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五章 总动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它的战略和策略使觉悟的革命者能够在实际的群众行动中和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尽管工会的正式领导层有各种缺点，但煤场工人还是能够检验自己的有组织的力量，还打败了老板。他们的阶级意识正在成长，对自己这个阶级越来越有信心。在炽烈的斗争中，他们还开始吸取阶级斗争最基础的经验教训。
工人发现全体警察都站在老板一边，对警察的幻想慢慢消失了。工人也逐渐抛开了对劳工局的幻想。工会刚开始提出要求时，劳工局仅仅充当了老板的传声筒，把老板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工人。然后，劳工局就拼命阻挠罢工，尽量把罢工拖到天气回暖之后，让工会处于下风。罢工结束后，在选举集体谈判的代表时，劳工局下了命令，叫各个煤场单独投票，而不是按照工会要求的那样，举行全行业的投票，这明显是要帮老板逃避承认工会，哪怕只能在几个煤场里做到这一点。虽然这些花招没让老板得到多少好处，却让工人明白了“中立”的劳工局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必须要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路线，才有可能取得这些成果。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就要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员变成一支有纪律的战斗队伍，并让他们投入行动。工会内的党团团结一致，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党团与地方党支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种井井有条的行动过程，共产主义者同盟取得了这些成果，这提振了党的士气，促进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因此，在罢工结束后，支部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讨论了成立新的革命党、取代已在政治上破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几年来，这样的集会在城里开过好几次，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煤场工人参加了大会，有一些人不久后就入了党。
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还在制订继续扩大工会组织运动的计划。煤炭行业的胜利特别重要，因为它为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扫清了不少障碍。在开卡车跑运输这一行里面，不少工人都对以前的组织运动的搞法很不满意，因为以前都搞得很糟糕，一次都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但更多的是，他们信不过毫无战斗力的行业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以前搞的罢工总是连吃败仗。
但是，工人现在看见了新的苗头，觉得找到了新的路子。以前的罢工总是工人被老板各个击破，可是现在，全体煤场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打乱了老板的整个套路，在工会的罢工还没结束时，就逼得老板承认了工会。罢工结束后，煤场卡车司机都戴上了574分会的徽章，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让工会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因为全城的煤都得由他们来运送。卡车运输业全体工人对工会的看法，一定会出现有利的转变。
形势出现转机后，要利用这种形势，首先就要组成能干的领导层，把组织运动给全面搞起来。在煤场罢工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这个领导层提供了新生力量。他们很会发展新人，在参加运动的时候，他们也会留心观察，看看哪些人能成为新的自愿组织者。另外，在下一次罢工时，他们就会成为罢工的中坚力量，一个广泛的、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将会围绕着他们形成。这些活动家要想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为了让他们获得自主权，我们想了个主意：把在煤场行动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组织委员会，变成正式的工会机关。在574分会全体大会上，这个主意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现在的会员多半是煤场工人，他们都把组织委员会当作是自己的真正的领导层。
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的纪要中，有一段记录了这个新机关的成员：“3月16日，星期五，晚上8点，自愿组织委员会在第一大道614号卡车司机总工会办公室里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执委会全体委员及由下列自愿者组成的自愿组织委员会：哈里·德波尔、弗洛伊德·奥伯格（Floyd O’Berg）、C·奎克（C. Quick）、皮特·波夫（Pete Bove）、迈·邓恩、卡·斯科格伦德、法·多布斯、格·邓恩、A·布雷斯（A. Brace）、克里斯·莫（Chris Moe）、S·弗雷德里克斯（S. Fredericks）、E·桑德（E. Sunde）、W·汤普森（W. Thompson）、S·鲍姆加特纳（S. Baumgartner）、C·尼尔森（C. Nelson）。”根据会议纪要，当时的执委会委员为：W·S·布朗、G·弗罗西格、H·埃斯勒（H. Esler）、S·哈斯克尔（S. Haskell）、W·格雷（W. Gray）、J·诺兰（J. Nolan）和M.·霍克（M. Hork）。