂里干了好些年，以厂为家，爱岗敬业。其中有些人尤为心酸，他们觉得工厂之所以倒闭，完全是因为公司降低了产品标准，产品质量不行了。他们在1956年就下岗了，但其中许多人到1960年经济衰退的时候还是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境况最好的是那些既年轻又有一技之长的工人，他们的平均失业时间“只有”5个半月。年轻的半熟练工人的平均失业时间是7个半月，上了年纪的熟练工人平均失业时间是8个半月。最后，“年老的”半熟练工人（比如45岁以上的机器操作工）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年多。年老的非熟练工的平均失业时间是14个月。
　　这些人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种可怕的沉沦经历。在找到工作的那些人中，工作比以前的差的占了近四成。熟练工干的是半熟练工的活，甚至是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的活。这些找到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没有沦为穷人，尽管地位下降了，不太光彩，但还可以维持温饱。然而，有些上了年纪的工人，非熟练工，还有黑人，都在20世纪50年代末沦为穷人。他们来自一个工会组织健全的、工资相对较高的行业，结果却陷入了穷途末路。
　　因此，底特律发生的一切，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圣米歇尔市以及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所发生的一切，本质上是一样的。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在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发达、能够让每个公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里，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却越来越糟。有些人一步退回到福利国家建立前的状况，生活艰辛。不少人虽没有沦为穷人，日子也大不如前了。
　　下节将从各个方面对美国工业的这一发展进行更精确的描述。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用的主要是个别人的个别数据，统计数据用得不多。就像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心理剥夺是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穷人来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被抛弃了。到那个时候，丰裕社会就不再是一种现实，不再是一种希望，而是一种讽刺了。

三

　　在另一个美国的贫困人群中，因家业破落而被社会抛弃的人，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例。
　　上文曾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失业的影响。行业巨头因股市崩盘而受到重创；小企业因经济萧条纷纷倒闭；白领也像其他人一样失业下岗。由于这种经历，人们对“好日子”就有了这样的定义：如果统计数据表明就业人数比以前多了，经济就繁荣了；反之，如果就业人数减少了，失业人数在4000万至6000万之间，就说明经济衰退了。
　　然而，上述定义容易让我们忽视一种新情况。今天，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或者可以说事实就是这样）：就业人数上升，消费增多，生产红火，而局部地区或某些行业却会陷于萧条。在全社会都很繁荣的时候，有些职位会衰败，有些地区会没落，有些行业会凋敝。人们熟知的那个美国，生活水平持续走高；而在另一个美国，穷人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
　　哈佛大学的约翰·邓洛普教授有一个很好的分类，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认为，30年代的失业是大众失业，而战后的失业则是阶级失业。经济运行会让某些群体喝西北风，而其他人则享受繁荣。
　　出现阶级失业时，下面这条法则就灵验了：最好在大家都穷的时候穷。保守派及其他反对联邦政府的政策措施的人，可能会指着统计数字说，美国的生产水平和就业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普通百姓可能会觉得，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受萧条冲击的那些阶级，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
　　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于贫困的那些人，主要来自搞批量生产的行业。根据美国劳动统计署的统计，1929年蓝领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9%，白领占41%。到1957年的时候，蓝领工人的比例降至47%，而服务业从业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则升至53%。这些数字形象地表明，当国民经济总体在增长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却在减少。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变化表明美国正在走向没有阶级之分的经济民主社会。他们说，美国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他们忘了一点，即有些工人从蓝领变成白领，是向下流动，当这些工人从有工会保护的工业企业转到没有工会保护的服务行业时，原先的收入、劳动条件和自豪感都没有了。这还是人们的眼光问题。蓝领工人越来越少，阶级之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然而，阶级出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却还在继续，有些情况下甚至变得更为严重。
　　1960年，美国政府宣布，20世纪50年代就业高峰时失业的那些人，五分之一来自于长期不景气的行业和地区。在那个时候，蓝领工人的失业率几乎是白领工人的3倍。在经济萧条地区，高达四分之一的失业人员失业长达半年之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拖儿带女的成年男子。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2.5~3倍。
　　美国劳联一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用一些简单的数字来说明失业问题的阶级性：1953年至1959年间，美国经济搞掉了150万蓝领职位，占到职位总数的11%；与此同时，文秘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数增加了约60万。
