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第三部分 危机和创造力


5 通往圣保罗论战之路



　　至少从学术的角度来看，1970年代是汤普森一生中格外令人费解的一段时期。有众多的回忆录和批判性研究覆盖了汤普森在新左派运动早期或1980年代，甚或在工人教育协会时期的经历，相较之下这一阶段则很少有人写到。我们将在本章试着填补一些空白。

仍在帐篷里？


　　我们已经知道，《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批判了科拉科夫斯基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从政治实践中的退却，并且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中宣称，他将写作这封信当成是走出自己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孤立于其中的那个“帐篷”，并重新参与左翼政治实践的一个途径。[1]
　　然而，并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表明《公开信》有助于结束汤普森自旧新左派瓦解以来所遭受的政治孤立。相反，它似乎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并使得汤普森的一些老同志颇为反感。乔纳森·李就曾提到，许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对这篇文字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汤普森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治与1970年代没什么关联。[2]
　　如前所述，《公开信》是在汤普森与两位编辑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之间一番气氛紧张的通信之后才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上的。汤普森对他的老对手如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的攻击，以及他对学生群体和反主流文化群体——他们在1968年的政治风暴以及后续多年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政治行动的敌意，都令萨维尔和米利班德感到担忧。米利班德后来将《公开信》视作他和汤普森政治主张的分水岭。
　　汤普森显然没能成功地在他与老同志科拉科夫斯基之间引发一场富有成效的讨论。米利班德和萨维尔将波兰流亡者发表在1974年《社会主义年鉴》上的回应形容为“一份悲剧性的文件”。[3]科拉科夫斯基用《年鉴》上的文章来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介入；1974年12月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一次联合研讨会上——汤普森也在场——他再度公开否定了《公开信》的观点。在《汤普森的诗歌》（‘The Poetry of EP Thompson’）一文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带着苦涩回忆起这一争论，嘲笑汤普森竟然相信自己可以劝科拉科夫斯基这位冷战斗士回到1956年的政治当中。[4]

流亡


　　不过，有证据表明，即便《公开信》未能引起左翼的共鸣，汤普森也没有就此屈服于政治孤立。1975年早些时候，汤普森主动向《社会主义年鉴》的两位编辑示好。他在三月拜访了约翰·萨维尔，建议老编辑团队应当享受一次“休假”，并提出由他和朋友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合作编辑1976年这一期。萨维尔很喜欢这个主意，但米利班德不同意，于是最终不了了之。[5]
　　在向萨维尔和米利班德提出建议的时候，汤普森已经接受了匹兹堡大学的授课邀请。他和多萝茜将在匹兹堡度过1975年的多数时光，而他们的1976年将大部分在新泽西的罗格斯大学度过。他们的动机来自财务上的考虑：如果没有美国承诺的资金投入，爱德华将无法继续从事自由作者的职业，正是这一职业吸引汤普森在1971年之后离开了华威大学。[6]如果说英国政治的现状令汤普森感到幻灭的话，那么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便称得上令他恐惧了。他阅读了创立《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中人的著述。受其影响，汤普森认为围绕在他身边的“愚蠢的自由市场社会”正遭遇严重的危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因此变得更加咄咄逼人。[7]
　　汤普森对学术部门中“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感到震惊，他认为这种学说是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做意识形态辩护。当萨维尔向汤普森征求1976年《社会主义年鉴》的文章时，汤普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写一篇文章以纪念美国独立200周年，同时揭示“美国革命的堕落”。[8]这篇文章从未出现，但汤普森对当代美国的态度一目了然。
　　1976年8月，汤普森在回国前不久给萨维尔写了一封信，谈到他是如何地想念“英国的政治，它比这边这个荒凉的自由市场社会的糟糕政治要好太多”。[9]在同一封信中，汤普森提出了“英国社会已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醒目的说法。[10]

解冻


　　随着汤普森对英国左翼政治的评价更为乐观，他似乎也和佩里·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评论》重归于好。在1976年迈克尔·梅丽尔（Michael Merrill）的一次采访中，汤普森称安德森为一位自己不愿与之发生争论的“同志”；回国之后，他又在时隔14年后再度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文章。[11]在回国后不久写给萨维尔的一封信中，汤普森兴奋于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认为这是对“这些年来佩里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全部哲学内容”的否定。[12]
　　任何读过1976年这些充满乐观的，和解性的文字的人都会不禁发问：仅仅不到两年之后，汤普森为何便会在《理论的贫困》中以那般苦涩和悲观的态度来表达自己？以及，1976年的和解何以发展成1979年圣保罗论战中的全盘否定？我们无法从关于汤普森的第二手文献中找到答案，因为这些文献的作者倾向于简单化地概括汤普森1970年代的政治轨迹。例如，丹尼斯·德沃金有益地观察到了汤普森对1970年代“新政治”的不安，但却把汤普森的幻灭和疏离理解为贯穿整个1970年代直至圣保罗论战高潮的稳定持续的过程。[13]支持汤普森的布莱恩·D.帕尔默将《理论的贫困》和圣保罗论战单纯看作汤普森与共产党和安德森团队早期冲突的不可避免的延续。显然，德沃金和帕尔默的目的论分析都无法解释1976年的“解冻”。[14]
　　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1976年末到1977年初汤普森在印度的经历令他对政治的预期更加黯淡。不过，在讨论这段经历之前，我们应该对他在动身前往印度前所持的政治观点有更细致的看法。我们可以从汤普森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有所发现。那是1976年9月在布拉德福德大学举行的关于“公正社会”的大规模研讨会，由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和一些大学共同举办。[15]根据布拉德福德大学副校长的开场白，这次研讨会旨在“研究公正社会的概念，并为其做出切实的贡献”。汤普森所做的是对托尼·本（Tony Benn）的回应，后者曾在一次主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研讨会上发言。[16]汤普森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攻击本那篇不痛不痒的文章，而是认为它在一些地方显得“过于沾沾自喜”。[17]他批评本过于乐观地描绘了工党在世界大战和大英帝国中扮演的角色，然后指出本的错误在于未能理解1970年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范围。
　　汤普森提出，困扰着西方的经济低迷正在消除旧式民主社会的基础，并且导致西方在第三世界更为激烈的举动。汤普森就此坚称，左派需要一些切实可行的计划，在五年的时间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已经被经济危机提上了日程，但它的成功需要“人民意识的革命”。[18]在展示英国激进传统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的同时，汤普森还提出，过渡方案必须避免那种期望一夜之间粉碎这个国家的极端左倾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自鸣得意的那种渐进主义。遗憾的是，他没有详细阐述这一方案。
　　我们应当如何描述汤普森对布拉德福德会议的贡献？约翰·萨维尔写信赞扬了汤普森在布拉德福德大会上“同志般的和建设性的”语气，而写信时的萨维尔可能正在思考如何对付《独特性》和《公开信》中那些尖刻偏狭的文字。[19]表面看来，汤普森布拉德福德讲话的乐观主义似乎与《公开信》的悲观主义相去甚远。但汤普森带给布拉德福德的并非全新的想法：末世论、过度乐观主义和知识分子与活动家的能动性，它们的不稳定混合物曾是汤普森在第一代新左派的舞台上所倚仗的资源。
　　汤普森1976年时的乐观和1960年时的一样脆弱。在《革命》以及其他新左派论战文章中，汤普森曾警告说，除非左翼能够革新英国人的意识，否则结果只能是灾难而非胜利。他的话没有引起左翼的注意，这似乎也注定了灾难的结局。随着1960年代的逝去，汤普森热烈而脆弱的乐观被绝望所取代，同时他也对主导左翼的思想和策略越来越失望。相似的过程将在1970年代后半期出现。

