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随着它们所反映的世界而改变。如果它们坚持必须要从事物的历史脉络来了解,那么,这样的看法也必须适用在它们身上。即便是最崇高的理论,也一定会有其历史现实根源,例如诠释学这种诠释的科学或艺术。一般认为,诠释学的创始者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利希·席莱尔玛赫(Friedrich Schleiermarcher)。不过,比较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席莱尔玛赫之所以对诠释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受邀翻译一本名为《新南威尔斯英国殖民地报告》(An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olony in New South Wales)的著作,该书记录了作者与澳洲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席莱尔玛赫关注的焦点,是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十分相异于我们的人们的信仰。 因此,在一次殖民互动中,诠释学因而诞生。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起的文化概念是出现在一个文化本身在资本主义中日趋重要的时代里。这是种不寻常的发展。文化与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两个相处融洽的伙伴,像是高乃尔拉辛(Corneille and Racine) 或是劳莱与哈台(Laurel and Hardy)。的确,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是资本主义的反义词。文化这个概念的产生,是用以作为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作为其盟友。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关于品格、而非市侩的。文化是关于人类能力的陶冶的,是为了让人类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发自某种可鄙的功利动机。人类的这些能力可以形成一种和谐的整体性:它们并不只是一堆专化的工具而已,而“文化”正意味着这种荘严的综合体。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无法使用的价值与能量可以寻求庇护的简陋避难所。文化,是情欲与符号、伦理与神话、感官与情感在一个日渐对它们感到不耐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建立家园的所在。在文化所处的贵族山丘上,它轻蔑地俯视在商业荒地上汲汲营营的零售商与证券经纪人。
然而,从1960年代与70年代开始,文化也开始用来指涉电影、影像、流行、生活型态、行销、广告与传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符号与奇观整个蔓延开来。在欧洲,开始出现对于文化美国化的焦虑。我们似乎达成了富裕的目标,但却没有得到自我实现,于是,文化或“生活品质”的议题猛然成为焦点。价值、符号、语言、艺术、传统与认同意义下的文化,是诸如女性主义与黑人权力等新社会运动所呼吸的空气。文化现在是属于异议的,而不是一种和谐的解决之道。文化也是新兴劳动阶级艺术家与评论家的活水源头,他们首次开始大声地围攻高阶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堡垒。文化革命的理念,在法兰兹·法农(Frantz Fanon)、赫伯特·马库塞(Hebert Marcuse)、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尚—卢克·高达(Jean-Luc Godard)令人沈醉的杂揉中,从所谓的第三世界迁徒至富的西方世界。
的确,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处理性别与性欲的问题。然而,这绝对不表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这些主题,尽管它对性别与性欲实在是说得太少。推翻俄罗斯沙皇而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革命,是从1917年在国际妇女节所发动的示威开始。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他们便把男女平权视为当务之急。对于环境的议题,马克斯主义大抵是沉默的,不过,这也几乎是当时各种理论的普遍情形。即便如此,在马克斯早期的著作以及晚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里,仍然有关于自然的深刻反省。马克斯主义并没有完全忽略无意识的主题,尽管它只是把无意识当成是布尔乔亚发明的东西。不过,也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这种草率态度的看法,例如重要的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学者赖希。而在诸如马库塞的马克斯主义哲学家的反思中,愉悦与欲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身体这个主题最为杰出的一本著作《知觉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是法国左派学者墨理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作品。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某些马克斯主义思想家开始提出关于生活经验与日常生活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忽视种族、民族、殖民主义或族群的指控同样是不实的。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会系统性地提出关于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以及性别)的问题,并加以讨论。罗伯特·杨(Robert J. C. Young)写道:“就认知各种不同形式的宰制与剥削(阶级、性别与殖民主义)以及必须要将它们全部废除,才能为各种解放奠定成功的根基而言,共产主义是第一个列出这样的政治纲领,也是唯一的一个。” 列宁视反殖民革命为苏维埃政府的优先要务。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及其它地方的反殖民斗争中,马克斯主义的概念也扮演了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