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英国战后政治》

3 一种独特的经典



　　《英国人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以下简称《独特性》）或许是汤普森收录于《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的四篇文章中最有名的一篇。初次登载它的1965年《社会主义年鉴》杂志当时销售一空，这一盛况直到1973年的那一期在汤普森另一篇文章《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Leszek Kolakowski’）的推动下才再度出现。[1]在许多对英国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者看来，《独特性》是一篇经典性的文本，是对“旧新左派”和“新新左派”之间的区别最雄辩有力的阐述。
　　《独特性》中对英国历史的阐释引出了大量文献，并且留给了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兴趣的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个讨论的参照点。汤普森的许多崇拜者把这个文本看作是他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发表的重要历史著作的“草图”。[2]《独特性》极力捍卫了英国历史的价值以及英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传统，这使得它在很多读者看来仿佛是对汤普森信奉的“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
　　然而《独特性》对于每位认真的读者来说都非常令人困惑。尽管这篇文章以一场新左派论战而闻名，但它却很少提及新左派。事实上，《独特性》很少提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任何方面。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难理解《独特性》究竟为何会被收入《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当中。尽管有着各自的特质，但《在鲸腹外》《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和《理论的贫困》都包含了对当代左派问题的长久讨论，并就政治策略问题给出了立场。尽管包含了其他许多东西，但这些文本都是明确的政治论战。
　　与这些文本相比，《独特性》似乎专注于本质上属于历史的问题。写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篇幅要远胜过写哈罗德·威尔逊的。的确，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汤姆·奈恩（Tom Nairn）的一系列观点，他们二人成为了汤普森在新左派内部的政治对手。而汤普森决心推翻的“奈恩—安德森命题”也的确是对英国历史的一系列主张。但奈恩—安德森命题的初衷是解释当代英国社会，从而使英国左翼有可能获得一个连贯的策略。安德森以“当前危机的根源”来命名他和奈恩的观点表述不是没有原因的。[3]
　　汤普森是不是把《独特性》放错了地方？这篇文章如果放在，好比说，他1991年结集成册的研究18、19世纪英国历史的学术文集《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中，是不是就不会那么不协调？我们有理由否定这样的判断。先把主题问题放一边的话，我们便会发现，《独特性》的“语气”让人回想起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政治论战。[4]站在今天远远地回头凝视《独特性》，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1965年的时候，这篇文章的存在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历史片段，它是作为一次猛烈的政治攻击出现的，其目标是佩里·安德森，以及《新左派评论》围绕着他的那个圈子。仅仅将《独特性》当作学术史的一部分，势必会忽视这一文本所产生的某些最为重要的影响。
　　也因此，《独特性》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自相矛盾的文本。它的主题大体上似乎与当代英国和当代左翼没有关联，但它的语气却有着急迫的论战性，并且至少在它的早期读者看来，它是对左翼中一部分人的咄咄逼人的攻击。《独特性》缺少对当代的聚焦，也不像《革命》这种新左派时期的汤普森的文章那样拥有规划详尽的细节，也没有《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那种相对克制的，近乎学术化的语调。如果说《独特性》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中显得格格不入的话，那它在《共有的习惯》中同样也会引人侧目。
　　无论我们如何地聚精会神，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凭借文本细读来解释《独特性》的这一谜题。要想理解汤普森此文中的悖论，我们必须首先处理1960年代前期汤普森生活中的悖论。

来自圣潘克拉斯的视角


　　1959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夜晚，爱德华·汤普森在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大厅向500名新左派支持者发表讲话。汤普森是此次集会上的六位发言者之一，这次集会的目的是推动发行《新左派评论》，这是一份双月刊杂志，由两份较小的杂志《新理性者》及《大学和左派评论》合并而成。汤普森的圣潘克拉斯演讲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新左派的潜能以及对决定性地改变英国社会的可能性的乐观态度。当晚的另一位演讲者雷蒙·威廉斯，后来略带揶揄地回忆起汤普森的野心之大：

　　爱德华·汤普森……是以一场全新的大众运动的视角来发表讲话的，他认为这场运动将会彻底改变或者取代现有的工党。我说，抱着这样的希望是不错，但此后十年里如果能有二三十本关于当代英国的社会主义书籍，我就非常心满意足了。[5]

