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密友

第二十七章　密友

　　从总人数上看，被斯大林整死的革命者，超过了被历代沙皇所屠杀的志士仁人。斯大林不仅彻底剪除了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敌，而且还消减了他们的拥护者。此外，为了不给自己的罪行留下活证人，他还把曾经忠实地执行过其犯罪指令的帮凶们一批接一批地打发到了另一个世界。斯大林甚至连自己在高加索时就结识了的老朋友也不肯放过，而原因只有一个—一他们太了解他的过去了。总之，斯大林在其漫长的血腥统治时期，杀掉了不计其数的人，但在其累累罪行之中，我最为震惊和不解的，则是阿维尔·叶努启则的惨死。

　　叶努启则与斯大林是少年时代的知心朋友。三十年代中期，叶努启则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脑，但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那些曾使他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的优秀品质，蜕变成一个典型的官僚，满足于奢侈的生活和巨大的权势。

　　有一次，我问叶努启则的秘书（他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上司最喜欢什么。他回答说：

　　“啊，他呀，现在最喜欢同沙皇比生活，看自己哪一点还不如沙皇。

　　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眼里闪现出调皮的目光。见我疑惑不解，便又补充说，他的上司是个“最优秀的农夫”。

　　我始终弄不懂，斯大林与叶努启则之间深厚友谊的基础何在，要知道，他们是两个在各方面（甚至包括他们两个的外表和仪态）都格格不入的人。叶努启则是个典型的男子汉，身高体壮，头发浅灰，举止彬彬有礼，给人好感。他与斯大林集团中其它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官瘾很小。有件事我了解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打算把叶努启则弄进政治局，可这个精于仕途的阿维尔却说：“算啦，算啦，我反正不会撂担子。你最好还是将这把交椅给拉扎尔（即卡冈诺维奇）坐吧，他可是老早就想得到它啦！

　　斯大林同意了。他知道用不着以小恩小惠去笼络阿维尔，对这个人可以绝对信赖，不需专门给以奖赏。据我所知，从那以后，即使政治局内有了空额，斯大林也没再出现让叶努启则补位的想法，而是把这空额用作最迷人的诱饵，收买其它的觊觎者。

　　现在，当我对叶努启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则倾向于认为，他当初之所以谢绝进政治局，并不是缺乏抱负，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在斯大林的政治局里占据一把交椅，就得变成一个心狠手毒和丧失原则的人。

　　而叶努启则是个心慈手软的人，他最爱替人排忧解难。许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能想起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任何有关请求减轻处罚的申请，只要递到了叶努启则手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往往都会尽量予以满足。被清洗者的家属们都认为，叶努启则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高级官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叶努启则曾给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送过食品，还派过医生去为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治病。对这些事情，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既然问题涉及了叶努启则，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在这方面，我也能算个证人，因为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很能说明叶努启则的为人。那是一九三三年，我正在奥地利工作，家里人也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叶努启则来了，还带着秘书和最好的医生。他们一行人在冯·诺尔敦教授的医院里稍事逗留之后，便去了泽默林格的下榻地：他们在该处一家最高级宾馆里包了许多房间。隔了几天，我与妻子因事去维也纳，在苏联大使馆附近与他们邂逅。叶努启则立即邀请我们一块去泽默林格度假。途中，路过一个小镇时，正赶上乡村集市。小镇上热闹非凡，有传统的旋转木马游艺场，还有各种简单的民间娱乐活动。我们也停下车来，欣赏这充满生气的场面。这时，一群身穿高加索民族服装的哥萨克人，从离公路不远的跳舞场向我们的轿车围了过来。他们在叶努启则前面跳起了高加索舞，手中的匕首玩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哥萨克们知道自己的观众是苏联政府官员，而且还是地道的高加索人。他们如此卖力地表演，无非是希望我们能慷慨解囊。果然，跳完舞后，一个人走近我们的汽车，气喘嘘嘘地向我们伸出自己的高加索皮帽。叶努启则当即摸出钱夹，往那皮帽中塞进一张一百先令的钞票。然后，他又招手把跳舞的人全部请了过来，一人给了一百先令。当时，一百奥地利先令相当于十五美元——很可观呀！

　　当我们继续赶路时，叶努启则的贴身警力对他说：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这些哥萨克过去都是白匪呀！”

