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掀起20世纪20年代中期戏剧性罢工浪潮的联盟被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击得粉碎。这一重要转折点——使共产党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迫使激进派逃离该市，转入乡村达十二年之久——就是上海帮会成就其事的。[1]它导致党派政治结构在工人运动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感谢帮会头子在关键时刻帮的忙，新执政的国民政府用政府位子和津贴予以回报。由此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鸦片大王们从中充当了中层阶级与高层政客之间的中间人，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劳工关系的标记。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帮会作为社会力量与政府资源的承载者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政府结构的最顶层。也许，就像广泛流传的那样，蒋介石本人就曾加入过青帮，他拜的师傅是同盟会会员陈其美。[2]无论如何，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就曾效力于上海滩的帮会大亨黄金荣。*当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3月26日返回这座城市时，最先赶来迎接他的就是老朋友“麻皮金荣”。[3]
* 蒋介石是由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向黄金荣引见的。后来蒋又曾求救于黄、虞二人——当他和陈果夫（陈其美的侄子）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失败、经济上陷于窘境时，黄、虞给的一笔钱使蒋介石得以于1921年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并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见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57页。
尽管长期的私人关系在蒋介石处理帮会问题时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但他对黄金荣这类人物的依赖决不仅仅是朋友这层关系促成的。即便是共产党组织者也曾被迫承认，这些色彩斑斓的地方头面人物是20世纪前期上海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无法击败激进的或保守的党派。
虽说国民政府的青睐会给帮会中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帮会涉足权力机构并非是件新鲜事。黄金荣这位上海青帮的“老头子”，1900年就来到上海。在做了几年帮会喽罗之后，他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当上一名便衣侦探。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工作需要与黑社会有一定关系，黄金荣与各色流氓均有一腿。几年后，他真正发迹的日子来了。当时一位法国主教在华北旅行时遭到绑架，黄金荣成功地将他解救出来。该主教不但同法国驻上海领事有深交，而且与法捕房总巡关系密切。黄得到的回报是当上了法捕房督察长。提升到这个强有力的位子使黄金荣这位帮会老大在上海黑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在全市人口中，有多达2万人（包括蒋介石）投到他的门下。[4]
在那些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人中，有一位就是杜月笙。杜出生在浦东的一个贫困家庭，早年成为孤儿，他先在自己叔父开的水果摊（位于上海老城的码头边）帮忙做了几年。这个孩子喜欢做的坏事之一便是将烂水果扔到坐在人力车上或穿着体面的人身上。他叔父对他讨厌至极，最终由于他偷钱去赌博，他叔父将他赶出家门。丢掉饭碗后，杜月笙结识了闻人黄金荣。黄的情妇——一位做过老鸨的女人——很快喜欢上了这位“水果月笙”（这是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让他在黄金荣的罪恶王国中找到了饭碗。就像此前秘密社会的头目一样，杜很快从上海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中名利双收。开头他在一个广东人在虹口开的鸦片窝子当帮手，不久便被派到法租界去经营黄金荣手下的一个大鸦片馆。杜月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就设法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关系发展到极致。在他师傅的准许下，杜月笙开办了“三鑫公司”，按月向法租界各鸦片行收费，作为回报，鸦片商人可以公开销售鸦片，不受捕房干涉。法租界当局由于可以按月捞足油水，也就睁一眼闭一眼。[5]
很快，杜月笙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已不满足于将生意限在法租界之内。为了做大鸦片买卖，他与另一位帮会头子兼鸦片大王张啸林搭上了关系。张与上海警备司令（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译者注）关系密切，使他得以控制长江和黄浦江交汇处一带关键地区的鸦片贸易。1920年，张啸林正式同意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合作。此后，张便依靠警备司令部将鸦片顺江运往上海老城码头。在那里，由杜的手下将货物运往法租界，由于黄与法捕房的关系，这种可赚大钱的货便可堂而皇之地销售了。黄、杜、张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结拜盟誓为基础——在192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当时，黄将自己在法租界拥有的部分地皮赠送给两位得力弟兄，让他们毗邻修了两处洋房。[6]
蒋介石北伐军的矛头直指长江下游，有可能破坏那里的鸦片贸易。因此，并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关系促使上海鸦片二巨头于1927年春向那位总司令靠拢的。维持其赚钱买卖的现状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蒋介石当然也愿意制订出一个双赢计划以得到这些有势力的帮会大亨的支持。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的亲信陈群、杨虎和王柏龄——三人都与黑社会有关系——被派到上海，与各帮会首领取得联系。在上海，他们秘密会见了鸦片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制订出不久即将付诸实施的反共计划。[7]他们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旨在反对该市的激进派力量。*4月3日，英国警务处一则可信赖的报告称：“张啸林和其他人正在重新组织共进会，会员主要是青帮中人。目的是为了反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中的激进势力。此举是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4月5日，即蒋发动政变前的一个星期，警务处又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共进会正在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解除其人员武装。此次突袭任务主要由青帮分子担当，并由便衣军警协助进行”。[8]