　　我们可以认为，汤普森有充分的理由在圣潘克拉斯流露出乐观的情绪。1956年时，英国共产党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和入侵匈牙利等事件受到震动。而为了回应党将他们停职的举动，汤普森和好友约翰·萨维尔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一场新的、“超越党派界限的思想运动”。[6]仅仅三年之后，这一愿望似乎实现了。《大学和左派评论》的支持者们于1956年成立了伦敦左派俱乐部，随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许多个左派俱乐部，《新左派评论》被当作这些左派俱乐部的喉舌和组织工具。[7]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大厅之夜前的三个月，左派俱乐部在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委员会，以帮助他们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政治运动。这些俱乐部的力量在1958年举行核裁军运动时已经得到过集中。汤普森和许多后来参加了圣潘克拉斯集会的人一起，参与到1958年和1959年从伦敦直到核研究基地奥尔德玛斯顿的浩大游行当中。
　　等到圣潘克拉斯集会的时候，新左派甚至已经参与到竞选活动之中。全国俱乐部委员会下属的法夫社会主义联盟，在1959年的大选中推举少数派领袖劳伦斯·戴利（Lawrence Daly）作为西法夫郡的候选人。戴利令竞选专家们大跌眼镜地赢得了近5000张选票，这足以让他击败共产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新左派似乎眼看就要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彼得·塞奇威克这样描述1960年代初地处伦敦苏荷区的熙熙攘攘的运动总部：

　　这栋建筑……距离马克思在苏荷区的旧居仅一射之地，它的各个楼层都服务于新左派文化机构的形形色色的功能；它的地下室叫做党派咖啡馆，是“伦敦的左翼咖啡馆”……既是一间餐厅，也是诗歌和民谣的胜地；一楼最初用于总部对第一次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的疯狂宣传，后来成了一间奇怪的小社会主义图书馆……这里举行过多次会议和至少一次展览（一堆来自1930年代的零碎和纪念品）。最上面的一层是编辑部兼行政办公室，用于管理出版和组织活动。[8]

不满的汤普森


　　除去1950年代末的成功和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大厅的豪言壮语，汤普森对新左派的态度远没有那般明朗乐观。圣潘克拉斯的听众中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就在两周前，汤普森写信给新左派编委会候任主席萨维尔说，这个运动注定要完蛋。[9]尽管他曾经是合并《新理性者》和《大学和左派评论》的倡导者，但对《大学和左派评论》圈子的不信任一直折磨着汤普森。这个圈子里大部分是来自伦敦和牛津的年轻人，他们缺少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关于大萧条以及“二战”的记忆。[10]
　　汤普森早在1958年的时候就曾担心，他所定义的向“英雄的十年”寻求灵感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政治会在新左派内部被边缘化。到1959年末，汤普森开始担心为《新左派评论》建立的伦敦基地将会孤立那些曾在《新理性者》编委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北方人。汤普森的忧虑很快集中到了新杂志年轻的候任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身上，对此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这样描述：

　　汤普森从一开始就用带着强烈批评的、有时是愤怒之情的信件围攻霍尔……霍尔的任务由于汤普森不断的施压和批评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他（汤普森）显然十分沮丧，因为看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被别人掌控着。[11]

教材


　　非常讽刺地是，斯图亚特·霍尔恰恰是在自己最为激烈的批评者拒绝担任《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之后才被选上的。汤普森之所以不乐意搬去伦敦并接手一份实际上是全职的职位，是因为他在新左派之外另有一种生活，另有一类职责。
　　自1948年起，汤普森就作为隶属于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名家庭教师受聘于利兹大学校外部。1959年后期，汤普森与维克托·格兰茨出版社签订合同，为预科生、本科生和校外生编写一部关于19世纪劳工历史的教材。汤普森已经做了一些“教材”需要完成的研究，他为当年的学生准备的历史课程大纲看起来很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最终的目录页。[12]
　　如果说汤普森拒绝《新左派评论》编辑一职令他的伦敦和牛津剑桥的同志们吃惊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把汤普森看作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辩论家，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甚至1959年时的汤普森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共产党员生涯中，历史学家小组曾兴盛一时，但他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更喜欢与诗人和小说家在一起。[13]他仍然怀抱做一个诗人的理想，并且1959年在西赖丁地区授课时还是教授文学和教授历史一样多。汤普森把这次教材编写当作一个缓解经济压力的机会和一次教学实践，但不是对史学研究领域的介入。在1976年一次访谈中，他把经济上的动机解释得很清楚：

　　如果告诉你真相，你会大吃一惊的：我同意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因为当时我手头很拮据，而一家出版商想要一部关于1832年到1945年英国工人运动的教科书。[14]

　　有一点很重要，汤普森的这份意外收获得来全靠约翰·萨维尔，他是最初被邀请写这部教材的人，也是他推荐了汤普森（为维克托·格兰茨出版社接触萨维尔的是阿萨·布里格斯，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汤普森）。[15]