　　“那又怎么样？”叶努启则嚷了起来，激动得脸都红了。“他们也是人……”

　　叶努启则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使我终生难忘。当然，对他这种挥金如土的作法，我并不赞赏。我心里在想，为了他在这一分钟里扔出去的钱，国内一户农庄庄员得整整劳动一年。此外，也只有他阿维尔才有权如此慷慨，若是换成其它任何人，都会因此丢掉党票。

　　叶努启则没结过婚，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孩子，尽管大自然把一个模范家长的全部品性都给了他。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温情都倾注在周围人身上，倾注在自己的好友的孩子们身上，甚至不惜购买贵重的礼物送给这些孩子。在斯大林的子女眼里，最可亲最可近的人显然不是他们那永远阴沉着脸的父亲，而是“阿维尔叔叔”，因为后者会游泳，爱玩雪橇，满肚子都是有关斯瓦涅特山山神的故事，还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高加索民间传说。

　　阿维尔·叶努启则不仅是斯大林的子女们最崇拜的人，更是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最知心的朋友。他曾经同她的父亲是最亲密的战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在叶努启则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所以，每当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争吵之后，叶努启则都不得不去充当调解人。

　　从表面上看，在斯大林周围的所有亲信中，只有叶努启则的地位最稳固。正因如此，他在一九三五年初的突然失宠，惊得内务部官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还引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传闻。其实，只要留意一下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应该意识到，叶努启则对自己的前途早就不那么乐观了。在那篇文章中，叶努启则不安地指出，在过去那些有关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地下斗争的回忆中，夹杂着不少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和歪曲事实之处。作为例子，他还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犯过的一个错误——过份夸大了他个人在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展地下斗争中的作用，尽管这一“错误”早已写进了苏联大百科全书。

　　当然，仅凭他这篇故意贬低自己而把领导外高加索地下斗争的首要功劳让给斯大林的文章，尚不足以证明他已经失宠，因为当时莫斯科正在加紧进行篡改党史的工作，其目的是要突出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把他美化成布尔什维克党在地下斗争时的首要领导人和英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叶努启则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其它老布尔什维克作个榜样，提醒他们应该重新评价和改写过去所发表的回忆录。要知道，在那些回忆录中，老党员们有的根本没提斯大林，有的虽然提了，却没有予以“应有的地位”，而这些做法，现在显然已经不允许了。

　　斯大林周围的人，对哪个官员得势，哪个官员失宠，是相当敏感的。可这一次，他们却未能立即察觉到斯大林已经改变了对叶努启则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曾极力掩饰他与叶努启则之间的矛盾，显然，他还期待着对方某一天会向他妥协。甚至连叶努启则“迁出”克里姆林宫这样重大的事件，居然也没引起任何关于他已失势的怀疑。此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斯大林通过电话，命令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向莫斯科提出申请：请中央放叶努启则回外高加索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几天之后，《真理报》上便出现了一则通告，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满足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请求，这样，叶努启则同志将去第比利斯工作。不知内情的人完全可以认为，叶努启则是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去外高加索加强工作的，但克里姆林宫中个别的人却很清楚，叶努启则并不是带着什么光荣使命去外高加索，而是被斯大林一脚踢出了莫斯科。然而，就是对这个别人来讲，斯大林究竟为什么要同自己唯一的密友分道扬镇，也仍然是个谜。

　　从莫斯科到第比利斯，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对叶努启则重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前程，这些时间是足够了。我想，斯大林一定期待着叶努启则到第比利斯就会给他寄来一封请求和解的悔过信。如果那样的话，斯大林一定会将他召回莫斯科，当然，也可能要先让他在外高加索呆上一阵子，但那只是为了自己面子上过得去。反正，党内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位密友之间发生过争吵，更别说这一争吵的原因了。

　　但是，叶努启则并没给斯大林写什么悔过信。他显然认为，作为外高加索的头号人物，自己的生活决不会比在莫斯料过得差劲。再说，高加索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是同高加索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等待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确信，叶努启则无意向他投降。于是，为了迫使对方下跪，斯大林使出了极其卑鄙的一手：命令贝利亚不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不让叶努启则担任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是建议他去担任格鲁吉亚疗养院院长的闲职。这一变故。无异预先通知一个人去当银行经理，可那人到了银行却被告知，他的职务是收发员。