　　在此期间，人们认为“正常的失业率，一直在上升。1949年的经济衰退过后，失业率为3.1%；1954年的经济衰退过后，失业率达到了4.3%；国民经济走出1958年的低谷时，失业率为5.1%（1961年经济开始“复苏”时，失业率接近7%）。短短10年间，1958年“正常的”失业率就与1949年经济衰退时的失业率持平了。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上述失业数字包括长期失业人员在内——理解美国的贫困文化不能忘了这一点。一名工人，失业几个星期，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如果失业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这种打击可不小。它使人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随时可能陷入贫困的泥沼。劳动统计署的话虽然枯燥乏味，但也不失准确：“总失业率的小幅上升的原因，在于长期失业的相对较快增长。”
　　一旦萧条的厄运降临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也就失去了生机。税基萎缩，公共服务衰败，民心渙散。低报酬的行业可能会乘虚而人，但其目的只是浑水摸鱼，从中渔利，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什么都不会发生。接着，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因为该地区穷、死气沉沉，制造商不会在那里投资设厂；由于没有工厂，那个地方变得更穷了。我们再引用劳动统计署的话，“然而，某地区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会反过来决定它能吸引哪些企业来投资”。更简单地说：没有任何企业，尤其是大公司，会来这个鬼地方投资。
　　1961年，美国国会曾讨论过此问题。与它向来为解决那些活在经济底层的人的问题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一样，国会为解决这些由富返贫的人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够。为了表示对这些人的关怀，国会拨了一小笔钱，用于对个人进行再培训。国会的政策重心是提供贷款，帮助萧条地区发展工业。根据提出该法案的行政部门的分析，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并不够用。除此之外，更要命的是缺乏地区发展规划，对于经济萧条地区日渐弥漫的消极悲观情绪，也没有出台任何有效的办法。
　　到写作本书时止，那些刚被抛弃的人，跟先前被抛弃的那些人一样，前景凄凉——有足够的行动能力的联邦政府，未能出台有效的方案。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的话，结果将是另一个美国的扩张，更多的人沦为穷人。
　　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说，解决穷人的办法很简单。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变穷。他们的建议归结起来就俩字：走人！然而，这主意令人啼笑皆非。穷人一般都是那些无法自救的人。深受阶级失业之苦的那些人，正是那些走不动的人。
　　在经济萧条地区，失业把拖儿带女的已婚男子害慘了。失业把那些被视为市民楷模，一辈子省吃俭用攒钱买房的老工人也害慘了（统计学家说，“拥有住房，也许是阻碍劳动者从劳动力过剩地区迁出来的最大障碍”）。失业还连累了半熟练工和非熟练工，这些人即使迁走了，也找不到好工作。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先被当做优势的东西，现在倒成了缺陷。“二战”结束后，许多人为工会争来的各种“附加”福利而欢呼。他们以为，这为工薪阶层提供了稳定的保障，以后他们年年都能有稳定的收入。的确，这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当某一地区或行业变得不景气时，这种做法的负面后果就显现了。由于这些附加福利，尤其是由于养老金体系，主动放弃职位的员工越来越少。加州大学的阿瑟·M·罗斯曾提到我们这种“产业封建制”，将工人与其工厂捆绑在一起的体制。
　　工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统一矿工协会的合同规定，职工要想在年满60岁时每月领取100美元的退休金，他就得在过去30年内干满20年。按照规定，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去别的公司，甚至不能去同一家公司的另一厂矿，除非碰巧该厂矿缺少矿工（20世纪50年代，矿工的数量减少了整整一半：从441631人降至218600人）。
　　工矿倒闭了。只需要再干一两年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的人，呆在那里不动，成天盼着有朝一日复工，他能干满20年，拿到养老金。如果一名职工已经干满20年，他往往会在家里等下去，直到他可以领取养老金。这两类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人也变得日益懒散，无所事事。
　　在这一案例中，就像在另一个美国经常看到的那样，以前取得的进步变成了现在的包袱。养老金计划本来是为了给个人带来保障，让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现在却变成了束缚工人流动的枷锁。它把工人与公司的命运、与行业的命运、与地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它阻碍了工人的流动——如果流动有助于改善工人状况的话。
　　最后，还有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让人们走不开。也许他们有孩子在上学，不忍心因为举家迁移而让孩子远离自己的小伙伴；他们也许像矿工一样，有自己的帮派，或者他们是少数民族群体，无法想象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外人在乘车路过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钢铁小镇时，很难想象有人竟然会依恋这些满目疮痍的荒山野岭。然而，事实却正是如此。
　　简言之，生活富裕的中产阶级市民开的简单处方，“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迁走，想必就是因为好吃懒做。”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他们的无知。人们之所以没迁走，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时候，即使他们去了别的地方，生活也不会有啥起色。这些人并不是因为经济周期而暂时陷于失业的境地。他们的命运与所在的行业息息相关，如果行业没落了，往往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
