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月刊《共产党》（1920.11-1921.7） -> 第二号
社会革命底商榷
江春〔李达〕
一、时机的问题
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地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心理看起来，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俄罗斯的大革命，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他们不过是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脱离现政府的铁锁，就是他们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
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只眼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营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地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注定的。他们每年劳苦所得的收积，要缴纳一半多给田主，年岁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穿点仅仅冻不死的衣，吃点仅仅饿不死的饭，住点过风漏雨的屋。倘若年岁不好，他们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每届凶荒他们之中冻死的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所以中国大多数做佃户的农民，从古以来，都在这种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状态之中，并没有得到丝毫幸福的。他们的苦痛，有眼的人都会看见的，用不着我来描写。可是一般人看惯了，觉得他们之中也还有饿不死冻不死的，殊不知离远一点看起来，就晓得佃户阶级的贫困了。
现在再就工业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
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数的中国人在内。那些资本家所办的大工厂，都在欧美和日本——中国各大都市中也有几处。在那些工厂中做工的，都是欧美和日本人，中国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厂中造出的商品，输入到中国来，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受了打击，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手工业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废了不做，到工厂中去做工，充机械的奴隶去了。还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个机器的奴隶犹不可得。所以多数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现在受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压迫，都变为失业的人，非饿死非冻死不可的了。这种缺陷在开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
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明显，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
最近数年以来，中国的武人强盗，争权夺利，连年打仗骚扰不已；川粤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产出了赤土；直鲁豫晋陕甘的平原，变成了沙漠；无产阶级冻死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农业的工业的小生产机关，毁破了的何止数千百万；武人强盗助国际资本阶级，驱逐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机关，武人强盗掠夺搜刮我们的手段，一天一天的恶辣，国际资本阶级的侵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厉害。
中国的无产阶级呵！我们受了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犹不算数，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我们果能得了丝毫平等和自由没有？民主主义破产了！我们的希望成了一个空，我们求生存求自由吗？我们应该怎样做？
二、生产和分配
现社会推倒之后，新社会中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呢？这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张复杂。我先提出两个主潮，就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主潮，就是在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上分别的。
先就生产组织说：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不然，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这种地方看起来，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平均。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平均，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我们可以拿现时的资本制度作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的状态，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保持平均，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资本家专顾投机，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而劳动者却因此受了恐慌的影响，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资本主义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结果。所以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职业的生产力供过于求，他地方或他职业的生产求过于供，就不能使他保持平均了，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岂不是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么？
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所以由这种意味说起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无政府派不主张有集中的权力，那么生产力怎能调剂呢？社会各员的消费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险吗？所以我是主张共产主义派的生产组织的。
其次研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可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制度分收入和消费两项，共产主义主张用一种方法调剂各个人的收入，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消费的时候，各人必须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种物资都须依一定的价值单位定一个价格。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则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并且也没有收入不收入那种观念，只是调剂各人的消费，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在分配上主张平等的，不过共产主义的平等关于收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关于直接消费，可是两者之中，更有一个区别。
先就无政府主义说，卞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张分配底客观的平等，说各个人在年龄、男女的限界内，应当分受同质同量的物资。福里耶、克鲁泡特金一派人主张分配底主观的平等，即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种主张，在我看起来都有些不妥。客观的消费平等的主张，未免蔑视各人的个性，阻碍各人的自由。又使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由正义自由平等的见地说，起来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归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说，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限制，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限制。还有一事，物质的价格不可不用一个标准来测定他，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若其分量比较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照这样办起来，那么在人类的道德程度没有达到至圣至神的地位时，对于有限的生产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没有比这种制度还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张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了，……若照这样的发达起来，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全部的生产，必然集在全国民底大联合的手中，公的权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质。政治力本来是一阶级服从他阶级的一种组织力。无产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于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是要废除的。