　　叶努启则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打击能比这种作法更有损于他的名誉。这侮辱性的提议公布之后，很多党员才明白，叶努启则与斯大林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格鲁吉亚那些曾经亲临第比利斯车站热情欢迎过叶努启则的高级官员，现在碰见他连招呼都不打了，如同陌路人一般。

　　叶努启则下了决心，从此断绝与斯大林的一切关系。可斯大林却忘不了自己这位过去的密友：只要对某人产生了恶感，斯大林是不会安心睡大觉的。既然已经错过了迫使叶努启则作为一个犯错误的朋友下跪就范的机会，那就只能将他作为一个敌人扔进集中营去。而要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可以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斯大林有一整套专门用来对付失宠高级官员的办法。第一个也是最不带侮辱性的手段，名叫“治腿”，即剥夺失宠官员享受使用轿车和司机的权利。接下来的惩罚措施称为“击腹”，即剥夺犯上者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用餐和在内部商店购取物品的权利。如果失宠者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则是令其搬出政府大楼和撤掉他过去的私人警卫。现在，这些措施接二连三地用到了叶努启则身上。

　　叶努启则在第比利斯“凉”了两个多月后，又回到了莫斯科。不言而喻，专门供各地来首都办事的高级官员下榻的政府宾馆，现在已经不对叶努启则开放，他只好在帕城饭店住下，而这里是为各地来莫斯科出差的普通干部准备的，同时也接待部分外国记者和旅游者。

　　亚果达和斯大林的其它几个亲信都会前往饭店劝说叶努启则，要他写个一般的悔过书，承认自己对党犯了“过错”。但叶努启则拒绝了。于是，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迅速收集叶努启则的材料，并向政治局递交一份报告。

　　人们早就知道叶努启则有不少毛病。例如，他与自己的朋友，外交部的卡拉汉，被人们称为特殊的艺术保护神，因为他俩与莫斯科大剧院一些年青貌美的芭蕾舞女演员关系暧昧。当然这里面可绝对没有什么犯罪的勾当。要知道，他俩都是很有魅力的男人，又是克里姆林宫的显要人物，能引起他们的好感，这对芭蕾舞女演员们来讲完全是一种荣幸。再说，不仅叶努启则，我记得，卡拉汉当时也是个老单身汉，所以肯定，不只一个姑娘有过嫁给他们的幻想。此外，叶努启则还有一条“罪过”（这我已经提到过），就是他曾热情慷慨地帮助过许多被逮捕的党员的妻室儿女，当然，这些党员过去都是他的朋友。这一切，斯大林是早就知道的，过去并没追究，可现在，他却要给这些事情涂上新的色彩。

　　亚果达如果再钻深一点，还可以从内务部档案库里找出一份材料，上面记录着叶努启则的另一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有两个很漂亮的女秘书，她们同叶努启则有着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有一天，叶努启则把这两个玩腻了的姑娘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当面给她们每人写了份德才兼优的鉴定书。他在上面签了字。又盖上主席的图章，然后给了她俩一笔数月可观的外汇，把她们的名字写进了一个即将出国的政府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名册里。可是这两位姑娘出国后，却不愿再回苏联了。

　　这一切，并不十分严重。按照斯大林下达的指令，亚果达主要指控叶努启则把许多可疑分子弄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克里姆林宫，搞得整个机关乌烟瘴气。其实，这条罪名恰恰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审查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这是内务部的责任，根本个关叶努启则的事。但是，为了使这一指控有点道理，内务部立即宣布叶努启则手下的十几名工作人员政治上有问题，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在克里姆林宫的职员中，有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她就开始在宫里服务。这是一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从不得罪别人的妇女，她很有文化修养，在鉴赏和收藏沙皇留下来的艺术品方面，是个造诣极高的专家。此外，在整个克里姆体官中，只有她才知得如何布置国宴和官方招待会。她还专门开过课，向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土里土气的新贵们讲授社交礼节，揭示上流社会的交际秘密。上自斯大林，下到每一个党政官员，都知道这位老太太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存在，从未将她现为异已分子。可是现在，为了陷害叶努启则，斯大林竟授意亚果达，把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妇人“提拔”成公爵夫人，并编造一个她如何在叶努启则的垂青和协助下混入克里姆林宫的完整的神话。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既然混进了沙皇时代的公爵夫人！在杜撰这类耸人听闻的故事方面，斯大林真不愧为人才。

