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波立特:我的学徒生活(1940年)

第六章 伦敦与俄国大革命



  当我住在特罗斯登的时候,一个老家伙每星期总到街头来,用他那可怕的嗓子唱着一首歌,一开始便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就是伦敦。至少,有钱人是这样说啊。”我从本铁斯兰到达犹斯顿的时候,这首歌忽然掠过了我的脑海,但不久我就发现了许多关于这首歌的充分证明。(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但为了这一点而向我母亲的口袋里榨取一个辨士是不会得不到的。)其实,从那时候起,我曾几次地对自己说:只要每个工人能够看看伦敦西区有钱人的生活方式,一切事情就会推展得比他们目前所进行的要快得多了。

  我与我的伙伴在波不拉地方找到了住所,第二天,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就开始在勃莱克华尔的一家格林与雪莱威尔的船舶修理厂里工作起来了。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在一只新型渡船上安装一间驾驶室。这只渡船航行于李支包罗和法国间,与现在行驶于多维尔和顿刻尔克间的汽船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船停泊在铁尔伯雷,我到达时恰巧碰到一次空袭。

  我不久就在伦敦活跃起来了。我加入了锅炉制造工人协会第十一分会,以后我就一直属于这个分会,只有在最近一个时期,在这个分会的月会上,我才常常缺席。

  我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想走遍伦敦,像小孩子般地探访我从书本中所读到过而且盼望看到的地方。在船厂里和同伴们谈话的过程中,使我体会到伦敦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城市是知道得太少了。

  我访问的第一个地方是海德公园。我想去听听那些颇具声望的、被地方小报描写为出名人物的“演说家”们。当第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听了他们的演讲之后,我是如何地感到失望啊!我忍不住心中有诘难之意,很自然地,当有人请我上台时,我便立即上去了。心想,“现在我可要给他们颜色看了”;但是,不多一会我明白了过来,原来引起听众兴趣的并不在于我所讲的内容,倒是在于我演讲时的语调。因为,那时候我对待群众是用一种道地的兰开夏土语。接着,我又体会到,每个听众都以为第二个乔治·方培到城里来了。这是我初次去海德公园的经验,我不禁感觉到,这里与其说是个认真讨论政治的所在,倒不如说是一个逗人乐趣的地方。

  我参加了“先驱”联盟和工人社会主义者联盟,整天忙个不了。我又参加了若干学习班,总之,我设法把我所有的空暇时间都排满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当俄国大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它给每个革命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兴奋。但是除了报纸上所刊载的歪曲的报道之外,其他的消息很不容易得到。我搜集了一切有关俄国大革命的东西,当我听到像我自己以及我周围的人一样的工人们已经获得了政权,打垮了老板阶级,我的热情益发增长了。从大战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目前写这本书的阶段,我的主要宣传多半在于支持大革命并与“不干涉俄国运动”直接联系着。因之我在船厂里不久便以“布尔什维克”出名了。这在我自然认为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这样一来,使我接触到造船厂中其他车间的许多富于战斗性的工人,我们便开始讨论来一次泰晤士河的车间组织运动。电气工人和木工是最前进的工人,他们成为组织这个运动的先锋。起初,由于锅炉制造工人有宗派主义和偏狭的倾向,很不容易拖进这个运动里来;但是,渐渐地我们打破了这个障碍。不久之后,不但锅炉制造工人,而且连泰晤士河上从事造船工作的各业的每一部门,都指派了他们的车间代表,并且大家都联系在一起了。从吉士威克到铁尔伯雷一带,到处可以骄傲地看到泰晤士河车间组织运动的会员证。我们组织了代表各业车间代表的造船厂委员会。

  我成为主要的演讲者和争取薪金的组织者,到沿河每一个造船厂去演讲。我有一只小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讲台,折叠了往臂下一挟便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召开午膳时间的集会,使工人们取得会员证,并协助筹备行将展开的群众活动。

  夜间我向工会分会演讲,星期日就向造船厂工人的全体大会演讲。这个运动一天比一天地壮大起来,书记是电气工会的华尔德·台。他是一个可以共同合作的非常有能力的人。我们发行了一种叫做《团结者》的报纸,编辑是木工联合会的吉尔·克里斯脱。他有一支非常锋利的笔,正如勃莱克华尔船厂里的一个小伙子所说的:“简直可以把白的当作黑的来哄你呢!”

