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

Der der,deary didi! Der? I? Da! Deary? da!

Der I,didida; da dada,dididearyda

Dadareder,didireader. Dare I die

deary da? Da dare die didi. Die derider!

Didiwriter. Dadadididididada

A aaaaaaaa! Der i da

《恋母情结片段》

    作为偶然之物的收藏家，作为那些逃脱了历史审视的清醒而又不引人注目之物的收藏家，本雅明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当代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然而，很显然，他不仅仅是一个“文本”革命者；因而，在我们看来，他作品中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邂逅是十分令人迷惑不解的。

    19世纪的资产阶级发现了“人类创造历史”[1]，便从自己身下踢掉了他们使那一段历史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所需的超验所指。但是，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损害可能包含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在抽出置于他们身下的形而上学地毯的同时，他们对手身下的地毯也被一下拉了出来。我们能在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抗中找到这一行动的最新预演吗？

    不妨考虑一下下面的认识论选择。要么主体完全位于其话语世界的“内部”之上，被牢牢锁入其哲学-语法形式中，锁入其争斗中，以便“从理论上”使形式和争斗本身远离权力和从欲望的诡计；要么它能够使自己猛然脱离这一形构，到达一个它借之可以认识绝对真理的超验优势点。换言之：你什么时候停止殴打你的祖父？因为，十分明显的是，这个选择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困境。那么解构如何跨越它呢？人人都拒绝超验主体，但是，某些人比他人更加拒绝它们：解构重重地偏向第一种选择，但是却以颇具第二种选择特征的、一种奇异弹射形式--也许，更确切地说，是适度的后弹--加以限定。我们在构成我们本质的话语内部先进，但是也有头晕眼花的时刻，这时能指摇摇摆摆，踉踉跄跄，整个头重脚轻的系统浮游过来，颤抖着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时我们几乎相信，我们透过光滑的意义之墙上形象化的裂口所看到的，就是某个形而上学的“外部”那不可想象的轮廓。通过迫使指号过程释放其“充分”的潜能，通过既顺道又逆地道解读一个文本--这一文本用西点战争伤亡者的一切貌似真实的欢乐来否定其深深的伤痛，我们无须暂时--我们怎么能？--冲到这个只能是另一个形而上学的妄想的“外部”，就能知道一种从意义恐怖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形式。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关“外部”和“内部”的问题：那种对立关系，正如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一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被告知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好几年前就解构了。但是，我们解构了吗？我们来看一个“内部/外部”这一形而上学对立在实践中似乎非常鲜活的例子。社会民主主义坚信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下工夫：虽然认可了这个制度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也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在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谦卑地在这个制度内部寻求并撬开“踌蹰不决”、消极性和不完全性的症候点，并将外表修长的改良主义者的楔子尖端插入这一体制。与此相对照，被马克思主义视为“极端左倾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形式将不会与这种脆弱的同谋做任何交易。这些形式同样相信这个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是铁板一块；如康拉德的《间谍》中那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教授那样，它们梦想着采取某种不可名状的、激进的冒险行动，在整个结构中炸开一个黑洞，并强制地促其自我超越，进入某种超越当代一切话语的状态。

    这两种立场（意大利左派政治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例子）之间常见的僵局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历史地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极端左倾主义（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鼓吹主义，等等），不论别的，是对革命群众运动的失败或缺失的对立性回应。就此而论，它们可以寄生地杂交：谨慎的改革者可以掩盖名举扫地的乌托邦，他们迷恋现实政治依然必须避开的某种终极否定。“外部”和“内部”可能因此形成奇怪的置换。例如，在阿多诺看来，对一丝一毫的积极性都感到反感的“否定的辩证法”往往能与客观的反动立场相结合。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外部/内部”诸超验主体和仅仅作为权力和欲望、阿尔都塞的科学至上主义和福柯的相对主义的游戏主体、看起来很丰满但不健康的主体和拉康式的、令人警觉的细瘦的主体--这些认识论上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式之外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更不要说解决了。这些问题既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又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此而论，如果“主体理论”从一开始就压制了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商品拜物教”的客体的那个常见的存在模式，它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为马克思主义解构“外部/内部”这一对立的并不是巴黎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革命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之所以是历史革命的动因，并不是因为它的潜在“意识”（卢卡奇语），而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所占的位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位置是资本主义本身分配给它的。作为资本过程的一个产品，它被安置在那个制度的内部，它同时成了一个有潜力摧毁这个制度的阶级。资本主义生下了自己的掘墓人，养育着这个将来有一天会在背后向主教捅刀的小教徒。正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出了裁决：资本主义自身变革的主要动因并不是农民、游击队员、黑人、妇女或知识分子，而是工业无产阶级。