　　我还想起一个类似的事件，这里也顺便谈一谈。一九二七年，即发生“公爵夫人事件”的前八年，斯大林得到亚果达的一份密报，说是国家政治治安总局查获了一块胶板，一伙年轻的托派分子曾企图用它次印刷反斯大林的传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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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她是因病而死的呢？原因很简单：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前半小时，人们还看见她活着，身体健康，而且被许多苏联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正在克里姆林宫中参加音乐晚会。那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

　　阿利卢耶娃摔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与上司的提法近似，认为挪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开枪自杀；另一种则是人们的窃窃私语，断言她是被斯大林所枪杀。

　　经我推荐到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一位老部下，多少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此事的细节。那天晚上他恰巧在斯大林住宅里值班。斯大林和妻子从音乐会回来不久，卧室里传来枪声。“当我们冲进去时，”卫士说，“她已躺倒在地板上，头发散乱，穿着黑绸缎睡袍，手枪扔在身边。

　　奇怪的是，卫士讲述此事时，没谈斯大林在哪儿，也没谈，当枪响和卫队跑进卧室时，斯大林是否也在现场。卫士甚至对斯大林面对妻子的突然死亡有何表情，下了些什么指示，以及是否派人去请过医生，也只字不提……我明显地感觉到，此人想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希望我先提问。可是我不敢深入交谈，急忙岔开了话题。

　　这样一来，现场目睹者向我证实了，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枪子弹夺去的。究竟是谁的手指扣动了抢机，这还是个谜。然而，如果根据我对他们夫妻生活的了解来下结论，那么，可以推断为自杀。

　　斯大林与妻子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和，这对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后来的内务部高级干部们来说，已是公开的秘密。一手遮天的权力和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使斯大林变得无比骄横。他为所欲为，因为无论他说什么话和干什么事，都只能得到异口同声的赞颂。斯大林居然敢当着妻子的面开一些放肆而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使任何一位自尊的妇女都不能忍受的流氓动作，他妻子为这类举动感到耻辱，而他却从中得到快感，尤其是当这种事发生在宴会或晚会上，在客人面前当众出丑的时候。阿利卢耶娃为此稍有不满的表示，立即会遭到斯大林粗暴的回击：而一旦喝醉酒之后，他就会对她破口大骂。

　　阿利卢耶娃从不仅势欺人，相反，她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她与其它任何一位妇女都不同，因为她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朋友。她甚至在遇到自己的好友时，如果没有获得斯大林和负责其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首脑的允许，也不能邀请他们去“斯大林的住宅”作客。

　　一九二九年，在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号召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热情地投入了工业建设高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也想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表示希望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斯大林对此连听都不愿听。她就求助于阿维尔·叶努启则，而后者又得到了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他们共同努力，说服了斯大林，娜捷日达终于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她选择了纺织专业，开始学习粘胶纤维的生产技术。

　　这样，独裁者的夫人成了大学生。为了使学院里除了院长谁也不知道也猜不出新来的女大学生是斯大林的妻子，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在她系上安插了两名特工，他们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则负责保证她的安全。负责接送她的司机被严令禁止在学院门口停车，只能挤进小巷的角落等候自己的乘客。后来，一九三一年，阿利卢耶娃得到了一件礼物——一辆崭新的“小嘎斯”（苏式仿“福特”牌轿车）。从那以后，她去学院就再也用不着司机了。当然，她的车后总有一辆小车跟随，里面坐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她的私人汽车在学院里没有招来任何猜疑——一此时的莫斯科，拥有私人汽车的显贵已经不少了。由于成功地跳出了克里姆林宫那令人窒息的环境，她感到很幸福，以满怀报效国家的热情，投入了学习。

　　的确，对斯大林来说，允许自己的妻子与普通公民来往，这是一个大错误。在这以前，她都是通过报纸和党代会上的正式发言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在那些报纸和发言中，无论什么事，都被解释成是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无比关心。当然，她也知道，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人民应该做出某种牺牲和放弃很多自身利益，但她还是相信那些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逐年提高的政府公告。