印度的冲击


　　从布拉德福德到圣保罗论战的道路中，汤普森还经历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印度。1976年12月和1977年1月，汤普森周游了这个国度，在德里、加尔各答和喀拉拉邦的大学里作了多次演讲。邀请汤普森的是印度历史学协会，协会的成员们非常渴望听到汤普森的演讲。而汤普森发现自己同时还很受政府的欢迎，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研究印度社会的学者，同时也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好友，后者既是印度第一任总理，也是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英迪拉当时正在为她的家族营造一种崇拜，以此来支持她的统治。当汤普森参观一所专门为尼赫鲁而设的博物馆时，他被要求录制一段童年的回忆，内容是这位伟人当年造访汤普森在牛津的家时给他上板球课的情形。
　　为了应对城市中重要工业的动荡，农村中毛派的叛乱，以及不断降低的民众支持率，英迪拉·甘地在1975年时就曾颁布紧急法令，关押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开启了一段独裁统治。在一篇题为《印度六周》的未发表的长文中，汤普森愤怒地描述了甘地暴政的影响，并分析了导致她搁置民主可能的社会危机。[20]
　　汤普森的印度之行很快便受到了他远在英国时曾经支持过的甘地政权的干扰。他尤其震惊于后者对左翼学生的迫害，其中包括了一些参加他的演讲和研讨会的学生。在《印度六周》中汤普森特别回忆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件：

　　我在德里的第三天作了一次相当松散的发言，内容是关于社会历史学中对民间传说的运用。研讨会的一位成员对我思想中的松散之处提出了非常恰当的（并且我认为是合理的）反对意见……我很高兴他能站出来，我至今仍能回想起他紧张敏感的表情和姿势。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看似抽象的学术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相关性……总之，这个人（一位社会学家）在研讨会结束数小时后就被捕了……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重的影响。[21]

　　在孟加拉邦的一所大学，汤普森被带去参观了一处现场，不久前一位反政府的毛主义学生被校园警察刺死在那里，就在副校长的办公桌上。在此后的旅行中，他听到了一个反对甘地政权的青年的故事，他被警察逮捕，被强行做了结扎手术，并被丢在了街头。汤普森本人也被印度政府盯上了。在他开始与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和工会会员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汤普森注意到开始有人跟踪他。每当离开相对安全的演讲厅时，他不得不精心掩藏自己的行踪。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变得“有点迫害妄想症了”。[22]
　　汤普森的印度之行正赶上印度紧急状态的血色余晖，因此不难理解这番经历会带给他何等的冲击。它的影响不啻20年前的“赫鲁晓夫讲话”和匈牙利危机。历史再度上演，曾经长期受汤普森珍视的一个政党和一种意识形态，被昭示于全新的、令人震惊的灯光下，带来的是谴责和幻灭。要说和1956年的区别的话，汤普森父亲对印度独立运动的长期参与，以及和尼赫鲁家族的友谊，很可能令1976年的冲击更为深重。
　　如果说国大党的堕落令汤普森感到震惊，那么印度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在紧急状态中扮演的角色必定证实了他自1956年来所持有的许多信念。《印度六周》嘲讽了印度共产党在莫斯科指示下对甘地政权的支持，并且研究了印度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在发明“抽象理论”来为滥用紧急法令做辩护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印度六周》引发了对英国左翼关于紧急状态的态度的不安。汤普森尤其对迈克尔·富特公开支持英迪拉·甘地感到不满。多萝茜认为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对富特这位汤普森的熟人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崇拜者的私人指责。[23]汤普森还担心英国斯大林主义影响印度知识分子，他指出，在英国共产党和其盟友的广泛推销下，帕尔梅·杜特关于印度的大量教条主义的作品已然成为印度知识分子的主要读物。
　　汤普森或许察觉到，印度共产党对紧急状态的辩护和一些在英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观点很相似。至少从1974年以来，汤普森就对阿尔都塞和他对英国产生的影响抱有怀疑，而阿尔都塞在印度共产党知识分子中的流行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的强烈兴趣使得他们转向抽象概念上的改进而疏远了经验研究，正是这一点激怒了汤普森，他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汤普森很容易地就把阿尔都塞主义和继承了帕森斯在西方大学里的遗产的现代化理论相提并论。
　　当汤普森从印度回来的时候，他对人民阵线的信仰由印度人民党反对国大党的实践复兴了。人民党在捍卫公民自由的旗帜下，将差异极大的不同阶级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24]1970年代的英国左翼整体而言并不接受这一观点。汤普森的《写在烛光下》（Writing by Candlelight）一书收录的是他绝大部分写于1970年代的政论文章，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汤普森指责英国社会主义者“痴迷于”车间斗争、性别、种族等问题，认识不到捍卫公民自由的重要性。[25]自然，在圣保罗论战中，汤普森将用更加愤怒的语言谴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公民自由的冷漠攻击。

捍卫“历史的权利”