    当然，今天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至少在学术界如此。解构主义就是这一绝望、怀疑、冷漠、特权或纯然缺乏历史想象的结果。尽管如此，解构主义并没有放弃通过和超越“外部/内部”这两极来苦苦思索的企图，即使它命中注定不能解构自身，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其自身难题的历史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是左倾改良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文本“理论”的复杂层面上重新创造物质条件，据此西方霸权已经部分成功地与对手结合--在经验“意识”层面上，共谋与颠覆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切关于“矛盾”的说法因此都自发地落入了形而上学的狭缝里。由于解构主义只能把矛盾想象成两种一元论本质的外部争战，所以它无法理解阶级辩证法，因而转向差异这一小资产阶级惯用的意识形态主题。解构在某种意义上量个极其不起眼的建议：一种有关文本的颇具耐心和钻劲的改良主义；可以这么说，这个改良主义不是你在街垒上能遭遇到的，而是在隐秘角落遭到狡黠地伏击，在文雅的追逐之下，不得不显露其意识形态之后。解构主义者坚信形而上学封闭圈的不可突破性，他像任何一位与资方抗争的负责任的工会官僚一样，必须悻悻地满足于此，并在文本的权力体系所漫不经心地未吸收的残留物和孤立的偶发事件中讨价还价，获取点什么。但是，只说到这一步是对解构主义的严重不公。因此，这样就忽视了解构的另一面，即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激进主义--解构斗胆把每一个体面概念的内核都掏了个空，使原本整洁的文本变得蓬头垢面，丢人现场。简言之，这样就忽略了解构的疯狂性和暴力性，解构的那种非份之想的无耻欲望以及解构用以把自己置于意义的边缘的、在那里舞蹈的浮夸豪放；解构不停地击打脚下将要崩塌的悬崖，准备一起坠入无穷无尽的指号过程和精神分裂症的汪洋大海中。

    简而言之，解构不只是改良主义的，也是极端左倾主义的。这也不是一个偶发事态。细微的坚韧性和疯狂的“超验”是在结构上紧密相连的环节，因为后者是由前者假定的封闭圈中惟一可以想象的“外部”。只有对意义进行全盘消解，才有可能为往往把意义本身作为恐怖主义的问题找到一条满意的出路。当然，对解构主义者来说，这些选择并非切实可行。正是因为文本是不断自我瓦解的权力体系，是与无意义交织在一起的意义，是在低声诅咒着的文明表白，所以批评家必须深入这些文本内部并穿越这些文本，循迹追踪，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不可满足于能指或所指的发现。总之，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有谁听说过一个解构主义者像被意识形态的割裂迷住一样为意义迷住呢？对一篇既煸情又传递信息的文字，这种批评将会如何处置呢？这并不是说，这种“文学”没有被鼓鼓囊囊地塞满形而上学的诸种概念--其鼓凸程度一目了然，令人尴尬。剧中人物在舞台上不停地跺着脚，谈论着正义[2]天的女性主义戏剧令人沮丧地充斥着诸如压迫、控制、剥削等观念。诚然，布莱希特不时一点一滴地解构自己，但也只到辩证法为止；因为他是前德里达的，所以他示能超越基本的形而上学对立，比如某些社会阶级剥削其它阶级这样一个命题。因而，他未能抓住这种对立可以被消解其中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观看这种戏剧时，解构主义者肯定手里拿着笔，等待这样的时刻：本义和比喻性的话语相互滑动，以形成一种稍纵即逝的不可确定性。他或她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从推论出发，这些是文本最重要的元素。我们恰好对此了如指掌，正如以前的批评家也深谙最重要的文本元素是情节或神话结构或语言间离。诚然，保罗•德曼本人告诉过我们，除非这样的时刻来临，否则我们不是在与文学打交道。这当然不是说，有一种被叫做文学的“实体”--而只是说，有某种叫文学的东西，它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这种独特的修辞效果。解构确乎同时关注意义和无意义、所指和能指、意义和语言，但它是在其效果从意义的“专制”下获得解放的关节点上关注它们的。

