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大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社会世界》第一期（1911年4月）

本国大事

孙中山解职记

（附演说社会主义词）

　　四月一日午后三时，孙总统偕新内阁总理唐绍仪、卫戍总督徐绍祯及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赴参议院，行解职式。时议长及各参议院已先出席，见孙总统到院，即奏乐开会。总统偕唐徐及各部总次长等此地就席。首由议长宣读解职咨文，即请孙总统宣布解职，参议院旋亦致辞，举奏乐闭会。最后摄影一枚，以为纪念。散会时已四时三十分矣。兹略记孙总统宣布解职之辞如下：

　　本总统莅宁以来，仅三阅月，南北即已统一，民不致涂炭，此皆中华民国国民之革命精神，直贯注于全国所致。本总统甚愿吾四万万同胞即以此勇进之精神，巩固民国基础，俾得同享共和之幸福。且民国人口总数已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使让人各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以发展其能力，不但可奠吾国基础于苞桑之固，且可藉以扶持全世界，俾得均亨平和之幸福。故今日本总统遂经正式解职，然绝不敢谓从此置身事外，终老林泉下，不与四万万同胞同一尽国民之义务。况民国幅员之大，断非仅赖政府之力即能平治。今后愿吾四万万同胞各尽义务，谋教育之普及，促智识之增进，方足使民国文明程度得有充分之进步。云云。

　　参议院致词云：维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即中华民国成立之九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孙文，躬莅本院行解职礼。本院代表全国谨致词曰：中华建国四千余年，专制虐焰，炽于秦政，历朝接踵，燎原之势及末流，百度堕攘。虽拥有两亿里大陆，萃有四百兆众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绝如缕者，仅气息之奄奄。中山先生发宏愿救国，首建共和之纛，奔走呼号于专制淫威之下，身频于殆者屡矣，而毅然不稍辍，二十年如一日。武汉起义未一月，而响应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无道所致，抑亦先生宣道鼓吹之力实多也。当时民国尚未统一，国人亟谋建设临时政府于南京。适先生归国，遂由各省代表公举为临时大总统。受职四十日，即以平和措置，使清帝退位，统一底定。迄未忍生灵涂炭，遂诉之于兵戎，虽树国不满百日，而吾大民族所受赐者已靡有涯矣。固不独成功不居，其高尚纯洁之风，为斯世矜式已也。今当先生解临时大总统任职日，本院代表全国有不能已于言者。民国之成立也，先生实抚育之。民国之发扬光大也，尤赖先生牖启而振起之。苟有利于民国者，无问在朝在野，其责任一也。虑斯福解总统职后，周游演说，未尝一日不拳拳于阿美利加合众国，先生岂有意乎？民国人馨香祝之矣。

　　解职之前一日，南京同盟会本部各会员公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演说词云：

　　诸君，今日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得一最好机会大家相见，诚一幸事。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着手的。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而中国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数同志在日本发起同盟会，定三大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社会革命为全球所提倡，中国多数人尚未见到。即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们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苦痛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唯民生未做到。即本会中人亦有说，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会革命最难。因为种族革命只要将异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将机关改良便了，唯有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了功，社会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虽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无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处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如以为中国资本家未出，便不理会社会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时，贫富阶级已成，然后图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国因从前未尝著意此处，近来正在吃这个苦。去冬英国煤矿罢工一事，就是证明。然罢工的事，不得说是革命，不过是一种暴动罢了。因英国人欲行社会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于暴动。然社会革命今日虽然难行，将来总要实行。不过实行之时，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险现象，则难于预言。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此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本会从前主张有平均地权一层，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将此主张普及全国，方可无疑。但有一事，此时尤当注意。现在旧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开办，开办之时必得各地主契约换过，此实历代鼎革时应有之事。主张社会革命，则可于换契时少加篡改，已足取效无穷。从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积纳税，分上中下三等。以后应改一法，照价收税，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较上海黄浦滩土地，其价相去不知几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价征税，贵地取税多，贱地取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地，虑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三等之分，则无此等差别。譬如黄浦滩一亩纳税数元，乡中农民有一亩地亦纳税数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价完税，则无此病。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见一地，不过略为繁盛，而其价每亩约值六百万元。中国后来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为地主所主，比如在乡间有田十亩，用人耕作，不过足养一人。如发达后，可值六千万，则成一大富翁。此家资从何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他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早先莫大之权，据地以取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至一千万元则当完一十万元。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此种地价税法，英国现已行之，经解散议会数次，始得通过。而英属地如澳洲等处，则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无他力阻碍故也。然只此一条件，不过使富人多纳数元租税而已。必须有第二条件，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一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国近来患贫极了，补救之法，不但收地税，尚当收印契税。从前广东印契税，每百两取九两，今宜令全国一律改换地契，定一平价，每百两取三两至五两，逾年不换新契者，按年而递加之，则人民无敢故延。加以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尚何贫之足患。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