　　并不能说是汤普森的印度经历使得他与英国知识左翼的重修旧好一夜间荡然无存。《印度六周》中的震惊与愤怒经过了数年才转变到圣保罗论战这一步。汤普森直到1978年9月才发表了关于印度之行的文章，即刊登于《卫报》的《尼赫鲁传统》（‘The Nehru Tradition’）。[26]这个文本在某些方面就是《印度六周》的删节版，它出现的时间点有些奇怪：1978年9月的时候，紧急状态早已结束，而反国大党的联盟在新德里掌权已超过一年。确实存在一股重新支持英迪拉·甘地的浪潮，它使得英迪拉在1979年卷土重来——但当时的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没有察觉这一点，汤普森也没有注意到它。
　　相比于印度，《尼赫鲁传统》的时机选择与发生在英国的事件有着更大的关联：1978年9月，在英国媒体上披露了绝密军事行动的两名记者和一名士兵——媒体称之为“三个探子”——受到了“官方保密法案”的审判。汤普森看到，经过漫长的准备，被告们才出现在被告席上，而令他震惊的是，审判过程中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在这次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审判过程中，萨姆·西尔金，工党政府的总检察长，曾秘密下令在陪审团里“堆积”亲政府的成员。汤普森试图写下这位总检察长的指令是如何因藐视法庭规则而遭受挫败的，而在写作过程中，他的震惊转变为了愤怒。
　　为了不被封杀，汤普森采用了列宁所谓的“被诅咒的伊索寓言”式的暗示和隐喻。或许是受到那些回应他的印度演讲的隐晦政治言论的启发，汤普森制作了“一份伊丽莎白时代的日记”，即用戏仿的伊丽莎白时代英语写下了一次审判的伪历史记述。他设法在1978年底将其发表在了《新社会》（New Society）上。[27]《尼赫鲁传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起激怒了汤普森的审判的间接评论。
　　汤普森牵强地试图从英迪拉·甘地手中夺回尼赫鲁和国大党的传统，这也意味着将《尼赫鲁传统》和《印度六周》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想到1978年时汤普森曾重回工党的话，这一点就非常有趣了。[28]从1978年到1979年前几个月，汤普森都在牵强地试图将“真正的工党”与名誉扫地的詹姆斯·卡拉汉政府区分开来。[29]
　　看起来《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最终修订，以及书临近结尾处那篇尖刻的《一则关于文本的注释》的写作，都发生在汤普森的想象力被“三个探子”的审判调动起来的时期。在《一则关于文本的注释》（‘A Note on the Texts’）中，汤普森一改1976年对佩里·安德森的和解态度。每当他将形容词“左派的”与安德森的名字联系起来时，他都会讽刺性地使用引号，这与他在1976年迈克尔·梅丽尔的访谈中称“佩里是一位同志”形成了鲜明对比。[30]
　　我们知道，令汤普森愤怒的是他感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官方保密法案”，以及在陪审团中堆积亲政府人员一事提不起兴趣。在1979年写给琼·西尔金（Jon Silkin）的《立场》（Stand）杂志的一篇论“介入与诗歌”的文章中，汤普森控诉道：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78年底的时候，有些出乎自己意料地发现我们正在热烈捍卫陪审团制度（我们最为古老的制度之一），而用来对抗的不仅仅是保守派法官和警方，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他们认为我们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戏所蛊惑。[31]

　　这段文字与《印度六周》有相同之处，后者锋利的矛头不仅指向为国大党辩护的共产党知识分子，更指向了他们的“极左”敌人，那些拒绝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而战的人。文章中针对这一点特别批评的对象是纳萨尔派运动，该运动甚至在政府强行宣布紧急状态之前，就已在许多地区全盘拒斥任何形式的合法政治活动。[32]
　　然而，在汤普森看来，没有察觉到这一事件是对英国民主制的一次历史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为梅林出版社再版的哈里特·哈尔曼（Harriet Harman）的小册子《被遗弃的正义》（Justice Deserted）所写的引言中，汤普森宣称：

　　1978年正临近尾声，一项最要紧的事便是对陪审团制度进行重新普及教育……历史上的诸多权利正在被蚕食，或者被以不知廉耻的方式大肆腐蚀，这些做法放在过去必会引起巨大的愤怒。[33]

汤普森的“不满的冬天”


　　然而，当“不满的冬天”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对陪审团制度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工会与试图压制工资和薪金增长的卡拉汉政府斗争的结果。汤普森和数百万同胞一样经历了那个艰苦的冬天。“过去几周非常的冷，”他在1979年2月写道，“有许多的不便……和一些实实在在的痛苦。”[34]
　　那年的圣诞节必定也没有带来任何快乐：那正是汤普森的好友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在柬埔寨遇刺的日子。考德威尔是研究第三世界农业的专家，也是红色高棉政权的支持者，他是波尔布特政府在被越南军队驱逐前接待过的最后一批西方人之一。刺杀考德威尔的人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但嫌疑落在了入侵的越南人身上。多萝茜·汤普森这样回忆考德威尔之死的影响：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是一位好朋友，他与我们这一系的新左派关系很密切，虽然在一些领域他显然有着自己的主张。但他的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政治角度，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35]

　　红色高棉倒台后，出现了第一批证明其犯下过重大反人类罪行的确凿证据。考德威尔的名字也因其与红色高棉的关系而永远蒙污。汤普森必定痛苦地反思，自己那段错误地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是如何在他年轻朋友的生命中重演的。[36]
　　1979年1月底，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在《观察者》（The Observer）上发表了题为《对一杯令人作呕的马克思主义—卫理公会派鸡尾酒说不》（‘No to a Nauseous Marxist-Methodist Cocktail’）的文章，它是对“不满的冬天”更为歇斯底里的反应。2月4日，《观察者》刊登了汤普森的回应短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恐惧》（‘The Great Fear of Marxism’），这篇文字也是汤普森最后一批明确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意义的文章之一。[37]
　　不难理解奥布赖恩为何会引起汤普森的愤怒。和奥登与科拉科夫斯基一样，奥布赖恩也是一位偏离了道路的前左翼人士，如今正将基督教的“爱”的信条与马克思主义的“恨”的教条进行对比。[38]但是，汤普森对奥布赖恩的刻薄文章的回应却出奇地支离破碎。它摇摆不定地游走在捍卫罢工工人，为“对知识价值更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辩护，直白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如今深陷危机”并且“正分裂成为相互尖锐对立的诸多传统”这些不同内容之间。[39]
　　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引用印度和柬埔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他指出，“在印度，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支持甘地夫人，另一个支持（或过去支持）人民党，第三个则哪边都不支持。就在上个月的柬埔寨，我的好朋友，马克思主义者考德威尔，被谋杀了，而这（似乎）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副产品”。[40]在回应奥布赖恩指责他没有资格在工党内发言时，汤普森坚称：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一名部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试图想象一种政治，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不必去破坏我们工人阶级所重视的人道与宽容的品格。[41]

　　这一次，汤普森在概括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时并不带有布拉德福德时的那种乐观；相反，这篇回应的结尾呈现的是一种担忧，害怕英国会“走向一个‘深渊’，到时对我们社会的人道约束将不复存在”。[42]
　　汤普森的悲观情绪在1979年余下的时间里只会越来越强。卡拉汉政府不可避免的败选将玛格丽特·撒切尔送上了权力宝座。当媒体将撒切尔与英迪拉·甘地相提并论时，他们品评的是一位女性首相的新奇之处；而汤普森看到的或许是另一种相似。1979年10月，撒切尔宣布将在英国境内部署巡航导弹，受此消息刺激的汤普森在一天之内写下了五篇系列文章，并以《国家的现状》（‘The State of the Nation’）为题将其集结发表。[43]这些全新的文本将部署巡航导弹视作英国走向独裁统治，以及彻底屈服于美国权力之下的一步。这些文本也让我们得以一窥汤普森在他著名的圣保罗论战前夕的思想状态。后来回忆写作《国家的现状》时，汤普森表示是“出于悲观的情绪”。在他的回忆中，1979年是“一个糟糕的时刻”，当时的英国看起来“正处于它自己的‘魏玛时期’的最后一两年里”。[44]汤普森的悲观情绪在五篇文章的最后一篇，《一段插曲的尾声》（‘The End of An Episode’，）中表现得最为尖锐：

　　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典型的阶级战争阶段……我的一些左派同志可能会对此感到欣慰。他们会嗅到“革命”的气息……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一个肮脏的专制国家……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已然拥有了我们所拥有的历史，那么未能将我们的老角色坚持到最后就是可鄙的。[45]

