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六章 民主在法国的革命复兴
引言
本章所要描述的是法国革命的背景和条件，确定其主要阶段，对主要事件提供一个宽泛的编年记述，概括法国革命在民主重新崛起中所起的世界历史性作用。法国革命涉及了：1787—1789年经济和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6月20日由平民阶级建立的国民议会；7月14日起义者攻陷巴士底狱；8月4日正式废除封建主义体制；1789年8月26日发布《人权宜言》；通过自由主义的1791年宪法；同奥地利（始于1792年4月）、荷兰和英国（始于1793年2月）的战争；1792年9月雅各宾派崛起，其间，1793年6月的宜言和宪法流产，标志着革命的民主进程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推翻了王室统治，国王路易十四于1793年l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失败，保守的但不是反革命的热月党人于1794年7月开始执政，其高潮是1799年波拿巴掌握大权。
法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只在一定范围内对法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力，资产阶级本身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尽管不是作为一个统一体，而是作为一个内部有社会差别和政治宗派的阶级，它还处于其历史形成的初级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它也是一次真正的民众革命，包括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到18世纪90年代估计约有2,800万人参与（Lewis，1993：73）。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革命最无争议的特点，是民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在专制或是民主体制下，国家一般是凌驾于民族之上。决定历史的是那些业内专业人士——国王、大臣、官僚、议员、记者们。但是，一旦到了民众不能再忍受旧秩序的关键时刻，民众便会打破阻碍他们的政治藩篱，抛弃他们的传统代表，亲自参与而创立一个新政权的根基。
（Trotsky，1980a：xvii）
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众集体行动对政治事件发生、发展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了。虽说英国革命为民主的历史性复兴起到了先锋作用，但它拥护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只是少数有产男性精英的民主权利。美国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引领的，而不是因下层的民众不满和反抗所推动，民众在独立战争中起了各种重要的、却是辅助的作用。法国革命则是在关键时刻由农村和城市的民众所推动，宣告了普遍人权，直到今天都被列入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宪法中，神圣不可侵犯。此外，法国1789年至1794年建立了代议制民主共和国，奠定这一革命性成就的自由主义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国际性影响，最后是世界性影响，被其他国家追求民主的社会政治力量所吸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背景与条件
封建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危机，使专制君主体制在法国崛起。这里不加赘述，我们主要讨论革命爆发前夕的背景。
阶级、僧侣、君主
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僧侣（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社会中的其他人（人口中绝大多数）集体属于第三等级。阶级结构极为复杂，因为在先进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的环境中，产生了各种新生的资本主义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封建主义阶级（贵族和农民）不再是纯粹的封建化了，而且资本主义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不是纯粹的资本化了（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不过，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些阶级之间的界线，还是可以分清法国革命之前及之中的各个主要阶级的。虽然当时这些阶级的成员经常明确承认阶级界线的存在，但还是常常有点模糊不清，历史分析家们很难分得一清二楚。
在18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分为：贵族，居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财富源于拥有土地和国家官职；农民，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在田地里干活生产粮食，需交清租子及其他许多封建税收和什一税等，还得养家糊口；新生的资本主义阶级，或称资产阶级，财富源于商业、金融、法律、专业技术和初级制造业活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由小商贩、工匠组成；还有无产阶级，由挣工资的劳动者组成，还处于一个独立阶级的早期阶段。正像吕德所说：“我们可以把法国18世纪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金字塔，塔顶是王公贵族；塔腰为‘中产’阶级，或称资产阶级；塔基是‘底层社会’，由农民和城市中的商贩和工匠组成。”（Rude，1988：1）虽说这一描述很准确，但对18世纪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还有一种更为详细的说法：贵族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线，要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新生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界线清楚得多。
组成社会第二等级的贵族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群体：传统的“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后者由资产阶级中的富有成员组成，他们是花钱从皇家官僚体制中购买官职而得到的世袭贵族头衔。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贵族的大部分收入有两个来源：领地的税捐和担任国家官职的俸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贵族很大程度上是不直接缴税的，他们抵制针对皇家部门官员的各种改革，这会加重他们的税收负担。
贵族和君主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和冲突，因为专制国家从16世纪到18世纪在榨取剩余价值方面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一方面，贵族依赖君主于15世纪战胜了农民，镇压了农民起义，通过别的渠道来剥削农民（收税和包税）；另一方面，这又促使贵族和君主间的冲突一再发生，因为他们都在争抢农民生产的有限的剩余产品。穆尔斯认为：
专制国家的治理具有双重特性：当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其他成员争夺包括地租和税收在内的农民的剩余产品时，它就在生产关系中扮演起阶级角色；但当它通过把竞争者吸收进税收/官职结构中而底得他们的效忠时，它又被看成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积累财富的卓越机器。
（Mooers，1991：56）
由此可见，税收和当官应当是冲突的中心焦点，这一点都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只是贵族、上层僧侣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特权阶层”同君主之间的冲突，也是特权阶层内部的冲突，贵族和资产阶级富有成员都在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贵族封授和赚钱官职的任命。