    当然，解构不是一种体系，也不是一种理论，甚至不是一种方法。它否认任何可以称为“方案”的东西。我们得承认，当我们面对德曼的以下论断时，理解这个事实就有点困难。他认为，解构文学文本中某些“天真的隐喻性神秘化”其实“是未来几年文学批评将承担的责任”。[3]──我们希望他并不那么确定就好了--但我们不应该匆忙下断论，称解构为一种方法。在其文学文本分析中，解构始终如一地侧重于某些不确定的环节，从而不断地发现文本最有意义的一点是它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个事实应该被视为一系列的巧合--也许是一个“风格”或“成语”问题--而不应该勉强地被视为一种“方法”。也许，解构不是一种方法，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你不能从解构技巧上来确切地解读它将如何在任一特定点上处置这些技巧。这与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你当然可以从它对历史生产方式的基本预设中推断其文本话语的全部内容，以及每一个详尽的转折曲直。解构也不责怪任何人，因为这或许就需要一种从此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超验制高点。某些批评方法自欺欺人，竟然相信文学文本与某些事物有关却与它们自己无关。德曼在讨论这些批评方法时告诉我们，他希望在考虑这种趋势时“不去关心它是真理还是谬误，在价值上有益还是有害”。[4]事实上，这种事在文学研究中屡屡发生”，他告诉我们。此言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校长在评论男生不可救药的性倾向时的那种疲惫和无奈。对德曼的文本进行症候式解读，就可以发现，在他那聪明的中立性否认与他讨论历史、传记和其它“参照性”批评形式中所用的语气之间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不确定性。这种语气对不明就里的读者也许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他认为那些方法牛头不对马嘴，令人生厌，而且绝对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几年前就解构了“真理/谬误”这一对立，因此，从任何实际的或肯定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语气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间谍》中那个发疯的无政府主义教授已经完成了终极的超越：他准备在毁灭别人的行动中粉碎自己。他完全卷入了这场大毁灭之中，但他还是通过亲自发动这场毁灭活动而超越了大毁灭。同样，解构主义者也准备要与他或她所栖身的那块悬崖一同落下，同归于尽。解构实践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解构如同一张空白页那样无懈可击。故而，它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演示一切意义形态所共通的一个姿态：它试图在不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征服对手。然而，它为这种刀枪不入、毫发无损所付出的却是最高的代价：死亡。古典认识论的崩溃已使对客体的胜利名声扫地。这些胜利预测一个未被触及的超验主体；如今这个惟一幸存的安全模式将被客体所玷污，直至死亡。解构就是理论层面上的死亡驱动力：在肢解文本的过程中，它受虐似的把暴力转嫁到自己身上，并与之沉沦衰败，同它的客体一道囚禁在一种致命的共谋关系中，这种共谋关系允许它拥有纯否定的最终神圣性。没有人能够比德里达“做得更左”或挫败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得更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挫败；他只不过是个用自己笨拙的力量缠住巨人，并把他掀翻在地的小矮人。解构主义者绝不撒谎，因为他绝不断言。像波洛尼厄斯一样，他是一个小丑兼廷臣；他行为古怪，喜欢节外生枝，却又掌管形而上学话语。无论是通过在别人脚下放滑轮，还是通过成为--与波洛尼厄斯迥然不同--一个勉勉强强的形而上学家，承认那一话语的不可避免性，“谴责”因你无法奠定积极立场而肆意颠覆的那个体系，你都可以否认“立场”。从一条战线跨到另一条战线，也许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这要视火力的方向而定。

    当然，它不像死亡那样具有终结性。形而上学将继续生存，满身血污，但不折不挠；解构，作为“活生生的”死亡，将重组力量，发动新的进攻。每一个战斗者都是屡死屡生；解构的动力就在于强制去重复，去重打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敌人永远不可以毁灭，因为他总是无所不在，又了无踪影--去奋斗，其目标是从不会达到的（自我）杀戮。由于既没有外部，也没有内部，由于形而上学这一敌人总是已在大门之内，解构是靠污损它的东西来维持其勃勃生机的，因而能收获由自我溶解所可能带来的快感--这种自我溶解，作为一种无懈可击的形式，是由另一种自我溶解反映出来的，即它永远不可以消亡是因为敌人在其内部，是杀不死的。“我杀死了我自己”这样的无稽之谈是解构的无稽之谈。如果形而上学这一敌人无处不在，又了无踪影，那么解构亦然；也就是说，它决不可能消亡，并且总是早已消亡；它决不可能消亡是因为它总是早已消亡，它总是早已消亡是因为它决不可能消亡。当然，所有这一切发生之时就是享乐或高潮之际。

