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结语
最后的马格莱顿派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的矛盾的胜利
这本书意在通过将《理论的贫困》的文本放归到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传记的语境——这些语境尚未得到大多数评论者的辨析——当中来加以解释。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尝试对汤普森的生涯做一些概括，但不是将其化简成一张图表或一套口号。
“英雄的十年”
我们的第1章强调了1936年至1946年的“英雄的十年”对汤普森的重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十年，因为尤其是在英国，这十年就像一个熔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与趋势在此熔化，合并成为一种吸引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将会引导汤普森的政治、学术和文学著述长达数十年。
我们在第1章看到，英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中期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鼓励了英国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念的融合。英共通过援引威廉·莫里斯、掘地派（the Diggers）[1]、年轻的柯勒律治和斯大林，并呼吁建立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联盟，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对当前的政治制度无力应对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深感失望。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看起来就像是“20世纪的诺亚方舟”，即便这个世界发生革命，它们或许也能保存英国和欧洲文明的精华。当1930年代英国社会的冷漠被一场世界大战打破的时候，张伯伦政府就被赶下了台，与苏联的联盟也得以建立，“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中的某些内容似乎已然成为现实。这场全新的战争是一场启示录般的斗争，为的是打败法西斯，同时开辟一个新的世界。
“英雄的十年”在很多方面都是汤普森一生中最富戏剧性也最为重要的时光。正是在这十年中，汤普森开始具有政治上的认识，体验了战时共产党的热情专注，指挥了一个坦克分队参加解放意大利的战役，承受了他深爱的哥哥和父亲的亡故，也分享了艾德礼政府在英国赢得大选，以及东欧建立起新的“人民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欢欣鼓舞。
我们已经看到，汤普森的著作直到1970年代末都有一种基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建立于他从“英雄的十年”中学到的一系列理念的基础上。这些理念烙印在他的学术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也烙印在他不太为人所知的诗歌《名为抉择之地》上，以及汤普森在共产党时期和第一代新左派时期作为政治鼓动家所写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社论和论战文字上。
汤普森的核心理念
通过松散地改编伊姆雷·拉卡托斯关于理论形成和改变的模型的术语，我们谈论了汤普森思想中的“硬核”和“软核”。“硬核”指的是他从“英雄的十年”中汲取的那类指导性的理念；“软核”则是一系列可有可无的想法和主张，旨在保护不可或缺的理念不受各种事件的驳斥。
我们已经明确了五个“硬核”理念，这些理念是汤普森年轻时获得的，并且被一直保留到了1980年代。我们不能以任何的等级来排列这些硬核心信念，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依赖于其他所有。
我们将要提到的第一个“硬核”理念是相信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与文化传统和舶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是连贯统一的。汤普森思想的第二个硬核特点是相信政治团结的必要性超越了阶级的障碍。人民阵线的说法习惯性地援引“人民”，这是一个不断变换着的力量集合体，它由工人阶级领导，但常常包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中的“进步”人士。
汤普森思想的另一个“硬核”特点是他相信“人民”是会被“主观因素”——即，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想象，和正义、自由这类理念——所激励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汤普森始终是一个唯意志论者。汤普森思想的第四个“硬核”特点是他相信政治的、学术的和虚构性的写作在本质上应是统一的。对汤普森而言，文学的和学术的写作与政治上的鼓动同样重要。它们都是同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并且应以最为有趣和有效的方式相互交叉。
我们也提到了英国和英国的历史与文化对汤普森的重要意义。他吸收了人民阵线对英国进步历史，和对浪漫主义这类持异议的英国文化运动的看法，将它们视作一个激进民主斗争的宝库，一个为现实提供灵感的鲜活的榜样。
汤普森在“英雄的十年”中也收获了一定的方法论。他激发了布莱克和莫里斯等人代表的社会评论和虚构性的道德抗议的传统，从而提供了对学术和诗歌的道德感与判断力的强烈信任。
“二战”之后
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对于汤普森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左翼人士而言，紧随着“英雄的十年”而来的是失望和最终的幻灭。冷战的开始和艾德礼政府的右倾使人们认识到，战胜希特勒并没有为英国奏响任何的改革序曲。许多青年男女都抛弃了共产党甚至左翼本身，只因那些曾令人民阵线如此重要的口号似乎都遭到了战后世界无情的嘲弄。