虽然一般而言，僧侣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等级，但实际上，僧倡的上层则是贵族的一部分。的确，正如吕德所说，他们享受着比贵族中其他成员更高的特权，因为他们享有同其他地主一样的来源于地租和税捐的收入，而同时则缴着很轻的国家税赋（因向财政大臣经常送礼而被免税），此外，他们还从什一税上得到额外的收入（可能占土地产出的1/12）（Rude，1988：3）。不过，大多数僧侣并不特别富裕。多数神父的生活标准与农民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大大低于贵族主教的奢靡生活水平。曾有一位神父说道：“主教扮演着贵族的角色，在猎狗、马匹、家具、仆人、食品和车辆上大把花钱，而教区神父则买不起一套新法衣。”（McGarr，1989：18）僧侣中极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导致了神父和主教之间严重的观念和政治冲突，在革命过程中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法国革命期间以及1789年的前几年，还没有像今天先进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具体原因是，资本主义还处于在封建主义末期的发展萌芽阶段，当时的封建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富裕的上层资产阶级，尤其在最初阶段，是通过金融或商业活动发财，而后再购买上地和爵位这样，他们就同贵族同流合污了。因此，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资产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某些成员在旧政权的结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里，或多或少地分享到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或通过占有土地财富和领地权利，或通过担任国家行政官职，或通过占有在传统商业和财政领域的领导地位。
（Soboul，1977：16）
正像英国的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着同贵族和王室最为密切的关系一样，在法国，“同商业资本主义有联系的这些资产阶级成员，也很快成为妥协方案的支持者”（Soboul，1977：16）。
在资产阶级底层和小资产阶级上层之间，有看得出但还不是十分清晰的差别。尽管事实上，“在旧政权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团体集结于第三等级的名头下，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中下层资产阶级则是居于小资产阶级或无套裤汉之上（Soboul，1977：18）。索布尔强调，虽然手工艺品生产和零售分配系统产生了一系列精细社会分类和等级，但是在等级制度顶层，这些几乎感觉不到的差别则变成了明确的分界，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离，或是基于“他们生意的大小，或是由于同自由职业的关系，或是因他们所从事商业的特殊权利和规则”（Soboul，1977：19）。还有一些区别值得一说：
法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存在。许多地方生产仍然控制在工匠、独立生产者和商贩手中。但工匠阶级则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法律社会地位；无以数计的等级将中层资产阶级同手工劳动的“小人物们”划分开来。
（Soboul，1977：17—18）
小资产阶级或无套裤汉是那些小店主、单干的工匠、小商小贩。麦克加尔一语中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其社会力量比今天要大得多”（McGarr，1989：24）。这一群体在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小资产阶级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他们同农民一道，卷入了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冲突的风暴之中。
尽管多数农民同样经受肴贫困的折磨，但如果认为农民的社会地位没有差别，那就不对了：吕德认为，农民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到了旧制度结束的时候，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家庭直接拥有土地——较少的人是村中的富户，一些人是相对富裕的自耕农，其他人……则“穷困潦倒，只有很少的土地，却有一堆孩子”。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农民是贫穷的、利益分成的佃户，他们没什么钱，生产出的粮食要同地主五五分成；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农民则是没有土地的苦工或佃农，靠干活挣钱，租一小块土地。
（Rude，1988：2）
虽然有这些差别，但毋庸置疑的是，到18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坚决反对他们意识中的封建主义——那个体制很复杂，苛捎杂税花样繁多，什么领地税、教堂什一税以及国家税，等等。农民们反对封建主义，时不时要发生群体性反抗，他们恨透了封建主义，因为：
法国农民承受着沉重的债务：他们要向教堂缴纳什一锐；向国家缴纳租税（因收入或土地而缴的直接税）、二十分之一税（税收占收入的1/20）、人头税（按人收税）和盐税。不管信不信教，都要为居住地的领主承担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役和税费，包括强迫劳役（修路时的强迫劳动）、租金、实物地租和售地金（转让土地时所缴之税）。
（Rude，1988：2）
风调雨顺的时候，粮食丰收，农民们日子过得还凑合。但到灾荒之年，粮食歉收，饿浮遍地，大多数农民就一贫如洗了。
为什么社会紧张和冲突在法国如此剧烈，为什么会引发一场革命？部分原因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
充满了各种矛盾。因为法国的君主体制虽然理论上是专制独裁，但实际上带有自我灭亡的种子；贵族虽然享有特权和财富，但一直对当不上高官而大生怨恨；资产阶级虽然越来越多地享受到了财富，但得不到社会地位和相应的参政权利；农民（至少有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接受教育、自力更生，但他们依然被认为是驮粮的驴子，缴税最多且倍受歧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和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严竣。
（Rude，1988：1—2）
启蒙思想
像所有革命一样，法国革命最终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长期、短期因素引起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尤其还要有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社会不满和势气低落，才能发动革命。要想让社会各个阶级的不满和野心聚合起来，那就必须有某些一致的思想、一种表达希望和发出抗议的共同语言——简言之，就是一种共同的‘革命心态’”（Rude，1988：7）。在这方面，托洛茨基的分析十分透彻：“革命事件的动态是由各个阶级快速、紧张、热烈的思想变化直接决定的，这在革命之前就早已自我形成了。”（Trotsky，1980a：xviii）这一分析十分重要，有利于弄清楚法国革命的实际变化和启蒙运动各种思想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孟德斯鸠（特别是关于法治和君主立宪制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卢梭（公民积极参与决定公众意愿、少数服从多数、主权在民、行政和立法分权、人民不可剥夺的更换政府的权利）、伏尔泰以及其他人的理念，在革命前的40年中广为传播。麦克加尔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