  十一月十一日,停战协议公布了。当时我们的运动正进行得很有力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时所普遍提出的毎星期增加十五先令工资的要求。整个局势完全改观了,毎个工人都为在法国的屠杀宣吿终止而表示欢悦。

  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年初的时候,我与全伦敦的同志们都接触过,尤其是与那些自己要作革命工人的人。一九一九年年初某一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在哈亥·霍鲍恩举行的自称为“工人、兵士、水手和航空人员协会”的集会。我不能说我对于参加这个协会的大多数人士有好感,因为我向来不很关心那些像在这次集会中所见到的、花样繁多的奇装异服;并且决不认为那些漏风鞋和波浪式的头发对于我们运动的推广会有所帮助。这个团体中,只有两位同志是我当时一见就喜欢的,而且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友谊,他们是:伊登和赛达·保罗。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许多与大战末期的几个月和一九一九年年初所成立起来的革命组织有关的人士,其政治气息是非常令人起恶感的;然而,由于他们主要的政策无疑地是保卫俄国革命和尽速地效仿俄国工人,因此我就一直和他们保持接触并为他们作演讲。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伦敦工人委员会、英国社会党、社会劳工党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在伦敦纪念厅组织了一个“不干涉俄国的大会”。

  那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三百五十人,这个大会由华生主持开幕,其目的在于号召一个全面的罢工,以反对武装干涉俄国。

  革命的积极分子亚塞·麦克曼纳斯和薛尔维亚·潘克霍斯特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公报上说:“哈里·波立特要求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敦促代表们与各大组织,诸如矿工、铁道工人和运输工人等组织取得联系。”这项决议经麦克曼纳斯和潘克霍斯特发言修正后,便为绝对多数所采纳。决议如下:

  来自不列颠与爱尔兰工人及社会主义者各组织的基层代表大会兹决议:要在各种活动范围内积极进行鼓动工作,以巩固大不列颠的工人运动,在于为此种目的而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中,宣布全面罢工。除非在召开会议之前正式宣布无条件停止联合干涉俄国的行动——不论是直接地使用武力抑是间接的经济封锁、以武器或金钱接济布尔什维克党人国内的敌人,或其他企图粉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统治而采取的任何恶意的手段;除非颁布了我们所切望的公吿;除非我们对这公吿的真实性表示满意;除非联军停止对德国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联合进攻,解除对德国的封锁以及撤退联军;否则罢工和鼓动工作仍将继续进行。

  大会指定十五个人组成委员会负责监督“不干涉俄国运动”及此项决议的贯彻与执行。遍观委员会名单,我看到杰克·坦纳、阿尔勃脱、英克平、华生、薛尔维亚·潘克霍斯特、汤米·乃特、乔治·山德士(后来充任全国运输及普通工人工会的干部)和我自已,都是当时所指定的委员。我们竭尽全力来加强一切有关“不干涉俄国运动”的工作;但是,我们仍不能把群众运动按照工会计划,推进到举行罢工的地步。那是一直到后来一九二〇年伦敦码头工人阻止“水手乔治”号行驶时机爆发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我被选为锅炉制造工人工会伦敦区委书记。由于这个职司,我有许多机会扩大联系并推广革命运动的影响。大罢工在全国各地爆发了,军队中也因为拖延复员日期和反对派遣某些部队到俄国去向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而发生了暴动。由于战后余波,发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保遇害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澎湃全欧的革命巨浪,不久便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发生了影响。

  凡此种种都帮同造成了一个局面,它使得我们中间最热心的分子感觉到革命已降临英国。克莱德发生了要求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罢工,利物浦、南安普敦、泰乃赛特、培尔法斯特也都发生了罢工。

  在伦敦,泰晤士河车间组织运动,经过多次鼓动,在得到了造船厂各部工人的赞同后,号召了一次每星期增加工资十五先令的非正式罢工。对这个罢工号召的响应是广泛的,从伦敦河的一端到另一端没有一个人工作。我们派代表到全国各地去,想和其他方面正在进行中的罢工取得联系。贝斯纳·格林的佐·伏芬被派往格拉斯部,但是这种情势所最需要的统一领导和一致的行动却无法得到。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是那么激昂,战斗是那么有秩序,这些都是我从所未见的。可惜的是我们都为不同的目标而战斗,没有共同的政策或共同的战略。

