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战斗中的人们
战斗猛烈地进行了三个星期。进攻的浪潮涌向高地，在山顶下面胶结了几天，又往后退了一点。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战线保持着没有变化。
进攻高地的第三天，一清早出现了八辆小型苏联坦克，溅着浅河里的水驶来，朝着山上法西斯军队的机关枪阵地奔去，从沿岸的芦草里站起了三千人，跟在坦克后面跑去，他们欢呼着，高喊着。法西斯匪徒在这次进攻的面前逃跑了。
这种情形像一次猎狐一样。法西斯匪徒空着手朝山上拼命地跑去，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在他们后面穷追，时时停下来放几枪。他们快乐极了；他们已经突破法西斯战线，像一把热烫的刀子切开牛油，因为佛朗哥的军队从来没有梦想到政府军队能够继续进攻，能够渡过瓜达拉马河。
但是，步兵还没有跑到半山上，坦克就已经翻过了山；法西斯的机关枪手在坦克后面织成了密集的火网。可是没有足够的坦克来掩护这样宽广的战线；纵队的左翼被山顶上的火力堵住了，所以第十五纵队不能够继续前进。他们开始掘壕防守起来。他们离山顶只有九百码，半里地。他们差一点儿就会成功了。真的，只要再努力一把，只要再试验一次。
第二天早晨就努力起来了。法西斯军队发动了反攻，被打退回去；大队看到了机会，马上便加以利用。他们没有作多大的准备就拼命追赶退却的法西斯军队。他们估计，要是他们能够爬上山头，在那里据守一会儿的话，随便哪一方面的部队都会到达山头的。
然而机关枪火力又阻止了他们。他们又只好退回到他们的起点去。
我是跟着左翼一同前进的，奥列佛是跟着右翼一同前进的。那个副官第二次又失踪了。进攻停顿在一片橄榄树地里，在我们曾经离开的一个较低的山峰下面，我得知奥列佛受了伤。
“他在哪儿？伤势很重吗？”
“伤口在肚皮上。……担架兵把他马上抬走啦。他不肯走，不断地叫他们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用两只手扶着他的肚子。”
一两个钟头以后，担架兵回来了，其中一个担架兵报告说：“他已经死了。……我们把他抬回到大约一里路的地方，他说：‘我再也听不到枪声了——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吗？’我们告诉他：‘哦，是的。我们走得很远啦。’他不断要水喝。一会儿他说：‘抬我没有用，伙伴们，我完啦。把我放下吧。’
“他说：‘告诉同志们继续把仗打下去。’
“我们就把他埋在那儿。我们把他的名字写在他的钢盔上。我们写上他大约有三十四岁了，你说对不对？大约是三十四岁吗？”
那个担架兵激动地说：“天哪，他真是一个好人！”
奥列佛曾经在美国军队里服役了六年。他有才能，非常勇敢，然而因为他是黑人，所以离开军队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兵士，但是在西班牙，在六个月以内，他就做了上尉级的大队长了，过去他是一个建筑工人，在芝加哥的南城非常积极地为保卫言论自由和黑人的权利而斗争。他的老实的态度曾经使他跟大伙儿很接近，现在他的死亡使他跟他们中间的联系更加紧了。大家都在讨论他的诚实、可靠、自我牺牲的一切品质。他的品格是人人的榜样。奥列佛在芝加哥反共队的手里遭受毒打以来已经七年了，那时他们把他打得皮开肉破，企图杀害他。虽然我们美国的法西斯匪徒没有能够把他杀死，希特勒的朋友们却把他杀死了。有一天，美国的工人阶级将要正确地承认这个英勇的黑人共产党员在保卫自由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从低地退到最初发动进攻的地方，一个较低的山脊的顶上。柯克逊和李德已经把电话修理好。不久，纵队的电话来了。“史迪夫，你的副官在这儿，他说林肯大队的战线已经被打垮啦。”
“什么？他在后方，在离战场一里半路的地方究竟做什么事啊？我们正在据守着和我们以前据守的同一个阵地哪。”
司令员问道：“你能守住战线吗？”
“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支队能够守在我们极左方的战线。”
“这样你便不需要增援了吗？”