　　对于1979年底的汤普森而言，印度紧急状态的梦魇正在威胁着“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家园。对民主的攻击既来自美国，也来自咄咄逼人的本土资产阶级，他们的背后有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这类变节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左派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对民主的极端蔑视，以及与海外独裁政权的关系，使得他们成为英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同谋。著名的圣保罗论战已然布景完毕。

热情读者的来信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乔纳森·李是为数不多的热情回应《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的读者之一。李在1999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为汤普森的公开信“着迷”，他觉得受到了这些文字的“引诱”，感觉“当我阅读时仿佛它的眼睛一直盯着我”。[46]经历这番体验后，李写信给汤普森、科拉科夫斯基和汤姆·奈恩，请他们在1972年时自己合作创办的杂志《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上进一步阐发这场论战中的观点。科拉科夫斯基和奈恩均回信表示拒绝。科拉科夫斯基的回信很礼貌，但奈恩则将汤普森与因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相比较，称汤普森是不再具有“政治上的紧迫意义”的“乡愚传统”（‘a village-idiot tradition’）的代表。[47]
　　汤普森的回信要友好得多。在随信订阅了《激进哲学》的同时，他表示很渴望为杂志写文章，并建议说阿尔都塞会是一个合适的主题。1974年底，李观看了汤普森和科拉科夫斯基在牛津的辩论，发现汤普森在演讲中批评了阿尔都塞本人和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者。李写信给汤普森，请他写一篇讨论这位法国哲学家及其门徒的文章。汤普森答应会在1975年初交来一篇一万字的《致〈激进哲学〉的信》（‘Communication to Radical Philosophy’）。[48]
　　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一定能够告诉李，向汤普森约稿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在2月和3月的时候，汤普森写信给李，抱歉自己无法交出《致〈激进哲学〉的信》。他在3月的信中透露说“这篇文章的长度已经突破了任何可能的界限”。得知这一消息后，李似乎只能放弃发表这篇文章的希望了。当《理论的贫困》在接近1978年底公之于世时，李很自然地把它看作是汤普森四年前承诺给《激进哲学》的那篇文章的最终版。
　　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汤普森在与李通信时是否已经开始写作《理论的贫困》。当他在1975年3月对李说自己的文章“长度已经突破了任何可能的界限”时，他或许指的是他对文章的构想。在构思这篇文章时，汤普森或许已经意识到他需要审视更多的文本并引入更多的问题，这些都远远不是一万字的篇幅所能容纳的。多萝茜·汤普森在1995年版的《理论的贫困》的引言中提供了她自己对这篇文字形成过程的叙述：

　　阿尔都塞对学术界的影响使得爱德华着手去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用历史实例来对抗他的封闭体系。
　　爱德华读了所有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并把书和笔记打包放进车里。我们打算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在加尔达湖边住上两周。我们每天早晨上山散步，然后吃午饭，下午和晚上则用来写作。所以这篇文章是在两周的密集工作中完成的，其间经历了很多争论和修改。它是一份论战的声明，是为一个政治时刻而写的。[49]

　　多萝茜表示，她的叙述和李的回忆实际上并不冲突：在他们前往加尔达湖之前，爱德华很可能已经做了关于阿尔都塞的详细的笔记，甚至可能已经写下了一份文章草稿。[50]《理论的贫困》所附的大量注脚足以表明，汤普森早已为他两周的写作狂欢做了充分的准备。

