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皮里阳秋——T. S. 爱略特的《标准》

皮里阳秋——T.S.爱略特的《标准》

伊格尔顿

（2002）

　　 T. S. 爱略特的《标准》杂志从一战后不久办到二战前夜，或者，也可说是在爱略特两次重要的消沉之间。这两种时间划分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1921年爱略特陷于神经性的崩溃的时候，关于资助他提议的刊物的商业谈判被迫暂停；正是在此疾病的康复期间他写出了《荒原》。尽管他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婚姻不幸有关，它也同时反映了《荒原》所表征出的战后的文化危机。那时19世纪的学说——浪漫派的人文主义，自由派的个人主义，社会进步的梦想——仿佛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而爱略特和他欧洲的现代主义同侪一样，为精神幻灭而深感沮丧。重要的是，这也提出了在丧失了养育他们的遗产之后如何写作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从起初就决不信仰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人，他既被大灾难所惊骇，又被其赋予了活力。也许进疗养院对他有所帮助，而这也把他的思想引向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文明落在废墟之中，那么会有一个把这堆破碎的形象一扫而空然后重新开始的重大机遇。或者，收拾旧时代的精华重新来过，向前进入到一个古典的，秩序的，被传统所系的过去之中，同时面向着对无政府的主观主义的污秽崇拜，自我表现的个性，自由贸易，新教的“内部之光”，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颠覆，它们都在“辉格原则”的名义下被爱略特以其骑士般的一视同仁所笼统论之。

　　这种两面神式的时间性处于现代主义的核心，在其中人们回归到现代之前的资源之中，以期向后运动而进入一个完全超越了现代性的未来。现代之前，在爱略特的诗中事关渔王和丰产崇拜；在他的散文中则是一个关于古典秩序，保守党的传统主义和基督教会的问题。然而在这两种写作中，一种已经不足为信的个人主义必须屈服于一种更加全体性的存在形式，粗略地说来这发生在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让位于它的国际垄断版本的时候。不论是作为被杀的神还是顺从的基督徒，拥有一个自我的要义就是要放弃自我。而正是浪漫派的人文主义的异端主张我们应该培育而非放弃自我。“传统”是诗人必须永恒地为其放弃他的自我的那种秩序，而写一首诗包含了对个性的消灭而非肯定。爱略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哲学家布拉德雷（F.H.Bradley），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对自主的自我的解构者，这并非偶然。从一个无根的，性向暧昧的美国移居者变成一个有型有款的伦敦的银行业者，他自己的自我版本就曾经很有问题。

　　爱略特的诗学取自法国象征主义，因此他不可能象马修·阿诺德那样去在诗歌中去寻求精神骚动的解决之道。诗歌的语言没法给出这种解决，甚至于没法对这种境况作出权威的评论。因为对爱略特来说，要做到有说服力，是要在读者的神经系统、五脏六腑和集体无意识中制造共鸣，而不是仅仅达到心智的范围，这种语言必须被加速扩张到紧密地依靠感官经验以至于几乎无法与之分离的程度。其结果是，诗歌语言不会再有空间去转过身来批评性地反思它所记录的经验。它最多能做到的是通过暗示原型和典故而得到某些幽灵般的现在的另外的可能，或者，这另外的可能也存在于那种被丰富地具体化地使用的语言所固有的净化机制之中。

　　因此文化批评的任务必须授以散文，这也是爱略特的诗和散文的风格各异的一个原因。他的诗是神秘、隐晦而且含混的，而他的散文则明晰，庄重，而且高傲地自信。《标准》是爱略特的文化批评的主要工具，它致力于古典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复兴。只有一个具有那种精神的欧洲才能足以去抵抗现代性的野蛮。这样一本发行量也许从来没超过八百份的小杂志如何能使有组织的社会恢复原态，这并不清楚，但是爱略特似乎认为《标准》的冷清状态对实现其目标有益而并非障碍。他的散文中很少有措词比“仅仅是很少的”给他产生出更热切的，几乎是色情的颤栗，但如果读者量一夜间飙升到十万，他无疑会感到极度的慌乱。