“现在不需要。”
“好。横竖我们是没有援军给你们的。……”
“听着，把那个混蛋的副官送回到这儿来，或者——”
“你跟他讲，他在这儿。”
那个副官的声音很恳切。“喂，史迪夫。”
“你在后方干吗？”
“史迪夫，你知道，我们的阵地不安全——”
“前线上没有一个阵地是安全的！快给我滚回来！”我把耳机砰地一声放下，对它瞪了眼望着，气咻咻的。
太阳快落下去了。我在战线上来回走着，和中队长们检查所有的阵地，并作夜间的布置。我很担忧坦克的进攻，虽然我嘴里没有说。我们前方的地面上没有圆石也没有树木，只有矮树丛和青草。这是坦克进攻的一个理想的地方。我打电话给纵队，纳桑少校接了电话。
“我们可以有一个反坦克炮队吗？这地面对于坦克的进攻是很合理想的。要是法西斯匪徒有丝亳常识，他们就会在这儿使用他们的坦克。”
“明天我们将有三尊反坦克炮。此刻我送一些防御坦克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给你，……美国同志们的情形怎样？”
“很好。你呢？”
“哦，我受伤啦。一颗子弹从下面打穿了我的靴后跟。走起路来一瘸一瘸地非常厉害。必须弄一双绳鞋，呃？好，再会吧！”
“再会。”
我不晓得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为什么听起来这样教人愉快！
一个钟头以后，副官回来了，他于是马上派遣通讯员去召集中队长们和小队长们。我那时正在外面防线上，听着法西斯军队方面一些隐约的轰隆轰隆的声音。到了开会的时候，我才回到大队的指挥所来。
副官兴高采烈，挺有劲儿的。“伙伴们，你们可知道奥列佛受伤啦。”
大家都激动地望着他。他们在战斗时看不见他，横竖命令已经发出了，横竖这个擅离职守的人对情况一点也不晓得。
布拉德莱上尉很温和地问他：“副官同志,你不知道事情正在进行的情况，怎么能够发布命令呢？”
副官趾高气扬地说：“难道我不是大队的副宫吗？”
“不，”我说，“你不是的；等到我们进一步调查过你以后再说。你向纵队报告去吧。把你的手枪留在这儿。”
那个被解除职务的副官行了一个生硬的敬礼，向后一转，走开了。他是一个很适于军事生活的人；他曾经在尼加拉瓜的美国海军中服役过，为了他的军事上的知识和经验，大队过去欢迎他参加了进来。他对政治倒真是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他是一个兵油子，引导他参加政府众而没有参加法西斯军队的，只是一种机会罢了。但是关于军事方面他懂得很多，而这类人是很稀少的。
这时电话来了。纵队长说：“我们听说奥列佛今早牺牲了。派你担任大队长。”
最初三天，我们头上只出现过寥寥几架法西斯军队的飞机。不久，法西斯军队的飞机便蜂拥飞来了，在数量上以二十与一之此超过了政府军的飞机，因此我们的飞机便被从天空赶走。我们这次进攻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吸引法西斯军队的飞机离开北方的战线，这一个目的已经证明非常令人满意。林肯大队的人都是掘土挖壕的老手，壕沟挖得深，因此在敌机不断轰炸之下倒也相当地安全。
在第十一日早晨，飞机向林肯大队倾泻了一百颗炸弹。然后轻型飞机飞来，又丢下了手榴弹，并用机关枪扫射了一番。
在战线后面，在一丛安全的树林里面，放着两尊反坦克炮。飞机并没有发现到它们。
当敌机飞走的时候，人们从他们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热切地偷看着法西斯战线。
电话来了。“敌人的八辆坦克开下了山——小型的——后面至少有一营步兵。”
这时一挺机关枪和几枝步枪开了火。反坦克炮手也准备好了。
坦克开近了。它们已经来到不到五百码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掩护。两尊反坦克炮同时发射，领先的一辆坦克就着了火。再来一次同时发射；另外一辆坦克便往旁边—歪，猛烈地打起团团转来，转了又转。别的坦克都奔到一个小土墩后面躲避着。但这也不能掩护住它们；土墩不够高。
一辆坦克的尾巴露出，躲不掉人们的眼睛；它在片刻以后就爆炸了。剩下的坦克相信它们已经陷入反坦克炮的火网，径直奔到山头上去。只有一辆坦克漏了网。
