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研究的重点不只是描述这些具体形式,而是运用抽象过程来辨别产生和成就具体形式的基础结构机制和最后的阶级斗争。如果马克思方法论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有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对现实进行分化和区分。因此,巴斯卡争辩说:“社会现象……是众多结构的产品,但这种结构很可能按照解释的重要性分出三六九等”(Bhaskar:1983:3;see also Archer,1998:xi-xiii;Collier,1989:43-72)。由此可见,一种相关的唯物主义启发式推动就是分析性戳破社会现实表象的动力,从而辩别产生这些现象形式的根本原因,这也包括了一个复杂的反证过程——从现象形式逆推回到察觉不到的一般机制(Bhaskar:1989:19;Sayer,1983:115-135)。正是这种“观察的形成和设想变成概念”的过程——分析必要关系、基础结构和生成机制——才让我们能够准确地把具体形式描述为“许多……关系的一个丰富整体”和“许多结论的浓缩,因此也就是不同种类的集合”(Marx,1973a:100-101)。塞耶在这方面说得很有见地:“具体形式,作为多种结论的一个集合体,是多种必要关系的组合,但组合的形式是偶然的,因而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决定。”(Sayer,1998:127)
如此这般,探索民主历史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在特定经济形态中,未受支付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压榨出来的”,从而促使阶级斗争不断发生。这种经济形态何以真正“决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后面的“历史常态”所证明(Marx,1967b:791;Marx and Engels,1976:61)。直到今天,正像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形式一样,它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在这里,国家是随“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特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Marx,1967b:791)这既不强求粗放的经济决定论,也不需要阶级简单化,因为社会被认为是复杂的历史整体(Rees,1998:78-118)。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尤其是包含生产方式、“理论产品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政治及国家的社会,应当总是被“描述为存在于整体之中,(因而这些不同方面也在互相作用)”(Marx and Engels,1976:61)。
在强调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同时,伍德总结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特色。在他们作品中许多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概念的方法性能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这些理论概念是运用于抽象的超历史和历史的不同领域(see Marx,1967a:18-19,167-170;1967b:814-831;1970:27-32;1971:453-519;1973a:83-88,100-108;1975a:201,207;1975b:141-2;Marx and Engels,1975:34,293,393)。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超历史概念,首先是被用于分析和区别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形式,其次是对特殊社会的历史性特定分析起到最初的探索性引导。马克思认为,为了发现“只对某种特定历史发展有效的历史规律”,这是不可或缺的(Marx,1975a:34)。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可能开发一种针对特定社会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这要以特殊的生产方式为特点,通过验证过的“真正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分析来实现(Marx,1975a:34)。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极其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Marx and Engels,1975a:34)。正像马克思论述道:“通过对这些进化形式单个地研究,然后再交相比较,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现象的端倪。但人们如果将其当作主钥匙——统一历史哲学理论,那么就永远做不到那一点。这种理论的最高境界存在于超历史范畴。”(Marx and Engels,1975:294)[1]因而,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超历史概念的启发作用既相当重要,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初概念导引;又十分有限,因为历史解释要求我们拿出“实证的及没有任何神秘和推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Marx and Engels,1976:41)
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启发作用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属于第三个方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思考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启示性基础。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所有的民主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只有根据这些基础才能恰当地理解。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贡献既与众不同,又颇有价值。它不是简单地、甚或主要地强调验证性和历史性地分析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进一步,高深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特殊的民主国家形式只有作为动态整体中的一部分,才能受到恰当的分析。这个动态整体是复杂的、调和的和矛盾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由以剥削为基础的过程所决定。不管是与不是,如果是,那有怎么样和为什么?这只能通过对特殊整体进行理论和历史性分析来了确定,在这个整体中,包含某个特殊民主国家形式。这促进和指引着细致的历史研究。研究专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压榨剩余价值的过程、社会阶级和阶级派别的形成和分化、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及其结果的政治形式,诸如:经过成功的战斗,获胜的阶级制定了宪法”、司法形式、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党派,以及组成任何特定国家形式的机构和行动的总和(Marx and Engels,1975:394-395)。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光辉顶点的景观就一定是美妙无比的。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让我们想起“资本主义是人类经历的最好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坏的事情”(Jameson quoted by Callinicos,1995:153)。我们要想到这样的方面:资本主义应被认为历史上曾短暂地先进过。当然,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资本主义是人类经历的最坏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和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特性:包括人类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多个方面得以提高,同时人们破坏其他人和自然环境的能力也得以提高。但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恐怖灾难。
对马克思作出非常有益且可靠的总体性介绍的人是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83)。奥尔曼对马克思理性抽象的方法作出了据我所知最清楚的阐述,他认为那是“马克思让辩证法行得通的方法”(Ollman,2003:9-83)。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太清晰、但比较全面讨论辩证法运用的人是里斯(Rees,1998)。虽然不是十分可靠,但是对马克思描述超历史和历史具体概念的独特方法论作用,作出最好诠释的是塞耶(Sayer,1983:77-149;also see Sayer,1987:126-149)。对马克思方法的批评性现实主义解释有很多很多,但最为重要的诠释之一则来自于巴斯卡(Bhaskar,1989:66-88:also see Callinicos,1983:114-126;Collier,1989;Mepham and Ruben,1979)。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观点作了有用介绍的则是米利班德(Miliband,1977:6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