　　1938年10月，爱略特被他的第二次精神上的消沉所控制，这恰好在希特勒和张伯伦签定慕尼黑协定之后。三个月后，《标准》彻底失败了——部分地因为战争来临所造成的物质上的困难，但同时也无疑因为它在精神上的牵连。因为战争意味着《标准》的复原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对等物的计划破产了，它让位于一个彻底的更加险恶的欧洲帝国；而爱略特在杂志最后一期里阴郁地观察到，人们曾经误认为会被更新和加固的“欧洲精神”已经消失不见了。

　　简而言之，正是法西斯促成了《标准》的结束，这被人们忽略了，虽然爱略特和他的刊物本身在说明这一点。事实上，爱略特是个反动分子而非法西斯，他的评论者们没有看到这中间的区别，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煽动起来的热情却完全不懂政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法西斯和与它时常牵扯在一起的现代主义一样都是两面性的，既回望原始的过去，又向着闪光的科技未来迅猛前进。象现代主义一样，它是既要古老又要前卫的，并从现代之前的神话中甄选出现代之后的未来的珍贵种子。在政治的意义上，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和所有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发明。它的目标是把爱略特崇敬的高度文明的传统踩碎于脚下，并且在维吉尔和密尔顿曾经站立的地方竖起铁锹和斯特恩机枪的大型花岗岩模型。

　　法西斯主义不是保皇派而是中央经济控制论者，不是传统主义者而是革命者，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异教的（尽管伊比里亚的法西斯被证明是例外）。它对权力的野蛮崇拜和对家族血统和礼仪的蔑视，与爱略特的仁慈地拥有土地的、地方主义的、跳莫里斯舞的、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理想鲜有共同之处。即使如此，在法西斯主义和保守的反动派之间还是有密切关系和可对比之处。如果说前者鼓吹鲜血和土地的恶魔版，那后者提倡的就是天使版。两者都是精英主义的，权威主义的，都是为了组织秩序而牺牲自由的教义；两者都敌视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者都与神话和象征密切相关，把直觉置于分析的理性之上。如爱略特所言，欧洲的观念以其自身的文明化的方式和纳粹国家一样是排外主义的，然而在爱略特看来，是纳粹国家导致了它的毁灭。正如托马斯·曼所理解的，一种丧失了能力的崇高庄严使实际的人类生活危险地处于野蛮主义的攻击之下。此外，尽管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非象在法西斯那里一样成为保守党右翼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保守党右翼的土壤里茁壮地成长。

　　因而，爱略特和叶芝一样会被发现时常以有限度的赞许去看待法西斯主义，或者他会发出糟糕的反犹论调，这都不奇怪。然而，所有这种政治偏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主义者们并不把他们的信念看作是政治性的。政治是实效的领域，因此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相龃龉。尽管其他人群词诌诌，一个人自己的承诺仍是出于习惯、本能、实用性和常识。在需要对一个紧迫的危机发言的时候却明显地不相信政治，因此《标准》从一开始就因此就陷入窘境。爱略特写到，文学评论必须不断地跟随当代的世界一起改变；可是，如何能让一个保守派的刊物不去自相矛盾，既然它的原则被认作是永恒不变的？“时代变更，价值不变”，这个《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大张旗鼓的广告也许是某个以烧死女巫为乐的雇佣文人炮制出的句子。而“应用”这些原则去改变处境也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带着左派理性主义者的习气去把普遍原则应用到特殊情况上也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

　　这种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分离是爱略写作中的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文体之分的另一个版本——前者对具体之物表现得太超然，而后者却无法超越它。因此，爱略特独特的写作形式拒斥那些被看作是将普遍的和个体的融为一体的经典作品，即使它的内容是他赞成的。到写出《四个四重奏》的时候，当超验的真理试图在肉体和时间中表达自身，这同样已经变成一个信仰的难题。爱略特的信仰让他坚信普遍化身于个别，而圣言赋形于词语，即使他对物质世界的轻视从未减轻。