*“共进会”的名目渊源有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老同盟会员、青帮后台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成立名为“共进会”的革命团体（参见本书第二章），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狂热追随者，1906年他俩在日本初次相遇，1911一1912年间，陈其美当沪军都督时，蒋在他手下当团长。即便是在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仍然与陈家关系密切：后来陈其美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的高升。便是蒋、陈两家关系的产物。蒋介石为发动四月政变而复兴共进会不久，陈氏兄弟即集合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组成强有力的“CC系”。见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55页；胡绳武：《民初会党问题》，载《会党史研究》，上海，1987年，第227—230页；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gtang China, 1927-1937年，（Stanford, Calif, 1972），PP.47一57，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组织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很活跃。湖北的情形可参见Joseph W. Esherick, Reforrn and Revoluti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 Calif, 1976)，pp.153-158, 229-231, 1920年，上海一个以帮会为基础的共进党吸纳了许多纱厂工人（参见本书第三章）。
英国警务处的先知先觉并不说明他们的情报工作如何得力。实际上，租界当局本身就直接卷入了反共行动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官员曾秘密与杜月笙约见，杜表示可负打击赤色分子之责，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法租界至少提供5000支步枪和足够的弹药；第二，公共租界必须允许杜的武装车队通过。两个条件都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回应，后者急切想清除激进派在本国所属工厂中的影响。[9]
4月11日晚，即致命性的攻击开始前数小时，上海鸦片三大亨与蒋介石的亲信杨虎、陈群及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喝酒结义。[10]4月12日凌晨2时，攻击开始。隐藏在租界里的数百名暴徒手握枪械，臂缠“工”字符号袖章，冒充工人，杀奔华界，分头强占上海总工会下属各工人纠察队据点。战斗很快结束，共进会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很快占领各据点和总工会办事处。虽然次日即有20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镇压，但他们已经无法抵挡帮会与军队的联合进攻。在此次血腥事件中，有数百名工人和工运组织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11]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在粉碎共产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后，蒋介石的手下人立即将他们自己的组织框架放置于上海工人运动之中。[12]按照传统的合作主义的说法，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在政府指导下的、驯服的工会网络。[13]4月13日，杨虎、陈群主持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该组织实为共进会改头换面而成，帮会分子充斥其中，很快，其残忍的名声便传播开来，上海工人痛斥杨虎、陈群为“狼虎成群’,视为吃人的野兽——杨虎、陈群把持的“工统会”为了把握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下面设有“护工队”，直接镇压罢工，迫害进步的工人。共产党员以及被怀疑为同情左派的人都会被关押、枪毙。[14]
“工统会”的残酷镇压引起了一些工人组织的公开反抗。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金银业工会领导的斗争，该工会是一个由技术工匠组成的左倾组织。[15]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在这种镇压工人的高压政策下，工人的反抗根本无法奏效。
对于工统会的残酷手段，连国民党中的一些人都感到厌恶。由于对工统会与工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感到不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部长周志远指令他的一个得力干事暗中重新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但是，这位干事的行踪很快被工统会察觉并被拷打致死。11月中旬，在周志远及国民党劳动部部长马超俊的促成下，上海各工会代表120多人成立了“上海工人总会”，以反击工统会的势力。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支持下的“上海工人总会”，为了与军队控制下的工统会抗衡，力争该市各工会的忠诚。[16]
这个时期工统会与上海工人总会之间的摩擦乃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无数纷争的开端，并最终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两个各有依恃的组织在经过半年的互相残杀后，国民党中央于1928年春加以干涉，命令两者妥协，组成新的“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17]
工整会开始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条例着手调查、整顿并登记全市各工会，但很快遇到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在工整会9名领导成员中，互相歧见甚深。其中只有一人——来自商务印书馆——算是工人出身，但他在就职后不久被暗杀，据说是中共地下党所为。[18]其他8名成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派系，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农工商局和淞沪卫戍司令部。各委员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各自部门的代表，而非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由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夏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表明，工整会对于被指派的工会工作任务，无寸功可言，由于它的失职放纵，共产党工人运动得以复活。[19]当年10月，成立仅6个月的工整会被南京政府解散。此后，上海工人运动纳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范围之内。[20]