虽然许多此类的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不是神父就是贵族，但他们的理念整体上表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启蒙思想家所表达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就是自由——即不同于专制权力的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实现自己才智的自由，换言之——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理念慢慢渗入到法国各地兴起的学术机构、读书社、公共图书馆以及巴黎上层社会的时髦沙龙。当革命的风暴来临之时，旧秩序的观念早已被启蒙思想所摧垮，适合资产阶级新社会的思想框架业已就位。
（McGarr，1989：20）
这些思想在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出现、发展和应用，其具体形态超越了本书的范畴。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1780年代晚期，法国资产阶级自我意识到需要发动一次革命，于是就以卢梭‘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正义思想，来反抗贵族和君主专制”，而且“‘下层社会’——尤其是巴黎的无套裤汉——吸取了教训，从自由主义贵族、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了革命新思想，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有时甚至改造出了更好的思想，比以前导师们的思想还要高明”（Rude，1980：36）。
革命的长期和短期原因
法国在1789年为什么发生革命，没有一个确定和公认的解释。但是，人们清楚地知道，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长期转变及18世纪80年代后半段涌现危机的短期原因，都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另外，还需要重点分析法国面临的外部势力（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吕德认为：
那么，法国革命似乎是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合力所造成的结果，这些因素源于旧制度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冲突。其中起作用的有：农民、市民和资产阶级长期的不满；富裕的和“中间部分”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失望；政府治理的无能与失败；真正的“封建势力的反作用”（或至少被认为是这样）；特权贵族的索取和不妥协；极端理念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经济和金融大危机；国家破产、贵族反叛和人民造反接连发生。
（Rude，1988：10）
让我们再从更深的层面来分析这些现象。卡利尼科斯认为：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累积效应。每一次革命都会为下一次革命改变条件。所以，英国革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扩张主义国家，从而给法国君主增加了压力，法国不期然卷入了同其他欧洲大陆强权的军事和外交对抗。
（Callinicos，1989：141）
所以说，法国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了第一阶段的革命，财政危机是法国1778年至1783年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直接后果，法国参与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法国显然在不断失去竞争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竞争不过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和荷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法国不仅打输了七年战争（1756—1763），而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在经济上毫发未损（尽管军事上败北），而法国在经济上则伤痕累累（尽管军事上获胜）。麦克加尔说得虽有点不留情面，但也是恰如其分：“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几无法同资产阶级国家英国和荷兰竞争，是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最后导致了革命。”（McGarr，1989：27）
但是，一味强调是外部原因造成了革命的危机，那就大错了。当时的法国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尽管制造业也有所增长（大多以包买制为基础），国际贸易也在发展。然而，法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远比不上英国。正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榨取剩余产品的国家强制系统一直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引进新的农业技术的一大障碍。新的农业技术可用于更为集中的土地所有制，而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农业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法国经济生产不出剩余产品来支撑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进行军事竞争，这也导致经济动荡和危机。确实，吕德强调说：
就是在旧制度结束的那几年，农业的普遍繁荣黯然失色了。这种变化有两个阶段。1778年以后……发生了经济衰退，结果价格下跌，不断波及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但酒类和纺织品领域达到了危机水平……后来，紧接着周期性衰退，又突然发生了1787—1789年大灾荒，结果粮食欠收、食品短缺。到1789年仲夏，法国北部的小麦价格两年内涨了一倍。
（Rude，1988：6）
无数农民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的产品价格大幅下跌，而食品价格则大涨。危机扩散到了工业领域，失业人数剧增。工人工资跟不上食品价格增长的幅度。这让我们注意到，到18世纪80年代，社会对抗在阶级关系的不同层面普遍存在，而经济危机则又推波助澜。在革命发生的前几年（当然还有革命期间的不同时期），农村和城市中的广大平民承受着食品价格的一涨再涨，这极大地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食品价格猛涨，挣工资的工人和普通消费者甚至买不起每天所吃的面包了。这样，农民和城市中的工匠和工人——更甭提制造业工人了——被汇聚到了一条战线，共同仇视政府、地主、商人和投机者。
（Rude，1988：7）
不只是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对旧制度的敌视与日俱增，同时资产阶级的不满也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君主严控国家官员的任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贵族的压力，这就激起了民愤。随着旧制度走向终结，资产阶级的成员“在政府和贵族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受尽了轻视和屈辱”（Rude，1988：7）。
事件回眸
革命本身可分为四个阶段：1787年至1789年5月贵族发动叛乱；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通过了1791年自由主义宪法；1792年9月至1794年7月，雅各宾派兴起与败落；1794年至1799年，热月党人上台，与革命相左，但并不是反革命，结果导致了波拿巴政变。
贵族反叛