但汤普森仍然在为维系“英雄的十年”中获得的信念而战。用拉卡托斯的话来说，汤普森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尝试重构他的“研究纲领”的“软核”，以应对战后的新情形。他迁居英国左翼的传统重镇约克郡，开始挖掘自己国家的激进历史。即使他在“北约主义”的英国身上找不到多少激进的东西，至少他能够证明，战后时代是一种历史性的偏离。
汤普森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东欧，在那里一些“人民民主政治”在战后得以建立。1946年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行令汤普森兴奋不已，他在《评人民的文化》（‘Comments on a People’s Culture’）等文章中用东方的健康的新社会来对比颓废的、令人失望的战后英国。[2]汤普森的唯意志论对使用“客观利益”和“错误意识”等概念十分蔑视，这使得他必须通过现实的运动和社会，而非经济数据或理论图式，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更值得向往。于是在战后的十年里，莫斯科和它的新盟友们便为英国光荣的激进历史和当下现实之间提供了一种修辞上的联系。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汤普森的第一本伟大著作中有一段被人诟病的文字，它提出，威廉·莫里斯的理念正在苏联逐步实现。[3]
1956和新左派
我们已然看到，1956年对于汤普森和成千上万其他英国共产党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斯大林罪行被揭露，以及赫鲁晓夫入侵匈牙利的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汤普森，他很快便离开了自己曾奉献无数心力的英国共产党。但1956年的灾难并没有使汤普森一蹶不振，而是令他充满了动力。他并没有像其他行事高调的共产党员那样大声否定“那位失败的上帝”。他将东欧的反斯大林主义起义和在英国出现的“新左派”看作是他从“英雄的十年”中得到的理念的新典范，由此坚持并巩固他的“硬核”信念。
在英国历史和共产主义历史上，1956年都是声名不好的一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艾登政府迅速限制了对埃及的浮躁的新殖民主义进攻；这场惨败象征着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衰落。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英国是革命的温床；共产党过去相信，这个国家的帝国强权令它成为了世界革命的神经中枢——现在这些看上去都过时了。但汤普森并没有放弃认为他的国家处于世界事件的中心地位的信念。他在一系列新左派文章中将战后英国描绘成崛起中的美国的一种新殖民地。汤普森认为，英国有可能会以与美国和北约分道扬镳的方式，成为打破冷战僵局的国家。即便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英国还可以是这个世界的榜样。
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汤普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关于政治的，关于历史的，还有一篇是文学性的。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巅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对英国历史关联着当代政治的强烈信念，帮助他突破了方法论和历史学的障碍，赋予了激进历史以非凡的生动和紧迫感。《在鲸腹外》也以类似的方式复活了1930年代的历史，尽管它的论述范围更窄，且存在缺陷。即便是第一代新左派时期写的那些看上去转瞬即逝的政论文章，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革命》，也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度，因为汤普森的“硬核”信念让他能够将过去和现在、想象和分析、英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第一代新左派的瓦解对于汤普森而言是一场灾难，它加剧了汤普森1940年代末和1956年时的那种深重的失望。然而这一次，英国国内没有政治运动可供汤普森转移他的忠诚，海外也没有新的“模式”可以去支持。汤普森在越战、学生运动和历史上最大规模罢工这些历史阶段中都偏于一种“静默”的状态，这表面上看起来很奇怪。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将这些事件当作自己事业的“新新左派”，对依然在政治上指导着汤普森的“硬核”信念缺少同情。对于许多英国左翼来说，汤普森第一次显得不合时宜。宪章运动和威廉·莫里斯似乎并不能为越共的西方支持者们提供什么支持。
汤普森企图在《英国人的独特性》中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学术声誉来清算他的某些出自第一代新左派的敌人，但结果是令自己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1960年代中期的时候，汤普森思想中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回路被破坏了。问题的根源是汤普森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英国例外论者，以及他新近对把自己的英国历史研究推衍到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当代事件中去的犹豫不决。
随着汤普森对英国历史细节的非常学术化的探索越来越远离动荡不安的世界，他的学术工作开始与他的政治活动相脱离。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作的一次关于威廉·布莱克的客座讲座中，汤普森让一大群革命派学生大吃一惊。他说布莱克“建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派别，马格莱顿派马克思主义者（Muggletonian Marxists），我也属于这一派”。[4]