    但是，从历史上说，这不是它发生的时刻。解构主义的许多浮夸新主题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某些最普通的主题的翻版而已。对理论、方法和体系的适度否认；对支配性、集合化和毫不含糊的指称性的排斥；多元和异质的特权化，反复的迟疑和不确定性的姿态；对滑行和过程、滑动和运动的钟情；对确定性的厌恶--为什么这样一些用语会如此迅速地被吸纳进盎格鲁-撒克逊学界，个中缘由不难理解。毕竟，从德•昆西到解构相距并不很遥远，而且，发现自发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回应已摆脱了令人尴尬的中庸主义，并且装饰成为最具威力的东西，这无疑是十分愉快的事。这并不是说，这些注意焦点--对偶发和边缘化事物的关注，对表里不一和左右摇摆事物的关注--会受到丝毫的鄙视；（你只要想想那些生产方式就行了：在女权主义手里，这些注意焦点可被用来解构一种患狂想症的、家长式的马克思主义--一听到“残留”这个单词，这种马克思主义就追求总体性。）实际情形是，当你看到偶然性被无情地中心化，看到逃逸之物对未逃逸之物的教条式特权化，看到辩证法不断地消解，你就不会再怀疑你是置身一个强盛的意识形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离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远了；比如，在解构对“总体性”所表现的有教养的恐惧与约翰•贝利之类的传统自由主义批评家对历史捷径所表现出的羞涩反感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不过在另外的意义上，解构主义标示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问题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历史发展强加其上的。如果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人文主义，那么解构主义是强烈地反人文主义的；你不妨说，这是一种没有主体--或至少是没有被约翰•贝利所认可的主体--的自由主义，因为，具有贝利或特里林式的传统自由主义特征的单一资产阶级主体的特权化显然将不再起作用：那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空间、那些坚韧持久的道德责任和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在患幽闭恐怖症的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的竞技场上开始听起来越来越空洞，显得越来越像政治的守门后卫，越来越让人难以置信。尼科斯•普兰查斯提醒我们，“私有”总是一个司法界定的空间，它正是由那个它被认为想限制的公共结构造成的；[5]这个事实如今在日常经验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于是解构主义可以采取一种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式的策略来拯救传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某些主流主题：至少在其任何一种惯常模式中牺牲主体本身。政治上的淡泊和妥协得到了保护，但靠的不是福斯特式对“个人”的确认，而是对主体的驱散--其行动如此激进，以至于使它与任何一种动因一样变得无能为力，而首当其冲的是革命动因。如果无产阶级可以简化为文本、痕迹、症候或效果，那么许多令人生厌的争吵可以被一举克服。当然，传统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支撑被侵蚀的个体实质的冲动与欢悦却迷失方向的自我放纵之间的矛盾。艾略特、詹姆斯和福斯特的小说就是这种既摧残人又给人以能量的矛盾性冲突的战略性“解决方案”。今天，在“耶鲁学派”自身内部，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发生在准备抹杀传统人文主义最后痕迹的人士与希望以合适的弗洛伊德化或解构了的形式来保存传统人文主义残余的人士之间。但是，总的来说，正是福斯特的穆尔夫人，而不是他的菲尔丁，才占了上风。自由的快乐原则正在战胜自由的现实原则，多重性逻辑正在驱逐同质自身，而在传统上，同质自身的存在是为了享受多重性。解构在北美，如同它在印度的穆尔夫人一样，令人不知所措，摸不着方向；因而它将为你提供激进政治的一切风险，与此同时，它取消了可能被召唤为这些风险的一个动因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由主义的自杀，但是，自杀与自由主义那时从不是完全的陌路人。被播散的主体将不会再生--也许它终将不会回来--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播散首先是纯文本上的；要首先置换允许文本播散发生的物质条件的问题，是从来不存在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要真正再生，因为主体必定总是-已经安居其所，让播散发生。杰弗里•哈特曼告诉我们：“反讽阻止艺术消解成积极和可利用的真理。”[6]的确如此：因为如果艺术要讲述像真理之类形而上学的东西，那么，它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大谈特谈利用了，而如此一来，被解构视为不可解（建）构的基础结构又将在哪里呢？

    “某物总是逃逸，但它得付出高昂的通行费。”雅克•德里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这句话对解构主义再适用不过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其解构主义的曲折变化中，现在准备--被迫地？--为自由而牺牲真理本身，这一举动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对传统自治主体的解构，现在似乎越来越成为保存那个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的条件，这样的主体曾一度被认为是这种自由的源泉。传统上负责任的行动自由已蜕变成了解构这种行动的间隙性自由。客观性是可疑的，因为我们知道，难道我们不知道它必须以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观为依据吗？（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否读过列宁的著作）“道德”质疑的经典形式--在特定的事实面前，我们该怎么办？已经不再能明确表述，因为还有什么比“事实”被解构得更少的呢？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什么更具革命性的呢？