解读《理论的贫困》


　　《理论的危机，或：一个错误的太阳仪》（‘The Poverty of Theory, or：An Orrery of Errors’）以一番自我辩护开始。汤普森解释说，“唯物史观”已经“自信地发展”了“数十年”。[51]但如今它却面临着阿尔都塞主义的“怪论”对其“理论供给线”[52]的攻击。阿尔都塞主义“牢牢地植根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落魄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当中”。[53]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忽略阿尔都塞主义，希望它能自己消失；另一些则与之和解，相信作为众多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阿尔都塞主义值得被宽容。汤普森对此二者都不赞同。在他看来，“理性本身”受到了“怪论”的威胁。
　　汤普森紧接着便对敌人发动了第一波攻势。《理论的贫困》前20页绝大部分都是在攻击阿尔都塞关于观察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汤普森指责阿尔都塞创造了一种“知识—生产”的论述，它有效地排除了来自观察的有意义的输入。由于渴望取代“反映认识论”的那种天真的经验主义，阿尔都塞将理论放置在超越经验主义所能企及的高度。
　　在清算了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后，汤普森将矛头转向了巴黎雄鹰对历史学科的敌视。他认为阿尔都塞将历史与“科学”进行的不恰当的对比是基于这样一个借口：社会科学可以以某种方式近似于自然科学。但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愚蠢的，因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永远不可能按照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
　　在文章的第6章节，汤普森比较了阿尔都塞和波普尔关于历史学科的观点。尽管阿尔都塞和波普尔在许多方面非常不同，但汤普森在二人身上都发现了对历史学家工作方式的深深的无知。对于历史学家如何用微妙的方法收集和分析证据，或对矛盾的材料进行权衡比量，他们都不了解。汤普森反对波普尔的观点，即书面历史的写作难免受到其偏向性的、意识形态的动机的影响。他正确地指出，“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历史证据”得以留存的原因与“在子孙后代面前树立自我”的欲望无关。[54]即便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产生的证据也可以通过质询——用汤普森的话说，“通过颠倒和摇晃”——来揭示出更深的含义。
　　汤普森把《理论的贫困》的第7章称作一次中场休息，并有请想要离场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离开，同时宣布他将要开始讨论“历史学的逻辑”。[55]这篇文章的许多支持者都将这一“中场休息”作为文章的重点。[56]汤普森的探讨显然是非常精细而审慎的，而在其他部分能够发现的那种敌意在这里也同样一览无遗。[57]或许是因为有足够的信心在他所察觉到的来自边缘的威胁面前整体地捍卫历史，汤普森在第7章中带着充分的准备承认道，“历史学的知识”[58]很难从过去当中提取，也很难在当下进行恰当的评估。他提出，“历史学的知识在受到认识论的质询时或许会表现得不同于其他的知识范式”，并且再次重申他的观点：历史不应被视作一门科学。
　　在《理论的贫困》开始处，汤普森似乎支持与阿尔都塞相对立的认识论中的“反映理论”；但在第7章中汤普森突然承认，“历史学的知识和它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阐释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不应被理解为一方是……另一方作用的结果”。[59]汤普森提出阐释和事实是“相互决定着的”，他支持的观点是，观察不可能与理论无涉，同时所谓“纯粹的”真实——或“纯粹的”史实——也是人类心灵永远无法触及的。就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言，我们可以说，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开篇时貌似支持的“反映理论”与第7章更为精妙的观点之间的区别，正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与他更晚也更具智慧的《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之间的区别。
　　汤普森以《英国人的独特性》中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那种语言继续坚称，事实与解释之间的持续对话对于创造和维护历史学知识是必须的。由于历史并非单纯地呈现整体自我，且我们永远不可能在没有预设概念范畴的情况下体验历史，因此历史学的知识永远不可能完满，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汤普森坚持认为我们需要退回到某种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当中，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连贯的现象叙述”。[60]
　　在邀请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加入他之后，汤普森继续对阿尔都塞展开攻击。他检视了阿尔都塞对恩格斯晚期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的引用，发现了巴黎雄鹰对它们的蔑视。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对恩格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的敌视表明了他对历史学科的深刻敌意。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的晚期书信背离了“科学的”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而在同样的地方，汤普森看到的却是对还原论的马克思解读的纠正。
　　在第9章中，汤普森对晚期恩格斯的思考衍生成为对马克思学的一番探究。在《理论的贫困》的这一部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其进行详细讨论）中，汤普森努力用自己对马克思一生事业的解读来取代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虽有创新但失之刻板的“重新思考”。
　　在第10章中，汤普森开始讨论“决定论”和“目的论”的思维模式是如何“渗透”马克思主义的，而这种思维模式正是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到达了顶峰。汤普森的对象突然从理论转到了知识社会学，他认为，1936—1946这“英雄的十年”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启，促生了铁幕两边的“结构主义的语汇”。[61]
　　对于汤普森而言，阿尔都塞和像帕森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持有一种让人的能动性无处立锥的结构主义的世界想象，并且都可以被用来将统治精英的剥削压迫合法化。汤普森认为左翼的和右翼的“结构主义”共同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学上的保守性”，这与他在《在鲸腹外》中对北约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双管齐下的攻击有着明显相似之处。[62]
　　《理论的贫困》的第11章是又一处出人意料的迂回，汤普森在这里讨论了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这是个不太可能出现在这里，而该文章的绝大多数读者也对其相对陌生的人物。但正是在他的书中，汤普森找到了一种“对过程的极佳表述”，它也是作者期盼的阿尔都塞主义的解毒剂。[63]
　　汤普森在探讨维科的迂回之旅中插入了四张讽刺性的插图，分别命名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或经济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太阳仪”“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社会构造”。这些插图成为了《理论的贫困》最声名狼藉的特征之一，它们经常被评论者拿来证明汤普森文章的用意是要激起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而非澄清它们。如特里·伊格尔顿就称这些插图“最多不过是些粗鲁的、不负责任的无聊之举”。[64]
　　第二幅插图，“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太阳仪”，让我们想起汤普森此文的副标题“错误的太阳仪”。汤普森画了一个太阳仪，并在各个星球的旁边添加了一系列标注——“法律”“性”“科学”“宗教”等等。在图的上方写着“基础上层建筑”[65]，这无疑是在暗示阿尔都塞使用了机械的、还原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经济与人类生活的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汤普森的插图非常聪明，也很有趣，但也犯了很大的错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其实阿尔都塞和他都强烈地排斥“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在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所起的作用。
　　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缺点，汤普森的插图都向我们预示了第12章对阿尔都塞的指控，认为他将马克思的隐喻错误地理解为关于人类行为的机械模式。有一段文字可以看作对他取名为“历史的动力：阶级斗争”的插图的说明，在这段文字中，汤普森指责阿尔都塞将《共产党宣言》著名开场白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加以教条化的理解，而它应该是诗意性的表达，而非指定性的表达。
　　汤普森认为，由于其超历史的特点和被认为是某些“客观的”经济条件的自动结果，阿尔都塞的阶级斗争概念与历史上真实具体的工人斗争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对于阿尔都塞来说，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是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动机”。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汤普森的一段文字，在其中汤普森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机械化解读同对辩证法的遗忘联系在一起。
　　在《理论的贫困》第13章中，汤普森将视野转向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批判。[66]汤普森仍然记得苏联对他1957年的文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谴责，他将这些来自铁幕背后的指责与阿尔都塞在《答约翰·刘易斯》（‘Reply to John Lewis’）等文章中对“哲学人道主义”的批评联系起来。汤普森宣称，阿尔都塞的写作是“意识形态内部普遍的监察行动”的一部分，是苏联和其盟友，如法国共产党，反对1956年后数十年中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一种企图。
　　在第14章中，汤普森再一次对阿尔都塞的寓言发动攻击。在回顾了第10、12、13章后，他再度指责阿尔都塞是历史和“人的能动性”的敌人。汤普森语言上的谩骂至此也达到了新的程度。这种敌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幽默催生的：他将阿尔都塞比作一个想要“灭绝人类”的戴立克人[67]；甚至连汤普森的猫都觉得他的想法很好笑。[68]最重要的是，汤普森竭力将阿尔都塞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联系起来。汤普森坚称“阿尔都塞……每天都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线上辛勤工作”，此言之随意不免惹恼了他的许多读者。[69]
　　在15章结尾处，汤普森告别了喧嚣的论战，建议“让论争集中起来”。[70]但是他并没有去总结自己对阿尔都塞的看法，而是继续了第9章开始的对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的解释。读者们必须得再等上20页才能再度看到对阿尔都塞的指控。
　　在作为倒数第二章的第16章中，汤普森提醒我们，阿尔都塞主义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与经验性的证据进行有益的交流；它对历史和人的能动性抱有敌意；它将无限多样的人类文化解释为仅仅是经济力量的副产品。汤普森总结说，阿尔都塞主义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意识形态监察行动”。[71]
　　如此总结之后，汤普森突破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在他所谓的“自我批判”中，汤普森将阿尔都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更为广泛的趋势联系起来，并认为自己必须放弃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用了大量篇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严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左翼的一个更为普遍的危机的表现。
　　汤普森告诉他的读者们，阿尔都塞主义“只是众多‘马克思主义’中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这些“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未完成的工作”置之一旁。汤普森谈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些学说都共享着阿尔都塞主义的那种“宗教性的思想投射”。它们也都是自我封闭的系统，不受证据和理性的干扰。同样的，他们也都可以被专制的政权和傲慢的先锋政党转用于极为邪恶的目的。一道鸿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也出现在广义的左派当中，那是“理性”的传统和“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之间的鸿沟，汤普森称之为“长期的知识战争”。[72]
　　汤普森的战争宣言并没有被忽视。伊格尔顿指出，对汤普森而言，和阿尔都塞主义以及其他“非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他批评道，“《理论的贫困》的收尾实际上就是沟通的结束。”[73]加文·希钦（Gavin Hitching）在为《新政治家》讨论汤普森论争的专题所写的文章中提到：

　　汤普森发觉自己置身于一场为我们的灵魂而作的奋斗，他是其中一个孤独的，甚至是唯一的理智的声音，呼喊着，对抗着黑暗的声音。[74]

　　汤普森为加文·希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所作的奋斗，在1979年将近年底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牛津一间破旧的教堂里达到了最高潮。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汤普森在写作《理论的贫困》前一年在印度经历了深深的震撼，而汤普森现在要去阐明的他对（错误）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的担忧，正是他在谈论印度时描述过的。在那些仿佛是直接来自《印度六周》的语句中，汤普森沉思道，阿尔都塞主义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完全就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量身定做”的。在那些国家里：

　　知识阶层与大众有着极大的距离，他们采用的政策要求无情的“现代化”，有着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修辞，蔑视民主实践，实际上依赖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保护。[75]