工会代理霍尔因为有权出席执委会例会，所以也能参加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执委会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霍尔似乎打算让组织委员会受到工会正式领导机关的监管，但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正式领导层与实际领导层并立的局面，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在工会会员当中，组织委员会的力量，差不多能跟执委会的正式权威分庭抗礼了。在这个过程中，自愿组织者们的力量还会不断增加，因为他们得到了执委会的两个委员布朗和弗罗西格的坚定支持。工会全体大会决定让组织委员会成为工会的正式机关，这让组织委员会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组织委员会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撇开执委会自己做主，根据具体情况，还能让执委会服从自己。简单来说，组织委员会成了某种特殊的执行机关，领导着正在快速增长的自愿组织者的工作。
通过这种特殊的基层民主形式，组织运动中的官僚障碍被克服了，但是，另一个跟领导层有关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不称职的工会干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劳资谈判。这就是说，在纠察线上赢得的成果，仍有可能在谈判中被他们输掉。现在我们对此还是无能为力，但是，一有机会我们就要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个问题。
组织运动的性质和范围，在领导层的变化中体现了出来。在组织委员会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出现的各种不同意见，体现了新人和老人之间的矛盾。霍尔和他的同伙还是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把煤场里发生的事当作是一次侥幸得分。他们还想照574分会以前的老办法来做事：发几张传单，发展几个交会费的新会员，做两套账簿，不给托宾交新会员的人头费。有个执委会委员甚至不想花钱印传单，在谈到还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时，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们想参加工会，就让他们自己来会堂登记吧。”
组织委员会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目的，是要像之前在煤场里做的一样，建立起强大的、能够跟整个运输业的老板们斗争的工会力量。为了发动组织运动，我们列了一个表，把整个产业分成几个部分，让人了解组织运动的规模。这些部分包括：运输公司；建材公司；批发水果、农产品、食品杂货的商店；快递公司；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商场与家具商店的送货司机；石油公司（包括加油站在内）；氧气与乙炔的供货商，等等。委员会着手组织的工人有：司机、帮工、煤场工人、月台工人、货运车间工人、打包工以及与卡车运输业多少沾点边的工种。托宾要求按照运输的货物，把工人分到各个独立的分会里去，然而组织委员会不仅没有理睬他的这个要求，更没有理会他给整个兄弟会订立的极为狭隘的管辖范围，把更大范围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这对整个卡车司机工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卡车司机工会的地方分会破天荒地要变成整个产业的组织，把一个产业的全体工人都组织进一个工会里。
就在工会组织运动稳步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煤场老板要抢先下手的消息，这给组织运动提供了意料之外的推力。老板们打不垮二月罢工，就想用别的法子来打败工会。春天马上要来了，用煤的日子不剩几天了。季节性的裁员马上要到了，老板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工会积极分子通通赶走。他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积极分子被开除了，剩下的工人就会退缩，等到秋天，煤炭生意的行情一转好，就能在这一行里重新恢复开放工厂制度。
老板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搬起石头，却砸在自己脚上。被不公正地裁掉的工人，马上就要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帮助推动工会发展，他们就休想回到煤场；当时可是大萧条，工作非常难找。反过来说，要是工会的夏季斗争能获胜，到了秋天，它就只需要做些扫尾工作，巩固574分会在煤炭行业的地位，帮助受迫害的工人重新上岗。因此，工会自愿组织者的人数突然大增。
我也是被裁掉的煤场工人之一。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运动上，在组织工作中，我跟卡尔·斯科格伦德组成一队。对我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党员来说，能跟他一起工作，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怎么组织工会，另外我们还抽空讨论革命政治。卡尔最棒的本领之一，就是他能把自己学到的经验教给年轻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他不但懂得理论的重要性，更懂得运用理论去指导行动。他先是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然后跟我一起讨论我学习的内容，我哪里不明白，他都会耐心地解释给我听。这段经验对我非常宝贵，因为我不仅得到了一个优秀的老师，还亲自参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我对自己学到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做工会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车库、码头、仓库还是市场，哪里有开卡车跑运输的，哪里就有我俩这样的组织队伍。不管到哪里，都有工人在等我们，发展工会会员的工作搞得越来越火。我们还办了个班，培训自愿宣讲员，然后派他们参加其它工会的会议，在会上解释574分会的运动，请其它工会支持我们。我们派人去其它工会宣讲时，虽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欢迎我们的宣讲员，但会员群众基本上都欢迎我们。我们还在中央劳工联盟的机关刊物《劳工评论》上发通告，宣传我们的运动。通过这些活动，574分会的组织运动很快就成了城里工人阶级的主要话题，人人都想看看运动能搞出什么名堂。
