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七章 开战
这次罢工的规模之大、力量之猛，把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和公民联盟的头头都给打懵了。在想出对付罢工的办法之前，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车辆收起来，所以工会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不过，工人很快就会尝到资本家是怎么对付罢工的了——暴力镇压。
资本家的媒体马上开始痛骂工会，它们拼命抹黑罢工。老板们招了不少工贼司机和流氓，却说这只是为了“保持道路通畅”。在公民联盟的操纵下，警察向工会下手了。按照法庭的记录，在罢工的头两天，只有十八人被捕；可是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就有足足151名纠察队员受审。他们被处以罚款，挨罚的最多的有五十块，还有十七人被判处劳教，时间从十天到四十五天不等。1934年5月18日，星期五这一天，老板阶级举行了“市民大会”，并在会上炮制了一个“法制”委员会。工会弄到了公民联盟的一份公报，上面登了一个报告，说法制委员会正在组织特别治安队，这个治安队将按照治安官和警察局长的建议行动。法制委员会租下了亨内平大道1328号，把那里改成了治安队的总部，还仿照工会的罢工总部，盖了食堂和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工会对市场一带不够重视，公民联盟的军师就打算从这里下手，从侧翼击破工会的纠察线。菜农在市场里租下摊位，小商店的老板就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的产品。当时小商店还没有被连锁店消灭，这种贸易还很活跃。这些菜农属于菜农协会（Market Gardeners Association），他们跟农民假日协会没有关系。工会事先没有跟他们商量好，所以罢工无意中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公民联盟的军师发现菜农对罢工意见很大，就想利用他们，让他们带头破坏罢工。
资本家的报纸登出文章，说“为了对付罢工，菜农已经组织起来”。治安官派了七十多个治安队员，护送菜农的车队前往市场。他们在半路上就被机动巡逻队发现了，然后机动巡逻队追了他们一个钟头。农民发现自己卷入了纠察队和治安队的战斗，他们大多掉头回家了；开到市场的卡车只有三辆。
这次冲突之后，工会向菜农协会保证：菜农可以直接把产品运给城里的小店主，工会不会干扰他们。这样一来，菜农就可以继续做生意，而又不会破坏罢工；工会也能继续封锁市场，而又不会损害菜农的利益。菜农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在罢工中保持中立，有些人还对罢工保持了善意。
老板们见这招不管用，干脆公开向工会进攻。5月19日，星期六那天早上，老板找来一帮工贼，在市场区给贝尔曼水果公司（Bearman Fruit Company）装了两卡车的货，又找了一大帮警察和流氓，叫他们带着棍棒去保护工贼。工会派机动巡逻队去增援当地的纠察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只能用手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自卫。好多纠察队员被打成重伤，几个警察和流氓也被打伤了。后来，纠察队长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写了个报告，交给了我。（在罢工档案中，他用的是他继父的姓氏塞维尔森〔Severson〕。）
杰克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咱们吃了大亏，有好几个人被警察用警棍打翻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被打昏后，不知是谁把我拖进了贝尔曼公司里面。我醒来后，发现哈罗德·比尔（Harold Beal）和路易·斯卡拉德（Louie Scullard）也跟我关在一起，过了一会，来了辆警车。哈罗德和路易被押上警车后，警察见我脑袋伤得厉害，血哗哗地流，就把我放了，我从警车下来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倒地上了。接着就是一场混战，纠察队员把我拉起来，扶我走到第六街和亨内平大道的路口。他们叫来救护车，把我跟另外一些纠察队员送到总医院。医生给我脑袋包扎好后，把我放在一个房间里，准备转送监狱。这时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工会代理来了，他跟前台接待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然后他带我走到门厅，对我说：‘赶紧离开这里。’”
从杰克的经历可以看出，医院跟警察是一伙的。受伤的纠察队员去医院治伤时，医院就会通知警察，还把纠察队员控制起来，等警察一来，就把纠察队员交给警察。所以工会才会在罢工总部里设立自己的医院。受了小伤的人，我们都尽量带回自己的医院治疗。只有受了重伤的人，才送去正规医院。星期六那天的战斗结束后，每个纠察队员都懂得了这个规矩，在后来的战斗中，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星期六那天晚上，又有人给工会下了圈套。在装卸区有条小巷，那里有两家大报的办公楼，而且还紧挨着，所以大家都叫它报纸巷（Newspaper Alley），圈套就设在那里。有人给罢工总部带话，说报纸巷那边正在准备装车送报，还有大批警察保护。雷和我是纠察队调度员，我俩都觉得这事儿不大对劲，就没派纠察队过去，我们可不想又像早上那样挨打。没想到有个家伙——他以前一直干得很卖力，对罢工也很忠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奸细——他拿起扩音器，假传调度员的命令，要了两三车的纠察队员，里面还有女工，把他们派去报纸巷。结果他们中了埋伏，被警察和流氓用警棍和棒子打得很惨。