如前所述，法国君主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也破产了。这就迫使财政大臣想方设法改革税收体制，并收紧国家开支。结果，“贵族则是群起保护他们的特权”（Soboul，1977：97）。1783年，卡隆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主计长，起初是继续执行其前任借款填补财政赤字的政策。贵族控制着法国社会中绝大部分财富，很大程度上他们不用为财政赤字掏腰包。而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榨干了，因为在18世纪税收一涨再涨，革命之前食品价格又大幅上涨。1775年，面包价格上涨，曾激发了一次人民大起义。显然，在18世纪80年代的中晚期，任何大幅增加税收的行为都会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如此境况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一视同仁，向所有法国人收税，而不分高低贵贱”（Soboul，1974：99）。卡隆提出进行小规模的税收体制改革，其重点就是“直接土地税，或‘领土补偿金’，无一例外地向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Lefebvre，1962a：98）。卡隆很清楚，这一措施肯定会受到多数贵族的拒绝，为了确保实施，他亲自组成了一个144人的贵族团体，包括“主教、拥有土地的大贵族、议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国家官员，还有省级和市级委员会的成员”（Soboul，1974：101）。
不出所料，即使这一精挑细选的贵族团体在1787年2月22日举行会议时，也不接受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他们坚决维护现有特权，宜称“他们无权赞同增税”，国王应该召集三级会议开会讨论并解决财政危机（Lefebvre，1962a：99）。贵族主导的其他政治团体很快步其后尘。随着贵族的抗议，巴黎和各省的最高法院同样也不让步（Soboul，1974a：102）。这些最高法院不像英国的有财产的选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但完全是由贵族组成的议会团体。国王法令和法律在地方推行实施之前，它们负责将其登记在册。它们也是最高层级的法院，管理、裁定和实施针对贵族社会底层的复杂的封建法律和税收。当贵族在某些事项上强烈反对国王的时候，贵族就会利用最高法院来规劝国王。
王室拒绝召开三级会议，引起了贵族的反叛，叛乱席卷全国各地，将近一年动荡不宁：“叛乱最后结束，王室失败，最高法院和贵族取得了全面胜利。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被迫让步，同意召集三级会议（‘特权阶层’希望通过召集三级议会，将危机转嫁到百姓身上）。”（Rude，1988：9）果不其然，就在贵族们将自己的负担转嫁到第共等级的企图显而易见的时候，民众对贵族的支持很快烟消云散了。
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
贵族叛乱迫使国王于1788年8月8日宣布，将于1789年5月l日召开三级会议的大会。而实际上晚了几天，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召开。在调停的这几个月期间，“特权阶层”和平民大众都积极参与到热火朝天的政治活动中。贵族，极想得到有利于自身的、能够渡过困扰国家的财政危机的解决办法；资产阶级，一心想参与和影响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新生的工人阶级则努力寻求减免和“封建主义”有关的苛捐杂税（在革命之前的几十年，苛捐杂税越来越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封建复辟）。
选举产生三级会议：
集中暴露了社会表面之下的各种怨恨和不满。这迫使各个阶层和团体开始筹划让法国走出僵局的办法。重要的是，即将举行全国性“选举”。其实，大部分人有权参加各种大型会议，在会上可以提出自已的诉求，并选举代表参加上一级团体。
（McGarr，1989：28）
这就是说，各个城镇和乡村的人被召集起来，讨论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数以百万计的人满心希望，三级会议的选举结果将会带来美好的变化（McGarr，1989：28—29）。
“特权阶层的男性拥有直接选举权，而第三等级的代表则是通过限制极大的公民权和极为复杂的间接选举体制选出来的。”（Rude，1988：37）毫无疑问，“这种体制也肯定是有利于城市中有一技之长的资产阶级，他们主导着第三等级中的议事和选举”（Rude，1988：37—38）。所以，第三等级选举的代表几乎完全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三级会议于5月5日举行大会的时候，“古老的封建结构在资产阶级面前耀武扬威。国王要求各个等级穿着得体、分开进场——第三等级是最后进场”（McGarr，1989：30）。三个等级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他们是该一起开会，还是分开开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三个等级分开开会，前面两个等级总会在选举中战胜第三等级，即使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超过那两个等级的一倍。根据索布尔（Soboul，1974：127—128）的研究，第一等级（僧侣）有291名代表，第二等级（贵族）有270名，第三等级则有578名。麦克菲（McPhee，2002：50—51）提供的数字略有不同：在凡尔赛开会的代表共有l,231名，第一等级303名、第二等级282名，第三等级646名。据琼斯（Jones，1995：54）说，在选举三级会议的时候，“1789年只有11万到12万人，或者说25,000个家庭拥有固定的贵族身份”。这也就是说，“大约0.4％的人口可以合法地拥有贵族地位，这一比例同僧侣的数量相当”。即使这估计得太低，但僧侣和贵族合起来也没有超过总人口的2%，而他们的代表合起来（585）则占据凡尔赛开会代表人数的47.6％。只有针对税收问题的投票，是根据人头计算。而对法律问题，则是一个等级一票，因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就要以2：l战胜第三等级了。所以，三个等级是一起开会、投票，还是分而行之，激烈争论了5周，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权力之争。
在与会代表争论不休的过程中，国王没有明确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
法国君主在破产前夕屡受反对派贵族的袭扰，因而想通过举行三级会议来渡过难关。但是，君主专制体制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是贵族，他们想通过恢复王国的古代法律，从而得到治理国家的实权；二是那些信奉启蒙主义新思想的人，他们希望治理国家之行为受到监督。此时此刻，法国君主一筹莫展了。对于事态发展无能为力，君主只好逆来顺受，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步，直到最后革命爆发。
（Soboul，1974：117）
从根本上说，是国王过分沉迷于专制权力，对贵族的封建特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不能巧妙地过渡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同时，危机在加重，民众在反抗，整个社会在动荡：“在巴黎市内，面包价格差不多比正常时期涨了两倍；在圣安东尼郊区，发生了流血骚乱；在乡下，农民们把言辞变成了行动，他们拦截了食品护送车辆，抢劫了市场，捣毁了禁猎区。”（Rude，1988：40）在是否一起开会的问题上，第三等级同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没有达成协议。与此同时，第三等级日益得到民众的拥护。于是在6月17日，第三等级单独宣布组建国民议会，邀请其他等级的代表参加（第三等级举行投票，491票赞成，89票反对）。资产阶级做出了第一个革命举措，紧接着发布了两条法令。一条规定：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不管以任何原因解散，都要取消所有现存税收；另一条规定：宪法颁布之后，公共债务不再由地方征收，而是由国家作为整体来强化和管理（Rude，1958：41）。
随后，很快于6月20日举行了网球场宣誓，第三等级的所有代表（有一个例外）宣读誓言，确保国民议会绝不解散，直到新宪法诞生。
由于来自宫廷不同宗派的建议相互冲突，国王对形势依然摇摆不定。最后在6月23日的宫廷会议上，他宣布，“国王希望国家三个不同等级的古老制度应该完整保留，这与王国的宪法精神基本一致”（quoted by McGarr，1989：31）。实际上，“路易十六是命令三个等级分开举行会议，否决了第三等级的法令，但同意财政平等原则，明确规定‘什一税、地租以及各种封地和领地的捐税’保持不变”（Soboul，1974：134）。宣读了皇家诏令之后，国王下令三级会议解散：贵族和多数僧侣跟着他离开了会议大厅。只有第三等级的代表留了下来，讨论决定重申他们先前的决议。其实，资产阶级的这些政治领袖是在直接挑战国王的权威。