　　确实，我们也许可以把现代主义看作对这种古典的统一的迟到的再发明。正如波德莱尔宣称的，现代的艺术家对永恒和短暂同时折旧换新，而这也正好适合爱略特自己的诗学实践。当诗歌破碎的表面紧张地回应着飞逝的感觉，它的神话的亚文本暗中运转着把所有这些看上去很随意的材料转换到原型的真理之中。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先锋诗人的爱略特和作为保守派的传统主义者的爱略特在暗中一致：如果说偏狭的经验的幻觉要被粉碎，而阅读的主体又与他的或者她的永恒不灭的自我保持着联系，那么很多对平常的语言进行的游击突袭将被证明是必要的。但是现代主义没办法把永恒不变和随机偶发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这一关系常常会变成令人沮丧的转弯抹角，或者，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反讽形式所暗示的那样，极度地不自然。

　　与所有保守知识界的文化批评一样，《标准》摆出的姿态是一种平静的超然，它只恪守阿诺德式的批评才智的自由游戏。爱略特强调说，一个文学评论必须避免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和神学的偏见。既然如此，如果做不到把评论者们从神学的序列中吸引过来，那它显然是既不可信又不可爱（如果一杂志没有某些界限那它还有什么用？）。带着一些温和的自相矛盾，他也同时坚称任何有效的评论都带有政治上的兴趣。这是非政治的政治的自相矛盾。詹森·哈丁对此杂志的辛勤研究非常出色地刺探出它庄严高傲的腔调背后的宗派主义的、精于操纵的、温和地恶毒的文学市场中的政治。哈丁的书构架于一个文学大佬和投机者的世界之中，它显示出爱略特如何时而卑恭曲膝，时而皮里阳秋地使评论者就范，但又始终虔诚地关注着永恒的真理。所以此书在精神上是修正主义的，它对重大的声明持怀疑态度，注意特殊的势力和压力，并认识到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概括的陈述而非所有“有启示性的当地语境”。

　　《标准》在某些场合显得尤其冷漠。比如，它对西班牙内战过分地冷静超然，敦促对任何党派都以“保留态度，谦卑和忧虑”对待，而且在这方面称颂《薄迦梵歌》主人公阿朱那（Arjuna）出色的平衡能力，并把他看作是亚洲的马修·阿诺德。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当《标准》攻击共产党主义的时候，爱略特就没有如此明智地乞灵于阿朱那。在作为一个来自圣路意斯的移居者的庄严的建议中，他声称“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大部分的人类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地”，还有他对“自由思考的犹太人”的敌视，都非同寻常地没有表现出多少“保留态度，谦卑和忧虑”。

　　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事实上是这个杂志根本方针的一部分，并且也许是导致它衰落的部分原因。爱略特写到，一战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国革命；而且他明确地把它和拉丁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场精神战争。叶芝同样这么想：如果说欧洲精神需要复兴，那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首先在东方爆发了。《标准》尤其是对正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的一个回应。爱略特敬慕这种信条，正如我们能想象教宗派尔斯十二世（Pope Pius XII）暗地里敬佩斯大林。他在该杂志中不止一次称赞共产党主义的正统观念、道德信念和深深根植的原则，并且显然把它视为值得他注意的很少几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之一。作为一个保守党的反动分子，他自己和政治左派一样反对“财政独裁”和经济的拜物教。的确，他对同时代的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多少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撒切尔的支持者的看法一样：他们是穿着传统的保守党外衣的、把自由提升到秩序之上的自由派。但或许共产主义也为这个杂志的结束起了它的作用，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三十年代结束前，战争已经隐现，它的贵族的、英国天主教的古典主义招牌注定不再显得特别重要。当写出《基督教社会的观念》（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的爱略特提倡顺应季节的韵律而生活的农村社会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开进波兰。