　　可进了学院之后，她不得不做出这一切都是谎言的结论。这使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了解到工人和职员的妻子及子女被剥夺了获得食物购买证的权利，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食品。她还了解到，无数苏联姑娘——打字员、办事员和其它小职员，为了免于饿死和接济丧失劳动力的双亲，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些被动员去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们对阿利卢耶娃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成批的枪杀、驱逐农民，乌克兰的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个沦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国以乞讨为生。她以为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全部真相，就将学院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叶努启则。斯大林却尽量回避这些话题，并斥责妻子“在收集托洛茨基分子的谣言”。

　　有两个从乌克兰返回的大学生告诉她，在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已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他们亲自参加过一次逮捕行动，从被捕的两兄弟家中，搜出了几块准备拿去出售的人肉。阿利卢耶娃又怕又惊，回去就将此事转告了斯大林和他的卫队长保克尔。

　　斯大林决定结束自己家中发生的这种敌对情绪，在极其粗野凶狠地骂过妻子之后，他宣布不再让她返校。他命令保克尔查出那两名大学生，并加以逮捕。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保克尔派去保护阿利卢耶娃的密探，本身就有义务监视学院里与她来往和交谈过的人。通过此事，斯大林还做出了总的“组织结论”：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进行残酷的清洗，特别要注意那些被动员去参加过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

　　阿利卢耶娃几乎有两个月没能回自己的学院。后来多亏了她的“保护天使”叶努启则的干预，她才获准读完那一学年。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三个月后，有一次，保克尔访客。席间，人们谈到了逝者。有人惋惜她的早逝，说她从不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始终是一位谦和、温柔的妇女。

　　“温柔？”保克尔尖酸刻薄地反问道，“可见，您并不了解她。她非常暴躁。我真想让您见识见识，有一次，她突然发作，冲着他的脸大骂：你是个虐待狂，你就是这种人！你虐待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还迫害全体人民！

　　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这样的吵架，我还听说过一次。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夫妻俩准备去高加索度假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跟往常一样，用污言秽语把妻子大骂了一顿。第二天一早，阿利卢耶娃就忙碌着为出发做准备。斯大林出来后，他们就一起用餐。餐后，警卫员把斯大林的小皮箱和皮包放到车上。其它物品事先已经直接送到了斯大林的专车上。阿利卢耶娃拿起帽盒，吩咐警卫员放进她装东西的皮箱里。斯大林这时却突然宣布：“你别去了，就留在这儿！

　　斯大林钻进汽车，坐在保克尔身边，走了。惊惶失措的阿利卢耶娃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的帽盒。

　　很明显，她没有任何摆脱这位独裁者兼丈夫的可能。整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能保护她的法律。对于她来说这不是夫妻生活，而是囚笼，要想解脱只有寻死一途。

　　阿利卢耶娃的遗体没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这一情形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因为在莫斯科已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党员死后都应该火化。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员，就把他的骨灰盒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里。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则长眠在殡仪馆的墙壁里。阿利卢耶娃作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当然应该是在克里姆林宫宫墙里得到一处壁龛。

　　然而，斯大林却反对火葬。他命令亚果达操办隆重的出殡仪式，将死者安葬在古时特权享有者的新处女修道院的墓地里。那是古代皇族的陵园，安葬过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姊姊索菲亚，以及很多俄罗斯贵旅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要求跟随出殡灵车走完从红场到修道院的全程，也就显说，要走近七公里。这使亚果达大吃一惊，暗自惴惴不安。二十多年来一直负责“主人”人身安全的亚果达知道，“主人”历来都极力避免冒风险。虽然周围卫队如林，但为了自身安全得到更可靠的保障．斯大林总是要想出一些新措施，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在大权独揽之后，他就一次也不曾冒过在莫斯科街上走一走的风险。当他打算去参观某座新建成的工厂时，他就会下命令让工人们放假，并在整个厂区布上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亚果达还知道，即使在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从自己的住宅走到办公室的途中，如果意外地遇上个克里姆林宫的职员，保克尔就必然会遭到一顿臭骂，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而且经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反复审查和甄别。所以，一听斯大林说要随同灵车在莫斯科街头徒步而行，亚果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关阿利卢耶娃将埋葬在新处女公墓的新闻，直到出殡前一天才公布。莫斯科市中区的很多街道都很狭窄，弯曲，而且谁都知道，送殡队伍行进缓慢。如果有刺客从窗口认出斯大林，并从高处扔下炸弹，或用手枪甚至步枪向他射击，那可怎么办？葬礼的准备工作，亚果达在一天中要向斯大林呈很好几次，他每次都试图劝斯大林不要冒险，想说服他在最后一刻直接坐车去公墓。却都未能奏效。斯大林可能是决心向人民表示一下他对妻子的爱，并以此粉碎那些对他不利的传闻。但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不管怎么说，是他造成了自己孩子的母亲的死亡。