在此后数年，国比党劳工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问题的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从工厂监督到解决罢工问题，十分全面。这些法规，虽然目的仍是宣扬劳资合作那一套，但表达了国民政府更积极地解决工人问题的立场。[21]这些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取代了原本作为主要统治手段的高压政策。但是无论新任命的许多主管劳工问题的官员怀有如何良好的愿望，该市复杂的行政结构注定了绝大多数改革措施都将归于失败。上海的工厂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所以，任何把中国法律延伸进去的试图都将激怒外国当局。止如《工部局公报》（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喉舌）在1928年冬天所抱怨的：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继续插手会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劳工纠纷，其无礼举动在本月更是明显……此项插手租界当局所管辖事物的政策显然与杜会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一项命令有关，该命令要求所有劳工纠纷都由社会局调解处理。
数月后，《公报》又抱怨道：社会局意欲对公共租界里的所有工会加以登记，“又在图谋侵犯临时法院（Provisional Court，1925年成立，即此前的会审公廨——译者注）的司法权，并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22]外国当局的抵制对中国新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警告。1930年，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称，仅有157个工会在社会局登记。尽管这个数字确实表明了政府对工人组织问题的兴趣，但它与抗战前活跃在上海的500多个工会的总数字距离甚远。潘抱怨道，他的社会局在行使有关劳工问题的职权时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外国飞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依然存在，外国居民（背后有外国势力）都由他们自己的工部局、法院、巡捕房和各类公共事务部门管辖，要进行工会登记以及行使调节劳资纠纷的职能，就需要外国当局的合作，但很少得到回应。社会局第二个难以有效开展工作的难题是“那些为自身目的煽动劳工闹事的人”。[23]无疑，潘在此处部分地指的是残余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者试图复活其激进的工人运动。但他也有可能暗指国民党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
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的一方是左派，尽管他们的势力在1927年4月政变时遭到严重削弱，但他们在其后数年仍然在民众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4]在汪精卫改组派的领导下，国民党左派成立了一个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鼓励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并反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腐败。由于有数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委员会发动工人进行了一系列流产的反蒋政治活动。[25]令南京政权苦恼不已的改组派的捣乱，在1931年末汪精卫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后很快宣告结束。
国民党内另一个持续很久的分歧来源就是协助蒋在四一二政变中登上权利顶峰的青帮。将手段残酷的工统会解散，给新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以帮会势力为主的工人运动划上了句号。然而，帮会不久即以另一种形式——更巧妙并取得成功——插手工运。
帮会的插手
眼看着工统会陷于失败，其继任者、野心勃勃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决定亲自出马做组织上海工人的工作。他把在非技术性工人中开展工作作为起点，因为绝大多数非技术性工人都在帮会把头的掌握之中。例如在码头，许许多多的包工头都曾向鸦片三大亨的这位或那位投过帖子。[26]杜月笙充分利用了此种关系，成功地将其势力打入上海数个轮船公司。[27]但是要把劳动者变为听话的雇员，仅限于与其监工把头有着师徒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好好关心工人本身的利益。而要打进有着长期权利主义盘踞传统的非技术性行业亦非易事，码头上的把头们坚决反对任何要他们减轻对工人的盘剥的建议，甚至不惜用武力反对政府的改革措施。[28]如果杜月笙要争取上海工人，他就必须寻找到更进步的盟友。
中共方面的工人领导者一直在保持沉默，当时在为上海工人奔走呼号的是一批“七大工会”的领导人。这七大工会包括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邮务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南洋烟厂工会、报业工会和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所有这七大工会都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骨干作用。在其中的几个工会中，隐蔽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活动。[29]1928年，在改组派左派的鼓动下，七大工会“代表富有革命性之全国劳工”，发表“请中央勿停民运宣言”，反对南京政府逐渐停止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至次年，当无法指望国民党中央对工运的政策能有所改进时，泄气的改革派工会领导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即主张实行工联主义。[30]
在主张工联主义的人当中，上海邮局的陆京士和朱学范最先投靠杜月笙。杜月笙对邮局职工投入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中国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邮局职工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杜月笙也正好借此机会涉足这些有影响的工会之中。[31]在上海邮局职工中，有40％的人都受过较高的教育，很久以来就是各政党关注的一个行业。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在上海邮局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包括7名党员，其中6人曾是当过教师的职工，只有一人是普通工人出身——尽管邮政工人中有60％的人是普通工人出身，既包括半技术性的分捡工和信差（他们的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包括不需要技术的厨工。[32]（相反，社会民主党上海支部——无论该党名称多么动听——与军阀当局有着密切关系，其人数是中共支部的一倍，但其成分主要是普通信差。[33]）