真正的马格莱顿派是一小群二元论基督徒，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革命的白热化时期。他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既是上帝也是恶魔的后裔，但政府、警察和贵格派则单纯是恶魔的后裔。汤普森这句话或许只是随口一说，但也能从中发现严肃的一面。在从法国到中国都发生着革命剧变的1968年，汤普森却在坚持着他对一种纯粹的英国传统的忠诚。
危机
1973年，汤普森发表了《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意在从他的愤懑“帐篷”中走出。在这篇文章中，汤普森试图在科拉科夫斯基的保守无为和第二代新左派青年男女们的激情昂扬之间划出一片政治的中间地带。他谈到了一个混乱而富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各种争论和共同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概念，来统一的。这一重新定义有助于他处理他的“硬核”信念和“新左派”的许多成员之间的矛盾。
在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汤普森似乎将要再度成为英国激进左翼的核心人物。他与佩里·安德森的长年争执看上去已经结束，他也似乎对英国的进步变革的前景重新表示乐观。然而“解冻”并没有维持下去。从汤普森的角度看来，1970年代后半期可谓糟糕。计量经济学、不得人心的工会斗争，以及种族和性别的分裂，都使得“人民”变得四分五裂，而不是统一成一个新的人民阵线。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和钟爱“科学的”理论的年轻、傲慢的学者，似乎都决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孤立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而后者恰恰能够补充前者。汤普森认为公民自由是历史性的战果和变革的工具，但它却遭到了削减。紧急状态的印度似乎预示着英国的未来。《理论的贫困》中的责难之声，和汤普森在圣保罗论战中的表现，反映出的是他的思想与政治计划的内爆。圣保罗论战是汤普森最后一次试图捍卫他在很早之前的“英雄的十年”中整合而成的信念。
在圣保罗论战之前大约一年，汤普森第一次见到了他称之为“最后的马格莱顿派信徒”的肯特郡果农菲利普·诺克斯。汤普森帮助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在大英图书馆里给有三百年历史的马格莱顿派的档案找到了避难所。《见证野兽的罪行》是汤普森对马格莱顿派思想观念对布莱克的影响的研究，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他讲述了自己与诺克斯的友谊。“他的态度中没有哪怕一丝的焦躁或狂热，”汤普森写道。不过，那是“一种奇特的状态……诺克斯先生不断地说‘我们相信’——然而他指不出另一位信徒……诺克斯太太（尽管对先生的信仰有同情之心）自己并不是一位信徒，因此看起来诺克斯先生的的确确是最后的马格莱顿派信徒”。[5]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可以发现一种亲缘关系。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汤普森仿佛变成了最后的马格莱顿派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带着几分怨恚，受同辈中人尊敬却得不到重视的人物。
灭绝主义与退却
1980年代的汤普森试图通过更为强烈地寻求反对“灭绝主义逻辑”的行动，来超越棘手的阶级概念和混乱的左翼政治。当1980年代中期的矿工大罢工运动正在处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开始的各种冲突的时候，汤普森却站在核裁军运动的舞台上，坚持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阶级政治，而是“人类主义”。
汤普森在反核运动中的高度成功恰恰是工人阶级失败的产物。那些以工人为基础的，曾经不可一世地支配着战后社会运动的各种组织，到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都已严重衰退。共产党和工党都被内斗所消耗；他们在不断流失成员，就像他们所代表的工会组织一样。汤普森政治生涯的可悲的悖论在于，他的声名和表面上影响力最大的十年，恰恰是他的名字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最失败的十年。
反核运动退潮之后，汤普森重新开始研究英国历史，但绝少宣称它们与当下政治问题相关。汤普森拒绝受邀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不再在他的写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生命的最后，他甚至觉得阶级的概念变得“乏味无聊”。
一种特殊的胜利？
从某种角度看来，E.P.汤普森的一生仿佛是一份关于挫折和失败的记录。的确，汤普森的政治期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作为一个诗人，他没能为自己赢得任何声望。甚至作为历史学家，汤普森也遭受了许多挫折：他活着看到历史学的潮流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他甚至也丧失了对他的杰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某些洞见的坚信。
不过，从其他角度看来，汤普森的人生又可谓是一场胜利。他一生中写下了至少六部不朽之作。他那无限的活力，和对建构性的政治经验所赋予他的理念的坚守与忠诚，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激励人心的人物。作为一位成人教育的教师，他鼓舞了许许多多工人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和新左派以及华威大学的学生们的一位坏脾气的导师，他又激发了许许多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政治与历史产生了严肃的兴趣。汤普森在北美、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当中广受欢迎的程度，足以掩盖《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后继之作中的那种强烈的特殊论。
