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版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其政治条件。但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无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苏联与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交锋的结果是，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并参加对日管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却形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共同占领朝鲜半岛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与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日顺利进驻汉城。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苏联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
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腊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有明文规定的，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Derevyanko)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
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
苏联并非不重视朝鲜半岛的地位，只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方针。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经常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第一，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在当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日本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苏联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认为拟议中的托管制度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根据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鉴于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对朝鲜长期所产生的有害后果，促进使朝鲜人民可以实现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的条件的形成”，苏联政府应该提出的建议是“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这些档案文件说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标只是要通过对朝鲜的共同管理的某种方式保护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在欧洲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在开始时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他实行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这种战略是要在掌握一些军事战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
至少到1945年末，苏联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过外部力量，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或至少是不敌对的统一政府。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Malik)起草的题名为《关于统一的朝鲜政府的问题》的外交部背景报告表明，1945年12月，苏联打算采取特别措施组织关于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选举。报告认为“苏联反对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建议(1)支持并且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鲜社会和政治组织参加的朝鲜临时政府；(3)所有的这些组织必须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立宪会议；(4)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必须在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雇员和其他集团之间召开各种民主会议，以广泛讨论并且提出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和统一的朝鲜政府官员的候选人；(5)建立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以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可能的话也可包括中国和英国的代表)；(6)解决因苏军和美军驻扎在朝鲜而产生的所有迫切问题，建立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苏美特别委员会。
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局面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日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营的66名军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晚植(Cho Mansik)。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Park Henyong)。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相反，苏联要求南朝鲜的共产党人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在1945年来自朝鲜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
此外，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远东司顾问苏兹达列夫(Suzdalev)为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报告》开列了日本在朝鲜财产的详细清单，并且做出三个结论：(1)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完全剥夺这些企业；(2)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服务的，而且为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些企业，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3)最后，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转交给苏联，补偿从苏联建国起日本给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对远东干涉而造成的损失。
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日，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已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显然，如果苏联一开始就有意把朝鲜作为它的卫星国，恐怕就不会采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了。
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Zabuloki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有众多的政党和集团，它们之间缺乏统一，还有美国的引诱。”“与此同时，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不能不涉及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政府的性质将是决定朝鲜临时政府在未来的朝鲜国内外政策中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鲜在今后是成为我们新的忧虑的滋生地，还是成为我们在远东安全的有力的立足点之一，就取决于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了”。扎布罗金的结论是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法实现：(1)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2)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卖国贼除外)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
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8月15日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以后，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急剧扩大化，承担起了从各个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责任，贯彻、执行和维护与军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1945年10月初，经上报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帅同意，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Chistiakov)中将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同时直接隶属于什特科夫(Shtykov)将军领导的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罗曼年科(Romanenko)少将被任命为民政府长官。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与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
1946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晚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藏有由苏联官员起草的朝鲜宪法和法规的大量文献。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北方训练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建立宣传机构和苏联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报告。
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处共有官员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员数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之后，苏联民政府的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和更换。有材料说，到1947年7月，在朝鲜人民委员会中苏联顾问的人数已降到30人。
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随着朝鲜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军队，苏联占领军总数从1946年的40000人减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苏联占领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的职务也由一位中将军衔的军官柯罗特科夫(Korotkov)接任。
俄国档案材料证明，与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得到认真贯彻。1947年2月20日，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日，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复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未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
为了加强朝鲜北方的经济力量，苏联也改变了对朝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开始向朝鲜北方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称：
没有苏联或其他外国专家的帮助，北朝鲜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将无法运转。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北朝鲜派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在北、南朝鲜统一和朝鲜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北朝鲜，那么朝鲜临时政府由于不能没有外国技术援助而必然会去请美国专家为朝鲜工作，这样就会加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而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您下指示尽快派苏联专家到北朝鲜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这个文件充分表明了当时苏联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对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必须支持这个建议。”尽管在笔者收集到的档案复印件上，斯大林的亲笔批示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是表示同意的。
总之，在1946-1947年，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至于是美国还是苏联首先决定要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建立单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断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美苏两国在欧洲形成对抗局面之时，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随着南方大韩民国的成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北方成立了，并且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说：“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独立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它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同意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
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北方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以制约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然而，斯大林在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使已经无法合作，苏联也决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像柏林危机那样的公开对抗。莫斯科的目标仅仅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只不过原来设想的这个邻邦是整个朝鲜半岛，而现在则是朝鲜的北方。原因很简单，当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处于尖锐对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鲜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于在外交政策中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同时苏联人也必须首先解决战争给本国在人力和物质上造成的极大损失，从而不得不把东北亚置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导致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金日成在建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苏联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以此加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统一朝鲜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金日成准备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提出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1949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代表团访苏问题给莫斯科的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对于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宪永解释说，在目前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是不妥的，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
我的这个通报使得金日成和朴宪永有点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试图解释签订条约的理由。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钭奉(Kim 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应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必须签订一个苏联援助朝鲜的秘密协定。
在我作了补充解释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同意现在提出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不是时机。
结果，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只是与苏联签订了经济文化协议。
关于金日成在1949年3月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涉及到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目前的形势已经需要并有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苏美关于三八线有协议，而且美国有可能进行干涉。斯大林还说，如果敌人进攻平壤，他们可以通过发动反击，尝试以军事手段实现重新统一。但是，在会谈中作为斯大林译员的贾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接受采访时都证明当时根本没有谈到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于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准备向南方进攻的计划，还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曾带领一批高级助手再次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等等，则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可以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与金日成谈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少也没有同意北朝鲜这样做。
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这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说，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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