在统一战线的名号下，中共支部的成员也在国民党内作了登记。但两党表面上的合作被越来越深的对立所破坏。裂缝在1925年8月间的一次罢工中愈见扩大，当时国民党活动分子主张与资方谈判，而不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立即罢工的建议。虽然陆京士的怠工建议在当时流行的过激气氛中遭到拒绝，但他的谨慎在四一二政变后急剧改变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一种优点。共产党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几年，到1928年年底时，陆京士及其伙伴开始占上风。[34]
杜月笙正是从驯服的邮务工会开始插手工会事务的，此举很快就证明不仅对他本人、同时也对他新结交的工会朋友都是有利可图的。在杜月笙这位鸦片大亨的扶持下，陆京士很快就当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他在邮务工会里的朋友朱学范不久当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该总工会负责全面指导该市工人运动。[35]有位外国人后来得知朱学范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时曾回忆道：“朱曾经穷困潦倒，穷得和一个中国工人没什么两样。他梦想组织工会为改善工人状况而斗争。他具有作为一个工人领袖的所有品质，但命运之神总未能降临。正好，杜月笙听说了他，收为学生，他很快就出人头地了。”[36]
但是真正作为一颗耀眼新星升起的是杜月笙。1933年，中国一份英文的《名流》（Who’s Who）杂志曾这样描绘这位鸦片大亨：“中国杰出的金融家、银行家和实业领袖．”“很久以来在公共及市政领域作出过重要成就，在许多情况下，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许多不可估量的贡献。”在杜月笙的许多官方头衔中，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上海特别市政府立法会成员、上海商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轮船航海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者由政府控股。[37]正如当时一位外国人指出的，杜“是一个阿尔·卡蓬和洛克菲勒的结合物”。[38]
杜月笙与其来自邮务工会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利关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控制之上的。政府同意建立、由政府官员和帮会中人操纵的“黄色工会”是杜月笙及其朋友在工界发挥影响的主要工具。[39]
虽说黄色工会常常被视为假冒伪劣的东西，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质利益，但当时情形是很复杂的。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合作主义组织一样，按照政府旨意行事的组织就会得到政府资助和表彰。[40]邮务工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这个从前的激进主义堡垒在国民党的插手下进行了改组。中央邮政大楼第十四层被划拨给新工会作办公地点，又划拨1000元作为开办经费。这笔钱曾在五年前被同意划拨为解决罢工的部分经费，但只是在政权更替以后才最终划拨出来。工会新领导人与新政府之间的融洽关系并不能完全阻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行动主义。当上海邮政局局长拒绝了工会提出的信差也要享有年终津贴的要求时，一次行动尝试开始了。虽然这一要求遭到厂工会上层领导的反对（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但工会代表很快前往南京与交通部交涉——后者同意了工会的要求，工会行动主义这些戏剧性的示威当然也包含了为工人着想的成分。当时一位工会成员回忆道：
当时挂号间有个信差叫陈鸣道，一家四口人全靠他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有一次他送完信回家，脚踏车跌入路坑，摔伤了脚，不能上班，病假已经超过六个星期，虽未被开除，但已没有工资了。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去作了调查，确悉陈卧床不起，一家四口生活无着，贫病交迫，且面临失业的威胁，真是苦不堪言。回局后，……我们工会先后向信差管理处以及副邮务长数度进行交涉，……最后局方被迫将陈鸣道送仁济医院治疗，医药费全部由局方负担，工资照发全薪，以前扣发和停发的工资补发，并答允伤愈后，如果脚残不能送信，可以调动工作，改作内勤。
[41]
虽说黄色工会通过为工人争取这些具体的权益确立起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其结果是工会中的帮会人数迅速增加，至南京政府撤离之前，邮政工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投帖拜师。[42]
杜月笙开始认识到照顾工人要求的重要性。通过邮务工会领导人陆京士和朱学范的介绍，帮会的触角伸展到该市爆发的几乎每一次罢工之中。杜月笙作为罢工调停者的作用亦日渐凸显——常常代表工人的利益，涉及的行业也是多种多样，包括纱厂、印刷厂、丝织厂、珠宝业、新闻业和人力车运输业等。杜月笙不止一次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罢工委员会，然后在资方愿意妥协的基础上扩大自身的利益。*如此举动为杜月笙这位帮会闻人赢得了来自工人、雇主和公众的感激，有时还可得到许多公司的股份。正如英国警务处所说的那样：“看来，这位从前法租界的鸦片贩子正通过在各工业企业中的坑蒙拐骗来增加他在走私中的收入。”杜月笙充当调停者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但英国巡捕房对这位鸦片大亨积极充当劳资纠纷的调停者这一角色做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解释是：“他希望通过解决劳资争端来赢得公众，尤其是政府当局的信任。”[43]
*这已成为杜月年的一种行事模式，如1928年和1930年的法商电车公司罢工，1932的南市电车公司罢工，1933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1933年上海电力公司罢工，1937年上海电气公司罢工等。见Shanghui Municipal Police Filcs.D一5310.
朱学范近年曾对杜月笙通过干预罢工使自己摆脱帮会大亨的恶名、成为上海一位著名人士的情况作过回忆。杜月笙每次进行调停时，上海四家主要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时报》）就要发布热情洋溢的消息——其中有许多记者编辑是杜月笙恒社的成员。朱学范创立的大公通讯社对各种罢工消息收罗备至，尤其不放过与其师父杜月笙有关的消息。[44]台湾为杜月笙写传的作者认为，这些举动与这位鸦片大亨的声誉鹊起直接有关：
无论是杜月笙还是陆京士出去平息工潮，他们的方式方法都很圆滑。数年后，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开始联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无论是华界还是租界的资本家和工人领袖，不管是何种行业、何种职业，纷纷投入到杜门。众水汇流使杜月笙力量大增。后来他的事业做得那样红火，都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
[45]