春风得意


　　1960年一整年里，《新左派评论》以及由它所确立的运动似乎在不断壮大。这份新杂志很快就拥有近一万的订阅人数。到10月的时候，全国俱乐部委员会记录的俱乐部数量达到了45家，人数共计3000人。[16]新左派书局在6月发行了杂志的第一卷，即文集《摆脱冷漠》，向更多的读者介绍斯图亚特·霍尔、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汤普森的文章。核裁军运动持续壮大，并且赢得了工会运动不断增长的支持。1960年在斯卡布罗召开的工党年度大会投票支持单边核裁军的政策，着实给时任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带来一场挫折。[17]新左派的成员们非常认真地认为工党的领导层无关紧要，就连谨慎的雷蒙·威廉斯都觉得核裁军运动“在此之前已经办妥了一切”。[18]
　　汤普森在1960年一整年里都忙于左派俱乐部的大小会议，为《新左派评论》写稿，和在核裁军示威活动中演讲。政治活动与为格兰茨的教材所做的研究是相互平衡的。
　　就像对威廉·莫里斯的研究一样——它起初是一篇文章，最后成了一本900页的书——汤普森教材的导论章越写越长，到最后出版商们觉得1790年到1832年须得单独设为一卷才行。不过，汤普森的抱负毫无疑问主要还是在新左派身上。汤普森在《摆脱冷漠》中最受关注的文章是《革命》，他还写过一篇后续文章《再度革命：否则就闭上你的耳朵跑吧！》（‘Revolution Again：Or, Shut Your Ears and Run！’）。在这篇文章中，汤普森沿用了一年前在圣潘克拉斯的兴奋语气来为1960年作总结。他描述了一场“大众斗争”，它正在开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英国道路：

　　这场斗争的第一阶段始于奥尔德玛斯顿，并在斯卡布罗的胜利中达到顶峰。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这一年的斗争将比我们15年来所见过的都更为激烈。[19]

　　《再度革命》的极度乐观主义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6月，也就是《摆脱冷漠》出版前一个月左右，汤普森已经兑现了自己的话，从新左派理事会辞职了。汤普森习惯了和他在《新理性者》的编辑搭档，性格宽容、有耐性的萨维尔共事，庞杂的《新左派评论》理事会只会令他感到沮丧。他极度敌视斯图亚特·霍尔，甚至还和萨维尔发生过一番争吵，他认为萨维尔私下里对《大学和左派评论》的人抱有同情。[20]汤普森后来经劝说还是回归了理事会，但他的不愉快是明摆着的。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这样描述汤普森的某些沮丧之情：

　　在汤普森看来，这份杂志编辑得很糟糕，而且漫无目的。霍尔和（新左派的行政主管）珍妮特·哈泽的抱怨说明他们过度敏感且在组织办公室工作方面很无能。新左派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伦敦的许多成员把争执不下当作一种美德。杂志显得过于折衷，且过于受文化的和社会学的潮流的支配……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是典型的夸大其词。[21]

　　汤普森对新左派进展的不满并不是什么特例。即使是在取得了很多成功的1960年，紧张和纷争也遍布于运动内部。例如，第一期《新左派评论》就无法广泛满足各方不同的期待。杂志光鲜的纸张就足以冒犯“消费资本主义”的敌人们，而汤普森和其他《新理性者》的成员们则指责杂志的版面设计与《大学和左派评论》相似。俱乐部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抱怨说，霍尔的杂志太过“抽象”和“理论”，无法满足普通成员的兴趣要求。受托洛茨基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影响的新左派成员们用“折衷主义”、“暧昧”这些字眼来批评霍尔。[22]新左派的这些内部矛盾，将在遭遇政治上的低迷时纷纷浮出水面。

烈日当头


　　1961年对新左派而言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曾经将新左派不同力量团结到一起的核裁军运动遭遇了沉重打击，这一年的工党年度大会投票撤销支持单边核裁军的决议。与工党这一决定同步的，是国际社会达成的终止核试验的协议。该协议安抚了许多核裁军运动的成员，却显示出汤普森在奥尔德玛斯顿游行队伍中欢呼的那种激进倾向的局限性。核裁军运动的成员和活动的数量下降了，与此同时，左派俱乐部会议的出席人数也减少了。一些俱乐部彻底消失了，另一些则变回了旧时模样。《新左派评论》的发行量明显缩水。
　　丧失1960年的好势头，这一点暴露了新左派财务和政治基础的薄弱。到1961年底，新左派书局雄心勃勃的计划已经因为资金短缺而停滞，党派咖啡馆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债务危机，《新左派评论》也在亏本经营。1961年6月，俱乐部代表、编委会和《新左派评论》的员工们在斯托克波特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的政治分歧也在此显露了出来。用汤普森的话说，这次集会成了“自我批评和相互揭短的论坛”。[23]
　　这次会议上的一连串控诉表明，新左派缺乏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凝聚力。最重要的控诉可能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代表，他们指责《新左派评论》一直忽视他们的兴趣和活动，并描述了成员和出席人数的减少情况，同时警告说这场运动正面临消亡的威胁。到斯托克波特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俱乐部委员会已经停止运作，留下一个个分支各自孤立，随波逐流。
　　约翰·萨维尔在斯托克波特会议的余波中辞去了新左派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其他理事会成员也紧随其后递交辞呈。为了挽救自己倾注心血推动的这项运动，汤普森接手了主席一职。而斯图亚特·霍尔则在这一年年底以疲惫抑郁为由辞去了编辑职务，这或许并非巧合。[24]
　　取代霍尔的是三位出身于《大学和左派评论》的年轻人：佩里·安德森、丹尼尔·巴特（Daniel Butt）和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当他们发行自己的第一期杂志时，这一期已经延期了五个月，超过预算1000英镑，且超出预期篇幅一倍。1962年3月，巴特和塞缪尔迫于理事会的怒责而辞职。汤普森视安德森如自己的门徒，劝说他不要效仿他那两位朋友。两人甚至在1962年底的数周里共用一间公寓，当时汤普森正整日埋首于国家图书馆，疯狂地为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做准备。[25]
　　到1962年底，安德森已经组建了一个新的编辑团队，招募的是他的同辈人汤姆·奈恩和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如果说“菜鸟编辑”承受的压力比一年前霍尔承受的要小的话，那是因为《新左派评论》已经失去了大批的老顾客。订阅数已经降到了3000，还不到1960年后期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左派俱乐部都死气沉沉，一些俱乐部已经正式解散了。1963年时，许多昔日的成员在工党那里找到了更有希望的前景。此时的工党正将盖茨克尔的内斗抛诸身后，团结在哈罗德·威尔逊身边，这个领导人相对年轻的年纪，听起来偏左的言辞，以及对“现代化”的介入，都非常吸引那些参加过奥尔德玛斯顿游行的资深斗士。[26]
　　在销售量暴跌和失去有组织的基层支持的情况下，只有安德森的慷慨解囊能够让《新左派评论》活下去。1962年底，这位编辑花了9000英镑来解决新左派理事会的债务问题，作为回报，他得以执掌该组织在苏荷区的总部。安德森意图在知识和财务两方面扩展他的控制权，而他的编辑决策也越来越让汤普森和理事会的其他成员感到不满。中年时的安德森坦言，他对年轻的编辑团队和年长的理事会成员之间交流不畅负有一定的责任。安德森承认用了一种“他们和我们”的态度来对待《新理性者》的那些年长的一代人。他回忆道：