在反法西斯的步兵们看来，简直没有一种景象比看到一辆法西斯坦克被摧毁还要好看了。在望着这种景象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老战士说过的话：“你会爱那些反坦克炮的。”
当坦克掉头逃走的时候，步兵停下，猝然扑倒在地上，他们离林肯大队的人大约有五百码。过了一会儿，军官们站起来，下令他们的士兵前进。这时政府军停住了炮火。法西斯军队便信心倍增地继续前进，他们现在确信他们的空袭已经把对方的战线打垮了。他们亳无警戒；他们跑着，喊着，相信他们遭遇不到抵抗。
我躺在莱伊·斯蒂尔的机关枪旁边。“看去像有四百人的样子，”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紧张极了。
“我再让他们前进二十五码，”莱伊精神抖擞地说，流着汗，一丝淡淡的微笑浮上他的嘴角。“沉着气，小伙子们。……行啦，动手！”
莱伊能够用他的枪打出调子来。“修面和剪发，七角五分钱。”那便是他的调调儿。六挺机关枪对卷来的法西斯人潮投出致命的火力。手持步枪的战士们奉命对远在山坡上的敌人发射，同时机关枪手不停地扫射那些朝山沟这边跑来、逼近我们战线的敌人们。
莱伊咒骂着，“我在这儿什么都看不见。”他跳起来，他从阵地上把枪举起往前就跑，和他一伙儿的战士们带着弹药跟在后面。过了一会儿，他的调调儿开始了：“修面和剪发，七角五分钱。”莱伊是这次战役中的英雄。他是大队里一个最优秀的机关枪手；在雅拉玛，他的机关枪是唯一没有发生故障、不打格轮而一直继续不断地扫射着的一挺枪。
林肯大队就这样报了雅拉玛之仇。
在战斗的初期，我回去把地面上查看一下，去看一看运输弹药的卡车能够开到离前线多近的地方。在下面的河床里，我发现史密斯坐在一块岩石上面，淌着汗咒骂着，望着压在捆包下面的六头骡子。骡子刷刷地摇着它们的尾巴，朝史密斯呆呆地望着。
“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他绝望地说。“我的受过训练的骡子被炸弹炸死啦。所以我八下里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几头骡子，把它们组织起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别的话，我不能叫他们走动起来。要是我跑到后面去用力鞭打它们，领头的骡子就吓得跑到山底下去了。要是我到前面去牵着它们，那么整群骡子就索性一动也不动。瞧，这里载的是一大批美国好烟，巧克力糖，各种弹药，还有几双鞋子，大尺寸的。妙啊，大伙儿看见了多么高兴！”
“我来帮助你，”我说。
我使唤带头的一头骡子。我把我所知道的对付骡子的手段都尝试过了，可是骡子一动也不动。
我找到了一根棍子，于是我爬到骡子背上去，把盛鞋子的宝贵的囊袋里在我的膝头上。我一面喊着，一面用棍子痛打那一头骡子。史密斯爬到最后一头骡子的背上，也模仿我的办法。于是那些骡子沿着干枯的河床慢吞吞地前进了。
我们来到一个山谷，据我的估计，这个山谷应该是通到林肯大队的阵地去的；可是一个侦察兵阻止了我们。他坚持说我们走错了路，这一条路要把我们引到法西斯军队的战线去。他非常自信，因此我便被他说服了。我走向那家伙在几分钟以前指点的山谷，又转个弯朝上面走去。
突然间,空中充满了机关枪子弹；我们已经到了法西斯军队完全看得见的地方了。
我手里有三头骡子的牵绳。我骑的一头骡子在屁胶上面中了一颗枪弹，开始猛烈地跳起来；我便从骡子背上跳下，打算把所有的骡子牵回到山谷去。驮着一囊袋鞋子的那一头骡子跑走了，另一头骡子中了一颗子弹跌下山谷去。我拼命地争夺其它两头骡子；我们非常需要它们负载的弹药，必得不要丢掉才好。
敌人刚一开枪，史密斯就带着两头骡子转回去了。我也带着我的那两头骡子和他一道。我们从山峡的边沿上偷偷地望过去，驮着鞋子的那头骡子正在荡来荡去地走过一片空地，朝法西斯战线那边走去。这时法西斯军队已经停止开枪，他们正在注视着那头骡子，猜想它替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
我用我的手枪放了两枪，可是那没有用，只有使那头骡子走得快些。
我奔回山沟去。碰巧那个“识”路的人手里拿了一支步枪坐在那里。我夺过步枪，又爬到岸上。那头骡子足足在三百码开外的地方，但它没有跑得了。我转过身去对那个“识”路的人说：“我很想把你逮捕起来，”后来就这样算了。