　　亚果达和保克尔不得不动员起莫斯科的全部民警，并把成千契卡人员从别的城市紧急召到莫斯科。送殡行列要经过的每幢楼房都派去了城防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住户全都赶到不临街的房间里，并禁止他们从那里出来。临街的每扇窗口旁，每座阳台上，都站立着哨兵。街道两侧布满了由民警、契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士兵、动员来的共产党员组成的“老百姓”。整个行进路线的街道两侧，从清晨就禁止通行，清除了行人。

　　终于，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送殡队伍在骑警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的护送下，从红场出发了。斯大林确实跟在灵车后面，由其它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看来，为了斯大林免遭任何暗算，确实采取了一切可能采用的措施。然而，他的勇气并没保持多久。十多分钟后，刚走到途中要经过的第一个广场时，他同保克尔两人就离开行列，钻进了等候他的汽车。于是，一支车队簇拥着斯大林的汽车，飞快地绕道驰向新处女修道院。斯大林在那里等来了出殡的队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阿和卢耶娃嫁给斯大林时，她弟弟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也一块住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婚后头几年，斯大林十分宠爱娇妻，对她兄弟也象对家里人一样。在斯大林家中，巴维尔认识了很多布尔什维克，当时他们都还不怎么显赫，但后来都担任了国家要职。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待巴维尔很不错，经常带着他去参观部队演习和空降兵检阅。显然，他希望激起巴维尔对军人职业的兴趣，但巴维尔却更愿意从事某种安静点儿的工作，想当一名工程师。

　　我第一次遇见巴维尔·阿利卢耶夫，是一九二九年初，在柏林。当时，伏罗希罗洛夫让他参加了苏联商业代表团，来柏林检查苏联国防部向德国订购的空军装备的质量。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妻子在外贸部门工作，是位东正教神父的女儿。阿利卢耶夫则是个工程师，并是基层党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庞大的使团中，除了个别领导，谁也不知道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的亲戚。

　　作为国家检查机关的工作人员，我的任务是监视商业部门的一切进出口业务，包括在德国的秘密军事定货。因此，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在工作上属于我管，我和他一起共事了近两年时间。

　　我记得，当他第一次走进我办公室时，他和他姐姐在相貌上的酷似使我感到无比惊讶——也有一张线条匀称的脸，一双东方人的，郁郁寡欢的眼睛。当时我就确信，他的性格与他姐姐一定十分相似——正派、真诚和极其谦虚。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还有一个为其它苏联官员所少有的优点：如果对手赤手空拳，他就决不会使用武器。作为斯大林的内弟和伏罗希洛夫的朋友，他无疑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但是，如果代表团里那些不知他底细的职员出于往上爬的动机或者纯粹出于品质不好而诽谤他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我记得，阿利卢耶夫手下有位工程师，参加审查和接收德国厂家制造的飞机发动机。有一次，他向代表团领导打了份小报告，说阿利卢耶夫与几位德国工程师的交往令人生疑，还说他屈服于德国工程师的影响，在检查运回苏联的飞机发动机时，马虎潦草，不认真负责。告密者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阿利卢耶夫还看过白俄侨民办的报纸。

　　商业代表团领导把小报告交给了阿利卢耶夫，同时表示要把造谣中伤者送回莫斯科，开除出党，并从外贸部门除名。阿利卢耶夫却请求别这样做。他说，那个人对发动机很内行，工作也非常认真。除此以外，阿利卢耶夫还答应要同那人单独谈谈，劝他今后不要再诬陷他人。由此可见，阿利卢耶夫是位品德十分高尚，不愿向弱者报复的人。