　　哈丁并不试图否认爱略特的“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可是他也许低估了这些究竟有多肮脏。无论如何，他的确强调了《标准》的相对开明，比如它积极殷勤地对待共产主义者休·麦克迪尔米德，沉默地热心于梅纳德·凯恩斯，而且在它的最后阶段发表了奥登、史本德和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他的研究由这些部分组织起来：调查这个杂志和周围其他期刊之间的复杂关系（《阿德尔菲》，《现代文学日程》（Calendar of Modern Letters），《精研》和《新韵文》）；通观其文化政治；研究它的五位主要评论家的作品。这种方法会有把《标准》埋在其他杂志的记录、宗派的争吵和评论家的传记之下的危险；但其优势在于阐明了《标准》的供稿者在政治上和美学上何其多样。它的最经常出现的书评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是一位出身于哈利法克斯孤儿院的超现实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温文尔雅的业余艺术爱好者包那梅·多布里（Bonamy Dobrée）则在哈里伯里和剑桥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斯特拉奇（Strachey）和吉卜林，纯文学至上的轻浮和公立学校的栋梁的奇怪混合体。如批评家约翰·彼德（John Peter）所说，“《标准》的一些部分类似于《书写板》（Tablet）杂志的副刊——而其他的部分令人费解地挤满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里德是一个承认骑士风度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先锋艺术的拥护者而且还编辑了那本时髦的《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类似的矛盾在《标准》的通常状况中是很典型的。办《标准》的钱则来自丽莉安·罗丝马尔子爵夫人（Viscountess Lilian Rothermere），她是那位报业巨头的疏远的妻子，热衷于提倡那种极端的而且时髦的，能够在伦敦的客厅里激起轰动的作品。在《标准》的管理中，她扮演了监督的角色，正如那位专横的安妮·霍尼曼（Annie Horniman）在经营叶芝的修道士剧院时候所做的。因而爱略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拘谨狭隘和文学上的破坏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发现自己的杂志被夹在高级现代主义和上流社会之间，对某些人来说太无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又太大胆。他自己穿梭于波西米亚式的梭霍区人士和伦敦的上流社会成员之间，这种对立性隐藏着一种密切关联。因为现代主义尤其是一种对中产阶级的现代性的反动，它因此吸引了贵族和诗歌上的隐士，社会意义上的过时者和被忽略者。

　　《标准》拉进来的有伍尔夫，劳伦斯，叶芝，阿尔多斯·赫胥黎，E.M.福斯特以及温翰·刘易斯（Wyndham Lewis）这样的作家，同时也给普鲁斯特，瓦雷里，克科托和其他欧洲作家第一次在英语中露面的机会。保守派的逆动，正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在它缺乏乡土观念这一点上显著地“非英国”。如果说这个杂志打着一个令人不快的右翼基督教的旗号，它至少也是一种智力上很繁重的话语，以但丁、阿奎那和巴黎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为中心，而不是菲力浦·拉金那种地方性的伪虔诚。在高级现代主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是极右派的而不是自由或社会民主派的中心地带，给闷在幽闭恐惧症里的英国开启出世界主义的观点，而此时的流放者或者移民，比如康拉德，王尔德，詹姆斯，萧伯纳，乔伊斯，劳伦斯，爱略特和庞德正往返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之间为他们的艺术获取英国无法单独地提供的象征资源。

　　并非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右翼的；但在他们中间这种观点的优势地位仍是惊人的。在文化危机的时代，正是那些被迁移出来的和被孤立起来的人能够用负责的野心勃勃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历史时刻；而又正是这些人，通过提出关于现代文明的最透彻的问题而能够制造出最好的文学艺术。但是，没有谁比那些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的人更热衷于独裁。如此多的这样的作家回应历史危机的时候天启式地吁求绝对权威并且激烈地排除颠覆性的因素，这是我们必须为拥有这些艺术而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去做。

说明：
　　本文是Terry Eagleton为詹森·哈丁（Jason Harding）的《〈标准〉：战争间的不列颠的文化政治和期刊网络》（The 'Criterion': Cultural Politics and Periodical Networks in Interwar Britain）一书写的评论, 发表于2002年9月19日的《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后收入作者的评论文集《持异议者：关于费什，斯皮瓦克，齐泽克和其他人的批评文章》（Figures of Dissent :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Zizek and Other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