组织队伍在发展会员时，不是光让工人入会就完事了，还要问问工人，有什么要求想对老板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人会比各种岗位上的工人更有发言权。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这一行非常了解；老板会耍什么样的花招，他们全都一清二楚；老板唯一能瞒住他们的秘密，就是能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多少利润。卡车运输业的每个下属行业的工人，都开了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他们写了好多决议，从工资、工时到劳动条件，每一方面都写到了。组织委员会只补了几条，比如承认工会、职业保障、申诉程序等。
各种岗位的工人，从在农贸市场削西红柿的，到开重型牵引设备的，都提出了自己的工资要求，少的十八块一周，多的三十五块一周。对工时的要求，最少的是每周四十小时，最多也就四十八小时，超时工作要发加班费。最受工人反对的劳动条件，生动地体现在下面几个要求里：取消轮班制；安排时间送车进厂维修保养；被公司叫去汇报工作时要发半天工资；定期检修刹车，费用由公司出；不许利用工作分级来少发工资；货物如有遗失或损伤，不能让工人出钱赔偿；每周选一天为固定发薪日，在这一天发放全额工资。
组织运动的这一步完成后，就该跟老板们摊牌了。我们正在为此组建一支有力的战斗队伍。一个有着坚定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574分会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让基层会员直接监管工会的一切工作，就成了迫切的要求；于是，会员群众和组织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在起草工会的要求时，工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强烈的激励之下，每一个工会会员其实都自愿参加了发展会员的工作，并成了574分会的组织运动的前线战士。
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之后，工会终于可以公开展示自己的壮大了，这样可以产生一些很好的效果。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就可以让工人明白，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那些还不太相信工会的人，见了这样的行动，肯定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当众向老板提出工会的要求，还要让574分会在工人面前亮相。因此，组织委员会打算租下舒伯特剧场（Shubert Theater），这家剧场就在闹市区，可以用来演戏，也经常举办大型活动。
这个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3月21日，组织委员会和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在会议纪要中有这么一段话：“组织委员会就租赁剧场和邀请演讲者做了汇报。布朗兄弟在汇报中说，组织委员会建议租下舒伯特剧场，租金约为66美元，包括两名舞台工作人员的费用在内。……霍尔兄弟代表执委会作报告，说执委会不赞成在这时候花太多钱，并建议在工会总部的一号大厅来开群众大会，而不是舒伯特剧场。格雷兄弟也发言支持霍尔兄弟。布朗、斯科格伦德和迈·邓恩三位兄弟表示必须弄个更大的会场。……迈·邓恩兄弟建议，可以在群众大会上募集会场的租金。布朗兄弟建议找其它工会帮忙，请它们付租金。”霍尔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工会租下了舒伯特剧场，准备开群众大会。
组织委员会还发动了施压活动，让奥尔森州长在大会上讲话。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在开会前就告诉大家州长要来演讲，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如果奥尔森在工人面前演讲，他就只能公开支持工会运动。州长其实不想来，但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只好同意。工会向整个产业散发传单，上面写着奥尔森会对工人发表演说，主题是“组织权”。574分会还告诉工人，分会的发言人要在大会上提出具体的组织纲领，让工人批准。
1934年4月15日，星期天，大会在下午正式举行，大剧场里挤满了人。格兰特·邓恩代表组织委员会作了报告。比尔·布朗和迈尔斯·邓恩发表了斗志昂扬的讲话，实实在在地激起了工人的热情。我也被安排讲话，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公开演讲，一想到要面对一大群人，我就慌得要死。开会前，我去找卡尔·斯科格伦德，问他有没有什么建议能给我。他就说：“你上台后，有啥就说啥，台下的人差不多都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还拖家带口的，世道又这么难过。你就讲讲你觉得该怎么做，他们就会觉得你说到他们心里去了。”我就尽量按照卡尔的建议去讲，总算对付了过去。
奥尔森州长没来参加大会，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文斯·戴（Vince Day）来到会场，念了一封由他签名的信。这样的公开表态，反而对工会更有利。戴自称是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先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了相当激进的演说。然后他向出席大会的全体工人宣读了奥尔森的信，这封信的日期是4月13日，念完后，他把信交给了布朗，存进了工会的档案库里。