汤普森是一个有缺陷的巨人。他的矛盾和偏执疏远了一些被他吸引的崇拜者，也破坏了他的政治抱负，最终令他成了一个有些孤立和痛苦的人物。然而，正如本书所试图展示的，正是因为汤普森的思想中有这些矛盾，他才能写出那些最优秀的著作。汤普森始终坚守着青年时代的愿景，没有走上他在《在鲸腹外》中描述的幻灭和违弃的道路；他也因此从自己的不完美中创造出了某种永恒的东西。即使他的思想的核心前提被证明是难以成立的，它们也还是激发了一些非凡的深刻之见。年轻的左翼学人们即便不会去整个地复活汤普森的复杂的“研究纲领”，也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个纲领所启发的研究和推测的成果。
汤普森可能是以193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常用的一种方式将英国工人阶级浪漫化了，但他的这一浪漫主义冲动帮助他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既有非同一般的深刻见解，又有显而易见的疏忽失察的书。汤普森可能是加速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失败，但这场灾难促使他写下了《英国人的独特性》，这是对中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史的一次非常凝练而有说服力的纵览。汤普森可能是高估了诗歌艺术对喧嚣的政治世界的重要意义，但这种高估使得他写出了精彩的、介入式的文学批评，即《在鲸腹外》和对威廉·莫里斯及布莱克的研究。汤普森可能是夸大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威廉·莫里斯的愿景之间的一致性，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错误，他才能够写出对资本论中“颠倒的政治经济学”的那番激烈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批评，后者成为了《理论的贫困》中的一大亮点。至少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汤普森属于英年早逝。的确，他的许多好友、同志和同事都活得比他更久。例如，约翰·萨维尔逝于2009年6月，享年93岁，他的学术生涯和政治活动一直延续到80多岁高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已是92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发表着历史研究和政治观点。相比之下，如果活到今天，汤普森也不过仅仅86岁而已。[6]
当然，汤普森的著作令他从未远离我们，这些著作在21世纪仍能给我们以教诲。我们已经习惯了关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修辞，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这些词语所描述的进程早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其他许多关于早期现代英国的伟大研究中描述了农村的“圈地运动”、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暴力的政治对抗。这些历史与我们今天在彼此相去甚远的许多地方——如玻利维亚、印度和尼日利亚——的所见所闻非常相似。
汤普森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描述现代化的进程。在未发表的《印度六周》和广为流传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79年版引言等文本中，他还坚定地批判了一种将“自上而下的发展”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汤普森亲眼目睹了苏联的解体，但他并不认同那些欢庆胜利的人，这些人宣布“历史终结”，并认为作为一种人类发展模式的美国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如今，当全球金融危机，中东地区的一连串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环境灾害的威胁告诉世人资本主义并不是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从E.P.汤普森这里学到了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马格莱顿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标签很适合汤普森。它既狂妄自大，又自我贬抑，既风趣，又悲伤。汤普森必定会对菲利普·诺克斯这类人感同身受。不过，他时常强烈感受到的这种边缘感却激发他写下了一批著作，这些著作在全世界的学者们和左翼活动家们的心中享有当之无愧的地位。
[1] 掘地派（the Diggers）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代表无地和少地农民的空想共产主义派别。领导人是杰腊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和埃弗拉德（W.Everard）。——译者注
[2] E.P.Thompson，‘Comments on a People’s Culture’，Our Time, October 1947.
[3] Thompson, William Morris：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1955 edn, p.760.
[4] Thompson, 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p.xxi.
[5] Thompson, 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p.183.
[6] 霍布斯鲍姆逝世于2012年10月1日，享年95岁。作者写这段话的时间大致应该是在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之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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