那天夜里，我组织了一伙人去搜寻那头骡子身上驮的鞋子。“你别骗我，”鲁比狠狠地说。“你不是去找鞋的。你是要去把那头混账的骡子拖回来，这样你就可以用它来给我们炖了吃啦。”
我们到底把鞋子找到了。是那个“识”路的人把鞋子拿回来的。
最糟糕的事情是缺水。水从来是不够的，而大多数时候是根本一滴水也没有。战斗开始三四天以后，河道就干枯了。有时候糟糕到人们不能行动、不能用脑子想事情、不知道他们周围正在进行的一切事情。在那些天当中，要是有一天法西斯军队来个进攻，那就要糟糕透顶了。没有一件事情像口渴那样折磨得教人难受。你不晓得你在哪儿，也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事情。
好莱坞的罗宾斯医生发现了一点不能喝的臭水。他忙得像一条狗一样，组织了他所需要的人员，制成了能够喝的水。然后他把水装在水槽车上，开到前线上去。他晓得水是很珍贵的，他一点也不粗心大意。
一架法西斯军队的飞机飞临上空，丢下一颗炸弹来，把卡车的后部一骨脑儿炸去了。罗宾斯医生那样辛苦地为大家弄好的水都流到大路上去，但是他一点也不晓得这件事情，因为炸弹已经把他炸死了。
美国人静静地、一言不发地躺着，眼睛迷迷糊糊，舌头感觉到膨胀。西班牙人滚来滚去，抓着喉咙大叫：“Madre mia-agua-agua！ ”（我的娘——水呀——水呀！）
我们挖了又挖，沙土继续不断地从河床的两边陷下去，而太阳又是一种磨难，使你看不见东西，没有感觉，也不能想什么。你只是去挖土。我们挖了八尺或者十尺深的时候，水冒了出来，成为一个浅浅的小池子，可是，每个人刚喝下五六口，水就干枯了。
水有死骡子的味道，可是这究竟是水呀！
弗里德曼率领华盛顿大队的他的一排人去进攻加拿大新镇的战线，在战斗的第一天就阵亡了。沃伊科夫也阵亡了，蒂尼受了伤。就在第一天上，林肯大队有十二个人阵亡，华盛顿大队有二十八个人阵亡。
当比尔从基地来到的时候，我们谈论我们的死者和伤者，怀着一份沉重的心情坐着，在想着我们同志的牺牲，他们是英雄地战斗了的，英雄地牺牲了的。但也有少数人可耻地临阵脱逃了。
人们管他叫麦克。我晓得麦克这个人。他曾经在基地呆过一个时期，在那儿闹了一个大乱子，审讯以后，命令他到前线来。他抗议这个判决，作了一个有意逃避命令的诡辩：“派一个人到前线去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荣誉。任何反法西斯战士都把到前线去当做值得骄傲的事情。倘若我做错了事，我就应该受惩罚，而不是被派到光荣的位置上去。”
同志们没有被他的这些话打动。他被派到伊班涅兹村的林肯大队来，并和他们一同到了布隆尼提。
所以，当比尔问到麦克的时候，我耸了一耸肩。“他是怎么搞的？”他说。“我自从战斗开始以后就没有看见过他。”
“躲掉了吗？”比尔骂道。“我真想不到他真有这样胆子敢跑掉。”
“大伙儿们说，当我们动身下山到加拿大新镇去的时候，他跟他们是在一块儿的。此后就没有人看见过他。他甚至也不等待听到枪声就跑了。”
贾基·希拉果然不说假话，他在大战发生的时候就摆脱了厨房。他把他的俄国好枪托在手里，跟大队的人一道参加了战斗。他隶属于一个机关枪小队。
他的枪安置在一个低山脊的后面。右边是在炮火下面的约有二十码宽的一片空地。天快黑的时候，一个人走来，手里拿着几罐头的食物。但是他没能够走过这一片空地。
贾基说：“我去把它拿来。”大伙儿喊他说，“等一等，贾基！等天黑了再去！”但他终于走出去，陷入火网里面，被一颗子弹射穿头脑了。在战争的时侯，人们埋葬他们的死者是不大费力的。但是在七月十一日这一天，当黑夜降临的时候，贾基的同志们只好把他放进一个浅浅的坟墓里，把他们的钢盔脱下，站在那里表示哀悼。
在两个大队合并的那个晚上，命令来了，要我们开往巴迪洛新镇，法西斯军队正在那儿猛烈反攻，使我们进攻的全部收获都受到危险。没有卡车。路线穿过一道干枯的河床。
背着全副行囊在柔软的沙地上前进不是容易的。沙土渗进他们的鞋子里，把他们脚上的皮都磨掉了。有些人脱去鞋子，试验赤着脚走路，可是脚上流血不止。他们不能走快，但是又不得不走快；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前到达阵地。