　　如果阿尔都塞主义在印度左翼甚或是印度共产党当中获得了领导权，我们可以想象，汤普森会警告说，“这无异于是在印度这个令人暴躁的‘匮乏’的地狱中重演高级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剧本”。[76]

一个不可能的辩论家



　　大约是当汤普森在加尔达湖边打着字的时候，他的伙伴，历史学家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正给《历史工作坊杂志》寄去一篇题为《汤普森、吉诺维斯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Thompson,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的文章。约翰逊的文章刊登在杂志1978年的秋季刊上，至少从表面上看，它与《理论的贫困》完全不同：它显得平静、审慎、礼貌，带有建议性而非命令性。[77]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历史工作坊杂志》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并且为圣保罗论战奠定了基础。
　　约翰逊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该中心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1964年创立，开创了英国的文化研究。在1968年霍尔成为主任后，该中心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且与政治上的和知识上的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1970年代的时候，该中心组织了一个学者团队，研究马克思、汤普森和其他关键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像阿尔都塞这样备受尊崇的大陆马克思主义者。由于理查德·约翰逊对汤普森和阿尔都塞都有同情性的理解，所以他被分配的任务是研究汤普森，并将其与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关联起来。约翰逊接受过历史学训练，并曾经深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影响，但不同于他那一代英国历史学家的一点是，他对大陆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
　　约翰逊的文章向汤普森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优点表示了敬意，但又建议说，阿尔都塞的深刻见解能够改进《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78]约翰逊称汤普森的著作为“文化主义”，并且认为它过度关注工人们的“活的”经验。像许多评论《理论的贫困》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约翰逊感到汤普森并不理解马克思的抽象辩证法。[79]例如，当“阶级”这一概念应当部分地从经济学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时，他却倾向于将“阶级”简化为“阶级意识”。[80]约翰逊希望看到汤普森在超越“活的”和“体验的”层面上对现实进行抽象和研究。汤普森决心避免经济主义的原罪，这固然好，但他却冒着落入与之相反的简单化的“人道主义”陷阱的危险。相比之下，阿尔都塞同时意识到了这两种危险——事实上，他把他们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历史工作坊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都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视作圣经般的权威，约翰逊的观点势必在杂志上引发相当大的争议。《历史工作坊杂志》是由拉斐尔·萨缪尔组织的研讨班和会议发展而来，萨缪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受到汤普森的启发而以非学者的身份从事历史研究。1978年时，《历史工作坊杂志》的许多撰稿人仍然是工人阶级的自学成才者，其他撰稿人大部分都致力于践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所示范的那种方法论。
　　约翰逊的文章所引来的一大批文章和来信向我们证明，很少有《历史工作坊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会觉得路易·阿尔都塞这样一个晦涩难懂的巴黎哲学家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授给E.P.汤普森这样一位英国历史学巨匠。[81]1978年后期出现的《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只不过是让《历史工作坊杂志》上的争论升温了。毫无疑问，拉斐尔·萨缪尔会将约翰逊的文章和《理论的贫困》当作圣保罗论战的两条导火索。[82]
　　1979年12月，《历史工作坊杂志》在牛津举行了第13次年会，主题是“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这次会议吸引了数百名学者、研究生和自学者，据拉斐尔·萨缪尔说，它的“重头戏”是一次名叫“文化主义：围绕《理论的贫困》的辩论”的晚间会议。在为这次会议的发布稿所写的引言中，拉斐尔·萨缪尔这样描述其特殊的氛围：

　　这些年里，工作坊研讨会的场合也曾选在一些古怪的地点，但最古怪的一次是……圣保罗……一个破败不堪的新古典主义废墟，毗邻牛津大学出版社，俯瞰着小镇的耶利哥区的街道……戴着围巾和手套的历史学家们在这个洞穴似的教堂里，在它的厚厚的尘土和剥落的油漆中结队而行，瑟瑟发抖……几乎说出的每个字都在一片模糊的回音中飘荡到天花板上……现场有数百名观众，加热升温用的是所能想象的最大号的热风机，还安装了公共广播系统……明亮的聚光灯增强的那种感受符合一场戏剧表演，而非一场严密讨论的需要。[83]

　　会议的第一部分由历史学家斯蒂芬·杨（Stephen Yeo）主持，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和E.P.汤普森宣读了简短的论文。[84]在题为《为理论辩护》（‘In Defence of Theory’）的论文中，斯图亚特·霍尔表示对汤普森关于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批评持保留意见。
　　霍尔想跳出围绕着《理论的贫困》的辩论。在他看来，“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并非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的马克思后裔，它们都有着局限性的立场，一旦它们的积极见解得到吸收，其自身就需要被超越。霍尔的论文甚至指出了阿尔都塞和汤普森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试图扭转斯大林遗留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倾向。霍尔指出，“任何熟悉汤普森历史著作的人都知道，对他来说，‘相对自主性’是问题的实质。”[85]
　　和汤普森一样，霍尔也是一位优秀的公众演说家；圣保罗教堂的众多观众和剧场氛围完全难不倒他。但理查德·约翰逊却更习惯少量的观众和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辩论，他也丝毫不喜欢在霍尔和汤普森之间做演讲这一挑战。有人观察到他在准备上台时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约翰逊宣读了他的论文《反对绝对主义》（‘Against Absolutism’），声音低沉单调，观众们听着很是费力。和霍尔一样，约翰逊并未被《理论的贫困》的论战热情所打动。他称汤普森的文章是“有害的”、“绝对主义的”和“极端主义的”，并告诫汤普森不要将“拳击比赛的激情”带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来。[86]约翰逊希望看到的是在左翼立场上进行谨慎的、探索性的思想讨论，而不是“纯粹党派式的”和“无所增益的”对《理论的贫困》的批判。左派人士应该通过同化彼此最坚实的立场来相互学习，而不是全盘拒绝对方的观点。
　　通过审视最近20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约翰逊提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一个“文化主义的时代”，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类著作为代表；紧随其后的便是1970年代的“结构的时代”。他呼应霍尔的观点，坚持认为“‘结构主义的’传统和‘文化主义的’传统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87]汤普森所鼓吹和践行的“绝对主义”妨碍了文化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相互取长补短。
　　汤普森上台后，这场辩论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汤普森爆炸了。”乔纳森·李回忆道。而在当时也在人群里的伊恩·卡特看来，汤普森“似乎是在内爆”。[88]汤普森回应霍尔和约翰逊的演讲题目是“理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ory’）。在讲话中，汤普森愤怒地、“毫无保留地”拒绝了“文化主义”这一标签，指控他的对手用心险恶地篡改历史，并且猛烈抨击了他眼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放弃介入当代英国日益令人绝望的境况的那些表现。[89]
　　汤普森将矛头直指约翰逊，批评这位来自伯明翰的温文尔雅的讲师犯下了自己给别人诊断出的“绝对主义”的错误。他指出自己在1960年代时曾经是雷蒙·威廉斯的强烈批判者，并且在《资本论》还非常不时髦的时候自己就是它的支持者。汤普森藉此警告约翰逊不要篡改历史，提醒他“不是只有军情五处保留档案，我们当中一些人也保留档案”。[90]
　　汤普森批评了约翰逊、霍尔、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指责他们太津津乐道于理论的细枝末节，却不太关心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如英国的公民自由受到的侵蚀。汤普森声称，对学术界以外的世界的漠视已然导致了慢性的过度敏感。由于从未被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践，霍尔和约翰逊推崇的那种理论“不过是在封闭的左翼学术贫民窟内部上演的一出心理戏”。相反，《理论的贫困》则是面向“另一个政治的世界”来发声。[91]
　　在解释《理论的贫困》为何语气如此尖锐时，汤普森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的一个危机，他在《理论的贫困》的末尾以及在《观察者》上回应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时都曾提到这一危机。汤普森抛弃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并指出“在世界上的大片地区”，那些采用高压政策的政府都利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证明他们掌控权力的合法性。马尔科姆·考德威尔的冤魂仿佛萦绕在汤普森接下来的话中，他警告大家不要回避讨论那些操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持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政权的阴暗面，那样做无异于把“团结”理解为“钳制”。[92]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一样，都必须接受无情的批判。
　　在汤普森宣读完他的论文后，斯蒂芬·杨展开了一次广泛的讨论。杨是以对汤普森的一番过度溢美开启这次会议的，现在却大声呼吁辩论要“冷静”和“相互体谅”。[93]这足以激怒汤普森的老战友约翰·萨维尔，他一跃而起，“用最大的音量做了一次即兴发言”来嘲笑杨。[94]萨维尔同意汤普森的看法，认为厌恶尖锐的论争是政治软弱的表现。但看起来他是少数派，他的讲话也“更多的是被台下爆发出的失望而非认可的声音所打断”。正如丹尼斯·德沃金指出的，大多数观众似乎并没有被汤普森的表现打动：

