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1978年5月） 编者按：1978年5月，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张维桢同志谈了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现将其中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部分发表于下。（《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13-P317。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没有什么群众性，只是决定纠察队员以钮永键的军舰炮打高昌庙为信号举行暴动。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武器，只是租了很多空房子，纠察队员分散藏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听见炮声，就跑出来了。实际上钮永键并没有放炮，他欺骗了我们，他是国民党右派。 接着，又积极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时我在沪东，是老怡和纱厂的支部书记（我是第三次暴动时离开老怡和的），上海总工会由李泊智（即李震瀛，天津人）代汪寿华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次会是在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的。这是一个公开机关，在杨树浦榆林路，“五卅”后，英国巡捕房被迫发了执照，所以成了公开的俱乐部。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肖义也参加了会。他是肖石月的哥哥，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参加了黄色工会，我们争取了他。这里是公开机关，什么人都能来。当时有个包打听叫小滑头到这里玩，听见楼上有声音，就要上去，收发室的同志不让他上去，他就报告巡捕房去了。巡捕房闻讯把我们包围了。会场上靠近桌子坐的五人，他们认为是负责任的，都被抓走了。其中有李泊智、帅朝冷。其实坐在桌旁的这五人不一定都是负责任的。巡捕把他们带到了李宝章的司令部。到了这里就是要杀头的。提篮桥有一个包打听头目叫刘文喜，买通了提篮桥监狱的人，由老怡和纱厂包工头丁玉崑、张荣生在东亚饭店吃了顿饭表示感谢。……这次被捕的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有王克全、陈云和我。只跑出去三、四个人。这几个人跑出去通知各单位设法营救。各单位都打电话给巡捕房要人，声言不放工人就要罢工，电车公司的外国人把王克全第一个保出来，我是第二个出来的，是由老怡和的外国人保的，陈云到晚上九点钟才保出来。最后，被捕的人都放了，没受什么损失。 第二次暴动有群众基础，但缺乏组织。沪东有五万工人参加罢工，都集中在韬蓬路。小滑头从老怡和纱厂门口经过，我们就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工人很高兴。瞿秋白为此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登在刊物上，信内提到二次暴动枪毙了什么人，工人积极性很高，并批评陈独秀，认为中央对群众的热情不支持。二次暴动时，工人从韬蓬路走到郑家木桥，警察都跑光了，那时我们傻得很，看见巡捕房挂的枪也不知道拿，只把房子里的东西搞得个乱七八糟。后来别的地方的警察打来了，我们就走了，人一散，暴动也完了。这次因为我们枪毙了小滑头，不敢马上回市里，怕巡捕找我们，于是派了好多工人到市里去了解情况，未见动静，我们才回来。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但暴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只听说夏超要在杭州起义，我们在上海举行暴动配合他，结果夏超没有搞起来，我们也就散了。当时没有枪，见到枪也不要。当时我和赵世炎经常见面，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的党团书记。……第一、二次暴动时，罗亦农是江浙区委书记，暴动时没有出来。赵世炎、汪寿华也没有出来。现在全总职工运动研究室有的材料说，赵世炎亲自演讲，指挥工人罢工，并说第三次暴动时，赵世炎亲自到闸北打警察局，这不符合事实。汪寿华未出来，连李泊智也不出来，他们在上面领导，我们这些人在前面冲。 1927年2月，第二次暴动后，周总理到沪东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当时穿的是西装。他主要是来准备第三次暴动的。他在沪东区委召开会议，区委在杨树浦司文里华德路。参加会议的人不多，有张淑平、我、王阿宝（恒丰纱厂支部书记，是女工的头头，该厂罢工搞得不错）、张之凯（后来跑到台湾）。周总理了解沪东共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党团员中有无当过兵的？要我们找当过兵的人训练纠察队。周总理给我们送来枪，并派了一个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叫瞿航安（这个人“四·一二”后就消极了）任沪东纠察队的总指挥，组织军事训练。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团员，名叫孙长生，是当过兵的，但这个人当时表现不好……。后来周总理给我们送枪来，我们就在沪东华德路寿平里（租界）租了间房子，在里面进行训练。训练后有些人会打枪了，但人数不多。 第三次暴动是3月19日开始，21日结束的。我们从沪东出发，武装队伍只有11个人，孙长生站在最前面，当时沪东区的武装就这么一点，别的区也不会多多少。后面跟的群众很多。武器只有十个盒子枪，一箱手榴弹，都是买的。19号中午12点开始行动，八十万工人全体总罢工。在这之前，工人已不做工，都等着。我们开始在虹口的警察署缴了一些枪。当时除孙长生外，我们都不会打枪。警察跑了，我们就追，他们跪地求饶，我们说，你别害怕，起来教我们打枪，教会了就放你走。一会儿我们就学会了上子弹、瞄准、卸壳。警察教会了我们，他走他的，我们也不管。以后向郑家木桥进军，沿途警察见到我们的队伍，敬个礼就交枪，根本不用打。我们有武装的队伍打天通庵路，没有武装的队伍打北火车站，指挥的是瞿航安。周总理是总指挥，还有分指挥部。有的文章说，康生指挥攻打闸北。那是吹牛皮，我就在北火车站，康生没有指挥。在北火车站，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只有一个四寸头的手枪。当时北火车站一个人都没有，职员都跑光了。群众都高兴得很，因为过去老百姓不能随便到火车站去。那时我们希望北伐军来，有些人听铁轨响，以为北伐军来了，结果看到孙传芳的旗子，是孙的部队来了，我们就撤退。可是人很多，指挥撤退很困难，结果苏乃有（又叫苏又农）朝天放了一枪，一面撤，一面向总指挥部报告。这时敌人开了机枪，打死了好几个人。第三次暴动时，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有局限性，只了解在北火车站的情况。 到3月21日一早，战斗结束了，队伍集合起来真好看：有穿一只鞋的，有穿敌人军大衣的，有戴礼帽的，有背三、四根长、短枪的。这时上海总工会公开了。22日，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讲了一次话，人很多、声音不大，已记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 （林谷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