从这时开始，第三等级大步向前，势力大增。僧侣中一半多一点的人（多数是教区神父，而不是主教）和47名贵族参加了国民会议（Lefebvre，1962：114）。如此情形之下，国王被迫于6月27日下令三个等级一起开会。但这只是国王方面的一个战术性让步。他又下令忠于皇家的瑞士和德国军队在凡尔赛集结，于7月11日解除了温和改革派、较受欢迎的大臣内克尔的职务，让极端保守派德布雷特伊男爵取而代之。国民会议的代表和多数巴黎的资产阶级以及无套裤汉认为，这预示着国王要解散议会。广大民众要自我武装起来捍卫革命，整个巴黎好像都在疯狂地寻找武器。资产阶级一心要控制局势，7月13日，巴黎有407名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人组建了公社，或称市议会，而后又着手组建国民卫队。他们做缜密，把贫困的小资产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排除在外，这样国民卫队既可用以支持国民会议同反革命军队对抗，同时又可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手中（Rude，1988：43）。
人民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发展。人们从巴黎荣军院抢了3万支步枪后，马上高呼：“冲向巴士底！”巴士底狱成为目标，有太多的原因。那里被认为储存着大量的火药；那里囚禁着许多政治犯，是令人发指的专制主义象征；那里的圣安尼大街是训练士兵使用大炮的地方，这条街通向巴黎的圣安东尼区，许多军队里的无套裤汉住在当地。7月14日早晨，有一条传言迅速飞向大街小巷：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了武装镇压，头天晚上就从这个区开始了（McGarr，1989：32；Rude.，1988：54-56）！巴黎人民火速组织起人马加入了国民卫队，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人民起义达到了高潮。吕德描述道：
占领巴士底狱，不只是关乎圣安东尼区几百市民的小事，而是关乎全体巴黎人民的大事。有报道说，那一天的巴黎，有18万至30万人拿起了武器。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我们不应忽视巴黎圣安东尼区和其他地方大量的工匠艺人、小商小贩和工薪阶层人士所起的作用，尽管不显眼，但十分重要。多月以来，生活艰难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随着政治危机的加剧，他们更加相信，是“贵族阴谋”破坏了召集国民议会的希望。
（Rude，1988：56）
这是第一次革命大起义。国民议会暂时得以安全，消除了急迫的反革命威胁。起义的消息从巴黎传向了各省，革命形势席卷全国，“正是这些消息，或是口口相传，或是鸿雁传书，在随后的一两周内就把地方各省搅了个天翻地覆，活脱脱就是巴黎大乱的重演”（Rude，1988：44）。
巴黎民众武装介入政治事件，使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一方面是温和派，或称君主立宪派，他们“主要是以前第三等级中的律师、商人、前政府官员和地主”，对农民和无套裤汉的人民运动感到恐惧，因而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妥协方案（Rude，1988：59）；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组成人员也有许多不同，但他们是资产阶级中的“中下阶层”，其成员不可能是商人、官员或地主。这一部分成员担心的是贵族的反革命，而不是人民大众。一而再，再而三，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领袖们感到了对反革命势力和人民运动的担心。
我们在这里很难对人民运动进行一个全面的描述。在城镇，无套裤汉组成了运动的中坚力量和军事骨干，但乡下的农民在1789年也动员了起来。农民起义在大恐慌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恐慌是：
不只王室和贵族图谋以武力解散新成立的议会（农民对议会寄予厚望），而且巴士底狱陷落后被解散的皇家军队转身变成了真正的“强盗”，他们筹划抢夺农民的土地和毁坏农民的庄稼。所以“恐慌雪球越滚越大”，助推了农民起义的发展。7月的后半月，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了法国大部分地区。
（Rude，1988：47）
起义瞄准的目标是城堡和领地，那里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中心所在：大恐慌始于7月20日，结束于8月8日。值得一提的是，它有效地迫使国民议会“立马重视了封建特权的残余势力和起义农民的迫切需求”（Rude，1988：49）。
如此形势之下，选民议会（新改名称）于8月4日举行投票，“全面废除封建主义体制”（Soboul，1974：148）。其实，正如索布尔（Soboul，1974：62）所说，颁布的“法令更多的是形势所迫的结果，而不是真的想满足农民的要求”，“封建主义在制度和法律的形式上废除了，但在经济现实中却依然存在”。农民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在革命过程中采取了直接行动，消灭封建主义。
同一时期，革命政府还设定了宪法条例，称之为“89条例”，最早出现于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宣言》，后来在1791年宪法方案中以宪法形式得以体现。这一宣言受到了美国《独立宜言》样板的影响（即使只是很小的影响），也受到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宣言“实现了完美的平衡，既宣示了普世价值原则，又明确顾及资产阶级的利益”（Rude，1988：59）。就原则而言，它体现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只是通过十分特定（天生的缺陷）的形式实现这些原则。自由，从经济含义来看，即自由处理财产，进行贸易，在劳动市场上像商品一样出售劳动力；从政治含义来看，即是一种普世的民权概念，确保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平等，意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博爱，“是指创立一个团结的民主国家和市场。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法国公民。贸易和商业的内部壁垒消失了，阶级对抗也能在爱国理想的大旗下变得模糊起来”（McGarr，1989：35）。总而言之，《人权宣言》规定：“保护财产；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禁止任意逮捕；法律面前平等；缴税平等和担任公职的资格平等；为了显示议会代表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宣言含蓄地（事后）认可了不服从的权利。”（Rude，1988：60）
《1791年宪法》十分全面地体现了“89条例”的精神。这一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框架，国王有权否决法律、任命自己的大臣和从事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事务。但没有按英国模式设立上议院，也没有像1789年美国宪法那样有明显的分权体制。因此，“国家的真正权力实际上就是属于国民议会。它是一院制机构，不受‘分权制衡’的限制，对税收事务拥有无限权力，在所有立法事务上拥有提案和通过的权力。唯有的限制是：有义务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Rude，1988：61）。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年满25岁、拥有财产资格的男性（缴付了相当于非熟练工人3天劳动收入的直接税）；过去的世袭官职遭到废除，新的政府官职可以选举或任命（而不管其是否贵族），地方政府进行全面改革；公民自由得到保障，司法体制独立于行政体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财政政策进行了修改，对教会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并实行拍卖；爵位和世袭贵族称号遭到废除。