574分会的传单，号召群众参加4月15日的集会。
州长的信里有几句话非常关键：“成立工会的想法——我说的可不是黄色工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扑灭成立工会的想法，什么手段都敢用，因为他们知道，彻底的工会运动会结束他们的统治，让他们再也不能剥削工人。然而，工人顶住了枪林弹雨，顶住了禁令，顶住了恶毒的污蔑，建立起了工会网络，形成了我国最强大的组织。……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那我要建议，你们应当理智行事，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福祉团结起来。”
戴念完信后，大会暂时休会，受理工人的入会申请。大会获得了热烈的反响，574分会的会员人数一下子突破了三千人，要知道，去年这时候，574分会只有七十五个会员。大会重新开始后，卡尔·斯科格伦德首先发言，他讲了接下来要怎么做。于是，参加大会的工人就对“如果老板们不肯接受工会的要求，那么要不要罢工”举行了投票表决；大会还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罢工委员会；大会决定，给老板们一个期限，如果到了这个期限，老板们还不肯接受要求，那就罢工，这个期限由罢工委员会来定。
574分会开展组织运动的时候，公民联盟也没闲着，它也在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煤场罢工结束后，老板们发动了宣传攻势，想要贬低工会的胜利的意义。他们在宣传中强调的一点，就是煤商并没有直接跟574分会签订合同，劳工局也没给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规矩。按照煤场老板的说法，他们只是“自行”宣布了一个全行业统一的工资涨幅标准，交给劳工局备案而已。工会向老板提出，在劳工局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双方直接签订合同，这个要求被煤场老板的代表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违背了我们的根本原则”。所谓的“原则”，就是运输业的所有老板都只能跟自己的员工单独签订合同。
到了三月，工会得到消息，说公民联盟正在准备举行集会。因为没几个人认识我，工会就派我去调查这事，我装成一个小老板，参加了他们的集会。会议的主题是“赤匪的阴谋”——用工会控制各行各业，占领整个城市。会议要求所有的老板团结在公民联盟周围，打退工会，保卫城市。会议宣布，公民联盟正在采取措施，一定会让市长和警察配合行动。公民联盟将按照新会员的贡献，把会员分成三级。工会领导对这些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但掌握老板们的动向却是非常有用的。
舒伯特剧场大会结束后，工会就向老板们提出了要求，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双方代表团在劳工局的办公室里碰了面。老板们说，他们来参加会谈，只是“给劳工局一个面子”。他们总是要求工会拿出能代表工人的证据，死死咬住这一点不松口。工会发言人就反问他们，老板们的代表团能代表谁，对工会的要求有什么打算。会谈最后不欢而散。到了5月7日，老板们给劳工局写了封信，对574分会提出的承认工会的要求做出了答复：“同意这种要求，就等于签订封闭式协议，所以我们坚决拒绝。”
5月11日，公民联盟向它的会员发表特别公报，警告说卡车司机即将罢工，包括加油站在内，跟运输沾边的交通行业都要停摆。公报中还说，公民联盟已经在韦斯特宾馆（West Hotel）成立了应对罢工的总部，叫“咨询委员会”，哪个老板想了解情况，都可以给咨询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到什么新动向，也要马上报告咨询委员会。公报中说：“这场罢工牵涉到的首要问题，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在报纸上放话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让本城卡车司机全部加入工会，在重要的交通行业的一切企业签订封闭式合同，让工会控制一切。”
就像煤场罢工那次一样，承认工会又成了关键问题，574分会能否获胜，对于在全城粉碎公民联盟的统治、废除开放工厂制度至关重要。但是，霍尔向托宾汇报进展后，收到的答复却很冷淡，大意是说工会应该通过劳工局继续谈判。这里要补充一点，托宾已经知道了574会分的会员人数正在增长，可霍尔还是不肯交新会员的人头费，这对事情可没有半点帮助。
总之，谁都能看出来，托宾迟早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大麻烦，因为他根本就反对我们的运动。到他捣乱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有一批经过考验的战士，才能对付得了他。另外，我们还得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把当地的劳联干部也拖进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让中央劳工联盟公开支持574分会的要求。这就是说，全体劳联干部都要为马上就要爆发的罢工分担一些责任，所以他们也只好支持罢工。
有些思想守旧的工人担心老板会用失业者顶替罢工工人，破坏运输业总罢工。他们的担忧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失业的人实在太多了。当时明尼阿波利斯有三万工人失业，再算上他们的家人，足足占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明尼阿波利斯的人口还不到五十万，却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只能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勉强糊口。难以忍受的现状，让他们焦躁不安。联邦政府搞了个“以工代赈”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简直就像是打发叫花子一样，所以，在1934年4月6日，一万多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抗议这个计划，这次示威体现了失业工人的焦躁情绪。