  现在我开始清楚地感觉到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能连结这些巨大的斗争,并予以统一的领导。我们这些自命为革命者的人们,不但缺乏经验,并且被含有敌意的嫉妒和宗派观念所削弱。毎一个小集团,不论是英团社会党、社会劳工党、伦敦工人委员会运动或社会主义劳工同盟,都以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不但如此,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对彼此动机的极端猜疑。工人们要求领导,但是我们却无法给他们。那时期有这样好的机会,而我们偏不能给予工人真正的领导:我认为在我一生的经历中,这是我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

  泰晤士河的罢工坚持了五个星期。每一个造船厂都很坚定——至少在罢工的最后一星期前是如此的。那时候无可避免的不满情绪发生了,因为:第一,我们的要求没有彻底获得胜利;第二,官方的工会领袖们反对我们,并且成功地造成了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间的相互对立。

  在罢工期间,我与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共同工作着。在整整五个星期中,我好像从未停止过在会议席上演讲;从吉士威克一直跑到铁尔伯雷,不是出席罢工工人大会,便是参加委员会会议。

  多数的会议是开得很好的。在罢工活动之外,又掺进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尤其是关于俄国的。它甚至于到了这种地步:某个星期日的早上,当我在波不拉跑马场演讲时,一位年老的锅炉制造工人走上前来说:“喂,波立特兄弟,我看穿了你的玩艺儿,这次罢工是在帮助俄国,而不是帮助波不拉。”我对他保证,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对俄国对波不拉都有帮助的。这个人是非常忠城的、战斗的工会会员。他曾作过伦敦锅炉制造工人工会的书记。远在一九一四年前就领导过罢工,是一个出色的工人,比许多人都幸运地能在造船厂所进行的工作中获得他的一份工作。只要他有办法的话,他从来不允许在工会分会中讨论他所谓的“政治”。但是我看得出由于他已渐渐地老了而有所改变,因为他已不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又经过长期的失业,他反对政治的偏见开始消失了,他逐渐改变了他的政治看法,并不是说他从此接受了共产主义,而是,他正是和其他许多年老的忠实于工会的人一样,尽管他们已由于年纪太老而不能积极地参加,但迫于事实和自己的经验,也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了。

  有些工会——如电气工会——全力支持我们,至少就他们伦敦区委会而言是如此的。在混合机器工会伦敦区委会中,山姆·勃雷特莱(现在是混合机器工会执行委贝会委员兼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地位提髙了。他是一个领导干部,并且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对于后果却有些害怕。尽管如此,当我们获悉武尔威区兵工厂的工人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的罢工,并且满意地知道即使山姆·勃雷特莱一旦解职也不至于遭受经济困难时,我们有几个人便在凯宁城和他见了面。他同意全力参加。他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像我一样地喜欢引几句诗),又有担任过车间代表协会首任书记和武尔威区兵工厂车间组织运动书记的声誉。

  我想这是山姆·勃雷特莱冒险从事真正接触革命运动的最后一次了。由于他的活动,他被混合机器工会执行委员会停职两年;但是这口舌不久就过去了。当我现在遇到山姆时,见他光耀夺目地戴着鞋罩和柠檬色手套的那副样子,跟伦敦码头时代的日子比起来,似乎已不知隔得多远了。

  现在罢工运动泄气了。不祥的窃窃私语开始流传起来,预言下星期六早晨要摊牌了,到那时“布尔什维克就会自作自受的”,我们一筹莫展。雇主们既不答应我们所提的条件,亦不和我们会谈磋商,他们这种态度,是获得所有工会干部们的全力支持的。在召开我下面所要谈到的会议之前,我于星期五到格雷士和铁尔伯雷向罢工工人大会作演讲。我回到波不拉时牙齿痛得几乎半死,因之我便溜到牙医师那里去了。

  当麻醉剂古柯碱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我像其他人一样勇敢地坐在椅子上——这并没有说得过分。突然间,那牙医师手里拿着钳子,俯着身子凑近我,低声地说:“你知道我希望谁坐在这只椅子上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脸上显出像日本天皇颁布某些冗长而烦赘的法令时的样子,嘴里咕噜着:“那个人们叫他波立特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我虽然没有眨眼,但是我内心的感觉只能让但丁来描写了。牙齿终于给拔掉了,然而无论怎样也不能使我相信,这位牙医师竟不知道他所看到的那对褐色的眼睛究竟是谁的。