　　那么，为解决这些问题，福利国家和工会组织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与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前的状况相比，与产业工会兴起前的状况相比，这些工人的状况的确改善了不少。不过，当我们在说“是”的时候，应当有所保留，那些最需要保护和缓冲的人，得到的保护和缓冲却最少。那些摔了跟头、极有可能坠入贫困深渊的工人，社会给他们的支持却恰恰最少。
　　在工业国家中，组织起来的劳工有政治力量，失业补偿的水平一般都较高。而在穷得一塌糊涂的落后国家，失业补偿的水平往往较低。哈佛大学教授塞穆尔·哈里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失业补偿金占劳动收入的比例低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水平。不管怎么说，进步还是有的：屋顶不会一下子塌下来。
　　在20世纪50年代，约有半数失业人员能够获得这些福利待遇。另一半失业人员却什么福利也没有（他们的职业不在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内；他们干的都是零碎活，失业前的连续工作时间往往不到1年，不具备领取失业补偿的条件）。吃香的技术人才可以用这笔钱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其他人则可以在陷入贫困前暂时喘口气。
　　根据保守派的想象，当人们生活困难时，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领取政府的救济金。事实却是这些人并没去找政府要救济。这些先富后穷的穷人，在三四十年代曾经奋斗过、成功过。他们有他们的骨气，他们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去领救济。参议院对派卡德公司关闭的那家工厂的调查表明，即使是那些失业已经1年以上的人，也还是不愿去申领救济金。他们宁愿去找份工资少的可怜的工作，宁愿技能生疏，宁愿蒙受羞辱，也不愿去领取救助。
　　那些走投无路，最终迫不得已去接受救助的人，如果他们曾经在繁荣时期努力工作、表现良好的话，将会别样的落魄。要领取公共救助，他们可能必须将住房的留置权拱手交给政府，或是声明死后的财产充公。美国人为了能让子女过得好一点而努力储蓄的梦想，就这样被官僚的迷宫弄得粉碎。
　　如果继续开历史的倒车，如果那些曾经致富的人继续被社会抛弃，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穷人还将继续增多。

四

　　1960年6月，位于奧克拉荷马城的阿穆尔工厂倒闭了。看看工厂倒闭时发生的那些事，可以让我们对上述统计数据有更切身的体会，也可以帮我们把各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串起来。
　　工厂倒闭时，厂里还有325名员工。由于工厂一直在裁员，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员工”（76%在40岁以上）。这些员工最头痛的问题是他们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借贷消费热。工厂一宣布倒闭，借贷消费这种扩大消费的魔法立马就破产了。例如，信贷联合会明白，这些人可能会失业很长一段时间（其他肉品加工厂关闭时，借贷人也懂得了这一点）。债务从解雇补偿金里扣除了。
　　325名员工中，几乎每个人都债务缠身。其中265人的平均负债超过900美金。经济繁荣时，负债是件喜事，它表明经济充满活力。不过，现在负债可不是件好事。失业补偿制度规定，领取失业补偿的等待期将根据解雇补偿金的总额来计算。然而，当把欠款扣除以后，实际支付的失业补偿金往往不到理论上可以领取的金额的一半（如果工厂的员工更年轻、债务负担更重，问题还会更严重）。
　　这些员工曾跻身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产阶级”的行列。有房的有100多人，其中有的还付清了抵押贷款。许多人最近才买的房，因为阿穆尔工厂在倒闭前没多久还曾宣称，工厂即将扩张。对那些债务缠身的有房族来说，要不要迁走就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有人对半数员工做了一次调查。调查发现，这些员工准备打点行装，另谋他就。后来发生的情况是，没人能在相邻各州的肉品加工行业中找到稳定的工作，因为很多厂子都在裁员（1956年至1959年3年间，肉品加工行业就永久失去了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即使对那些能够迁移的人来说，迁移也不是办法。
　　奧克拉荷马城的绝大多数人，不再能找到正式的工作了。在东圣路易斯，情形也类似，工厂倒闭8个月后，50%的员工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在法戈，三分之一职工在1年之后还是没找到工作；在芝加哥，失业16个月之后，找到稳定工作的还不到一半。
　　这些就是被社会抛弃的新人，他们因养老金而受到惩罚，因借贷而遭罪，因有房而被连累，因储蓄和安居乐业而受苦。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然而现在却进入另一个美国，沦为穷人。
　　原先活在经济底层的穷人，经济萧条地区和行业的新穷人，这些就是美国城市中主要的穷人。
　　迄今为止，事实表明，这些群体都没有从福利国家获得好处。如果他们能侥幸活下来，如果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大多数人对未来都不抱什么希望。像大多数美国穷人一样，他们也不能自救，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曾详细记录了这些被抛弃者的困苦。国会的听证会和政府的统计数据无疑都把他们的困苦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在政府调查了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之后，在查清了这些人需要哪些帮助后，社会却把他们抛弃了。它出台了最低工资法，然而力度有限，把一些身处经济底层最需要帮助的人排除在外；它通过了一项振兴萧条地区的法律，但根据该法提出的标准，却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于事无补。
　　结果，被抛弃的城市贫困人口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还苟且活着。在本书出版后很久，过了40岁的老员工，在经济体系中站错地方的已婚男子，没有技术或学错了技术的人，那些入错了行或上了差学校的人，还在丰裕社会中活着。
　　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还将继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