　　爱德华仿佛不是比我们大了一代，而是两代……他的长相助长了这一错觉……这也是事态使然吧，在当时哪怕再细微的年龄差异都格外的显眼。[27]

　　此后不久，代际的差异就点燃了关于《新左派评论》内容的争议。安德森及编委会拒绝了汤普森写给杂志的一篇关于英国参与欧共体问题的文章，这激怒了汤普森。对于新左派的两代人，或彼得·塞奇威克命名的“旧新左派”和“新新左派”而言，欧洲一体化问题此时是，并将一直是根导火索。[28]
　　汤普森还对安德森坐拥新左派资产所有权感到愤怒。他要求获得多余的新左派办公室的一部分租金收入，但显然并不存在这份租金收入，因此也不可能得到。此外雷蒙·威廉斯和其他朋友不得不去劝说汤普森放弃采用法律手段从安德森手中夺回《新左派评论》版权的想法。[29]

《我们如今身在何方？》


　　1963年4月，距离激动人心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大厅之夜不到三年半，汤普森出席了另一场会议。这次会议持续了两天时间，规模虽小但很激烈。在这次会议上，《新左派评论》的前景按照安德森的意愿确定了下来。[30]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汤普森将他的沮丧之情倾注于一篇15000字的备忘录中，取名为《我们如今身在何方？》（‘Where Are We Now？’）。1973年时汤普森回顾了这篇文字的缘起。在与安德森进行了“不止一轮激烈争论”——其中包括“一次漫长的街头争论”——之后，汤普森作出了“姗姗来迟的”决定，在整个新左派理事会内部进行一次公开辩论：

　　我直接在老复印机上敲下了20到30页的备忘录……
　　在随后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会议士气低落，出席情况惨淡，其间我们最终放弃了《新左派评论》——佩里根本不想参与到任何理论要点的讨论当中去。但其中的一些要点——包括批评萨特对法侬的观点——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31]

　　在《我们如今身在何方？》的开头，汤普森提请新左派理事会成员们在考虑到其成文之急促的前提下，原谅他任何的“松散”和“啰嗦”。其实汤普森无需致歉，《我们如今身在何方？》是篇一气呵成的文章，虽没有出版，却仍是汤普森经典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笔。汤普森的此番激辩预示了后续诸多文章中一些最为重要的段落，如《英国人的独特性》《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理论的贫困》以及同样没有出版的《印度六周》（‘Six Weeks in India’）。
　　汤普森在《我们如今身在何方？》的开头质问了“知识性的工作”的概念，安德森曾用这一概念来论证《新左派评论》的新方向。汤普森承认，新左派作为一场大规模运动已经衰落了，这使得知识性的工作变得非常重要，但他坚持认为，认真的反思并不需要“言辞激烈地拒绝过去”。他指责安德森的新《新左派评论》是“脱离旧旨，另起炉灶”。[32]
　　汤普森对新团队大力支持的“国际主义”同样不感兴趣。他认为《新理性者》和《大学和左派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国际话语的组成部分”。这种话语是英国和世界的双向交流，而汤普森担心国际主义在安德森及其团队那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警告说，安德森的国际主义存在着“让钦佩别人的榜样变成从知识上在他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危险。[33]
　　汤普森把安德森的门徒基思·布坎南（Keith Buchanan）为《新左派评论》写的论第三世界的文章当作靶子，提出了一系列的强烈批评。他质疑布坎南的论点，即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国家”正在成为独立于第一世界和苏联阵营的政治力量。
　　汤普森同样反对布坎南认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对第三世界受到的压迫负有责任的观点。他警告说，他在萨特为弗兰兹·法侬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写的引言中同样发现了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可能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种族主义”转向其反面，即“反对白人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34]汤普森甚至指责他的老同志C.赖特·米尔斯对古巴革命的研究过于纵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他在对萨特的攻击中使用了许多将来会在《理论的贫困》中扬名的“恐法症”式的修辞和意象：