  星期六早上,波不拉跑马场里挤满了人。大家对委员会虽有几声欢呼,但空气显然是冷淡的。主席宣布了会议的议案:继续罢工呢还是中止罢工。好几个演讲的人都被叫上台了,但是很明显,听众中大部分人只等待着一个演讲者。当主席爽朗地宣布道:“现在,弟兄们,轮到哈里·波立特了。”在我走到台脚前的时候,风波就掀起来了,我从未听到过这样含有敌意的咆哮。这是经过精密组织的,一阵狂喊的声音刚息下去,另一片叫声接着又起来了。碰到这种情形只有一个办法——忍耐到底。我忍耐了十五分钟,真像过了一辈子一样,但是最后我终于使听众安静下来听了。我在波不拉高街皇后音乐厅的补充会上也遇到过同样粗暴的接待。当时我就紧握着忍耐的武器,直到我把我所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为止。

  投票结果决定中止罢工,第二天所有的造船厂都恢复了工作。这是一番剧烈的斗争,当我接到下面一封从勃莱克华尔造船厂里一个工人给我的信时,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骄傲的了。为了不说自明的原因,我把他的姓名略去了。

  亲爱的先生和兄弟,你单看名字或许不会认识我,到现在,我们还是勃莱克华尔造船厂里的同事。无论如何,这里我所写的都是出自我心坎的深处的。

  你毎次召集的会我几乎都参加,因为我认为听你演讲是光荣的。当人们只有六十一票赞成罢工的时候,我是在波不拉跑马场中的。你受到怎样的接待啊!唉!我上星期在这同一的地方所听到的是些什么?!他们竟敢向你叫骂,那些肮脏而怯懦的无用之徒,因为直到那时候,你还无法向他们高声说道:“明天上工去吧,你们的工资每星期增加了十五先令。”即使他们的主人减低他们的工资,几个月不理睬他们,这批人,对他们的主人还是会脱帽致敬的。假如不是如此,亲爱的兄弟,那末我恐怕是把话说颠倒了,或者还没有把他们说得很透彻(因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真想走上台去对他们说我对那班人的想法是怎样的(那该死的十五先令;一副为了半品脱酒要人家赏两个便士的样子〕。

  我因为不能为你出一点力而觉得很痛苦。我认为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觉得痛苦过。试想一个为他的同伙们改善生活而斗争的人竟受到了责骂。谢天谢地,他们中间多数毕竟还是我们的伙伴和兄弟,至于那班人(怯懦之徒和破坏罢工的),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被迫起来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而斗争。

  兄弟,无论风向那一个方向吹;无论我们能否拿到十五先令,或其中的一部分,或一点也拿不到;无论我为了这次罢工而遭到失业,我坚决支持你和我们的主张。不管我的境遇如何,在你没有说“回去”之前,任何工场里都不会见到我!

你的兄弟——勃莱克华尔地方的格林与雪莱威尔工厂的工人
一九一九年一月


  我们已竭尽全力,但是我们失败了,正如曾参加罢工运动的全国各地工人的失败一样。当时我对于这些还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一个共产党来把所有的罢工行动团结和统一成一个一致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从整个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一群众运动是可以为工人们谋得令人欢欣鼓舞的利益的。

  泰晤士河车间组织运动有一个时期还照常进行宣传、出版报纸、组织歌唱队和乐队。这些是快乐的日子,但是罢工的失败带来了真正致命的打击,几个月之后我们只能把它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工作已留下不可磨灭的后果,它把许多工人吸引到工人运动中来变成积极分子,假定没有我们的工作,这些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吸收进来的。

  我需要出席全国各地由于产业界不安定而召开的各种官方会议,这是我当锅炉制造工人工会区书记的一部分责任。有一次,我参加了在劳动部召开的会议。劳勃脱·霍恩爵士是那时的劳动部长,担任着会议的主席;在我讲话之后,便来了一套老生常谈的恭维和陈腔腐调的废话,这在他是拿手好戏。我最好引证一下当时在会后所写并发表在我们的报纸——《团结者》〈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上面的一篇文章,来说明他那番加在我身上的话所起的影响。