在市政厅前面，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棍棒袭击了他们，但他们不肯退让。他们和警察发生混战，有七名工人和八名警察受伤。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这些激进的失业工人能成为工会的盟友，而不是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动手去做，不能光动口。必须让他们在罢工中发挥直接的作用，必须要体现出这种联盟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情。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一些成员长期活跃于失业工人运动，通过他们，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放出风声，说574分会有一条战略：一旦工会得到巩固，它就会把失业工人也组织起来。还有就是，为不让罢工工人挨饿，工会将事先做好安排，为家境困难的会员争取社会救济。这样一来，失业工人对工会的态度就大大好转了，这对巩固工会和失业工人的联盟大有好处。在制订纠察计划时，工会还向失业工人组织的领导请教，以此表明工会不会看不起他们。
在大规模的卡车司机罢工中，纠察队要像筛子一样，把全城的街道筛来筛去，所以可能会跟农民发生矛盾，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农民的卡车来到城里，把水果蔬菜拉到农贸市场，把牛奶拉到奶油公司，把牲口拉到肉类加工厂。工会一般不会去管他们，但在运输业大规模罢工的初期，一些农民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惹得他们反感。必须赶紧想办法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必须事先就跟农民沟通好。
这次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促成了双方的联系。明尼苏达州有个激进组织叫明尼苏达农民假日协会（Minnesota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它以前曾经阻止银行拍卖破产农民的农场，组织养奶牛的农民罢工，争取更高的售价，总的来说，它反对城里的大资本家，它里面有些人跟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系。工会跟这个协会的主席约翰·博什（John Bosch）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他保证会在罢工中与工会大力合作。
为了准备罢工，卡尔·斯科格伦德还用了另一个办法，他向组织委员会建议，组建妇女后援会，这样做可以吸引工会会员的妻子、女友、姐妹和母亲参加运动。他说，罢工造成的经济困难会消磨她们的斗志，所以应该吸收她们参加斗争，让她们亲身了解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计划，然后叫我在会员大会上向大家提出这个建议。大会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并不怎么热情。因为这个事儿，后来还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一些把工会活动当作是夜里的消遣的男工，但在妇女参加行动后，马上就没人说我闲话了。
后援会计划的落实，由我媳妇玛维尔·肖尔和格兰特·邓恩的媳妇克拉拉负责。工会的各个部门开了好多会议，讨论该向老板提出什么要求，她俩就到这些会议上去宣传后援会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男工们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她们参加。然后，一些男工就问，后援会有什么用，妇女能为罢工做什么事。克拉拉和玛维尔就跟他们解释，说妇女可以帮工会食堂打下手，可以接电话，可以在急救站帮忙，除此之外，在斗争中还能做好多好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男工们就跟自己的妻子谈起了这个计划，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妇女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妇女给玛维尔和克拉拉打电话，问了不少跟后援会有关的具体问题。她们还主动介绍了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厨师、服务员、护士或职员等等。
在组织妇女后援会的时候，罢工的其它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没拉下。工会在芝加哥大道1900号租了一间大车库，用作行动总部。它不仅能够用来调动纠察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里面开食堂，安排必要的办公室，还能设立机修部，甚至还可以设置野战医院，这个医院是H·P·麦克里蒙（H.P. McCrimmon）医生帮工会组织的。这个措施表明工会已经下定了战斗的决心，并且会照顾好受伤的人。租下车库作行动总部，是因为罢工需要机动性，它要大规模运用在煤场罢工中发明的巡逻纠察队。纠察队员绘制了全城的地图，写好了纠察指示，选出了纠察队长。工会上上下下都为罢工做足了准备。
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1934年5月15日晚上，工会在群鹰会堂（Eagles Hall）召开大会，这次大会体现了工人受到的有利影响。大批会员参加了大会；还有不少来自后援会的妇女也参加了；总的来说，大会的气氛是热烈的、斗志昂扬的。玛维尔·肖尔在大会上代表妇女后援会，向574分会宣誓：妇女后援会将全心全意支持工会，不过她在发言时，很可能跟我在舒伯特剧场发言时一样紧张。谈判代表团报告了老板们傲慢地拒绝谈判的情况，然后比尔·布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当提出罢工的动议时，全体会员不顾托宾的规定，全都站了起来，表示一致赞成。然后大会就改到芝加哥大道1900号继续进行，工人们在那里完成了准备阶段的收尾工作。
（翻译：赤心 修订：龚义哲）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