　　在两年的共事中，我们谈过很多事情，唯独对斯大林谈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对斯大林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已足以使我打心眼里厌恶这个人了。再说，关于他，巴维尔又能说出些什么新情况呢？他有次对我说，斯大林喝醉了酒以后，往往会高唱宗教赞美歌。另外有一次，我从巴维尔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索奇的别墅，斯大林扭曲着愤怒的面孔走出餐厅，把餐刀往地板上一扔，高声叫喊道：“即使在监狱里，给我的刀也要锋利得多！

　　一九三一年，我被调回莫斯科工作，与阿利卢耶夫分了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再见过面：有时，我在莫斯科，他在国外；有时则相反。

　　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为装甲兵部队政治部主任，顶头上司是伏罗希洛夫、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读者已经知道，就在第二年，斯大林控告图恰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犯有叛国罪和密谋颠覆政府罪，并把他们枪毙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我在西班牙收到阿利卢耶夫的一封热情的来信。他祝贺我荣获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但信尾有几句附言，内容非常奇怪。巴维尔写道，他愿意再次和我一块工作，还表示，如果我能主动地请求莫斯科，委派他来西班牙，他将随时准备动身。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提出这个申请，要知道，要办成此事，巴维尔只需把自己这一愿望告诉伏罗希洛夫就足够了。经过反复推敲，我认定阿利卢耶夫写这一附言完全是出于礼貌，他提出希望重新和我共事，是想从此再次表达他对我的好感和友情。

　　这一年的秋天，我出差去巴黎。我决定去看看那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包括里面的苏联陈列室。在陈列室里，忽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肩头。我转身一看，是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他正向着我笑呢。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惊喜地问。当然，我说的“这里”不是指展览会，而是泛指巴黎。

　　“他们派我来展览会工作。”巴维尔搬着嘴冷笑着回答，并说了自己在苏联陈列室里担任的无足轻重的职务。

　　我认定他是在开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红军部队政治部主任，怎么会被派来担任这种无足轻重的，我国驻巴黎商务代办处任何一个非党群众都可以充任的职务？况且，这种事发生在斯大林的亲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当天晚上我有事：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和副站长邀请我去一家豪华饭店吃晚饭，地点在圣米歇尔广场附近，塞纳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随手在一张纸片上写下饭店地址，叫人交给巴维尔，请他一起去赴宴。

　　在饭店里，我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助手，都显示出不认识巴维尔的样子。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吃过饭，巴维尔离开了几分钟。趁他不在场的机会，情报站站长俯身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如果我知道您要请他来，我会预先通知您……我们持有叶若夫有关监视他的命令。

　　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维尔一起走出饭店，沿着塞纳河堤岸漫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打发他到展览会来工作。“非常简单，”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发走，离莫斯科越远越好。”他打住话头，审慎地瞧着我问：“怎么，我的事你一点也没听说？

　　我们转进一条侧巷，在拐角处一片小咖啡馆的桌旁坐了下来。

　　“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故……”阿利卢耶夫开口说道。

　　我沉默地等待着他后面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他不再作声了，显得有些犹豫。

　　我点点头，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哎，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卢耶夫象往常一样去斯大林的别墅。值班的门卫走过来，告诉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第二天，巴维尔给克里姆林宫打了个电话。斯大林与他讲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并邀请他在本星期六去别墅。巴维尔按时去了，却看见别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里……不久，巴维尔因公出差，离开了莫斯科。几个月后，当他回来时，保克尔的一名部下来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说是要办理延长证件有效期的手续。通行证后来就再也没有还给他。

　　“我很清楚，”巴维尔说，“亚果达和保克尔给他进过馋言，娜捷日达出事之后，最好让我离他远一点。”

　　“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突然发怒道，“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刺客吗？这些混蛋！居然还监视我！

　　我们谈了大半夜，分手时天已破晓。我们约好隔两天再见。但我突然被紧急召回西班牙，从此就再也没能同他见过面了。

　　我意识到，阿利卢耶夫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斯大林绝不会长期容忍一个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敌在离他不远的莫斯科街头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过一处售报事时（这时我已到了美国），看到了一份苏联报纸。（不是《消息报》就是《真理报》）。我买下报纸，站在街上就看了起来。突然，一篇框有黑边的文章跳入我的眼帘。这是篇悼念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内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断送了！”追悼文章“无比悲痛地”宣布，红军装甲兵政治委员阿利卢耶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罗希洛夫和几位军方领导人的名字，但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对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一样，当局在这篇讣告中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详细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