机关枪手们糟糕透顶了。鲁比，莱伊·斯蒂尔，道格·罗雅奇和森茨顿在某一个地方“组织了”一匹马。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把他们痛骂了一顿。“你们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军队里决不能做这种事——偷马吗？”
他们感觉很惭愧。他们说：“好，史迪夫同志，我们决不再做这种事了。”
大家都已遵照了规矩，于是一齐继续前进，把那匹马也带了一道。
到了日出的时侯，我们到达公路上的一座桥（这桥在通往巴迪洛的公路上），然后离开了河，沿着公路走了两公里。我们已经走到法西斯军队完全望得见的地方。法西斯军队发现我们以后便开始炮轰起来。马上我们奉令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幽深的山谷里造成一个预备阵地。我们沿着山谷散开，开始挖起战壕，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挖好的时候，大炮便开始认真地轰过来，第一批飞机也飞临上空了。
飞机像浪潮似地整天继续不断地飞来，丢下了重型的和轻型的炸弹，并且俯冲下来用机关枪扫射。它们用燃烧弹把附近的一个麦田燃着了，着了火的麦秸的刺鼻的气味和火药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从早上九点钟到晚上六点钟，大炮以每分钟十二发炮弹的密度固定不移地发射到我们的阵地上。
但是最糟糕的是炸弹。
大地在颤抖，在继续不断地猛烈地震动着；整个树木连根拔起，碎片在空中飞着，震荡的风声像一阵暴风一样。谁也不可能相信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它任何人在活着；谁也不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在这种地狱般的地方活得很久。在一秒钟间歇的当儿，你听一听有没有什么声音，有没有喊叫，有没有人声，结果什么声音都没有。接着就有一颗炮弹爆炸开来，同时你听到马达的怒吼和炸弹的嚎叫，于是你周围的土地又被炸裂成碎土了。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只有一个聊以自慰的念头：只要炮弹的发射和炸弹的轰炸还在继续下去，法西斯军队的步兵就不会进攻。我希望轰炸停下来，可是我心里在想：要是轰炸真的停下的话，事情怕要变得更糟了。
快到黄昏的时侯，飞机飞走了，炮轰也突然停止了。米勒中尉、通讯员和我爬出了我们用作掩蔽的一棵大橡树的树根下面所挖的一个壕洞。这棵树曾经被一颗炮弹直接命中，炸断的树干和树枝覆满在洞口上面。我们朝山谷的上下偷偷地望去，这里那里，都有什么东西在骚动，并且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一个西班牙通讯员溜进山谷来。“指挥官，指挥官，我们遭到攻击啦！快些把你们剩下的战士派出去！”
还有什么人可以派遣吗？我沿着壕沟的边缘跑去。“喂，同志们，你们都安全吗？多少人受了伤？鼓起劲来，我们要上前迎击敌人啦！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这是战争中的奇迹。在山谷内的七百人中，那一天只牺牲了一个人。他的神经坏了，他跳起来跑开，炸弹的碎片就落到他的身上。有三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后来在医院里死去。
西班牙同志们整天注视着那些炮火在躺着美国人的洞穴上面闪亮着。他们也相信不可能有许多人——甚至任何人——能活下来。但他们又怀着惊讶和喜悦的心情望着美国战士开到前线上。美国人越来越多。西班牙同志们欢呼了起来，有的人甚至哭了，紧握着他们美国同志们的手。
至于美国人呢，他们曾经到了死亡的关头，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还在活着，并且没有受伤；这种实感像烈性的酒似地燃烧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都还活着，他们都很好。他们都挤进战壕里，挤在他们同志的身边了。
