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在法院的第一天
检察官和法国司法界的其他官员都体会到他们让乔埃和我代表美国人发言是失策。他们希望拆散这个团体，然后再一个一个地来对付这些人。个别的审问是在我们入狱的第四天开始的，法官们狡猾地选择了——他们是这样想的——第一批受审的人们。
他们把从俄亥俄州来的三个小伙子传去。这三个人一齐拒绝离开牢房。他们说：“你们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呀？这是干什么？”
典狱长晓得用傲慢无礼的态度对这些疯狂的美国人产生出不很好的结果。“到塞勒去，到区法庭去，”他解释说，“到那儿去受初审。命令已经下来了。”
“乔埃去吗？”
“不。没有命令他去。”
“不是乔埃替我们翻译，我们不愿去，告诉他。”
“那儿有一个译员，是一个官员。相信我，你们可以信赖的。你们的律师也要出庭。”
“律师不会说英语。译员也不会懂得我们的英语。我们说的是工人阶级的英语。我们要乔埃和我们一道儿去！”
典狱长眼镜一溜，望着天。“达赖特，”他恳求说。“叫他们来。作为男子汉对男子汉，我恳求你，叫他们来吧！那个译员是一个诚实人。你可以信赖的。就叫他们来吧！”
乔埃说：“孩子们，我料想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是去的好。只是要记住：我们不认识在法国的任何人！还有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的是——委员会的名字，路线和地方。不要把这些事情露给他们！”
俄亥俄州的小伙子们勉强地去了。过了三个钟头，牢房的门打开，让人民阵线委员会的那个愁眉苦脸的律师进来了。“达赖特！”他叫道。“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不相信我是他们的辩护律师；他们丝毫不愿跟我合作。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甚至他们连怎样签名都不晓得！法官大发脾气。最后我问他们，倘若你出庭来担任翻译，他们愿意不愿意说话。他们说，那正是他们的愿望。他们说，那位译员说的是‘英国的’英语。而他们只懂得‘美国的’英语。现在我开着我自己的汽车来到这儿。趁法官还没有到忍耐不住的时候，跟我一道去吧。”
典狱长脸上带着一副死了心的神气，就像是不能期望那些疯狂的美国人改变态度的一个人的神情。此后，乔埃就陪伴着每一批人到塞勒去受审。
塞勒是法院的所在地，在柏平云西南二十里左右，在比利牛斯山里。到法院去的来回路上，伙伴们可以在火车的车窗内望见近在眼前的山峦，距离是那样的近，近得使他们离西班牙只有几里之远。正像人们必然会谈到的一样，他们徒然地谈论着怎样把警卫制服，怎样从火车里跳出去，怎样夺到一辆汽车或者机器脚踏车，怎样一口气冲到边境去。离开西班牙这样近而依然这样遥远，咫尺天涯，教人多么痛苦啊！
第二天早上（在对付俄亥俄州的小伙子们有过经验以后），乔埃、我，还有其他两个人被传去了。我们都被上了手铐，一根五尺长的链子把我们拴着。从监狱到火车站，经过柏平云的热闹而狭窄的街道，我们得足足走上一里路。由于不准我们修面，我们的样子看上去像是非常粗野的家伙。可是柏平云的人民并没有把我们错当做刑事犯，时时有一群一群的人们聚拢来欢迎我们。我们也把“打倒法西斯主义”这个口号叫喊了出来。我们上火车的时候，警卫长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打镇上步行过去，今后我们就要做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过去了了。
当我们坐着火车向塞勒驶去的时候，我们凝视着那些山峦。不晓得我们还需要费多大力气才能越过山去，也不晓得我们究竟有没有机会过去啊！
我们到达了法院，在那儿聚集了一小群一小群的市民。警察对我们说，我们得等一会儿，因为法官还没有来到。我们问他能不能让我们在外边的太阳下面等着，他答应了，允许我们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法院的隔壁有一所房屋，这所房屋有一扇临街的吊窗，窗户是开着的。在屋子里面，一个女人正在忙着拭去一架大钢琴上的灰尘。她向我们微笑着瞟了一眼，乔埃说这架钢琴非常漂亮。她回答说，这是一架很好的钢琴，问乔埃会不会弹。他说他会；于是那个女人马上向警察说了一声，要他把我们带到她的屋子里，把我们的手铐去掉。那个警察向她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服服帖帖地照办了。后来才清楚她是地方警察局巡官的老婆。
乔埃脱去他的大衣，把袖子卷起，在他的一只硕大无比的烟斗里装满了烟丝，把烟燃着以后便坐在钢琴边开始弹起来。他弹了几支肖邦的乐曲，最后弹的是马赛曲。几分钟以内，除了音乐以外他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人们开始围上前来，屋子里，敞开的窗户外面，挤满了一大群警察和过路的人，还有助理检察官和别的官儿们。乔埃弹完的时候，他们都一齐热烈地喝起彩来。一个摄影记者跑上去，请求乔埃再在钢琴旁边坐下，让他用镁光灯替他拍一张照。这件事把乔埃弄得很窘，可是后来证明这样做倒还不错，因为第二天地方报纸甚至连反动报纸在内都发表了社评，说这些美国人咋看上去好像是变得没有感情的犯人，却不料是有文化的人。那些报纸并把乔埃在警察巡官的私人住宅内的演奏描写了一番。他们也和典狱长先前那样弄得张皇失措；这是他们原先想不到的。
这件偶然的事情也是我们对乔埃的性格有了新的发现。我认识乔埃已经很久，可是我一向不知道乔埃是一个天才的钢琴家。坐在火车上回到柏平云的时候，我也把这样的话对他讲了。