给劳动部长劳勃脱·霍恩爵士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劳勃脱爵士,——从这个波不拉的“花园般的郊外”写这封公开信给你,我公开的意图是想把一个下层社会的人的情绪和感想传达给你。作为一个罢工者,他心中是很迫切地希望把东伦敦人所抱的意见在你面前表白一下,以便你,身处责任重大的劳动部长的地位,在掌握了真实情况之后,也许能从盲目崇拜尊严的陷坑中拔出来,而代表劳动人民做些事情,这些人的利益是应该由贵部来代表和保护的。

  如果要说得明显些,也未尝不可以,那就是贵部和你自己目前已被认作非常可疑,因为工人们都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你整个的态度显然是袒护雇主的,既然如此——这里有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如果你要补救的话,好,我们就非常坦白地说吧:你一定得采取某些行动,来向工人们表示你是劳动部长而不是资本部长。

  我们很清楚,你应该公平合理地主持正义,而不能偏于任何一方面,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不恪守“正义”,而相反地却“闭口不言”、“保持中立”和干着其他欺骗勾当呢?我们从报纸上已屡次看到声明,说“政府不能干涉,并且劳勃脱·霍恩爵士也持同样见解”;但是如果政府却派了成千成万全副武装配备的、携带连射机关枪和几辆应急用的坦克车的兵士到格拉斯哥城去;我们也许能得到你的原谅,假如我们说,这十分值得怀疑,似乎有些像“为格拉斯哥的雇主们而出面干渉”,因为照克莱德造船厂雇主们所计划的,需要保护考客顿士地方工人住宅的快活日子还没有来到呢。

  当然,你会说这是用来保护财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寇克胡特、加拉赫和那个十四岁的孩子在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遭到棍子的毒打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呢?

  劳勃脱·霍恩爵士呀,我们记不起苏格兰律师和保守党议员曾冲进报馆去抗议政府的干涉。

  还有,爵士呀,当上星期电气工会为了同情培尔法斯特、克莱德和伦敦的工人采取罢工而政府却以监禁和将电气工会的基金充公来恫吓工会领袖们时,我们记不起你曾说过政府是在威胁电气工会这样的话,来抗议这种“替雇主出面干涉”的行为。

  大公无私的劳动部长呀,你在那里呢?你那些关于“要帮助工人”的漂亮话结果怎样呢?我们对你嫌恶厌倦,你会觉得奇怪吗?下层社会的人认为贵部是无耻和诈骗之所,你会觉得奇怪吗?我们对于你既没有信仰也不报希望,你把假面具揭去得越快,你就越能使人觉得痛快,因为我们宁愿有公开的敌人而不愿意有这种所谓劳动者的朋友;他们给劳动者的友谊证明,当劳动者在世界上争取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是默不作声的,这些你会觉得奇怪么?当然,你也会反驳道:“这些罢工是非正式的,工会执委们是反对这些罢工的。”如果这是你的态度的话,爵士,那你就不应该了,因为全体的罢工者四年多来,一直是忠诚而不动摇的。在这整个时期中,这些人在劳动强度增加与劳动时间不合理的情况下工作着,就在那些日子里,他们眼看你们阶级里的人,像费休爵士和爱德华·卡逊爵士,在国家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居然抛弃了“国家”。假如你的所谓中立态度是根据罢工就是违反宪法的事实而来的话,那末亲爱的劳勃脱爵士呀,你现在的上司:劳合·乔治先生用了我们国家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违宪手段,去颠覆阿士奎斯先生时,你为何没有颤抖地举起你那百合花似的洁白的手呢?我们怎么也记不起大公无私的劳勃脱·霍恩爵士曾经提出过一次抗议。因此我们该有理由说,你对于因为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的儿子,在产业中牺牲了他们旳职业权而充分有权利得到应有的报酬的那一个阶级,并没有公正的作为。

