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想家发展出来的许多概念在今日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之中的几位思想家也仍然继续发表深具影响力的著作。如果有读者看到本书的书名,以为“理论”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全都可以就此松一口气。重返理论之前的天真岁月,那么这些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我们不可能重回一个只消说“约翰·济慈(John Keats)的作品令人愉快”或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流露着坚毅的精神”便已足够的时代。“理论之后”并不是说整个文化理论是个糟糕透顶的计划,不过,还好现在出现了一个好心人,表示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又可以回到那个地平在线望不到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世界,做以前所做的事情。如果“理论”所意味的,乃是对引导我们的假设进行合理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它仍然如往常般不可或缺。“理论之后”所意味的,是我们现在处于所谓理论发展高峰期(high theory)的余绪,在某些方面,我们已逐渐远离因为出现阿尔都塞、巴特与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洞见而富饶的时代。
继这些开路先锋而起的新一代思想家所做的事情,正是后继通常会做的事情。他们进一步发展原本的概念,将之丰富化、进行批判,并加以运用。有能力的,对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思考;没能力的,将之运用在《白鲸记》(Moby-Dick)或《魔法灵猫》(The Cat in the Hat)的分析上。无论如何,新一代并没有提出什么属于自己的重要概念。前辈的典范显然太过崇高,难以仿效。当然,只要有时间,新世纪应该也会产生自已的大师。不过,至少在目前,我们仍仰赖着过去大师的鼻息;然而,从傅柯与拉冈开始坐在打字机前到现在,这个世界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在这个新时代里,究竟需要哪种新颖的思考方式?
在世界上有半数人口缺乏适当的卫生设备,而且每天只靠不到两美元过活的情形下,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论学者都浸淫在西方世界的自恋中,忙着分析阴毛的历史。的确,当下文化理论最为蓬勃的部分,乃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它所处理的正是这些悲惨的境况。如同性别与性欲的论述,后殖民论述是文化理论最宝贵的成就之一。然而,这些关于后殖民的概念却是在新一代、想不起任何撼动世界的重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他们的错)的学者中发展出来的。在所谓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到来之前,对这一辈的年轻欧洲人而言,似乎除了欧元的出现外,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向儿孙诉说。在1970年代之后的荒凉保守主义时期,历史感变得日益鲁钝,这也适合掌权者希望我们应该具备的态度:除了当下的情形外,我们无法想象任何其它的可能。未来看似只是当下无尽的重复,或者,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未来是“有着更多选项的当下”。目前,有一些虔诚地坚持一切都必须加以“历史化”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的事情都是属于古代史。
的确,在某种意义下,民族主义的革命份子本身似乎确实跨越了阶级。藉由对全国人民的号召,他们能够在冲突的阶级利益上创造出一种虚构的团结。事实上,中产阶级从民族独立中得到好处,要比那些受到压榨的劳工与佃农要来得多;因为后者发现,民族独立的结果,不过是一组当地的剥削者取代了原本那组外来的剥削者。即便如此,这种团结仍然不是全然虚假的。如果说国家的概念是用以置换阶级的冲突,那么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阶级冲突得以成形。如果说国家的概念带来了某些危险的幻象,那么它也在另一方面促成整个世界的翻转。民族主义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激进浪潮。在某种意义下,第三世界的各种团体与阶级确实面对一个共同的西方敌人。阶级斗争在对抗这个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形式。当然,民族国家是一种狭隘、扭曲的对抗形式,在最后它更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不恰当的形式。《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观察到,阶级斗争首先都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然而在实质内容上,阶级斗争却远远超乎民族国家的形式。即便如此,民族国家仍是一种号召不同社会阶级——佃农、劳工、学生、知识分子,藉以对抗反独立的殖民者的方法。面且,有个支持民族国家的有力论证:成功,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
认定规范性永远只有负面价值的人,通常也会认为权威永远是可疑的。就这个面向而言,他们与激进份子并不相同。激进份子尊重对不义有长期抗争经验的权威,他们也尊重保障人们生命安全或工作条件的法律权威。某些现今的文化理论思想家也认定少数永远比多数来得更有生命力;因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行动而受重伤的受害者大体上不会这么认为。不过,某些法西斯团体、不明飞行物体迷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Seventh Day Adventists)听到这种说法或许会很高兴。使印度的帝国权力惊惶失措、终止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是多数,而不是少数。仅仅因为规范、权威是权威,以及多数是多数,便加以反对的人,只能说是抽象的普遍者,尽管他们多半会反对抽象的普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