卡车马上搭着纠察队员回来了，受伤的人立刻被送到罢工总部的医院治疗。有好几个人骨头都被打断了，其中有五个是女工，我们这里治不了，只好把他们送到正规医院去。我们搜了奸细的身，还搜了他的轿车，结果发现他居然有好几个工会的会员证，还有农工党的党证，还有伯恩斯侦探社[1]的徽章和证件。这次惨案的消息传出去后，同情罢工的药剂师给工会捐了一些医疗用品。就连正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很吃惊，他们开始帮助纠察队员，在治好纠察队员之后，就放他们走，不让警察来抓人。
在报纸巷中了埋伏的纠察队员刚回来不久，两个警察就闯进了罢工总部，说纠察队员绑走了一个工贼司机。他们吓唬我们说，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要抓罢工领袖回去交差，然后他们亮出警棍，就往调度员办公室闯。因为连续被警察痛打了两次，大家正在气头上，这下就把火全朝他们撒了。没过几分钟，两个警察就不省人事了，大家把他们丢出总部门外，又打电话叫救护车拉走他们。扑上去的纠察队员太多了，警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有个叫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 Oakes）的，他是个卡车司机，有时运煤，有时运冰块，他抄起棍子就朝一个警察打过去，一不小心打中了另一个工人比尔·阿巴尔（Bill Abar），打折了比尔的胳膊。谢尔曼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不知道他哭是因为打中了比尔，还是因为没打中那个警察。
《明尼阿波利斯日报》（Minneaplis Journal）在周六晚间版登出报道：《425名特别警察在星期六采取措施平息卡车司机罢工，引发严重暴乱》。资本家的报纸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编辑随便写几个字，警察对和平的纠察队员犯下的暴行，就变成了纠察队员的“严重暴乱”。需要注意的是，报纸还对警方暴行的起因轻描淡写，说是为了“平息卡车司机罢工”。
574分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群众踊跃支援罢工。
到了星期天早上，各家报纸继续颠倒是非，还说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参加特别警察。然后广播也跟着起哄，叫骂了整整一天。星期天晚上，听说有两千多人参加了治安队。其实，根据工会后来得到的官方报告，到了星期一，也只有544人报名参加治安队，其中大多是小商人、职员、推销员，里面只有几个上当的工人。虽然没多少人参加治安队，但老板们并不会罢休，他们拼命夸大治安队的人数，想让罢工工人以为全城都在反对自己，把罢工工人给吓倒。
老板们失算了，罢工工人根本没被吓倒，不管来多少警察，多少治安队员，他们都不怕。相反，他们开始显露出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中的有利一面。
工人以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这种幻想会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工人想在阶级斗争中行使民主权利，它很快就会破灭。幻想破灭后，工人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当。可是，工人仍然会觉得这些权利是自己应得的，并且会为了落实这些权利，而更加英勇地斗争。这样一来，有害的幻想就会变成有利的激励，而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
直到现在，工人在行动时都是赤手空拳的；但是他们发现，只要他们想行使和平的纠察权利，就会遭到警察的大棒镇压。所以他们决定，一定要落实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让工贼抢走自己的工作。如果想要这么做的只有一小批被孤立的先进分子，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这些先进分子只会倒在警棍下；幸好现在愿意这么做的不只是先进分子，更是全体罢工工人。然而，正是由于资本家的镇压，激起了工人的怨愤，所以他们才愿意采用这些自卫手段。工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用棍棒回击警棍，所以他们采用的战术是完全有效的。
星期天一整天，罢工工人都在武装自己，准备迎战。他们拿来了球棒；他们把浇水的软管切短，里面套上铅做的垫圈，再在一头缠上布条，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会的志愿者把两英尺长、两英寸厚的木材锯成了木棍。一个同情罢工的人把自家楼梯上的护栏拆下来，装在儿童雪橇里，叫他老婆帮忙扶着，拉到了罢工总部。工人把硬纸板塞进帽子里面，当作头盔来用。一个罢工工人用棍子来试验头盔的效果，如果不够坚固，就往里面塞更多的硬纸板。