1789年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一系列途径是通过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主导选举人组成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卫队、利用许多出版物和革命过程中涌现出的政治俱乐部网络。1791年宪法是根据“89条例”编撰而成，创立了一种有财产男性享有的民主，而对城乡普通百姓则一无所惠——农民和无套裤汉都不是受惠者。妇女仍然被排除在公民权和自由之外。最后，这是一个不太牢靠的解决方案，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既有来自反革命势力的，也有来自人民运动方面的。
雅各宾派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
1789年8月至1792年6月，多数资产阶级代表拥护君主立宪，寻求同国王达成妥协。例如，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在1791年10月1日举行，“其中有264名代表属于右翼的斐扬俱乐部”；左翼的136名代表中，“多数人是对立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而中间派则大约有345名代表，他们在左右摇摆，大都赞同与国王达成妥协（Soboul，1974：230—231）。然而，如此妥协没能达成，不只是由于连年的经济危机、人民运动和战争（1792年起）对政府的压力，而且还由于国王和王后顽固不化，只想独揽大权，不愿做任何让步。我在这里不能对这一时段做深入研究，但聚焦最激进的革命阶段——雅客宾派政府的成立——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民主的进步程度，这无疑是法国革命的顶点。
如果我们意识到下述情况，那就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二次革命和新的革命政府的出现。正如卡利尼科斯所说：
在1789—1791年和1791—1794年之间根本没有大的停顿，从攻陷巴士底狱到热月党人执政的整个时段，充斤着日益极端化斗争的同样版本，城市里的人民运动至少是在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推动和维护变革，抵御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反革命势力虽时强时弱，但无时不在。
（Callinicos，1989：144）
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89：143—144）更为具体地强调，推动革命前进的主要有三种力量：第一，经济大危机，特别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加剧了城乡民众频繁起义；第二，农民起而反抗，要求废除领主的权利和税收。1789年8月4日至11口颁布的法令对这种权利和税收予以保留；第三，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可以加一个第四，深刻影响革命进程的战争。
进行激烈争论之后，立法议会于1792年4月对奥地利宣战。议会提出这一议案的资产阶级代表希望，战争“将会缓和日益加深的社会冲突……民众将转而团结在一个强大政权领导的国家之下，因而有助于稳定革命形势”（McGarr，1989：45）。其间，罗伯斯庇尔一直是最坚决反对发动战争的人，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法国根本没有备战，很快就遭到了重大失败。军事惨败促使了政治分裂，一部分人站到主战派的对立面，这就加强了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并“加剧了法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冲突”（McGarr，1989：46）。吉伦特派是当时立法议会中资产阶级的掌权势力，他们“不顾一切地从左翼滑向了右翼，力图控制形势恶化”（McGarr，1989：46）。起初，他们想寻求同国王和斐扬派达成妥协，碰了一鼻子灰后，他们被迫携手人民运动，目的是为了抵御国王和保皇派拉斐特将军领导的反革命势力的威胁。6月28日是一个关键时刻，拉斐特想掌大权，在议会大会上发言，要求对人民运动和雅各宾派采取强硬措施（Lefebvre，1962a：234；Mcgarr，1989：47）。巴黎的政治温度达到了沸点，到处在传言：反革命势力要发动政变了！“革命的胜利果实面临危险，唤醒了强大的人民运动。”（Mcgarr，1989：47）
6月20日，“巴黎民众举行示威游行……抗着武器行进在议会大厦前，还闯进了（国王的）杜伊勒里宫，要求极不情愿的路易国王戴上自由之帽，还同他们一起喝酒，为国家的繁荣干杯”（Rude，1988：77）。这次起义为的是保卫革命政府，表明人民运动，尤其是无套裤汉越来越走向政治极端化。吉伦特派过去是为了对付反革命力量而自救，才挑起了人民运动起义；而现在他们自己面临着根本控制不了的好斗的人民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吉伦特派把人民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这真像传说中的巫术学徒一样，吉伦特派就像历史上的许多政党，刮起了风暴，但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风暴造成的后果。他们曾经煽动各个派别和市区组织反国王的示威游行并威胁要推翻国王，但现在摇身一变，支持起了国王。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共和国，因为那要受到选民和“被动的”公民或无套裤汉武装的左右。
（Rude，1988：78）
但是，这为时已晚。人民起义如火如荼，8月10日达到了高潮，起义者推翻了国王。这是革命中的第二次大起义。
当起义取得胜利形势明朗时，议会投票暂停了国王之位，正式承认了起义的巴黎公社。公社得以扩大并掌握实际权力，至少在那个关键阶段是这样。领导成员来自人民运动中的普通人，不少人在当时还是生面孔，只有几位是资产阶级领袖，包括选举产生的罗伯斯庇尔。这让立法议会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国民公会成立。国民公会由全法国男性公民选举产生，有权决定法国、革命和国王的命运。
（McGarr，1989：49）
全国举行选举，选出了新的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第一次会议于1792年9月20日举行。总共749名代表，在社会组成方面，与前两届国民议会没什么不同。多数派“一般是由许多独立代表组成，他们不永久依附于任何派别或政纲，被称为‘激进派’或‘平原派”，（Rude，1988：80）。位居右翼的是比较大的少数派吉伦特派，有178名代表，起初激进派支持他们掌握统治权。而位居左冀的是比较小的少数山岳派（之所以称为“山岳”，是因为他们坐在议会会场的上层），有148名代表，其中包括了巴黎全部24名代表中的23名，这一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纲领，同人民运动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McGarr，1989：104）。山岳派中有一部分代表最为坚决地主张武力夺取革命胜利，打败法国国内外的敌人，这些人组成的派别叫作雅各宾派。
索布尔描述道：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冲突具有明显的阶级对抗特色，尽管两派都源于资产阶级，但因为它们面临着不同的政治选择。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吉伦特派竭力维护经济繁荣和自由，反对无套裤汉要求的控制——管制价格和生产、申请领取生活必需品、兑换纸券实行固定利率。由于对社会等级和地位十分敏感，吉伦特派自然不愿意同普通民众贴得太近，他们认为政府应该由自身阶级的成员所垄断。
（Soboul，1977：87）
而另一方面，雅各宾派：
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下层利益，以及那些从革命没收后出售教堂和贵族土地中得利者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决不可能同旧制度妥协，更不可能支持旧制度的复辟。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要打败内外敌人、维护革命成果，就需要集权化，建立一个能够控制的经济体制。他们政治理念的中心是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维护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反对分裂国家或恢复旧制度的任何图谋。
（McGarr，1989：51—52）