他把脸转过去，皱着眉头。“那又怎么样呢？”他大声大气地说，“比弹钢琴重要的事情多着哪。”
“你一直在瞒着我们。”
乔埃说：“傻瓜，你以为我喜欢到处炫耀自己，让同志们晓得我是一个他妈的上等人，像那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吗？使他们觉得我比任何人都了不起些，因为我有机会学音乐，而他们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不回答了。关于乔埃的许多事情，我现在都突然明白过来。他的“硬邦邦”的样子，他的说话的方式——故意的粗俗，故意的不讲究文法——那种粗鲁在别人身上，比方在蒂尼或比尔·迪默的身上，就会被人不经意地忽略过去的，但是在乔埃嘴里，就微微有一点矫揉造作的样子。过去我以为这种可笑的情景是由于乔埃的激烈，由于他的真挚的性格，现在我才知道乔埃的那种样子只是一个烟幕，把他认为可耻的一些东西都掩饰起来了，他伪装得那么巧妙，甚至像我这样对于他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人的一个人也从来没有窥破过。
乔埃向前躬着身子，深深地皱起眉头来望着窗户，把两只手放在一起搓来搓去。他说，“关于我的许多事情你都不晓得。许多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我——你知道，我的老朋友——原是有钱的。说起来，现在还是一样。我是怎样一个出身——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咒骂着，呆呆地望着那一丛山峦。“你知道，早在1928年的时候，我就走遍这个国土。”
“他妈的，你胡说！”
“真的，朋友，我现在老实告诉你。过去我确实是这样做排场的。顶好的旅馆，漂亮的饭店，上等的美酒……我记得，就在柏平云——嘿，别再提起了。也正是为了那一个缘故，那一天我对那个讨厌的典狱长说，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什么都不能算是太好的——他妈的，为了忍住笑我几乎都把肚皮都胀破了。八年以前，要是我能够看清自己多好啊——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那时候说的。我游遍了这里——游遍了欧洲，就为了那一点——而我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看见。人民——我不知道有他们的存在。拿掌管制动机的作个比方吧，在我看来，他只是火车的一个零件，就像机车、门或者座位一样。招待员只是善阿谀的仆役。实际上他们也是人类，他们有妻子、家庭和各种问题，他们是活泼的，有趣的，值得去了解的——可是这些问题恰好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想一想吧，千百万人被我忽略过去，而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就像生活在一个肥皂泡里面一样……我告诉你，一想到那些日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乔埃又说：“喂，史迪夫，关于这件事情，请你不要对别的伙伴说起，好吗？”
“好的，我不说。我总觉得有些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典狱长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乔埃，我认为你不应该——”我选择了最引起注意的字眼，“对这件事情这样机械。你所做的事情是打算掩饰你的过去，把任何事情都抛弃掉，甚至音乐。那是愚蠢的。你把一些好事情跟坏事情一块儿丢掉。这一个运动是要参加运动的人把最好的东西献出来，比方说，得到你的音乐才能。否认这一点，就和否认你的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或者否认你说法国话的能力同样愚蠢。”
“是的。我开始明白啦。”
“你要明白你这样做也是冒险的，是不是？我说——唔，以前我还知道另一个人的故事。他是一个教员——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参加了这个运动以后，马上就穿上了一件蓝衬衫，嘴角里装出土里土气的口音。他拼命地要装作个无产阶级。大伙儿都看出这是假装的，于是他就及时取消了这种伪装，不然的话，他就会把他可能具备的一切长处都丧失了。你拿‘教授’作个比方吧；他丝毫假装都没有，只是他本来的面目——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确是在开他的玩笑，叫他‘教授’，可是他们却喜欢他，也尊敬他。”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又两天过去了。在十七天早上，整个儿二十五个美国人都被一道儿送到塞勒去受审去了。
在那一天早上，牢房里的空气仿佛都紧张得颤抖起来。比尔·迪默从他的膳务员工作中已经养成了发号施令的习惯，这时他非常积极地负责筹备工作。他决定使大伙儿在外表上要好看——至少尽可能地好看。他不知到在什么地方“组织”到了一个保险剃刀片；他便用这个刀片替每个人剪头发，剔去颈脖子上和耳朵周围的毛渣子。他们在前一天已经在水龙头下面洗好他们的衬衫，现在比尔又动手去烫平那些衣服，至少把衣领和显眼的地方烫平，方法就是把湿衣服紧贴在火炉的烟筒上面。
“把地板都擦干净，你们这些蠢货！”他叫着说。“我们得把一切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今晚上我们回到这里来的时候——要是我们今晚上回来的话——我们要开一次庆祝会。我们得把一切东西都弄得好看。”