  我们并非要求你大发慈悲,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根本没有的。我记起我初次在蒙太古大厦的会议室中见到你时的情景。我心里牢牢记得:你的脸上多么冷酷无情呀!你的态度,你的样子,你的举止,整个围绕着你的气氛使我体会到,从你那里是无法希望找出什么来的,我可以感觉到你不是属于我们阶级的——你,一生中从未有一天在矿里、厂里或造船厂里劳动过;你,连片刻也没有感到过那失业的绞杀灵魂似的恐惧;你,从来没有在寒冷、阴湿的清晨,站在造船厂的雇佣“市场”中,渴望着找到工作;你,一生中,从来不知道凑集几个铜子去缴付工会会费有什么必要。凭什么?你怎能代表劳工呢?你,一个对劳工不知同情体谅的人,怎能了解我们的目的和热望呢?你掌管这样的机构简直是无耻和假冒为善。你愈早卸职回法院或去干你那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勾当,你就能愈早露出你的本来面目而把位子让给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劳工的人。

  在你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使我们失望了。眼前的罢工跟将来的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工人已觉醒过来了,尽管是慢慢地,然而却是正确地体会到他们在社会上真正的价值了。在争取自由的早期斗争中,当他们还愚昧无知的时候,他们希望你以劳动部长的地位,在他们的斗争中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但是你的态度只是证明了,正如我们许多人所料到的一样,你既不能又不敢帮助他们的,因为万一你作了一件雇主们可以指摘的事,只要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国会的压力,我们就会见到劳动部长劳勃脱·霍恩爵士因“健康欠佳”而辞职了。

  因此,事情摆得很明显,政府既能以出面“干涉”来保护雇主,也就能以出面“干涉”来鼓舞工人。并且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争取走向你们的政府所津津乐道的重建英国之路。眼前的一切罢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仅仅是几年来所提出的若干要求的表现,而这些要求是一丝也没有过分的地方。

  在这种紧张的局面中,报纸方面不断地向我们保证,说劳勃脱·霍恩爵士正在同情地考虑这种情势等等,从而我们要请求你,如果你胆敢的话,你应尽可能挺身而出,把尊严、传统和习惯扔在一边,来证明你能理智地解决这些问题。假如你这样做,那么你才有机会来证明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如果你不能这样做,而想保持你上个月所表示的敌对和讥讽的态度的话,那么请你相信我,爵士,壮大的工人队伍绝不会长此容忍你留在蒙太古大厦的愉快环境中,而坚持要你辞职了,因为你没有尽到大公无私的劳动部长的责任。

  最后,我愿向你的正义感和声誉呼吁,假定你不能帮助我们,那末至少你也不能再帮助雇主们而在报纸上和国会中辩护,说什么贵部跟格拉斯哥和培尔法斯特等地可诅咒的和不正当的军对干涉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记住,汤尼潘廸、斐柔斯东和赖纳莱事件的惨痛景象尤历历在目,而眼前不安定的局面是在工人们对自己的利益正在每时毎日愈来愈看清的时候发生的。如果你能在他们的斗争中帮助他们的话——好吧,爵士,你就这样做下去;如果你不能这样做,那么滚吧,倒可以节省国家一笔开支,免得维持这样一个欺诈、哄骗、不能解决现在产业界不安定的严重问题的劳动部!

  一九一九年冬季我领导着工业史和经济学的学习班,就在司德勒福水巷学校的学习班中,我进到潘舍和伊丽莎白·葛拉丁。有一次在我讲课的时候,我偶然讲了一个关于羊和羊毛工业的影响的笑话,我注意到潘舍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下课后,他走上前来邀我到他家里去吃茶,这就开始了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再比这个更可珍贵的友谊。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友爱和情谊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当一九一九年伦敦爆发了警察罢工时,其中一位领袖到我波不拉的住所来,叫我到街头去将警察罢工的事件解释一下。

  我立即答应这样做,便出发到凯宁镇白克顿路的东哈姆的柯克酒店外面,以及波不拉东印度码头大门那里去。这是件不容易干的事,毋庸赘言,按常理,警察对于群众,尤其是对于伦敦的码头工人来说,是很熟悉的,码头工人总是拦阻我,说:“哈里,你为什么要为警察辩护呀?一九一二年码头工人罢工时他们曾痛打过我们呢!”我指出,我们都是工人,应该互相帮助。结果反对是消释了,但这真是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困难工作哩!