虽说杜月笙的崛起要归功于政府和大资本家的支持，但工人力量也是这位帮会大亨及其走卒之权利基础的一个主要支柱。结果，帮会热衷于支持工人事业——甚至支持工人罢工——只要此种策略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益。朱学范曾向一位外国来访者夸耀他的大公通讯社道：“我们是惟一的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剥削的代言人。”[46]朱和另外几位搞工运的青帮朋友甚至还开办了一个合作印刷所，专门承印有些印刷所迫于政府压力而不敢印的罢工传单等东西。[47]
帮会操纵的罢工运动的目的各种各样。早在1927年秋，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青帮领导人曾发动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此次罢工很快就与国民党试图提高外国企业税额的行动结合起来（见本书第七章）。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秘密提供罢工经费，使工人将罢工延长，直至英美烟公司接受有关条件。[48]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罢工合作者，都会落入杜月笙的圈套。1932年，青帮在法商电车公司煽动罢工，抗议新任法国领事和巡捕房总巡的不友好政策——他们威胁要取消法租界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49]同年，杜月笙在上海邮局的门徒发动政治罢工，很快波及北平、天津和南京。尽管罢工者抱怨的是最近邮票价格的上涨没有导致工资的上涨，但罢工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交通部。当时，该部由汪精卫改组派控制，该派与CC系势同水火，而杜月笙与后者更为接近。[50]
这些事例表明，促使杜月笙发动工潮的动机各不相同。在有些情况下，像1927年的英美烟厂罢工，杜的动机正好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吻合。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1932年的邮局罢工，抗议矛头直指政府部门。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这个分裂的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其结果与眼下许多第二世界国家的情形相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同地方强人进行合作。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写道：“自相矛盾的……是，当强人开始依赖国家力量来维持其社会控制时，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依赖强人——他们手里握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敌视政府统治和国家法律的人，”[51]
政府、帮会、资本家、工人和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令人目眩，而且他们的内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复杂的线条构成了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复杂图景。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总工会暂准备案时，社会局——与其说是一个党的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府部门——则因内部矛盾拒不承认。直到三年后，由于南京方面的插手，社会局才开始接受这个有来头的工会。当时，该总工会的领导核心除主席委员外，有五个常务委员，都是帮会中人。最终，社会局也被迫向帮会敞开大门。到1936年，该局四个部门中有三个负责人是杜月笙的徒弟。不消说，该局之劳资争议处及其下属的调解科都在杜月笙的控制之中。[52]
杜月笙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其控制涨落的工潮中收获经济利益。他还决心赢得社会名声。1931年6月，整个上海忽然停了钟摆，都在忙于庆祝杜月笙祠堂的落成。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陆京士和朱学范还特意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53]此次盛大庆典（典礼中最热闹隆重的压轴戏是抬送杜氏祖宗牌位的彩车游行、南北京剧名角的三天连台大戏、上海市长主持的公祭典礼、每次约5000名宾客出席的宴席），反映了杜月笙想将其雄厚的经济和政治资本转化成同样能量的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愿望。[54]有位目击者记叙道：
6月9日杜氏祠堂落成，上海成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参加游行的人包括数千名帮会成员、商人和政府官员，从杜公馆出华格臬路，穿过整个城市，沿路由中外警察维持秩序。队伍前列者手捧蒋介石、张学良、上海市长张冲、C·T·王博士以及外交部长、柯麒麟（M.Koechlin）、法国总领事……以及其他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全国各阶层名人的贺辞。
杜氏动用了十几条火轮往返穿梭于上海和浦东码头之间，忙于运送成千上万出礼祝贺的人。宾客中有南京政府各部以及上海特别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的秘书和代表。许多高官亲临祝贺，市长张冲是蒋介石的指定代表。杜氏和中国报纸称，光是赏给属下和仆人的钱物即达7万元。
[55]
杜氏祠堂落成的荣耀也是杜月笙粉饰自己寒酸家世的一个契机。为了养成一种绅士形象，杜月笙开始穿长衫，反复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给人签名，借此掩盖自己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杜月笙寻求社会体面的一个主要动作是在1932年发起成立恒社，该社吸纳了约1500名社会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杜的门徒。[56]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上流社会中的闻人。平常在其法租界的豪华邸宅，每天招待宾客不下一二百人，其中许多都是高官富商。[57]甚至连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在遇到恋爱纠纷时，也不得不恳请“杜月笙先生”出面，予以圆满解决。[58]
在争逐名利的过程中，杜月笙于1934年赢得了富有讽刺意义的一票——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事实上，这个位子更便利于杜月笙对鸦片贸易的垄断，因为中国海关受命要将所有查获的毒品贩子移交上海禁烟局，这个部门现在可是由杜某把持了。然而，表面上，杜月笙做得滴水不漏。1936年10月，当蒋夫人说当年给她丈夫的祝寿礼物最好是飞机，以便用于对日作战时，杜月笙立即行动起来。他送的一份慷慨礼物就是一架飞机，命名为“上海禁烟号”。当时的报纸不失时机地大肆报道。*
* 这一讽刺对杜月笙本人并没造成什么损失。有位主张禁烟的外国人曾详细记录了她当时与这位帮会大亨会见的情况：“杜很有礼貌地看着我，‘是啊，我是中国鸦片商人的领袖，’他怏怏地承认道。我欣赏他的坦白，并告诉他，当得知蒋介石任命一位鸦片大王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都在发出嘘声！杜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很有些人情味。他本人肯定会把此项任命当作大笑话。”见Ilona Ralf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Boston,1944)，p.92.
