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特里·伊格尔顿

译者：王朝元

　　如果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那么会有多大紧要关系呢？很显然，对于那些现在要么是喜悦的胜利者，要么是低沉的被剥夺权利的替罪羊的右翼分子来说，这是具有极为紧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谬误的，那么肯定会有人宣称，为了探究事物的真实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尽快自行消失是具有紧要关系的。但对于政治左派而言，又有何影响关系呢？左派们正在忙于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是个宏伟的计划，又是一种使之成为现实的行动，而并非在传播或安顿只是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有关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言论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认真的考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论及他们的信仰时都认为其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实际上却很难弄清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实践所特别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相反地，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晚期雷蒙德·威廉斯（Raymod Williams）的政治观点就是如此。
　　一个社会主义者要附加些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在20 世纪的文化氛围中逐步消亡不再盛行。但就理论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能给社会主义增添些什么是难以确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给社会主义增添什么也是不可能说明的。几乎所有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怪异的学说观点，要么不成其为学说，要么不可能准确地加以确定，或者两种情况都存在。在我们甚至还未能就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或曾是什么取得一致看法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终结的呢？对马克思主义而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具体的，但决不是确定的，至少对于为之奋斗毕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而言，或者对于那些或多或少被人提到过的任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正如格莱姆斯西（Gramsci，即葛兰西）和《护卫者》（Guardian）两者统一于社会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意识的信仰一样，世界是物质的，独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物质是先于意识的这一信仰为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帕迪·阿什当（Pftddy Ashdown）两人所认同。
　　基本的和超结构的学说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言，是可论争的特殊的东西，但很多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已经在物质存在中净化了这种基本和超结构的学说。弗洛伊德（Freud）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但他却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动因在于经济。没有劳动这一必须履行的责任，我们将会整天无所事事。商界巨头会捐资推动学说理论（doctrien）的发展，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也会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而言，也许是具体化的。但是，有必要再重复一次，相当部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经毫不含糊地摒弃了这些东西。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未能在劳动价值理论上取得统治地位。如果马克思上义者认为某些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是有目的的，进步的，矛盾的，以及在某种角度上而言是理性的——一个足够大的假设——那么，黑格尔派也会如此认为。或许马克思主义者们会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仅仅是对他们的数量有所怀疑。目前，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阶级本质的观念，或者科学知识或者错误的意识观念^[1]，然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也许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
　　也许马克思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其说是发展了一种“唯物主义”，还不如说是发展了“伦理的”或者“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即使是在当前已如何固定在资本主义的现阶段之中。但你尽可遵循这一原则（赞同这一主张）而不必认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包括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你将某种理论学说推向极端，那么你就会以任何其他的而非唯物主义的目的论而告终。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既然事实上我们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乌托邦”在以一种奇怪的此类唯物主义前提条件下而将被定义为一种必须的方式呢？那么，也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特征（differetia speccifica）在于其政治性而不在于其理论性。但这更加难以令人信服。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革命的，也并非全部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奴役，私有财产，货币，市场，商品生产，统治阶级，阶级分化，物质匮乏，自私的个人主义，异化以及政治状况，促进社会平等的需求，国际社会，经济计划以及集体的自我裁决等等诸如此类的命令式的语句，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中是极为丰富的。但它们之中却并没有一样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所约束，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性（the Marxist stable）。从布莱克（Blake）到克鲁泡特金（Kropotdit）一类的激进分子都赞成大多数上述观点。此外，马克思主义本身，至少在其高峰期，就能敏锐地意识到其在道义、文化以及在政治上赢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多少，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非意味着仅仅是在俗语词典上的一句骂人话而已。
　　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言，是否不存在任何既明确又特别的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认为是有的：不是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在与别的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有关社会阶级的主张，这种主张是由物质生产的大历史方式的动力学所最终决定的。这两种叙述的结合是如此的坚固而明确，即使这种自然力量非常明确，以使其成为众多争论的中心主题，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难以联想到的，但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关系呢？答案是它确定了使社会主义发生转化的特殊的动因——劳动阶级以及一个特殊的阶级对手。最为根本的是，它为历史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提供了关键的中介。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仍然能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工作（将涉及定义这一阶级是什么，或者这样的社会阶级到底是什么及诸如此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置于一边），在没有将实践局限于一种历史发展的特殊理论的条件下。实际上，尽管罗纳德·阿伦森（Ronald Aronson）曾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一书中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日即将来临，但他似乎仍在期望着一个能自我解放的无产阶级出现（第153 页）。为什么将社会主义实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理论之上将会产生与其不同的物质实践，即使你如果未曾读过用惯用文体写作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也许对振奋你的精神和坚定你的决心有用（虽然它也许总是使之削弱），但这种问题的提出是没有任何理由根据的。
　　那么，要避免做出就社会主义者的消亡对马克思主义无甚紧要关系的结论是相当困难的。这样似乎会使你在政治上处于无甚用处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你无论如何是不能维持的，或者似乎使你致力于那些或许从未在别的地方发现的没有任何理论的教义学说。此外，一些你或许不曾从别的途径获得的信仰，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能是不值得首先接受的，因为其中的一些信仰——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仅仅存在一个宽泛的政治含义，这种含义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并非是其独具的特征。