  一九一九年九月,柏德·柯滋代表一部分伦敦居民来找我,想了解我是否愿意当全国“不干涉俄团运动”的组织者。那时我在勃莱克华尔造船厂里正有一个很好的职位,在同伴间和工作上都处得很愉快;但我知道我有责任来担任这项工作,所以我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造船厂。

  我们决定把总办事处设在北部工业区的中心去。于是我便去曼彻斯特,除了那里还有什么更好的中心地区呢?并且除了我在本书前面所写到的玛格莱德街大厅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工作地方呢?因为在奥本萧玛格莱德街的一英里范围内,林立着阿姆斯屈朗—怀特惠斯厂、高登谭克厂、贝亚孔雀厂、喀罗士莱斯厂和化学工厂、纺织作坊以及矿场等。化上一个半便士的电车钱,一个人就能跑到曼彻斯特的中心区和这个北方大城市四周所有的大工厂去了。

  “不干涉俄国运动”的主要干部是柏德·柯滋、麦乔里·倪尔逊和我。我跑遍了全国,访问工会分会和职工委员会,在各种会场上演讲,并设法反对那时可能来到这些地方的所有政治界的首脑人物。在北明翰,报纸上登载了塞西尔爵士要代表国际联盟,在市政厅向那些多少经过挑选的听众演讲。我们有印得与正式的差不多的票,我要从楼座上破坏塞西尔的会场。但是后来我们又特别转起劳合·乔治的念头来了,他是设菲尔德一年一度的刀匠聚餐会的贵客。我们要做的是想擅自闯进去吃它一顿,并且还梦想着假如真的得手以后,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事情终于只是个梦想。就是那个聚餐会的晚上,我站在阿脱克立夫浴场外面向着所仅有的六个人演讲,由现在的阿尔德孟·斯密士充当我的主席。

  嗣后我被派到爱丁堡去代理在福勒司德厅的麦隆上校的工作,他是一个把在战后充当革命分子认为是时髦的人,但是只要一尝到些许铁窗风味就会把他扭转过来的。这是我在过去一向信之为“赤色的苏格兰”的第一次会议。这会开得很好——但是苏格兰并不像我意想中那样的赤色。

  过了一些时候,我逐渐对工作不满意了,因为我觉得在对于工会会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区域中,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我想我在码头和造船厂中,比在一个办公室里,更能多做些有助于俄国的工作,因之我请求辞职,回到了伦敦。我有几个星期得不到工作,显然地,我是被造船厂排挤了出来。最后,我在鲍河畔的布朗姆莱的弗莱塞锅炉工场里找到了工作——一些吃力的工作,我已经习惯于做各式各样的苦工了。由于工场里缺乏现代化的机器,使我有机会光着粗壮的右臂干些激烈的工作。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顺利地工作着,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这是春季的头一天。太阳光辉地照耀着,当我和我的伙伴出去工作的时候,居然觉得连波不拉也好像明亮了起来似的。我面对着太阳瞧瞧,对他说:“今天是开春第一天,克犹那里已有水仙花了。让我们去吧。”我们便回到宿舍里,换好了衣服,到克犹去了。我们享受了晴快的白天,也享受了美丽的夜晚。

  我不再回到弗莱塞工场去了。但是真的,菩萨“显起灵来,确实是有点儿妙不可言的”。因为有一个伦敦修船厂的锅炉制造工人工头来看我,他说他听到我遭了祸事。他说他是个救世军,简直不相信一个积极为工人们工作的人竟要受到惩罚,因之如果我肯到修船厂去的话,他将会给我一件工作。我对于礼物是决不挑剔的,于是便马上抓住了这个重返船厂的机会。

  这个时期中我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和工人社会主义者联盟在一起,尽力宣传俄国的情况。当然,薛尔维亚·潘克霍斯特是同盟中的主要人物。她有着卓越的天才,她能从她所接触的人的身上汲取他们最后的一分力量和最后的一分钱,这种天才帮助了她在老福特路所领导的工作和活动。她在波不拉受人爱戴,虽然我也常听人说和薛尔维亚是难以相处的;可是我倒并不觉得。我和她的盟员们跑遍了伦敦大部分的地区。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以及星期日早上、下午和晚上举行会议。工人社会主义者联盟是由最能牺牲自己、最能吃苦耐劳的同志们所组成的,和他们处在一起真是我的运气。我对波不拉的华格太太(以后我还要谈到她)的那种感情正如我和我母亲中间所存在着的感情一样。

  这个工作为以后引起“水手乔治”号罢工的运动打下了基础。关于这个罢工事件当在下一章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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