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前　言

　　后现代主义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而术语后现代性暗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分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怀疑。某些人主张的这种观察方法有其现实的物质条件：它源自西方向着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向着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压倒了传统制造业，经典阶级政治学让位于一种“身分政治学”的分布扩散。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种文化具有多大的支配性或者流行性──它是一直发展下去，还是仅仅表现为当代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对我来说，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这个区别似乎是有用的，但它不是我在这本书中所特别注重的。我倾向于坚持使用较常用的术语“后现代主义”来概括这样两种事物，因为它们显然是密切相关的。但在这里，我的兴趣更多地是在思想而不是在艺术文化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对个别艺术作品进行讨论的原因。也没有对个别理论家进行很多讨论，某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奇怪。但是，我的注意力不是在于后现代哲学较为陈腐的公式，而是在于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或者背景或者甚至是敏感性。我所考虑的不是关于这个主题的较为纯哲学的发挥，而是今天特殊类型的学者很可能会信奉什么；虽然我认为他们信奉的东西很多都是虚假的，但我还是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论述，即把他们当作原先从来没有信奉过它一样来说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谴责后现代主义时不时地假设它对手的立场或者把它对手的立场加以漫画处理，这是一个能够反过来用于我自己论述上的指责。但这部分是因为在我视野中的正是这种“流行”品牌的后现代思想，部分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混合现象，以致于你所主张的作为这个现象一个组成部分的任何东西，对于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来说几乎注定都是不真实的。因此我归之于一般后现代主义观点中的某些说法，很可能与个别理论家的著作符合，或者也可能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它们构成了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这个范围内，我不认为自己犯有过分歪曲的罪过。相反，虽然我在这个论题上的评论一般说来是否定的，但是，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予后现代主义以它应该得到的东西，在注意到它的弱点的同时注意到它的力量。虽然按照我的观点，这不只是一个前──或者反──后现代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反对它而不是赞成它的问题。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不只意味着你已经把现代主义决定性地留在了身后，而且意味着你已经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到达了一个仍然明确以它为标志的地方，这样还可能有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它从后现代主义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到了大约是它出发的那个地方，这种前─后现代主义绝不是根本没有变动的同一个东西。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部分是它存在着这一事实，而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否如此还是更有争议的。请黑格尔原谅，似乎目前现实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而合理的东西是不现实的。通过这一研究，我已经从一种宽泛的社会主义观点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评价；但这当然不应该被看作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相反，它现在也许是比它动荡生涯的任何阶段更加让人讨厌和不切实际的一种观念。假装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鲜活的政治现实，或者假装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至少对于现在，绝非极其遥远，都是一种理智的欺骗。在这样的环境里，放弃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想象，要比欺骗坏得多，默许当代世界这惊人的混乱局面也是如此。那么，我不是说我们手头已经拥有代替后现代主义的完全成熟的东西，而只是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人们不必是一个坚信的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同意这一点。

　　最后，有一句话可以给予我的对手以安慰。我已经试图从一种政治和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以某种平庸的常识性反应的风格，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但是，也许不可避免地，我所主张的某些东西将受到保守份子的支持，他们出于我自己认为是所有最可耻的理由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攻击。毕竟，激进份子和保守份子必然会共享某些立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他们就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不可比较。例如，激进份子是传统主义者，如保守份子同样也是；很简单，他们坚持的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激进份子不应该相互批判，以免让反动份子感到高兴，他们应该记得基于机会主义而不是基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学说的局限性，无论他们多么喜欢把真理这一术语放进吓唬人的括号里。如果保守派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的确发现他们自己衷心拥护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我将非常高兴。

　　本书中最为后现代主义的方面是它毫无羞耻的自我剽窃。虽然大部分文本是独创性的，我还是从我自己以前的著作中偷盗了某些内容，它们载于《伦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每月评论》，《文本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年鉴》。我必须感谢这些刊物的编辑们，他们慷慨地允许我转载，我还希望根本没有一个读者订阅这些刊物。我也深深地感谢彼得‧杜斯和彼得‧奥斯本，他们阅读了本书手稿，并且提出了某些极为有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