有一个西班牙人开始唱起国际歌来。整个战线都接着唱下去，用两种语言吼着。他们一面唱歌，一面对从旷野上爬过来的法西斯军队开枪。
吃了一惊的法西斯军队停止前进了，动摇起来，退却了。
基地需要一个人训练机关枪手，于是林肯大队就提出莱伊·斯蒂尔去担任这项工作。这就使得鲁比·里昂特抱怨起来。自从琼尼·波尔斯受伤以后，鲁比就是机关枪中队的代理政治委员了。“他是我们最得力的一把手啊！”鲁比叹气说。“他不但会使机关枪，他也会修理机关枪。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最得力的一个人拖走呢？”
“就是为了这个，”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让后方变成一个垃圾堆。新入伍的伙伴们得要学习，主持训练工作的人越好，训练工作就做得越好。”
大队一组织起来的时候，莱伊就和林肯大队的人一同作战，他从来没有受过伤。在他加入大队以前，有人向我警告过关于莱伊这个人，他是“败坏风纪的、一个专爱发牢骚的人，经常埋怨，反对政治委员”等等。他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这是事实。他像一条小公牛一样反抗许多事情；当军械工匠们把机关枪修理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就跟他们大吵起来。莱伊确是一个傲慢的家伙，态度“生硬”，满嘴盛气凌人的水手们的粗话；他攻击起人来很厉害，无论用舌头或者用拳头。
命令是从布隆尼提战斗的中途来到的，要莱伊到塔拉森纳去报到，到训练学校去。“喂，”他对我说，“派定我经过伊班涅兹村，好不好？我在那儿有些东西想带走。”他贬了—眼。
“当然可以，”我说。“你到那里，要是看到英妮斯的话，别忘了代我向她问好。”我们俩都很开心地笑着，我捶着莱伊的背，骂着他，然后莱伊走来走去地向大伙儿一一告了别。他就像到了伊班涅兹一样，英妮斯正在那儿等着，他太快乐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小心；太粗心大意了！
法西斯的狙击兵一枪射穿了他的胸膛，他在还没有倒下地以前就死去了。
这真是命运的安排，他就埋在他的最要好的水手朋友哈利·希尼斯的附近，希尼斯是一星期以前在同一座山的山坡上阵亡的。
我躺在大队指挥部的地上，懒散地听着附近一伙儿在谈话。夜晚是谈话的时间。白天是神经紧张地警戒着的时间，是斗争的时间，是提防着死亡和不幸的时间；但是一到夜晚，战线又活跃了起来。食物送来了，铁锄和铲子行动起来了，作报告，排解牢骚，处理生活上的事情，然后，在半夜左右，当工作结束的时候，每个人轻松了，或着睡觉，或者随便聊天。
我躺在那里听柯克逊叙述他的计划，他计划建造一道横跨直布罗陀海峡的水闸，以便利用地中海的水力。他说：从机械工程的观点上说，这一种水闸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它会把电力供给全部欧洲和非洲。它会使现在是荒地的无数平方里的沙漠能够适于耕种。它会无可估量地增加世界上工业和农业的财富。
“阻挠这个计划实现的不是机械工程的问题，”柯克逊说：“而是政治制度。”
大伙儿非常有兴趣。他们提问题，热烈地讨论着。他们是在战斗中间的兵士，但他们都卷入了关于科学和政治的讨论。柯克逊很喜欢被他称为论争的这些谈话，每次一有工夫他就来一个新的论争。
不久这一群人散开了，只有柯克逊和帕特·米德两个人还留下。帕特说：“约翰，告诉史迪夫，你是怎样参加这个运动的？”
“难道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帕特？”我问道。
“正是有点儿奇怪，”他格格地笑起来。“说下去吧，柯克逊。”
柯克逊也格格地笑起来。“我已经把它推论出来啦，”他说。“实际上，引我参加的是物理学上的问题。……你真的要听一听吗？”
“只要你肯告诉我。”
柯克逊又笑了起来，把他的长腿伸直在壕洞的地上，“嗯，我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时我在做我的博士论文，于是——”
“问题是什么呀？”帕特说。