    我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封闭圈外升华自己，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仍然有拷问文本、播散能指、逆道解读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证明能彻底动摇学术-意识形态话语的根基，这一真知灼见具有重要价值。解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程序能够成为激进力量，这是不容否定的。问题在于用使资产阶级霸权客观合法化的方式对这种灼见和程序的僭取。德里达对言语/书写的二分对立拆解富于机智，这不容怀疑；书写的回潮也为越来越孤立无援和声名狼藉的学院提供了急需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语义唯物主义”亦然，那一重要的强调催生了整整新一代的闭门造车唯物主义者和关注词汇的毛主义者）。德里达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保持沉默，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策略--比如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沉默。这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拒绝草率的、僭取性的结盟往往是一种“想象式”立场。还不能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太容忍这种姿态了：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人类的未来系于一线，岌岌可危，这种姿态未免有点骄矜奢华，令人作呕。但是它比那些时髦的行话更受人敬重--那些行语哀婉伤感地希望通过喻说性表述来改变这一立场。

    在形而上学的茫茫黑夜里，天下之猫全呈黑色。马克思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叔本华也是，罗纳德•里根也是。这个策略得到了什么？如果它是正确的，那它能够提供信息、增进知识吗？在这种同质化过程中，是什么置意识形态于危险之中？它的存在是要压制什么样的差异？这一策略会使里根感到舒心还是消沉？如果解构主义面临的是形而上学话语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那么，我们可以说，在逆道解读时，既颠覆了一切，又什么也没有颠覆。如果形而上学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外部界限或内部结构，那么我们对此无力进行解构就会产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意识形态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里达的“奇迹年”1967年的前一年，一部关于解构主义理论的成熟之作已亮相巴黎学界。作者不遗余力地拆解文学文本，认为需要在文本内部辨析某些症候性缺席和疑难，找寻文本与其貌似同质的权力体系的暧昧遭遇中开始展示自身的那些特点。这本书就是皮埃尔•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它溅起的水花，与德里达相比，简直就像一片卵石与一块巨石所造成的差异。当然这可能是因为马舍雷的书不那么张狂，或令人生厌，或干脆就是糟糕拙劣。但是，另外的原因也许是，马舍雷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是人所共知的路易•阿尔都塞的同盟者。他认为文本所揭示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它在论及在场和特性时，马舍雷写得更加恰如其分。如他们所言，此书对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影响即使不算很少，也依然是有点分散的。

    马舍雷和阿尔都塞似乎都认为，意识形态铁板一块：是一张包罗人生一切实践的无缝之网，是一个使主体臣服的同质结构。如果意识形态不是理解为一种异质的、矛盾的构造，一个在意指实践层面上不断斗争的问题，那么，这种误识也许与某种阶级斗争观有关：最简单地说，阶级斗争已经消失。于是，正如那块铁板的“外部”一样，留给你的只是理论，或文学或许是第三世界。解构主义把这种现实观提升至次级权力：意识形态也许昙花一现，但是，这一切表意的本质结构（形而上学）却坚如盘石，不可撼动，自柏拉图以来，直至北约皆然。于是你就得与消极的劳动作斗争。令人注目的是，在这方面，解构主义与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是何其相似。[7]对肯定性的愤慨、对确定性意义本身的怀疑、对提议即是同谋的恐惧：虽然历史上我们相距甚远，我们却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切特征代表了对无产阶级一系列挫败和部分被收编的一种极端清静无为的反应，而这些失败和收编是20世纪阶级斗争的全部故事。如果解构根本就不怎么相信阶级斗争，那么，它还是十分鲜明地复制了这些姿态。

    消极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只有毫无权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会将它提升到哲学的庄严殿堂。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本的操作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是，也存在着这些操作与理论-政治的必要性之间的外部联系，即劳动-权力的概念，这些必要性致使马克思把弄得他对手的文本伤痕累累的缺席建构成“在场”。另外，那一文本活动最为清楚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反对“客观性”和“利益”，或把命题的认知地位还原为权力与欲望之争，这对巴黎小资产阶级来说是完全可能的，这确实也是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哲学的家常便饭。但是，对19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认清形势的“本来面目”与那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即其实际生存息息相关。除非无产阶级认识到在“劳动”与“劳动力”之间是否真有理论上的差异，否则无产阶级可能会继续认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受着资本主义暴行的迫害。即使在巴黎、耶鲁和牛津，至今依然有人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