国民公会面临一系列首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国王。吉伦特派的立场反映了资产阶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希望采取妥协方案，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建议。罗伯斯庇尔主张，国王应以严重叛国罪接受审判，如果被判有罪，那就要送上断头台。尽管吉伦特派不情愿审判国王，但随后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箱子，里面的文件充分证明国王曾与外国强权勾结发动了反革命进攻，于是国王还是依法被判有罪。后来，吉伦特派又想通过呼吁全民公决来避免将国王送上断头台。这一努力也告失败，雅各宾派将这一问题提交国民公会投票，最后380票对310票否决缓刑（Lefebvre，1962a：272）。1793年l月21日，国王被处极刑。处决国王“给法国人的心灵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整个欧洲也为之震惊”（Soboul，1974：285）。这一事件影响深重，一是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的王室，从此下定决心要镇压革命；二是因为它激发了大多数资产阶级参与革命（Soboul，1974：285）。
1792年9月至1793年5月，法国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接连遭受经济危机、军队战败、法国西部旺代地区反革命势力发动内战，以及巴黎食品价格高涨而引发的骚乱。这个时期执掌政权的吉伦特派在法国民众眼里，尤其是巴黎无套裤汉看来，应该受到指责。吉伦特派日益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顽固坚持对经济问题放任不管（尤其是他们拒绝控制食品价格），又同杜穆里埃将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盟。杜穆里埃曾“劝说其军队硬闯国会、赶走雅各宾派、恢复1791年宪法并让路易十七当国王，但图谋以失败告终，他逃到了敌方阵营”（Rude，1988：83）。战争进程最后决定了吉伦特派的命运，“因为在共和国军队捷报频传的时候，吉伦特派可以大权在握；但当军队连遭败绩的时候，他们就彻底完蛋”（Soboul，1974：271）。
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雅各宾派在这种形势下巧妙运作，为的是底得人民的支持，加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地位。到了4月份，他们的支持力量大增，于是决定夺权。他们通过雅各宾俱乐部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研讨和修改。4月5日，“罗伯斯庇尔公开邀请各派到国民公会的酒吧聚会，‘强迫逮捕了不忠的代表”'（Rude，1988：85）。巴黎公社顺势邀请雅各宾派组建革命委员会，这一委员会随后组织了具有军事特征的起义。
警报长鸣，商铺关门，巴黎城的各个入口悉数关闭……6月2日，国民卫队和扛着武器的无套裤汉们组成联合武装，包围了杜伊勒里宫。“被揪出的”代表们……很不光彩地答应了起义者的要求。失败党派的29名代表和两位部长被逮捕。
（Rude，1988：85）
这样，5月31日至6月2日，革命的第三次人民大起义让雅各宾派稳掌大权，该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多数，这就为雅各宾派登上革命领导之位扫清了道路。雅各宾派过去在自身阶级集团和国民公会中居少数，但经过同无套裤汉结盟，变成了多数派。无套裤汉们同雅各宾派有共同的目标：赢得战争、拯救共和国，这让后者登上了领导之位。在人民大众的天下，革命迅速向左转，这是整个法国革命中最有章法的时期。
雅各宾派1793年宪法
这里没法详细叙述雅各宾派革命政府，但必须凸显他们的伟大成就——《1793年宪法》。尽管宪法有缺陷，但：
《宣言》和《1793年宪法》标志着革命的自由主义阶段发展到了高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至少是有文字以来），国家被赋予了共和与民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成人（只有个别例外）有权选举，有权对他们的代表和统治者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Rude，1988：87）
1793年宪法采纳了1789年宪法的基本权利，但进行了很大幅度的扩大和修改。1793年宪法表明，总目标是实现“全民福祉”。如前所述，选举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所有男性。所宣告的权利包括[1]：
[1] 之后的所有引述均摘自哈德曼的翻泽原文（Hardman，1981：165—169），同见琼斯作品（Jones，1988：70—71）
·平等、自由、安全和富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有公民都有担任公职的权利
·“自由是一个公民可以做出各种行为、但不得伤害另一公民的权力”
·“人们有权发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宗教信仰自由
·“法律必须保护公共和个人自由，反对统治者的压迫”
·禁止随意逮捕和施行其他国家性强制措施
·“无罪推定”
·“拥有财产的权利”
·“所有公民有权缴付一样的税收，有权监督税收的使用，有权拥有缴税的记录”“社会应扶助不幸的公民，或给他们找工作，或向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生活救济”“教育务必面向所有公民”
·“主权在民”
·“当政府践踏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是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最神圣、最必要的权利”
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宣言，不只是因为它首次将公民权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广度，尤其实现了选举权的普遍性，而且还因为它宣告的内容大大超越了狭义的政治权利，同时涵盖了社会权利。《1793年宪法》规定：
宪法保证所有法国人平等、自由、安全、拥有财产权、免受国家债务困扰、宗教自由、普及教育、公共救助、出版无限自由、有权请愿、有权集会、享有人类的各种权利。
（Hardman，1981：169）
雅各宾政府第二个重要成果，是全面废除了封建制度。1793年6月17日颁布的重要法律，废除了所有领地的税捐和义务。这就意味着：“农民们自1789年以来为之而战的目标一下子解决了，既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需要自保的结果。”（McGarr，1989：60）
第三个成果是，雅各宾派1793年10月组建了革命独裁政权，但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新宪法束之高阁，直到反对革命的国内外敌人被打败。但是，雅各宾政权的确也为了打赢欧洲旧制度敌人的侵略战争而采取了必要措施，包括扩大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恐怖手段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对国家机器重组和集权化。
最为重要的是，1793年8月23日雅各宾政府发布了全民动员令，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其中第一条就是：“从现在起，直到把敌人赶出我们共和国的土地，全体法国人民随时应召入伍。”（Soboul，1974：329）就是这条规定，确保了胜利，打败了欧洲大陆君主那些薪水不多的常备军。“这样，动员了约有100万人拿起武器，开始清理侵略者蹂躏的土地。”（Rude，1988：99）
雅各宾派的第四个成果是在人民运动支持下进行的直接民主改革，从而成为革命进程的巅峰。例如，巴黎城划分为48个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议会，无套裤汉：
进行了不懈奋斗，力争在区议会中战胜那些富裕分子。1793年夏天，他们大多数时候胜券在握。各区几乎每天开会，直接民主——参加会议、清点参加区议会的代表人数等——是区议会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Rude，1989：61；Soboul，1972：xxxvi）
1795年：雅各宾派失败，热月党人抵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事大捷最终成为雅各宾派衰落的开始。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只要认为雅各宾派是赢得战争和彻底打败反革命势力的必不可少的力量，那么就会心甘情愿地支持他们。然而，一旦这些条件变了，他们就不再支持了。1794年7月末，国民公会中多数派中的平原派结束了自己的统治。人民起义的最后浪潮在1795年3月至5月发生了：