杜月笙名望的急速上升说明了民国时期上海帮会势力的能量是如何之大。杜月笙沉迷于社会名望，说明这位暴发户从一位卖水果的孤儿成长为声名赫赫的经纪人不是一件易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投身杜门同样说明了他们对提升和名望的渴望。由于并非出身豪富家，上海社会中这些先天不足而又野心勃勃的分子便被吸引到杜月笙的帮会网络之中，以寻求获取名利的阶梯。就像一位杜门徒弟回忆的那样，进入杜门最多的一类人是那些“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为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实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59]依附杜月笙便能从容面对当时那个冷酷的社会环境。
杜月笙招徒弟，虽然几乎遍及各行各业，但主要还是在半技术性工人中招收。上海邮局的信差、法商电车公司的司售人员（参见本书第九章）以及英美烟厂的卷烟工（见第七章）是黄色工会的主要成员。半技术性工人比起工匠来，工资较低，工作不稳定，而比起新来乍到的非技术性工人，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工贼劝说入彀。在帮会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下，上海工人阶级的中间部分具备了新的政治作用。
这股政治潮流由于半技术性工人数量的增加导致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而进一步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次大战前后波及欧美产业界——正在广泛影响上海。缺少技术和职业训练的男工数量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不断增加。[60]考虑到增加效益和节约开支的问题，工厂主们开始以成本不高的工人取代原来的雇员。英美烟厂某分厂于1934年关门歇业，有位被解雇者辛酸地诉说道：“英美烟厂上年歇业……因为老厂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出一二元，厂方便关门解雇老工人，以较低的工资雇用新工人……他们根本不注意我们以前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他们把我们的生命当儿戏。”[61]这些工人被迫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因为大量新的缺少技术的人手加入劳动大军的结果。
虽说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半技术性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这一时期工匠与非技术性工人的力量也不能忽视。黄色工会也致力于向这两个层面渗透。*然而，总体而言，工匠仍比较激进，非技术性工人则比较难驾驭，因而两者很难完全按照依附于政府和资本家的工贼的旨意行事。这个时期广泛引入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加深了工匠对资本家的憎恨。[62]由于工作不稳定，妨碍了非技术性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在南京政府十年期间，由于工会工贼的腐败行径日渐暴露，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另类越来越自行其是。
* 在非技术性工人中，码头工人与帮会之间长期保持的关系，使他们经常有可能按国民党的旨意行事。在熟练工匠中，建筑业工会曾一度被工贼控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722:4-233: #722:4-501：#722:4-502；#722:4-503；#722:4-226。
共产党“左派”
对国民党政权幻想的破灭乃是上海革命工人运动最终复活的主要因素，但逐渐转化为对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主要在于国民政府的镇压本性。与“赤色分子”有牵连会带来的危险之大震慑住了绝大多数人，但不包括那些无所畏惧者。然而，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镇压并不是工人有限度地支持共产党的惟一原因。共产党本身的行动也有许多不足。
尽管正统的共产党史学由于政治原因而夸大了这一时期的错误，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在恐怖环境中强调冒险的工人行动主义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被称作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期，即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声言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展开公开斗争并继续强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63]当月底，中共在上海发动了流产的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给许多共产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明白了坚持“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将会带来什么恶果，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左”倾路线遭到了严厉批评。
*参见Lawrence H.Sullivan, “Reconstruc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hang Underground, 1931-1934,” China Quarterly, 1985, no.105, pp.78一97，该文探讨了中共为营救那些20世纪30年代从俄国回国的学生干部所作的努力，后者控制了江苏省委并采取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正如苏利文（Sullivan）在仔细翻阅了《列宁生活》这本杂志后所指出的，当时江苏省委所宣扬的政策比后来党史中所说的要温和得多。然而，嘴上说的一套与行动上做的一套往往不一致。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l987年，第136一144、第156一165页，该书在这两处详细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左倾盲动主义泛滥的情况。
可是，次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又发布文件，要求抛弃与任何黄色工会的合作，建立独立的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的赤色工会。冒险的飞行集会也被鼓励举行。一份英国警务报告对此种劳而无功的策略作了描述：“一群中国人，大约有100来人，飞快地集中在北四川路和吴淞路交叉的拐角，一声爆竹声响，他们开始高呼共产党的口号，向空中抛撒传单……11名大陆人和一名台湾人被捕，大量‘赤色’出版物被缴获。”[64]至1930年春，上海中共党员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大约60%，即大约还有500人左右，其中只有35％是工厂工人，只有区区3％的人是妇女。[65]
然而，此种冒险的行动方式还在继续。英国警务报告记载道：
1930年7月16日早晨，南京路上发生示威，当时约有300名学生和工人集中在南京路和西藏路相交的拐角处。在高呼口号、抛撒传单后，游行队伍沿着南京路向东行进，旋被警察阻拦。几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京路和福建路相交之处，此队人马约有200人，在向东行进时，他们向一辆正在行驶的有轨电车和一辆私家汽车扔石头，砸破了电车的两块窗玻璃和小汽车的一扇车窗，在驱散这两次示威集会的过程中，警察一共逮捕了33人。
[66]
两个月后，即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六大二次会议，李立三的错误即“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遭到批评，中央决定停止疏远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和工人暴动的策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不少人公开主张用进攻策略消灭黄色工会，此种策略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大四次会议上出台的王明路线有关，王明路线后来被中共定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67] 1933年5月1日的一份英国警务报告称：“最近查获的文件表明，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打算在新年即春节到来时采取行动，以纪念中日冲突（即一·二八事变——译者注）一周年为借口，举行公开游行、制造骚乱、发动罢工。可是除了1月24日和28日分别举行的两次徒劳无功的飞行集会外（警察当时没费什么力气就驱散了游行者），所有计划均未实施（原文如此——作者注）。[68]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共行动的钟摆一直未能走回比较温和的位了。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国工运史著作对这一时期概括道：“从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白区工运转向正确轨道之前，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于‘左’倾错误支配之下，这是白区工运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69]
在整个30年代前期，上海残余的共产党人不断采取斗争行动，旨在削弱国民党统治。这种行动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其党员源源不断地被捕。结果，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1930年，属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赤色工会的工人有2000人，到1932年时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70]许多被关押者都是从普通工人迅速提升上来的高级干部。[71]更为不幸的是，在此革命遭遇挫折的关头，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背叛包括党的总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投入国民党的怀抱。[72]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政治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明证。正如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的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机密报告所说：“国民党起于一个秘密会党，在另一个秘密帮会的帮助下步入权力顶峰（前者指洪门，后者指青帮——译者注），认为有必要在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目标下组织其他形式的秘密帮会，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统治局面。”[73]
