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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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会议

　　办公室内有一张黄色的橡木桌，一把吱呀作响的转椅和六把直背的椅子。引人注意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公文和文件夹，只有一张法国和西班牙的大地图钉在墙上。派遣英美志愿军到西班牙去并不是用通信方法进行的事情。一个志愿军人麦克·里德（即阿诺德·雷德）不得不在脑子里处理援助西班牙的事物。
　　麦克的面孔上表现出他的工作的紧张。他有一种神经质的习惯，喜欢用手挠他那浓密的黑头发，而且抽烟已抽到对他有害的程度。
　　他站在窗前，俯瞰着巴黎的街道。他又燃起一支烟来。他说：“史迪夫，我们在这儿碰到一种情况。人们数以百计地涌来。都是志愿军。得给他们住、吃，还要把他们运到西班牙去——这一切都得秘密进行。勃鲁姆总理对这件‘不干涉’的事情看得很认真。他的压迫一天比一天厉害，法国所有的警探都在搜寻我们。要是有一个志愿军被逮捕，就要坐监狱，被驱逐出境。”
　　“倘若他的政府在那样一个问题上让了步，那么一切都完了。”他接着说，“……人民阵线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被他们认为是激进社会党的一个党——达拉第党——之间正在实行的一个协定。有些领袖们最初不愿参加这个协定，只是党员群众逼迫他们这样做的。”
　　他狠狠地擦灭着烟卷，说：“右翼人物嚷着说：要是法国支持西班牙，这就等于对希特勒作战。那便是勃鲁姆的路线。倘若他把他的党从人民阵线中拖出去，他的借口就是说共产党逼迫法国对希特勒作战。这样就会破坏了人民阵线。这样就会破坏在世界规模上发展集体安全的机会——而这却是在我们面前制止希特勒的唯一途径。”
　　我说：“法国共产党遭遇到和苏联政府所遭遇的一个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帮助西班牙不让自己孤立起来，同时又陷于希特勒和他的跟班们单独作战的状态。”
　　“当然喽。”麦克又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地说：“这是同一回事情。这是不消说的……法国人民完全愿意帮助西班牙。法国人民阵线，西班牙人民阵线。他们是天生的盟友。他们一道儿和美英两国联合起来，就可以制止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对的，”我说，“答复是什么呢？”
　　麦克马上回答说，“英国的保守党、张伯伦、哈利法克斯、韩德逊那一群，还有他们在美国国务院中的朋友。勃鲁姆正在让法国做张伯伦的风筝尾巴。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建立人民阵线这种想法吗？嘿！他们正准备挽救希特勒哩。在我们自己的美国的反动分子和华盛顿方面亲法西斯的绅士们的大力支持之下，他们做很不错的工作。吉米·邓恩就是一个例子。要是没有他们，法西斯主义会有什么办法呢？”
　　他猛地坐到那一只吱吱呀呀的椅子上去，他的脸突然露出倦容来。他说：“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有好几百人都在等待着通过。我们要尽早把他们运出去，可是我们的谨慎点。我们不能冒着和勃鲁姆冲突的危险；我们不能给他一个借口来破坏我们。所以有些伙伴得等待一个长时期——很长的一个时期。志愿军委员会已经把他们分散掩蔽起来。你曾经听说过‘红色地带’吗？都是巴黎周围的村子，都是郊外的工人阶级区域，这些区域已经选出了共产党员村长和共产党村议员。他们正在照顾我们大多数伙伴们——有些人不是我们这一队的。同时，你碰到过阿克曼吗？”
　　“谁？”
　　“社会党的阿克曼。他正在和他打算送到西班牙去的五个伙伴逗留在这里。他来到这里，指望法国的社会党帮助他们通过，可是法国社会党员们连手都不抬。他们不同意志愿军到西班牙去，所以现在阿克曼要求我们的组织帮助他的同伴们。”
　　“你说他们有五个人是不是？”我问道。
　　“再加上阿克曼，但是他不打算留在西班牙。他只是在替人布置罢了。”
　　“你可能听说社会党人在纽约忙着干的是什么吗？”我问他“我们打算使他们在援助西班牙的事情上和我们合作，可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说他们愿意单独去干。他们所做的就是像在《民族》和《新共和》这样的杂志上登广告，说：‘征求到西班牙去作战的志愿军——加入社会党的德伯斯纵队！’”
　　“他妈的！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
　　“可不是！我们的人当然是愤慨万分的。我们推想社会党人也只是在作宣传，根本不想认真做出一点援助西班牙的事情。等这些广告纯粹是一种挑拨；他们不顾一切地想使国务院压迫整个援助西班牙的运动。刚才你也告诉我‘德伯斯纵队’只有五个人哩。”
　　“是的，他们给我们找的麻烦，比我们自己所有的麻烦还要多。他们逗留在咖啡馆内，啰啰嗦嗦地谈个不休。他们和走过的任何人都谈话。他们倒不如干脆配上符号还好些呢。”
　　麦克厌倦地叹了一口气。“喂，史迪夫，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地址。我希望你今晚到哪里去，对我们的一群同志谈谈话。这一群伙伴已经在那里逗留三个多星期了。请把情况和我们遭遇的困难向他们说明一下。”
　　会议是在一个工会大厦内举行的。这所大厦的石砌高墙是临街的；一扇宽大的门通往铺着卵石、三面都围着房屋的一个庭院。这里像一座城堡，一个要塞。在其中一所房屋的小房间里，我发现了要我讲话的人们，他们成排地坐在屋子一边的板凳上等待着。屋子里面光线昏暗，弥漫着浓厚的烟草味。那些人我都看不十分清楚，我想大概有七十五个人。
　　一个矮个儿的伙伴在房间的前方站起来。他说：“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听，呃，这里这位同志的讲话，这位同志是委员会派来对我们讲话的。请吧，同志。”我把从麦克嘴里听到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大多数都知道一切，可是他们都在听着。
　　一个有棕色胡子、有教授样子的人站起来，他说：“我想问一声，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预计我们能够在什么时候越过边界？”
　　人们沉默着，急切地、专心一志地等待他的问题的答案。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热诚在胁迫着我，但这是我希望避免回答的一个问题。现在既然已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也只好回答说：“还没有一定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