“说来话长，可是跟物理学有关系。……总之，我不能找出解答来。我到处乱翻，读遍了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在一本书上，我无意中发现在一个参考书目录中有列宁的一部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这件事情使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一点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情！我不喜欢布尔什维克，而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里便有列宁的一本讨论哲学的书，而且跟科学也有关系。我的骄傲受到了打击。列宁对这个题目能够有什么贡献呢？
“好，结果是我不得不把它找出来。这种思想不断在我心里盘算着。我设法从图书馆里去找这本书，可是在那儿找不到。图书馆员告诉我一家小书店，在那里可能找得到那本书。
“我记得找到那里去的情形。深怕被人看见，在没有跨进那家书店的门以前，我就回过头去向两边张望一下。书店里面的姑娘把那本书递给了我，我把钱放下。我感觉到好像我在妓院里被捉到的一样。当她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和地址留下时，我说一声‘不！’，马上便夺门而出了。……
“读看这本书时使我感到极大的震惊。对于这个使我感到迷惑的问题，列宁已经指出了解答的方法。他做到了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何以一个政治家对于我自己的科学领域能够非常内行呢？我想一定是那个人的个人的天才。我又把他的著作多读了一些。我发现这不只是天才的问题；这是对我完全陌生的一种新方法。
“所以——”他笑嘻嘻地摊开他的手。“一旦我体会到这一点，就只有一条路展开在我的面前了。于是我去找共产党。”他突然变得很窘的样子。“不去才与是傻子呢，”他粗鲁地说。
是的，路是很多的。一条路是通过煤矿、造船厂、纠察线、失业和饥锇，而警察的棍棒又敲打你的头脑，使你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这一个问题在你脑子里越来越扩大：“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纠正它呢？”然后，找出答案来，试验它，用你自己的经验、用你所知道的一切和它比较，发现它是真实的，正确的。然后，你加入了党。那是一条路。另外还有一条路，是柯克逊的路，学生、教员、知识分子、科学家，追求答案，而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它。
柯克逊说：“史迪夫，我今天接到我爸爸的一封信。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牧师。我很愿意你读一读。”
这封信里首先谈了一些私人的事情。接着是：“亲爱的孩子，我要你知道，我对政府军方面是完全同情的。确实，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认为必须到西班牙去，手里拿着步枪作战。但是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去。你已得到结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你已得到我的深切的赞扬了。你的勇敢，你对你的理想的忠诚，是令人感动的。”
柯克逊说：“那封信很值得我骄傲。”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想到了那封信和他的父亲。
“你有权利骄傲。我们部队里任何一个人都会对那样一封信感到骄傲。”
一年以后，他牺牲了。硬心肠的矮个儿帕特，像麻栗树一样硬的他是反对柯克逊的政治见解的，但是当他听到柯克逊死去的时候，他也忍不住他的眼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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