　　我仍然对萨特为法侬的书写的前言感到愤怒。在这些文字里，萨特优雅地书写着欧洲人的自恋，他自己的圈子仿佛是终极的存在。如果巴黎是唯一一个不停谈论自己的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圈子？如何看待它内向性的知识生活？如何看待它意味深长的缺乏责任感？……如何看待它对革命剧本的情感寄生，如何看待它新索雷尔式的暴力神话？如何看待它痴迷于为知识分子做大量辩解的行为？[35]

　　法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也或许是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汤普森的著作中：

　　法国人对全球普遍化的热情促进了其理论的非本国化的、世界主义的特点；而经验主义的传统则倾向于逃避理论和孤立地抵抗。然而我想知道，这个团队对经验主义的长处了解多少呢？[36]

　　为了反对布坎南和萨特，汤普森发展出一种关于去殖民化的新解释，这在汤普森的著作中是非常罕见的。去殖民化是“二战”后数十年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汤普森认为它有着不同的形式，且往往取决于第一世界反殖民主义情绪的增长，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汤普森用大量细致的文字，加上自传式的旁白，探讨了印度的独立道路。他认为，像他父亲这样的英国人为尼赫鲁和甘地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汤普森断言，在英国左翼和工人运动中存在着反帝国主义的“少数派传统”。在很多几乎不用修改就能直接放进《英国人的独特性》的句子中，汤普森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反帝国主义传统铺平了道路。他也因此愤怒地驳斥了安德森等人提出的英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
　　《我们如今身在何方？》的最后几页文字带有请辞的意味，这也使得汤普森后来的一些说法存在疑问。他后来提到自己是被迫离开新左派理事会的，并且被禁止参与《新左派评论》的事务。从汤普森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它产生于安德森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官僚政变”，甚至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以《新左派评论》现在的立场，我不会再对它有多少兴趣了。我祝愿它健康、持久……（但是）……许多最初创建新左派的老同志的的确确受到了抵制……社会主义传统显然不应该被简化为一部三代人的小说，以一个维多利亚版的弑父故事来作结。[37]

　　但正如汤普森后来痛苦地指出的，《我们如今身在何方？》不同寻常的诉求并没有打动安德森，他利用4月6日和7日的会议来迫使新左派理事会解散。7日下午，落败的理事会成员们一同前往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马里昂·科扎克（Marion Kozak）的家，他们“在周日的阳光下吃着腌烤羊肉串”，计划着办一份新的杂志来继续“《新左派评论》一号”（‘New Left Review mark I’）的工作，尽管只能是在更小的范围内。[38]对汤普森来说，三年半之前圣潘克拉斯那个欢欣鼓舞的寒冬之夜似乎已是一场遥远的记忆。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为我们速写了这场失利的余波：

　　一天，劳伦斯·戴利造访了汤普森在哈里法克斯的家，当时我也在场……他们谈到新左派的破裂，谈到他们是如何期望一场迥然不同的、更为广泛的运动……爱德华目光低垂，头侧向一边，说，一个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当时很害羞，不敢问他指的是什么。他对着地板说：“我们失败了。”[39]

“行行好，让我们从你这儿得到些什么吧。”


　　新左派理事会令人伤感的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两周后，拉尔夫·米利班德传阅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描述了创办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年刊”的计划。在随备忘录一起寄给约翰·萨维尔的一封信中，米利班德表示他“和《新左派评论》一刀两断了，这样挺好”。[40]米利班德还告诉萨维尔，他和汤普森进行了一次电话交流，但那位《新理性者》的老合作编辑拒绝了共同负责新年刊的邀请。
　　米利班德的遗孀马里昂·科扎克在关于《社会主义年鉴》早期岁月的回忆录中宣称，汤普森拒绝合作编辑职务是因为他与米利班德和萨维尔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然而，汤普森缺乏热情的原因似乎不止于此。第一代新左派的瓦解和与安德森等人关系的破裂沉重打击了汤普森。米利班德对萨维尔说，汤普森“目前的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也暗示说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41]
　　与米利班德通话后不久，汤普森给两位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拒绝共同编辑新的“社会主义年刊”的原因。汤普森在信的开头解释说，他正集中精力准备出版他已拖延许久的历史著作。汤普森的学术热情似乎与他对政治的厌倦密切相关：