就这样，一支工人大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形成了；男工在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执勤，女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罢工。妇女包揽了总部里的大部分活计。她们在报社周围拉纠察线，痛斥资本家报纸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谎言；她们到市政厅前抗议；她们还到其它工会去求助。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派代表团来到罢工总部，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杰克·马洛尼在他的报告（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报告）里，描写了574分会大军里的总气氛：
“我觉得，周末那两天里，大家在总部里会那样拼命干，不光是因为预感到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更是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一切〕。在我看来，大家会那样做，既是因为有了一些预感，也是因为领导的建议，但主要还是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二岁）——老板们已经下定决心，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惜动手杀人。我打定主意，要逼他们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还有好多人也跟我想的一样。他们都知道，到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会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到时候肯定会像贝尔曼公司那次一样，发生一场激战。贝尔曼那次是警察赢了，可到了星期一，纠察队员就要跟他们讨还血债。”
在杰克提到的星期一那次战斗中，两股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正面相撞了，双方摆出作战阵型，用棍棒展开了激战。周一那天早上，在老板们调动卡车之前，我们猜不出他们还要玩什么新花样，但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市场区。生鲜食品都是在市场里买卖的，公民联盟就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反罢工宣传。其实，一直都有友善的线人给工会报信，说老板准备在星期一打开市场里的仓库。工会认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所以我们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只是集中精力，为在市场迎战做好准备。
劳联的办公楼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刚好挨着市场区，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休息站，让机动巡逻队员能歇上一会，喝几口水，吃点东西。星期天晚上，纠察队员在那一带进进出出，平常可不会这样。表面上看，机动巡逻队的活动增加了，每一辆开进办公楼里的卡车都搭着五六个人，但是开出去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人。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我们用这种办法，把六百多人运进了劳联大厅里面，他们全都带了棍棒。
星期一凌晨四点左右，一小队纠察队员在市场仓库前面拉起了纠察线。大批纠察队员取下了工会徽章，埋伏在市场区的各个战略要地。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斯蒂夫·格雷瑟（Steve Glaser）就是一个榜样，他个子虽矮，体格却非常强壮，他是仓库工人，一条腿不大灵便。在战斗开始前，他看起来人畜无害，可是一开打，他就从裤腿里掏出一根大棒，跑起来可机灵了。除了这些人手之外，在罢工总部里还留了九百来人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出动。总之，工会已经为这场战斗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准备给警察一点惊喜。
几百号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市场，一起跟来的还有数量差不多的特别治安队员。警察在星期六打了胜仗，所以他们可牛逼了。治安队员里头有个富二代，戴着马球帽。这小子还以为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破几个下贱的工人的脑袋，给自己找点乐子呢，他这种人都这样。上午九点左右，工贼司机把六辆卡车开到了第五街上的甘布尔·罗宾森公司（Gamble Robinson Company）的装卸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卡车装完货，正准备开出去时，一个警察狠狠打了一个罢工工人。工会的战士们就朝警察扑去，战斗开始了。