从概念上来说，国民党人开始选择的道路是合作主义的。*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免遭阶级冲突的不利影响。结果，政府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而非固守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来保持国家发展和维持社会秩序。[74]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将合作主义定义为：“一种利益代理体系，身在其中的各集团被组合成为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没有竞争而等级分明的和功能各异的门类，被政府承认或许可并被授予一种在其本门类中享有的谨慎的代理特权，用以换取他们服从选举出来的领袖的旨意以及在必要时所应给予的支持。”[75]施密特指出，他的定义是“理想式的描述”，与现实模式相距甚远。**
*参见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s in China,1890—1930(Hanoltlulu,1985), pp.164-166．作者分析了国民党人的国家合作主义问题。菲沃史密斯（Fewsmith）认为，这种策略削弱了党的权威（有利于政府权力），有益于上海的大商人（牺牲了中间商人阶层），结果，他说，便是“工人运动的被破坏”〔第139页）。国民党人显然在追求合作主义的目标，但我认为，这种努力并不导致工人运动的终结。
**例如墨西哥尽管被看作是拉丁美洲最完美的实施合作主义的国家之一，但在城市工人居住区，其具体情况据说与施密特的标准也相差甚远。见Alfred Stepan，The Si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J,1978）,p.68. 如同戴维（David）和卢斯·科利尔（Ruth Collier）所说，不要把合作主义视为“可有可无”，而是一种“系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具有，也可以阙如”。（Who Does What,to Whom, and How: Towar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n Corporatism,” in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ed. James M. Malloy (Pittsburgh, Pa,1977, pp.489—512）显然，众所周知，由于严重依赖帮会，国民党努力建立一个服从严格的中央控制的有序体系的图谋从未实现过。
国民党以帮会为基础的政权并非是中国上层阶级中仅见的雇佣集团，[76]它也不完全是一个“从不向其政权以外的集团和组织说明情况的“自治性实体”。[77]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有关国民党政权特征的争论反映了许多理论家中存在的更多的关于这个政府之性质的争论。当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将这个现代政府视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坚持韦伯观点者则把这个政府看作是一个根据其自行制定的规则行事的“理性”实体，针对这两大派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争论，有人提出了挑战——正如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Bright）和苏珊·哈定（Susan Harding）概括的；“政府的概念是不偏不倚，独立于社会力量之外。”[78]但什么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相关的社会力量呢？也许可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做个参照——国内资产阶级．乃是创建政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但这种说法是否能套到中华民国身上呢？须知其工业仍在摇篮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一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入手，与中国社会合拍的不是《资本论》——它分析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中将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掌权说成是为了反对将处于分裂的痛苦之中的法国从农业经济转入工业经济。马克思对拿破仑的概括同样适用于蒋介石：“这一个人所面临的自相矛盾的任务也说明了其政府的自相矛盾，他那些混乱的措施现在看起来倒是奏效了，现在先羞辱了一个阶级，然后又要羞辱另一个。”[79]
国民党人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那些会很好利用这一有价值的资源的人，比如杜月笙，都从这个令人满意的政府那里得到了丰厚回报。反之，在政府的支持下，帮会分子也得以为统治网络吸纳更多的人手。来自华北的半技术性移民（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所见到的）尤其与此种动员相呼应。与此剧情相近的是19世纪纽约威廉·特维德老板（Boss William Tweed）和20世纪初芝加哥民主机器（Democratic machine）的崛起：“以家庭和种族为主体的新人口急速涌入，当时工作机会成倍增长，工资名单不断增多，为政党机器的成长提供了理想的土壤。”[80]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也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
[1] Harald R.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 ed. (Stanford, Calif. ,1951)，该书目前仍是此次事件最完善的英语著述。
[2] 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6页。
[3] 《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1953年)，第1页。
[4] 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62~163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44~148页。
[5]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大流馄杜月笙》，上海，1965年，第1~7页；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日上海的帮会》，第248页。
[6] 朱剑良、许维之：《张啸林的一生》，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43~344页。
[7] 乡波：《黄金荣事略》，载《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5页。
[8] Police Daily Report, Apr： 3,1927，转引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294页。
[9] 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217-220页。有人说，共进会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或蒋介石本人的资助。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杜月笙等历来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各自是为了“国家而自己拿出钱来的”。见同上，第221 页；以及章君谷：《杜月笙传》，台北，1968年，第2册，第32页。
[10] 乡波：《黄金荣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
[11] 《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2~3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138页。
[12] 对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工人运动所做的有益研究可参见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 193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13] 关于合作主义，可参见Suzanne Berger, ed.，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1981)； Philippe C. Schmitter, Corporatism and Public Policy in Authoritarian Potugal (London, 1975)； Schmitter,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London, 1979)； and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1978).
[14]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 1959年，第2卷，第658-660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6页。
[15] 《上海总工会罢工报告》，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27年第188页。
[16] 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2册，734-736页。
[17] 同上，第3册，第807-810页。
[18] 同上，第3册，第810~811页。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06。
[20]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 Nov. 23, 1928.