　　现在有一个秋季出版的机会，我希望它能出版，这样我就可以被看作一个历史学家，而不仅仅是我现在的角色——新左派的破坏者。[42]

　　但汤普森的理由显然更为复杂，因为他又提议说，应当重新召集《新理性者》的编委会，并计划在1964年重建这份杂志。汤普森想把《新理性者》变成季刊，并说他已经和前编委会成员肯·亚历山大（Ken Alexander）谈过，后者非常支持重建杂志。“我已经习惯于有杂志了，”汤普森解释道，“很难想象没有一份杂志来作为基础。”[43]
　　萨维尔和米利班德对复兴《新理性者》没什么热情。萨维尔写信告诉汤普森，他“没兴趣再去开更多的编委会议了”。但汤普森没有气馁，他在3月25日——也就是他和米利班德电话交谈后一周多的时候——给萨维尔写了一封长信，兴奋地讲述了他复兴《新理性者》计划的更多细节。汤普森希望老编委会尽快在谢菲尔德会面。他已经和一些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并且相信他们会参与到杂志中来。他们还可以从安德森的圈子那儿把《大学和左派评论》的“老编辑”斯图亚特·霍尔争取过来。[44]
　　汤普森在同一天里也写信给米利班德，将他的许多建议重复了一遍。但在信的最后，他再次声明自己“太忙了”，无法参与他们二人的新杂志。[45]在3月的末尾，萨维尔再次写信告诉汤普森，他觉得复兴《新理性者》不切实际。萨维尔带着厌倦之情提醒汤普森，“交谈的园地”是不可能变成一份新季刊的。[46]米利班德对汤普森的建议同样表示怀疑，他在3月24日写信对萨维尔说：“爱德华可能要更加失望了。很显然，我们得放下他继续前行了。”[47]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找到证据表明汤普森曾成功地重新召集《新理性者》的老编委会成员。
　　米利班德和萨维尔或许觉得汤普森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对话者，但他们非常尊敬他的学识和著作，并且依然希望汤普森为他们第一期“社会主义年刊”撰稿，这份杂志后来很快更名为《社会主义年鉴》。但5月的时候，萨维尔告诉米利班德，汤普森不愿意为杂志撰稿，他能立即提供的素材只有一份卢德党人的档案集，这是他在为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做的研究中获得的。“我对卢德党人的档案可没兴趣。”萨维尔对米利班德说。[48]
　　米利班德亲自请求汤普森为C.赖特·米尔斯的遗作，文集《权力与政治》（Power and Politics）写评论。然而8月末的时候，他不得不告诉萨维尔，汤普森拒绝了这个任务，其“荒唐的”理由是“此人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49]当萨维尔建议他们的新杂志应该评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米利班德的回答就透着一股恼怒了：

　　我本应非常乐意……有文章来评论汤普森的书……不过还是你去和他交涉吧，我认为从他的第一封信开始他就明显不够友善……是他拒绝评论米尔斯的文章在先的，这让我非常恼火。[50]

　　不过，汤普森在10月初的时候主动写信给米利班德，询问杂志是否对他的一些“有关阶级定义的笔记”感兴趣。[51]汤普森解释说，他想将阶级的“历史的”定义同“社会学的”定义区分开来，并“挑战过于僵化的当代公式”。他设想他的这些“笔记”中将会包含对米尔斯的讨论。米利班德告诉萨维尔说：“我觉得爱德华现在更要为没有执掌杂志而懊恼了。”[52]
　　11月17日，汤普森给米利班德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努力讲解他能够为《社会主义年鉴》写的东西。他说他花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在历史学术研究上：

　　我非常专注于历史……1956年以来我都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历史研究，这两年左右我一直在疯狂追赶。[53]

　　汤普森表示，他之所以不想写关于米尔斯的文章，正是因为沉浸在历史研究当中。（汤普森的这一解释没有说服力，因为实际上就在拒绝了米利班德的请求后不久，他就为《和平新闻》杂志写了米尔斯遗作的书评。）汤普森解释道，写一篇论阶级的文章的想法来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未完成的某些任务：

　　这本书越写越长，也变得越来越自命不凡。在完稿之际，我告诉自己（当时的我正处于每次完成一件大事之后长达5个星期的欣喜当中，这份欣喜之后往往是长达5年或15年的恶心），我实际上说出了一些关于阶级的普遍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关于1790年到1832年的英国的东西。事实上我写了一篇导读来介绍这一观点，并且表达了对社会学家们的蔑视，不管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现在我觉得我必须坚守阵地，在它周围设置些理论屏障来阻挡这些家伙。[54]

　　汤普森还概述了他想写一篇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章的计划：

　　我想尝试的是对以下几种加以区分：作为一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自足的理论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它自身内部包含了自我修正和自我验证的方法；以及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我反对的是前两者。[55]