警察自以为掌握了工会的兵力，所以他们派出的兵力，就是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算的，可是劳联办公楼里的六百名纠察队员已经按照命令，摆出作战队形，投入了战斗。战斗很快就蔓延到了另外三四处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库房。警察和治安队员接连倒地，不少路人见了纷纷叫好，一些路人还动手帮助纠察队员。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大部分治安队员被工人的气势吓倒了，丢下警察拔脚就跑。越来越多的警察从商业区的岗哨里跑出来参战。工会马上从罢工总部里调动了几百名预备队前去助阵。
警察在绝望中掏出了枪，扬言要开枪；但他们好像还不敢使用这种极端手段，这给了我们一点时间。警察现在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也就是说，纠察队员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警察分割开来。罢工总部里剩下的预备队都上了卡车，打头那辆车的司机是鲍勃·贝尔（Bob Bell），他不但个头高大，胆子也很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管什么交通规则，直接往市场冲，往警察中间撞。鲍勃照做了。警察被撞散了，他们不敢开枪，不然很容易打中自己人；纠察队员就从卡车上跳下来，用棍棒继续跟警察战斗。最后，警察局长约翰内斯（Johannes）只好鸣金收兵。
三十多个警察和好几个治安队员进了医院。工会这边的伤员被送回罢工总部，在医院里得到了治疗，不过有几个人伤得比较重，断了骨头，只好送去正规医院。我们这边伤得最古怪的是哈罗德·比尔，他的脑袋被棍子擦过，掉了一大块头皮。虽然我们受伤的人不少，但我们占了上风。工会跟训练有素的警察激战了足足三个钟头，还打成平手，也没让一辆卡车开出去。
市场那边打得正凶的时候，玛维尔·肖尔和克拉拉·邓恩领着妇女后援会的七百人，向市政厅进军。她们在队伍前头打出了574分会的旗帜，有不少路人在街道两边围观，一些路人还参加了游行。她们走到市政厅时，警察紧张地举起了枪，不让她们进去。最后警察只同意放几个代表进去见贝恩布里吉[2]市长，向市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剩下的妇女就在市政厅外面示威抗议。市长不肯见代表团，但是晚上的报纸登出了代表团的要求：市长必须解雇警察局长约翰内斯；遣散全部的治安队员；不再干扰纠察队员的工作。
警察的暴行激怒了全城的工会活动家；而574分会的英勇斗争又让他们大受鼓舞。建筑业的工人群情激奋，他们要求举行罢工，这不是为了狭隘的行业利益，而是为了与苦战中的卡车司机并肩战斗。建筑业工人群众的巨大压力，迫使建筑业工会委员会（Building Trades Council）的干部举行声援罢工。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卡车司机罢工多久，他们就跟着停工多久。在两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老奥斯卡·库弗和切斯特·约翰森（Chester Johnson）的鼓舞下，建筑业的一个工会电力工人工会（库弗和约翰森也是这个工会的会员）还举行游行，前往罢工总部，接受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虽然举行声援罢工的行业基本上只有建筑业，但劳联中央劳工联盟执行委员会经过表决后，还是决定给574分会提供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
星期一下午早些时候，警察局长约翰内斯下令，全体警察要二十四小时执勤，他还找了美国军团[3]，要他们出1500名治安队员。警察在街上只要看见戴徽章的罢工工人，就会马上抓走。设在拉迪森旅馆（Radisson Hotel）的“公民法制委员会”向全城的商人呼吁，介绍他们认识的 “正直良民”参加治安队。呼吁书中写道：“每一个正直良民都应该来担任特别警官或治安队员。你们应该给他们开介绍信，让他们穿上便服，并带他们到亨内平大道1328号的总部报道，准备为国效力。”破坏罢工的首次重大行动失败后，公民联盟虽然有些狼狈，但它依然坚信自己可以用武力打垮工会，所以它拼命地搜罗狗腿子。
星期二一大早，市场区挤满了人。街道两边、楼顶上还有窗户边全都是来看热闹的，足足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想看到星期一那样的武斗。本地一家广播电台KSTP电台还派来了播音员，带着手提式广播设备，准备进行详尽的现场直播。
其它工会给574分会支援了不少纠察队员，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工会在夜里认真研究了战场，确定了部署兵力的最佳地点。但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因为参战的人非常非常多，工会指挥不过来。所以，工会能不能打赢战斗，完全要看罢工工人的战备水平和纠察队长的领导能力。结果表明，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城里大半制服警察都来了，还来了几百治安队员。有些治安队员昨天被打怕了，不敢再来了；但是老板们连夜招了一批新人，补上了空缺。在昨天的战斗中，治安队员丢下警察溜之大吉，所以今天每一队治安队当中都安插了一些警察督战。把警察和治安队都算上，镇压力量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五百人。