整个革命过程中最坚持不懈的现象之一，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抗议，是由饥俄和仇富情绪而激起的社会抗议，伴随而来的是热月党人执政以来所学习、吸呐的社会要求：释放“爱国者”政治犯、自由选举公社委员会、推行1793年宪法。
（Rude，1988：117）
因为这一运动缺乏行之有效的领导、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更无明确的目标，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热月党人的要求下，军队轻而易举地对其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
一个“业主共和国”控制了权力，并起草了更为保守的《1795年宪法》。这部宪法，较之雅各宾派激进的《1793年宪法》大为倒退，但也没有重建王朝或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它抵触革命，但还不是反革命。不过，根据事态发展的趋势来看，“最适合当政的人，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力主保持秩序的人”，而这些人只能在“有财产的阵营”中找到。热月党人的一名议员如是说。（Rude，1988：118）
结语
第一，法国革命助推了封建体制的灭亡，这毫无疑问；而法国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则难以说清。前一个说法比较一致，而后一说法则争议较大。因为法国革命为资本主义带来了根本性成就，这无可争议；但同时法国革命也建立了今天的土地永久产权制度，这是阻碍农业革命的重大屏障，而农业革命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崛起起过重要作用（Mooers，1991：70）。不管怎么说，革命总体上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
第二，法国革命中出现过三部宪法（1791、1793、1795），提供了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样板，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和历史作用。法国革命建立的民主形式非常特别，它主要是间接代议制民主的狭义政治形式（而非社会形式），特别关键的是，将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所有制观念融合于各种宪法规定之中。
第三，不用说，法国革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人民运动推动其发展，在较为激进的阶段，实施了更为激进的民主形式。从这方面来看，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
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起到了重要和领导的作用，尽管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作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阶级，因为它仍处于本身历史形成中的初级阶段。在这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述，修正主义的批判充满了经验主义，很不具有说服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在一本书里一心想平衡两个阵营的论点，从而否认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否认革命本身对废除封建体制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有过重要影响，“这是将历史真相同意识形态偏见进行交换”（Lewis，1993：72—73）。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索布尔的说法：
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历史上的出现。其根本成就，就是通过废除封制社会的领地制度和特权阶层，促进了国家之一统。最后建立了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具有前瞻性的历史意义。
（Soboul，1977：l）
这一章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大，尽管如此，但其宽泛的触角也可进行扼要的概括。法国革命成功地全面废除君主专制和封建体制，它创立了一种政治治理的共和形式，虽然热月党人有所反复以及后来的许多变化，但仍然在法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亦然。革命也建立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如前所述，《1793年宪法》规定政府需以男性普选制产生，这激发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运动进一步将选举扩大到了所有成年人。与美国革命一道，法国革命催生了这样的宪法定义：自由主义民主公民权是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特色。最后，革命的国际影响力，使自由主义成为未来主导的思想传统，为西欧和北美提供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依据。
扩展阅读
关于法国革命整个章节的介绍，请参看：哈曼（Harman，1999：277-302）和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73—100）的作品。麦克加尔（McGarr，1989）、吕德（Rude，1988）和索布尔（Soboul，1977）仍然是关于那些左翼势力的最好的短篇著作的作者。列斐伏尔（Lefebvre，1962a，1962b，1989）和索布尔（Soboul，1974，1988）提供了长篇的、更为详细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971）和盖林（Cuerin，1973）则提供了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论述。关于巴黎人民运动，请参看吕德（Rude，1959）和索布尔（Soboul，1972）的大作。由于篇幅限制，没能描述妇女和女权主义思想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戈蒂诺（Godineau，l998）、兰德斯（Landes，1988）和罗斯（Rose，1998）在这方面写过有所帮助的著作。科班（Cobban，1964）和菲雷（Furet，1981）是研究法国革命最有影响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89）、埃莱尔（Heller，2006）、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90a，1990b）、穆尔斯（Mooers，1991）、沃尔弗雷斯（Wolfreys，2007）、海恩斯和沃尔弗雷斯（Haynes and Wolfreys，2007）为法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释进行了有力而生动的辩护。刘易斯（Lewis，1993）对革命进行了超一流的非马克思主义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专家间的争论进行了介绍。汉森（Hanson，2009）对学术争论进行了新近的研究，尽管其著作更同情修正主义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密内尔（Comminel，1987）的作品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他对修正主义专家的攻击作了很大的让步。如果寻找关于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诠释，不能不读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的著作。麦克菲（McPhee，2002：219—223）提供的扩展阅读指南实际上比我的指南更为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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