　　不过，在信的结尾，汤普森似乎又再次收回了他的善意：

　　很抱歉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没法告诉你，我会给你哪篇文章，甚或是你到底能不能拿到一篇文章。[56]

　　在与米利班德多次讨论后，萨维尔写信告诉汤普森，即将出版的这一期杂志版面很有限，而且一篇论阶级的文章也和主题不太匹配。[57]不过汤普森的另一个建议“将会非常适合我们的英国版块”。[58]米利班德和萨维尔为汤普森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章留出了几页版面，汤普森也显然是计划要在11月第二周到访伦敦时把文章交给米利班德的。然而11月11日，汤普森不得不给米利班德写了一封道歉信：

　　恐怕我只能空着手来伦敦了……我在草稿上写了不下十几个开头，和一些素材，但就是没能真正把稿子写出来。[59]

　　汤普森的确寄了一份手稿给米利班德，但并不是这位饱受折磨的朋友所期待的：

　　我附上了我抽屉里仅有的已经完成的东西，我四五年前写的一个小说。不过它很微不足道。总之，你要的不是小说。如果你要小说的话，你能得到更好的，比如，从多丽丝（莱辛）那里。[60]

　　汤普森的小说名叫《卡西诺》（‘Cassino’），很可能与他“在1947年到1948年间”曾试着写的一篇讲述他在著名的意大利卡西诺战役中的经历的小说有关系。[61]这篇小说的片段后来以《卡西诺序曲》（‘Overture to Cassino’）为题发表在汤普森1985年的政治与文学著作集《沉重的舞者》（The Heavy Dancers）的英国版中。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编辑，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将这样一个故事融入到首期《社会主义年鉴》的“英国版块”之中。米利班德对这份供稿的反应表现得相当克制：

　　我对《卡西诺》的唯一的批评是它可能过于说教了。但把它放在《年鉴》上还是太不协调了，它是仅有的一篇想象类作品。[62]

　　考虑到杂志上留着空缺，米利班德敦促汤普森转攻另一个主题：

　　不如我们把年代向前延伸，来谈一谈1814年。选择一些话题或事件，发生在那一年或那一年前后的……行行好，让我们从你这儿得到些什么吧。[63]

　　米利班德就像一个导师，拼命想给聪明但却顽固的学生找个容易的论题。不幸的是，汤普森丝毫没有表现出愿意接受这些新的建议。“要我说，那些玩失踪的作者都是混蛋。”这是米利班德在11月底写信给萨维尔时说的，当时已经确定，首期《社会主义年鉴》将不会有汤普森的文章了。[64]

特殊的同志们？


　　或许我们应该原谅1963年时汤普森对提供材料给拉尔夫·米利班德和约翰·萨维尔感到矛盾。在《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一封公开信》中，汤普森称《社会主义年鉴》是“直接延续旧新左派道路的最后幸存者”。的确，在那个4月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构想《社会主义年鉴》的小团体成员们，无不承认1956年对他们思想的深远影响。汤普森、萨维尔、劳伦斯·戴利、拉尔夫·米利班德和马里昂·科扎克，这些人都团结到一起反对“《新左派评论》二号”政治上的摇摆。
　　但是汤普森错误地把《社会主义年鉴》当作他所认同的政治的化身，那是他通过《新理性者》和“第一代新左派”所认同的政治。汤普森和他的亲密同志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到1963年变得明显起来。
　　汤普森与米利班德的差异尤其鲜明。米利班德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都市知识分子，操用法语和英语一样驾轻就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科学，尽管不够完整且应有所限定。他还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模糊的”概念深表怀疑。当萨维尔建议首期《社会主义年鉴》应包含“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的内容”时，米利班德的回答十分明确：

　　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这么多年来我不记得关于它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的异议不是美学上的，而是知识和实践上的。[65]

　　编辑们最终的“妥协”是印发了唐纳德·C.霍奇斯（Donald C.Hodges）的一篇辛辣的评论，对象是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基础》（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66]第一期杂志中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些都是汤普森不感兴趣的。萨维尔一直想找人评论萨特的新书《辩证理性批判》，似乎忽略了汤普森在《我们如今身在何方？》中对“存在主义的巴黎”的强烈反对。或许更糟的是，米利班德和萨维尔邀请了安德森的一位编委成员汤姆·奈恩来为《年鉴》的创刊号写一篇关于“《新政治家》的政治”的批评文章。[67]

两个惊喜


　　1963年底的汤普森正处于政治上的最低点，但同时也迎来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第一场伟大胜利。《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头版发表评论祝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简称《形成》）的出版。八年前，同样是这家媒体，却是在副页上用恶毒攻击来迎接汤普森论威廉·莫里斯的书。[68]这次的赞许对《形成》的热销帮助很大，并且促生了学术和非学术刊物上的一系列评论，其中绝大部分都对这本书表示支持。
　　《形成》令汤普森在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界一夜成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比喻是如同航天火箭升空——并且被考文垂郊区新成立的华威大学聘请为社会历史学讲师。[69]1965年初就任该职位后，汤普森吸引了一群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他们渴望与《形成》的作者合作。[70]佩里·安德森注意到了南迁给汤普森带来的一些环境上的变化：