早上的报纸说一些生鲜食物要从仓库运走，在警察保护下，几个工贼开始装车。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工贼连车子都没发动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突然间传来一声打破玻璃的声音，不知是谁用箱子砸坏了窗户，声音还没停，混战就爆发了。
纠察队员首先扑向治安队员，他们很快发现，不少警察都想往后退。这些警察肯定是忘不了昨天的经历，他们可不想又像昨天那样被治安队员丢下，然后又被纠察队员痛打。纠察队员察觉到了警察的这种情绪，便集中攻击治安队。没过多久，就连看热闹的人也被感染了，他们开始给纠察队员打气鼓劲。治安队员发现自己落入了重重包围之中，纷纷扔掉棍子，扯掉徽章，想混进人群中间，但是群众恨透了他们，所以没几个能躲进去。到了这时候，警察已经深陷于战斗之中，脱不开身了，纠察队员就集中猛攻警察。纠察队员越战越勇，把警察和治安队统统赶出了市场，然后穷追不舍，把治安队员赶回了他们的总部，路上凡是落单的治安队员，都被纠察队员打跑了。
战斗开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市场里就连一个警察都见不着了，市场区恢复了平静，纠察队员就开始指挥交通。罢工总部周围一带的警察也被赶跑了，在罢工结束前，警察再没回来过。两边都伤了不少人，治安队那边死了两个：一个叫彼得·埃拉斯（Peter Erath），一个叫C·阿瑟·莱曼（C. Arthur Lyman），莱曼还是公民联盟理事会理事。
市场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托宾打来一个电报，命令574分会提请仲裁，解决纠纷。当时罢工领导人都很忙，这封电报就搁在总部里的调度员的桌子上。那时候总部来了个同情罢工的国会议员，叫弗兰西斯·H·舒梅克[4]，他在总部里瞎转悠，恰好给他瞧见了这封电报。舒梅克这人既没有责任心，又喜欢冒险，还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自作主张，给托宾回电：“你这下流的工贼少来掺和。这是捍卫人权的斗争，没你这只老鼠的事儿。”
舒梅克还签上了比尔·布朗的名字，结果这回电就成了574分会的正式答复，给我们惹了大乱子。我们当时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再惹火托宾。所以我们只好发表声明，正式收回舒梅克那封电报，并禁止舒梅克进入罢工总部。托宾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解释，他在下一期《卡车司机日报》上发表社论，骂了舒梅克一顿；但这件事让他更加记恨574分会了。
罢工的进展，把城里的劳联高级干部吓得不轻。他们打算让劳资双方停战，并让奥尔森州长控制局势。星期二中午，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呼吁约翰内斯局长撤回警察，停止调动卡车。约翰内斯带着代表团去找治安官沃尔（Wall），然后双方同意请州长干预。奥尔森很快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国民警卫队司令E·A·沃尔什[5]将军。然后574分会与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会谈。574分会的代表是比尔·布朗、格兰特·邓恩和艾德·赫德伦（Ed. Hedlund）；老板们的代表是W·M·哈丁（W. M. Hardin）、M·A·莱曼（M. A. Lehman）和G·F·威廉姆斯（G. F. Williams）。
在会谈中，双方得知劳工局已经写好了一个解决方案，经过一番争论后，双方同意停战二十四小时。在停战期间，资方暂停用卡车运货，并彻底关闭市场区。作为交换，574分会同意暂停纠察，只派出观察员监督停战。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有老板一方的代表和574分会的代表，还有车工工会的代表沃尔特·弗兰克（Water Frank）和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代表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因为建筑业工会也举行了声援罢工，所以他俩就代表建筑业工会签字。
停战期间，约翰内斯放出话来，说要在警察保护下调动卡车，574分会马上发表声明，说要重新部署纠察队。贝恩布里吉市长就请求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奥尔森马上照办，同时还要求劳资双方把停战期延长二十四小时。574分会谴责了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做法，认为这是恐吓，并要求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574分会还跟奥尔森州长说，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它们的卡车统统不许开动，不答应这个条件，工会就不会延长停战期。奥尔森州长最后决定：不让国民警卫队上街巡逻；延长停战期，原有的停战条件保持不变；为即将开始的合同谈判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是牢固的，但在明尼阿波利斯，由于当地的特殊情况，曾短暂地出现了一种接近双重政权的状态。当局想控制住将要高涨起来的阶级斗争，除非它的做法能被574分会及其盟友所接受，才能得逞。这种局面，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奥尔森这个人能否靠得住，能不能靠他来粉碎罢工，老板们并没有把握，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城里的警察机关来粉碎罢工，这个警察机关掌握在老式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可是，警察在这几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干不成这个脏活，所以市长只好去找奥尔森，请他出动国民警卫队，让他出面镇压罢工。