　　（讨论）集中在一位发言者所描述的汤普森的“攻击性的和伤害性的批评”上。事实上，虽然观众们在这次晚间会议开始时见识到了汤普森的巨大威望，但等到他结束发言时，许多观众都觉得他滥用了这份威望……一场最初是关于阿尔都塞的辩论变成了一场关于汤普森的辩论。[95]

　　当几位女性观众反对这场辩论所采用的“男性化”方式，并质问为何没有一位女性参与进来时，历史学家简·卡普兰（Jane Caplan）透露说自己被邀请与汤普森、霍尔和约翰逊同台演讲。但她告诉汤普森，她很高兴自己拒绝了这一邀请，并向汤普森大声地“询问”自己“哪只脚穿上了斯大林主义的靴子”。[96]乔纳森·李也对汤普森的表现感到失望：

　　我的记忆告诉我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英雄史诗般的交流，但我当时记录的笔记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令我震惊的是，汤普森像演员般的自我戏剧化使得理性的讨论无从谈起……他的论战最终令他自食其果，他也被他自己塑造的讽刺卡通形象简化成为一个焦躁的英国小丑。“我感到恶心。”我写道。[97]

　　杨请霍尔、约翰逊和汤普森回应台下观众们的评论。约翰逊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霍尔表示对汤普森不去回应自己论点的实质感到失望。尽管有霍尔的批评和参会者们的指责，汤普森依然我行我素。他再次站到台前，拒绝为他的态度或论点道歉。讽刺的是，汤普森举阿尔都塞来为自己的态度辩护——虽然他们在其他地方毫无相同之处，但他和那位结构主义的顶梁柱都曾在“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学习政治，在那里理论总是联系着实践的，而激烈的论争更是司空见惯。[98]
　　接下来，汤普森对批评者的回应转向了启示录般的描绘。他用阴郁的语调谈论起公民自由受到的威胁以及即将在英国部署的巡航导弹，并警告一场浩劫即将到来，那种语言让人不禁想起《一段插曲的尾声》。汤普森指责观众对这种可怕的情况漠不关心，并预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就会遭受长期监禁。圣保罗教堂的听众中，许多人自然认为这种预言根本就是危言耸听。但汤普森经历过噩梦般的紧急状态下的印度，在那里，学生们可能因为在一场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细节问题的讲座上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而被逮捕。
　　圣保罗论战让许多参与并观看了这场辩论的人感到不安。多萝茜·汤普森称它是“一个胀满了情绪的夜晚，它的反响的延续时间即便不是数年，也是数月”。[99]斯蒂芬·杨也写下了自己对发生这样的转折性事件的“悲伤”和“困惑”，并且哀叹那个夜晚竟是如此地“缺乏手足情谊”。[100]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汤普森的态度毫无建设性且公然扭曲他人的观点，激愤之下在圣保罗论战后断绝了与这位新左派老同志的联系。[101]汤普森在随后不久的一封信中也说对这件事“感觉很糟”。[102]圣保罗辩论是汤普森最后一次公开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言论。事实证明，《理论的贫困》结尾处宣告的“长期的知识战争”非常之短。



[1]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ii.

[2] Jonathan Ree，‘EP Thompson and the Drama of Authorit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Spring 1999，pp.211—231.

[3]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Acknowledgements’，Socialist Register，5，2，1974，p.i.

[4] 见‘The Poetry of EP Thompson’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5：2，Autumn 1979。

[5]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5/7/75，Saville papers.

[6]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21/10/05.

[7]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5/8/76，Saville papers.

[8]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5/5/76，Saville papers.

[9]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31/8/76，Saville papers.

[10] Ibid.

[11] E.P.Thompson，‘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New Left Review 99，September/October 1976.梅丽尔的采访收在Visions of History, ed Henry Abelove et al.，Pantheon, New York，1984。

[12]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4/9/76，Saville papers.在信的结尾，汤普森兴奋地期待着将于1976年底开始的为期六周的印度巡回演讲。

[13]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1997，pp.217—218.

[14] Bryan D.Palmer, EP 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Verso, London，1994，pp.107—125.佩里·安德森是少数认识到汤普森在1970年代后半程由过度乐观转向了绝望的评论者之一。他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中提到，对汤普森而言，“欢欣鼓舞的前景”在“不到五年”之内就被“理论的贫困”导致的“灾难的前景”所取代（Verso, London，1980，p.193）。

[15] 会议记录收集在Ken Coates and Fred Singleton, The Just Society, Spokesman Press, Nottingham，1977。

[16] Ken Coates and Fred Singleton, The Just Society, Spokesman Press, Nottingham，1977，pp.25—35.

[17] E.P.Thompson，‘Response to Tony Benn’，in Coates and Singleton, The Just Society, p.36.

[18] Ibid.，p.39.

[19] 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1/2/77，Saville papers.

[20] E.P.Thompson，‘Six Weeks in India’，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汤普森似乎是在从印度返回后不久就写下了这篇文字，因为在当月的30日约翰·萨维尔便回信评论了这篇文章（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30/1/77，Saville papers）。

[21] E.P.Thompson，‘Six Weeks in India’，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p.6.

[22] E.P.Thompson，‘Six Weeks in India’，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p.6.

[23]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21/10/05.