　　于是将论资本问题矣。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前日闻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铁路借债，本可早还，以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张。此可见投资实业，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金滩(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昔张之洞议筑芦汉铁道，不特畏借外债，且畏购用外国材料。设立汉阳铁厂，原是想自造铁轨的，孰知汉阳铁厂屡经失败，又贴了许多钱，终归盛宣怀手里，铁道又造不成功。迟了二十余年，仍由比国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国买的。即使汉阳铁厂成功，已迟二十余年，所失不知几何？中国知金钱而不知时间，顾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国各处生产未发达，民人无工可作，即如广东一省，每年约有三十万“猪仔”输出，为人作牛马。若能输入外资，大兴工作，则华人不用出外佣工，而国中生产又不知增几倍。余旧岁经加拿大，见中国人在煤矿用机器采挖，每人日可挖十余吨，人得工资七八元，而资本家所入，至少犹可得百数十元。中国内地煤矿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吨，其生产力甚少。若用机器，至少可加十数倍。生产加十数倍，则财富亦加十数倍，岂不成一最富之国。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

　　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见。美国现时欲收铁道为国有，但其收入过巨，买收则无此财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势。唯德国后起，故能思患预防，全国铁道皆为国有。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云云。

唐总理莅参议院演说词

　　绍仪承孙袁二大总统推举，充当国务总理。自审才力，实愧不能。然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国家大事多未能决，亦不敢不勉为其难。现中华民国既已成立，开端最要之事件：

　　第一，自去岁九月起义以来，各省均不免有扰乱之处，不亟图维持，则民生将不可终日。

　　第二，中国于外交事件，在满清时代与各国所订条约，名为和好，实则从未开诚布公，以致事事皆落人后，事事皆中国受亏。庚子后免厘加税之约，与国家前途关系甚大，乃至今十余年，厘仍未免，税仍未加。故外国承认民国之后，应首先实行此策，此外则庚子条约所订者，亦须次第施行。

　　第三，则从前社会趋势，专讲研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致地大物博之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即不能办兴利之事务。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交通一部关系尤重，路权航权等均须切实办理，但农林工商交通皆系专门，均不能无学问，更不能于专门政治之人求之。此次新政府成立后，此三部必当实事求是，嗣后国家之发达全在于此。

　　再民国今日现状，最困难者，莫如财政。关于财政之报告甚详，今姑简单说之。辛亥年豫算表，全国进款银二万九千七百余万两，出款银三万五千余万两。出入相抵，不敷银五千四百余万两。加之筹备各种事务，追加预算各费应加入银二千四百余万两，共不敷银七千八百余万两。此外尚有外债赔款两种，外债之利，赔款之数年搁下未付者共约银五千余万两。又自辛亥年五月以后，所借四国之款，预备改造币制及建筑粤汉、川汉各路者，及各省借以维持市面者，即以全年一年计算，其总数约在银两万万两之数。其利以五厘计之，亦应银一千万两。此一千万两与前七千余万两合之，已八千余万两。又去年八月以后之洋债未按期交款者，自九月至今本月，已约银二千余万两。九月起义以后，南方军队共有八十团。此时即能裁二十师团，亦尚有六十师团。此六十师团中，一师团每月须银十二万两，六十师团每月即须银七百二十万两，到年底须银八千余万两。又起义以来，各处所破坏者，其建筑费亦不应不为之预备，最少亦须银一千万两。全国恩恤事务以及抚育其子弟等事，共须银一千万两。其赔偿外人损失之处，此次亦总不能免数。虽不能确指，然亦不能不为之预备。又民国成立以来，临时财政部至今已支出银七百余万两。并此款算入，共计约银二百十四五兆之数。此皆元年必须之款，无可减少者。绍仪于此事，将来尚须再行到院陈述事由，以供诸公讨论。

　　至此次组织内阁，各部国务总长已在北京得袁大总统之命令。此次任命各员发表于贵院。陆军段祺瑞，工商溥伦或刘丙炎，海军萨镇冰，教育蔡元培，财政陈锦涛或朱葆三，司法王宠惠，外交陆征祥，农林宋教仁，交通陈其美，内务赵秉钧。并求贵院之同意。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