　　对于这一结论有着两种相反的观点。其一是：真理总是存在于客观实际的事物之中；而且如果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是广泛的真理，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呈现为与之不同的东西。T．S．艾略特（T.S.Eliot）曾妙言：实用主义是真理，但对这种观念被怀疑的反实用主义立场而言，是毫无用处的。在此更多的是信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无以辩驳的论争，而且听起来真是脆弱得令人难堪。较为令人信服的事例是什么才可能是真实的——尽管其用处有限——是关于我们刚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关系大体上也许真的和别人所设想的那样是较为松散的。但其历史的实践事实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成为超过通常意义的社会主义信仰的最为宝贵的载体之一，而且其仅仅是这样一种学术设想，即前者的被误解将无损于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出于只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历史这一原因。在我看来，只要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传统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者具有相似之处的社会主义者，而其是否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不存在这种传统，其若处于这种境况则是不可能的。
　　同时，没有什么东西比那些剖析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著作所引起的骚动更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断延续的生命力。维特伦·特罗茨基斯特·西里尔·史密斯（Veteran Trotskyist Cyril Smith）的《马克思的黄金时代》一书是一部杂乱无章、组织结构松散的著作，读起来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他在刮胡子时口述而成的。该书采用了模仿来的策略，企图将马克思本身从马克思主义中挽救出来；换言之，它采用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风格形式来反对另一种风格形式的陈旧方法。朱尔斯·汤森（Jules Townsend）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是一部颇有见地而又具有党派性的著作。该书极其审慎地、通俗易懂地描述了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焦点，在其结尾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只作了简要的陈述。汤森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则马克思主义将必然仍会存在，这是避开是否反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可以接收资本主义的问题的一种说法。况且，在此书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极有效地省略了。但此书对于一种想像性的即将过时的学科而言，却是一种极妙的方法。当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减弱时，资本主义的行为比其应该的所作所为更为具有反社会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因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是极为必要的。至于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则在《后现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篇文章里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充满生机活力，仍是－种胜利者的炫耀，尽管有人怀疑其盲目乐观的作者在荒原之中仍然将会不断地形成和发展。在此书中，大多数的篇章较为谨慎地发出了修正主义的暗示。同时，该书还以美国左派特征的风格，拥护和支持了一种适宜于多元化的、解构性的、非实在论的、反目的论以及反基础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依其品味看来，可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一种穿着唯物主义外衣的温情后现代主义。颇多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地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由于其盛行的反实在论的缘故，前者的支持者们如果在论及“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时，最好能保留其某些含义。用原木板完全重新造就的船与原来的船还是同一条船吗？然而，在该选集中就有一些精心构思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短小得难以说明所研究的事命题（theses）（无论是感激性的还是悔恨性的），该书在其主题（topic）范围之内广泛搜列了从斯宾诺莎（Spinoza）到牧师，从奇谈怪论（Queer）^[2]、马克思主义以及考古学到作为一个被剥削阶级的儿童们（原文如此）（sic）^[3]。当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时，解决的办法之一总去找一个具有丰厚嫁妆的知识伴侣来暂时结合以摆脱它。“马克思主义与……”是一种坦诚对待其他理论的浓厚的特征，这种特征是由令人讨厌的如光棍汉般的感受引发而成的。而这种感受又是人们不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描述说明清楚的东西。于是，马克思主义者文集因而成为了单身酒吧（singlesbars）^[4]的理智等价物，作为不同的政治趋向，用同一种观点去谨慎地互相估计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多元化与混杂性的界限并非总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部折衷的名著，其内容涉及了犯罪、种族、女权主义、宗教、同性恋和因特网。这是在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性吗？抑或是在一个忧虑的时代来自对传统所关注的一系列替代呢？这是非常后现代的一系列论题，它为一群狂热的崇拜者而非阶级，朱莉·伯奇尔（Julie Burchill）而非布克哈林（Bukharin），色情文学而非生产提供了索引条目。此书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研究古物（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相一致的过渡准备。^[5]
　　马克思主义虽然被修正、重组、合并及与其他东西相结合，但仍然在一些部门具有不朽的价值，不过在其他方面却又受到了要求极为苛刻的批评：这种著名而固定的观点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从最好的角度而言却成了预言性的，从最坏的方面看则是虚无缥缈的。在这方面，罗纳德·阿伦森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从一开始就令人耳目一新，它没有隐藏什么，如果可能的话，也欠缺合理之处。阿伦森具有知识分子的诚实，这更易于使人曲解他所说的内容。他坚定地拒绝了所有的鸦片（诱惑）：是的，马克思已被宣布终结了无数次，但现在它确实如此；不，没有人热切地盼望它可能重现，在某些理论水平上它的持续存在并不是特别的好；其伴侣挽救不了它，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就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此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异议大多是非独创的；在任何情况下，在轻微的自我修正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会在试图从残骸里捞出大量东西而终结。即使如此，作为一个极端的左派分子，显然作者会为自己的理智结论而感到痛苦，而对于那些仍以马克思主义为标题大做文章的人而言，此书提供了强有力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说，正如开始之初那样，马克思主义仍有很大影响关系。在我看来，其社会主义理应蓬勃发展是有着重大关系的。而且社会主义也许将按那样状况良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情况就不会如此。但在此，我们应分清哪些是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工人阶级与晚期的雷蒙德·威廉斯的信仰相一致，如果他们又未曾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什么紧要关系呢？或者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不存在的情况下威廉斯将不会获得这些信仰？如果他曾是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曾确切地修正过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又如何呢？

以下注释参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六辑》p304-308。

^[1] “错误的意识观念”疑为“虚假意识”。

^[2] “奇谈怪论（Queer）”，另一译本为“克威尔理论”。

^[3] “被剥削阶级的儿童们”，另一译本为“被开发班级的儿童们”。

^[4] “单身酒吧（singlesbars）”，另一译本为“光棍汉们”。

^[5] “此书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研究古物（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相一致的过渡准备。”另一译本为：“此书对于那种没有涉及此类问题，而仅仅只对研究古物有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坚固的纪念品。但它为某种中肯恰当的、颇具吸引力的感觉观念所提供的价值是与一种特殊文化的记事本（议事日程）相一致的过渡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