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旧社会中有拥着生产机关的资本阶级，有特权阶级，有缺乏衣食住的资料而为他资本阶级所利用的劳动阶级。新社会中，没有资本阶级也没有劳动阶级，也没有特权阶级，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概括地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以下专就具体的手段讨论一个大概。
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也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取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现在有一般承袭德国社会民主党旧计的人，主张无产阶级要求普通选举，这件事可以网罗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加入这种运动，可是这也是难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国的先例看起来，大凡最初运动普通选举的时候，资本阶级的现政府，是决不许可的，不说人民“程度未齐”便说“时机尚早”，平民只管请愿，资本阶级的政府是不睬的。这时候若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有觉悟，一致结合起来，举行示威运动，使政府晓得他们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顽迷不悟，无产阶级就可借口争自由争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来。可是有一层，假若资本家政府能够见机行事，于革命未爆发以前，实行普通选举，那么，到这时候，无产阶级就没有口实可借了。结果又怎样呢？不过无产阶级能够选出几名议员送到国会中和资本阶级妥协，立几条使政府行社会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会政策，与要求资本家倡办慈善事业，究有何种区别呢？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先例。
其次研究工会运动的得失，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团体的力量谋劳动阶级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内容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改良的，是社会政策的，采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手段，承认现制度，谋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第二种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现制度，创立劳动者本位的社会的。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可是同盟罢工之中也有许多区别：第一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在要求改善劳动的条件，第二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劳动条件，而在真实地解放劳动阶级，消灭劳动阶级对资本阶级的关系。
同盟罢工底性质，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底目的，是劳动者利用产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贯彻一定的目的，如扩张选举权，要求立法部通过一定的法律之类。可是这种罢工在原则上是承认现社会制度的经济组织的，只可当作劳动阶级一种示威运动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
经济的总同盟罢工，其目的一般在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工资，与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并无何种关系，决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手段。
社会的总同盟罢工，其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资本本位的现社会制度，创设新社会的。这种是很彻底的，这种罢工的动机有主张借用一种特别的事故使全劳动阶级突然罢工，使资本阶级手足无措，乘机扑灭资本阶级重新建设无阶级的新社会，这种主张是很对的。
又有主张使一般劳动者受适当的教育和训练，准备待时而发，这种主张是难于实现的。一般劳动者既有这种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新社会要实现的，不过河清难俟罢了。此外还有一种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全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推而至于全国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再推而至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到这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阶级都要铲除了。这种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时所能办到的，所以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罢了。
由以上的研究，归结到中国的劳动界来。中国是劳动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行的。工会运动要依那一国家那一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经济发达，工厂办得多，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时候劳动者也很可以行工会运动和资本阶级奋斗的。可是经济界不发达的地方，劳动者失业的多，要求一个卖劳力换饭吃的地方都不能得，哪能够举行罢工惹起失业的危险呢？不说远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经济兴旺的时候，罢工的运动，非常流行，到今年经济恐慌的时候，工厂倒闭的非常之多，劳动界失业的不下数十百万，罢工的运动，差不多断了影子。中国的工厂本是少，而劳动者无工作，与日本劳动者失了业的是一样。所以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所以社会运动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易发达的。可是也有一种事要注意的，我们虽不能全靠工会运动行社会革命，而为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却不能不结合一种团体和资本阶级对抗，所以工会还是要从速组织积极进行的。
工会组织之后，然后开始和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极力结合，等候时机到来，好和资本阶级开战。
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细讨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参加运动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运动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譬如一八七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工人干的突然发生的大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圣彼得堡干的大示威运动，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无产阶级干的米荒骚乱，都是很有效力的。中国“五四”“六三”两大运动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们走错了方向。又今年北方八省数千万的饥民，若果自己不甘冻死不甘饿死，一致来把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打破了，也是很好的。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恐慌，达到极点，社会上的大缺陷，随时暴露出来，可乘的机会很多。所以我主张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地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
现在我简单地说几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缘故。所以我国在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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