[24] 约翰·萨维尔在回应《印度六周》时告诉汤普森：“在我看来，你所例举的公民权利的核心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公民自由运动可能是统一所有对立的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伟大因素。毕竟，反英斗争的很大一部分所围绕的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30/1/77，Saville papers）

[25] E.P.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Merlin, London，1980.

[26] ‘The Nehru Tradition’收录在Writing by Candlelight, pp.135—149。

[27] ‘An Elizabethan Diary’首先发表在1979年2月的Vole上，并收录在Writing by Candlelight, pp.91—99。关于文章主旨的解释，见p.284 of Writing by Candlelight。

[28] 佩里·安德森提到了汤普森重回工党，见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p.112。安德森指出，汤普森对于这一行为没有给出公开的解释，并且也很难确定他何时加入的工党。在多萝茜·汤普森的回忆中，参与工党是始于1960年代中期第一代新左派运动结束后（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22/05/05）。无论是多萝茜还是爱德华，他们参与工党的程度都没有此前参与共产党和新左派那般紧密。无论是在发表的文章中，还是在与约翰·萨维尔的通信中，汤普森都没有提到他的工党党员身份。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文中看到的，他在1970年代后期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恐惧》中的确间接提到自己参加了工党的部门会议。

[29] 汤普森将对工党政策缺陷的一部分指责归结为军情五处和其他幕后的国家机构的阴谋诡计。这些机构据说能够勒索卡拉汉政府。见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120。

[3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99.

[31] E.P.Thompson, Persons and Polemics, Merlin, London，1994，pp.340—341.

[32] 汤普森描述了对纳萨尔派的镇压，但他坚持认为，这场运动“比一些西方崇拜者认为的更愚蠢”（‘Six Weeks in India’，p.46）。

[33] Harriet Harman and John Griffith, Justice Deserted：The subversion of the jury, introd.by E.P.Thompson,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1979，p.5.

[34]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183.

[35] Dorothy Thompson, email to the author，05/04/06.

[36] 对红色高棉时代的出色概述，见Philip Short’s Pol Pot, John Murray, London，2004。红色高棉政权的一些内部文件可以在英译本的《波尔布特的未来计划》中看到，见English translation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ed.David P.Chandler at al,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New Haven，1988。

[37] ‘The Great Fear of Marxism’最初发表在Observer，4/2/79.汤普森将其收入了Writing by Candlelight, pp.181—186。

[38] 奥布赖恩曾经和汤普森一样强烈批评发生在战后英美知识界的右转现象。汤普森的《祛魅还是逃避？》是对华兹华斯和他在20世纪的继承者——如W.H.奥登——对政治绝望的原因的沉思，它首次发表在奥布赖恩和V.D.瓦尼什共同编辑的Power and Consciousness（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ondon，1969）中。

[39]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181.

[40] Ibid.

[41]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185.

[42] Ibid.，p.186.

[43] 文章收录在Writing by Candlelight, pp.189—259。

[44]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p.ix—x.

[45] Thompson, Writing by Candlelight, p.256.

[46] Jonathan Ree，‘EP Thompson and the Drama of Authorit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7，Spring 99，p.214.李对《公开信》的评论，见‘Socialist Humanism’，Radical Philosophy 9，Winter 1974，pp.33—36。李回应了佩里·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对汤普森的若干批评；他还质问道，为何安德森的杂志从未讨论过他们为何将阿尔都塞推举为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p.35）。李的疑问是否促进了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兴趣？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是否回答了汤普森向他提出的问题？对李的评论的回应，见David A Wilson，‘Old and New Left’，Radical Philosophy 10 Spring 1975，pp.29—31。威尔逊无法认同李对《公开信》的热衷，他对汤普森处理知识问题时的“个人化”的态度感到遗憾，并警告说，在1970年代的“现代世界”中“过分痴迷于”英国特性是非常危险的（p.30）。

[47] Ibid.，p.216.

[48] Ibid.，pp.216—217.

[49] Dorothy Thompson, introduction to E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Merlin, London，1995，p.x.

[50] Dorothy Thompso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21/05/05.

[51]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1.

[52] Ibid.，p.2.

[53] Ibid.，p.3.

[54]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218.

[55] Ibid.，p.229.

[56] 例如，李就对“中场休息”极有兴趣，还写信敦请汤普森将其扩展成为一本新的书（‘EP Thompson and the Drama of Authority’，pp.217—218）。

[57] 我将在下文中对《理论的贫困》中两个讨论马克思学的问题的部分进行同样的论述。

[58]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31.

[59] Ibid.，p.232.

[6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42.

[61]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243.

[62] Ibid.，p.266.

[63] Ibid.，p.290.

[64] Terry Eagleton，‘The Poetry of EP Thompson’，Literature and History，5，2，Autumn 1979，p.141.

[65] 此处根据‘The Poverty of Theory’原文配图的真实情况处理。两个单词之间存在明显的间隔，没有符号连接。参见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London，1978，p.100。——译者注

[66]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21.

[67] The Dalek，中文名为戴立克，是英国BBC著名科幻电视剧Doctor Who（《神秘博士》）中博士最大的对手，是宇宙中最恐怖的力量之一。他们冷酷无情，以毁灭宇宙中的其他种族为最高荣誉和目标。——译者注

[68] Ibid.，p.332.

[69] Ibid.，p.333.

[70]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354.

[71] Ibid.，p.375.

[72] 汤普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他的文章名会暗指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疯狂的哲学推想的批评，以及他为何会引用马克思的格言“不去驳倒谬误就是鼓励知识上的不道德”来引导他的文章。在决定性的1956年，这句话也印在《理性者》的报头。

[73] Eagleton，‘The Poetry of EP Thompson’，p.143.

[74] Gavin Hitching，‘A View from the Stalls’，New Statesman，14/3/80，p.398.

[75]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p.379—380.

[76] Ibid.，p.380.

[77] Richard Johnson，‘Thompson,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6，Autumn 1978，79—101.

[78] 约翰逊同样还接了研究汤普森的好友兼前学生尤金·吉诺维斯的任务，不过我们将忽略他文章中的这一部分。

[79] 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这一误解。

[80] Johnson，‘Thompson,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p.97.

[81] 这或许也是萨缪尔征求这篇文章的原因。见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24。

[82] Raphael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81，p.376.《人民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理论》囊括了第13次历史工作坊会议的记录，其中包含了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和汤普森在圣保罗教堂的演讲，以及萨缪尔的点评。

[83] Raphael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81，p.377.

[84] 我很感激丹尼斯·德沃金对圣保罗辩论的详细记述（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1997，pp.232—245）。

[85]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381.

[86] Ibid.，p.394.

[87]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395.

[88]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2004.

[89]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396.

[90] Ibid.，p.397.

[91]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p.400.

[92] Ibid.，p.402.

[93]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39.

[94] Ibid, pp.239—240.

[95]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39.

[96] Ibid.，p.241.

[97] Ree，‘EP Thompson and the Drama of Authority’，p.220.

[98]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41.

[99] Dorothy Thompson，‘introd.to EP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Merlin, London，1995，pp.x—xi.

[100]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43.

[101]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p.243.

[10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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