[21] 这些法规包括《劳资争议处理法》（1928年6月）、《工会法》（1928年10月）、《工厂法》、《工厂法施行条例》 （1929年12月）、《工厂检查法》（1931年2月）、《工会法施行法》（1932年）等，参见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7页。
[22]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 Dee. 12, 1928 ,Mar. 22,1929.
[23] 潘公展：《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之组织及工作》，载《青年进步》1930年第133期，第34~41页。
[24] 参见Bradley Kent Geisert, “From Conflict to Quiescence： The Kuomintang, Party Factionalism and Local Elites in Jiangsu, 1927 1931, ’China Quarterly, 1986，no. 108 ,Pp.681 ~ 692. 其中论述了关于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在江苏农村活动的情况，关于国民党左派的总的情况，可参见（日）山田哲夫（Yamada Tetswo）：《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东京，1980年。
[25] 姜豪：《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载《上海地方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97~205页；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5页。
[26] 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年，第46页。
[27] 黄永言：《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84 ~ 292页。
[2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
[29] 例如，陈云就一直活动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中，同样，在英美烟厂工会、邮政工会、报业工会都有零星的共产党在活动。见沈以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②期，第10页。
[30]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57~158页；《上海工人运动》，南京，1935年，第313页；《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北京，1930年，第101~105页。
[31]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2册，第151~ 155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32] 王振亚：《第一个中共上海邮局支部》，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3~14页。
[33] 王若枯：《忆“五卅”斗争》，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33页。
[34] 《上海邮务工会的建立》，《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1期，第215页；《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4期，第4~19页。
[35]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旧上海的帮会》，第6~9页。
[36] Ilona Ralf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Boton, 1944), p. 78.
[37] George F. Nellist, ed.，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hapa,1933), p.110.
[38]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 68.
[39] Walter E. Gourlay,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A Study of Kuomintang Technique in Labor Control, 1927- 1937,” Papers on Chin 7(1953)： 104.
[40] 对合作主义政治内部之复杂性的研究，可参见Howard J. Wiarda. Corporatism and Development：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 (Amherst, Mass,1977).
[41] 沈天生：《回忆一九二七到三二年的上海邮务工会》，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77~82页。
[42] 饶景英：《关于“上海邮务工会”——中国黄色工会的一个剖析》，载《史林》1988年第2期，第117页。
[43]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
[44]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7 页。
[45]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2册，第155页。
[46]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75.
[47] 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7页。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49]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359页；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1976年第6期，第157-158页；Brian G. Martin, “Tu Yueh - shen and Labour Control in Shanghai：The Case of the French Tramways Union, 1928-1932,”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2 (1985)：133 ~ 135
[50] 《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第1~30页；沈天生：《回忆1927--1932年上海邮务工会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期，第29页。
[51]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N.J. ，1988), p.141.
[52] 《大流氓杜月笙》，第50~51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8页。
[53]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54]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 ，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21 ~229页。
[55] Harold R. Issacs, 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 (Shanghai, 1932),p. 97.
[56]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0~320页；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06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页；《恒社社员录》，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69 ~ 382页；《恒社秋季联欢大会特刊》，上海， 1934年。
[57] 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53页。
[58]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19.
[59] 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6~307页。
[60] 对这一进程给上海各产业部门带来不同影响的个案研究，特别参见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61] 骆耕漠：《目下劳工生活汇谈》，载《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1934 年，第2辑第309页。
[62] 1931年，当商务印书馆试图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时遭到了印刷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参见《商务印书馆纠纷案解决》，载《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1年)，第27~28页；张心宜等：《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5~6页。
[63] 中共地下党干部希望在纺织业中发动的大规模罢工将引起城市武装起义，并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参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1983年,第31~51页。
[64]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65] James Pinckne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 (New York, 1972), pp 1161~1162；《沪潮》1930年5月8日，第14期。
[6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67]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61~176页；S. Bernard Thomas, Labor and the Chine Revolution (Ann Arbor，Mich.，1983), chap. 2. 这一时期，老资格的工运领袖刘少奇继续主张更温和地与黄色工会开展合作。刘少奇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写的几篇论文中，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冒险政策。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1988年，第50、61、68~69、88、93页。
[68]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4820.
[69] 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76页。
[70] 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43页、162页。
[71] 张维桢：《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60~61页。
[72] 他们的供词都载于“转变”(1933年)之中，现存“调查局档案，台湾，#245-3/841。
[73] 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中国秘密帮会的政治影响”，存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on China, #097. 3,Z1092,2254/45.
[74] 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关情况的比较研究，可参见James M. Malloy Authoritarianism, 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 in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ed. Frederick B. Pike and Thonas stritch (Notre Dame, Ind ,1974), pp. 52~84.
[75]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同上, 93~94.
[76] 对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所作的诠释，可参见Robert W. Barne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New York, 1940), P12；Isaacs,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82.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1966) , p 196；以及《毛泽东选集》，北京，1966年，第1卷，第55页。不赞同国民党此种地位的意见，特别参见Parks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ambridge，Mass. , 1980)，
[77] 关于自治的观点可参见Lloyd Eastman,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Republican China 9,no. 2(1984)：11. 还可参见其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78]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Mich. ，1984)， p. 4.
[79]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Selected Works (New York,1977),p. 178.
[80] James C. Scott,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 ( Englewood Cllifs, N.J. ,1972),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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