别人都从他那里感染上了过节的心情。“教授”和俄亥俄州的小伙子们把报纸撕成一条条，浸入用红砖粉末染红的水里。于是纸条微微地出现了淡红的颜色。可是他们已经尽可能做到红色贴纸的飘带了。他们把他们的飘带装饰在墙上，伙伴们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只有墨菲和赖斯利不愿参加。墨菲对着比尔的欢呼回答说：“我不干。我不去打扫这个虱子洞。让他们雇一个照管房屋的人吧。要是他们不高兴，他们可以让我出去，我并没有要求他们把我放在这里呀。”
比尔好奇地瞪着眼睛看他。“好，你这家伙，”他说，“你就做一个虱子吧，要是这样对你更合适的话。”
伙伴们都记得在港埠的经验，他们安排在经过柏平云到车站的路上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可是警察也学乖了。一辆辆的公共汽车都停在监狱的门口，美国人被推进汽车，开到火车站去。尽管如此，车站前面已聚集了一大群人；火车在从月台上发出的一阵欢呼和歌声中开走了。
在塞勒，人民阵线委员会动员了市民来欢迎美国的战士们。他们都排队站在大街上，站满了人行道。警察领着我们这队伍走向小街，走进狭窄的僻巷去，那里只有狗和迷路的猫才看到这一个示威的行列。然而伙伴们依旧唱着歌前进。
但是要到法院去必须走进大街，群众都在那儿等待着。美国人一出现，群众中就爆发出一阵怒吼的声音：“Vive Pespagne！Vive l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西班牙万岁！国际纵队万岁！）
三百人挤满了小小的法庭；美国人从窗户里面可以看到法庭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法官们——三个道貌岸然的戴着假发的绅士，也发觉群众聚集在那里了。他们对法庭左右上下却生生地瞟了一眼，又瞟着窗户外面，瞟着在他们前面像是陪审席的被告席上坐着的囚犯们。他们互相悄悄地说着话，又向法院的职员低语。他们都急欲开庭。
法官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法律辩护人的要求，让乔埃代表整个团体发言。他们向乔埃询问两个问题。
“你们是美国人吗？”
“是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
“你们为什么到法国来？”
“为了要到西班牙去，参加政府军对法西斯匪徒的战争。”
他回答的最后一句话被响彻法庭的暴风雨似的欢呼声淹没了。法官们挥手要求肃静，检察官皱着眉头，法警呵斥着，恫吓着——但人们还是继续不断地欢呼着。
对于实施和法律方面双方都没有争辩。因此这一场审讯只包括检察官和被告辩护人双方的演说。美国人疑神地听着他们的法国辩护律师所发表的演说。他所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可是非常明显地，这个人是尽心竭力地在提出他的论据。他不是在法庭上答辩的律师；他是用全副精神和力量对敌人斗争的一个反法西斯战士。
后来，乔埃从一家法国报纸上把他们的一部分演说翻译了出来。
“法律有种种不同，”那位律师说。“罪行也有种种不同。他们所犯的是政治罪行——就是他们爱自由，爱民主，爱和平。我愿意在这个法庭的面前向这些美国人致敬，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国土、工作、家庭和朋友，去为他们的理想而斗争。所以每一个忠诚的法国人都应该尊敬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难道跟法国都没有关系吗？为了法国和人类的荣誉，我请求法庭在这个案件上依法宽大处理。”
在他演说完毕以后，囚犯们都被押到休息室去，留下法官们在考虑他们的判决。辩护律师和囚犯们一道，他们都挤在他的周围，捶着他的背喊道：“了不起！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朋友，你做的真叫人满意！”他们的夸奖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他们嘻嘻地笑着。他对乔埃迅速地谈着话。
“辩护律师说，”乔埃报告说，“当美国领事要求把我们的护照交给他的时候，法官们完全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们和我们的律师抱着同样的见解——护照是这个案件中的一部分材料，应该由法院保存。美国领事简直气炸了，他急匆匆地跑开了去，并且恫吓着说要向国务院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律师又说——啊，孩子，真教人开心！——听着，伙伴们，他说渔船上的那两个法国同志已经得到缓刑判决了！每人两个月！”
他们都欢呼了起来。辩护律师匆匆地跑出去，马上又回来，带来了人民阵线委员会送给我们的礼物——香烟和糖果。十分钟内，乔埃和辩护律师被召回到法庭上去。通常所有的囚犯们都是要被带到法庭上去听候判决的，但是这一次法官们显然害怕碰到一次示威活动。
一秒种一秒种地压过，紧张而又教人坐立不安。一会儿门打开了。乔埃满面笑容，忽然又把脸绷起来，模仿法官的严肃腔调说：“为了违犯法国法律和法国签署的一个国际协定，因此啊，所以啊，把你们判决二十一天的监禁……再过三天就出去，伙伴们！然后再过八天离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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