但是，如果奥尔森答应了市长的请求，他自己就要面临来自另一边的危险。如果他命令国民警卫队公开破坏罢工，他就很可能失去工人运动的牢固支持。在574分会谴责他出动国民警卫队、并要求他撤回国民警卫队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政治威胁。所以，他还是决定不派出国民警卫队，暂时不插手城里的阶级关系。
假如全国都出现了这种形势，那么，就算一开始只是一场单纯的工会行动，都会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冲突，最后变成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它被困在一城之内，所以，它能做到的，也就只能是让工会得到承认。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能够争取到承认工会，也能产生不小的影响。它能彻底粉碎公民联盟推行的压迫性的“开放工厂”制度，为把明尼阿波利斯变为“工会城市”（union town）创造条件。
在军火库对面有一大块空地，叫做阅兵场，可以用来举行大型活动，5月23日，星期三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阅兵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向工人群众提出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的前景。到了预定的开会时间，已经来了五千多人，而且群众还在成百上千地赶来。不少人胡乱塞了两口饭，还没换掉工作服，就赶来开会了，有些人还带着小孩。参加大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在业的和失业的，有已经参加工会的和还没参加工会的。他们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在发言人开始讲话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罢工领袖的发言。
比尔·布朗宣布：“如果老板不肯全面承认工会，不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574分会就要继续罢工，我们呼吁全体工人都来支援我们。”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通过了他的建议。
（翻译：龚义哲）
[1] 全称“威廉·J·伯恩斯国际侦探社”（William J. Burns Inter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由大特务威廉·约翰·伯恩斯（William John Burns，1861—1932）成立，该公司曾广泛参加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破坏。——译注
[2] 亚历山大·吉尔伯特·贝恩布里吉（Alexander Gilbert Bainbridge，1885—1936），1933—1935年当选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译注
[3] 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是一个退伍军人组织，1919年3月15日成立。——译注
[4] 弗兰西斯·亨利·舒梅克（Francis Henry Shoemaker，1889年4月15日——1958年7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伦维尔县弗洛拉镇，1924年参与成立联合农工党，1933年代表农工党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5] 埃拉德·阿瑟·沃尔什（Ellard Arthur Walsh，1887年10月3日——1975年8月1日），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05年加入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第1步兵团，1917年前往法国参战，1919年回国，1921年晋升为中校，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副司令，1927年晋升为准将，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0年晋升为少将，任第34师师长。1941年8月因病离职，重新担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9年退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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