　　在约克郡，（汤普森）住在一所四面透风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它坐落在哈里法克斯荒凉的暗红色街道上，身处工业革命的冰冷沉渣当中。在伍斯特郡，他的家是位于地势起伏的乡村中的一所乔治亚风格的宅邸，它曾是一位主教的庄园。雷蒙·威廉斯拿汤普森的迁居……偷偷开了个玩笑，说这是“乡村别墅马克思主义”。[71]

　　1964年初，汤普森收到了另一份“惊喜”，不过这一次远没有那么令人高兴。《新左派评论》的1月/2月期发表了安德森的一篇长文，题为《当前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了与《形成》旗鼓相当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经典左翼研究。《当前危机的根源》使得所谓的“奈恩—安德森命题”首度出现在英语世界中，并宣告了安德森对《新左派评论》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旧新左派运动结束后“始终在努力寻找方向”。
　　安德森成为《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很大程度上是汤普森自己的功劳，他曾把这位年轻的学者视作1956年的火焰和旧新左派运动的守护者。安德森编辑工作上的反复无常和官僚做法令汤普森先是失望，继而感到愤怒，就像在《我们如今身在何方？》中大肆流露的那样。但即使是在经历了苦涩的1963年之后，汤普森依然并不希望与“《新左派评论》二号”完全一刀两断，或者把安德森当作彻头彻尾的敌人。在1963年末为赖特·米尔斯写的挽词中，汤普森表示对杂志的未来并不确定：

　　这个曾经自称为“新左派”的运动，如今在这个国家里已经自我瓦解了……这份背负着“新左派”之名的《评论》将会履行什么样的目标，还有待观察。[72]

　　现在，随着《当前危机的根源》的出现，未来的样子已经很清楚了，而这显然不是汤普森乐意看到的样子。这篇文章对英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政治传统的蔑视不可能不激怒《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在1992年的文字中，安德森自己也意识到他和奈恩在1964年制造了多大的挑衅：

　　我们不明智地宣称，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传统迄今为止在英国一直相对薄弱，而我们也一直在求助于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范畴。这种侮辱性的判断显然是激怒汤普森的直接原因。[73]

　　安德森塑造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先锋，并小心翼翼地将其与工人阶级和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经验和政治惯例分离开来。安德森此举意在纠正英国社会和英国左翼之弊病，而当他面对旧新左派的实践时，这种纠正自然一触即发。奈恩随后发表在3月/4月期《新左派评论》上的《形成》的书评，加剧了《当前危机的根源》的侮辱。[74]尽管奈恩对汤普森的学术修养表示了尊敬，但他觉得必须得重申许多关于英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传统的概括，正是这些概括使得《当前危机的根源》如此地具有挑衅性。
　　1964年年中，第一期《社会主义年鉴》问世。汤普森肯定不会对这份旧新左派的“最后幸存者”的内容感到满意。这期杂志由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对中国革命的一篇同情性的分析主导，也包含了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霍奇斯的一篇攻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汤普森不会喜欢多伊彻和霍奇斯文章的语气，同时他也肯定注意到了，《当前危机的根源》深深地受到了曼德尔发表在《新左派评论》1963年11月/12月期上的比利时历史研究的影响。[75]而当约翰·萨维尔忘了及时给汤普森寄去一本《社会主义年鉴》时，侮辱就上升为伤害了。米利班德在一封信中讲到了这次误会：

　　我见到爱德华的时候……他对没有收到一份（《社会主义年鉴》）感到恼火。我告诉他你寄给他的那一份正在路上……要是没给他寄一份，那就太可怕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76]

第二次，会有好运吗？


　　尽管汤普森令萨维尔和米利班德感到失望，但他们还是盼望他能够为杂志的第二期撰文。他们都很尊重汤普森的学识，而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成功很可能让他们忽略了1963年的挫败。在1964年2月下旬，米利班德写信告诉萨维尔，汤普森已经提议另写一篇关于阶级的文章。“从他的书的引言来看，这是他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米利班德写道。[77]
　　3月1日，萨维尔写信告诉米利班德，他将于“这周末在利兹”见到汤普森。萨维尔向米利班德保证会和汤普森谈一谈“他承诺要写的东西”。[78]3月9日，萨维尔给汤普森寄去一封信，内容是讨论《年鉴》的第一期，和预测杂志的未来。或许是有感于汤普森对历史的专注，以及《形成》的成功，萨维尔提出，《年鉴》所代表的“知识活动”保持了1956年时汤普森努力发掘的新左派精神。萨维尔描述了发展这份杂志的重要性，并且谈到了设立一个“新社会主义图书馆”来补贴杂志的可能性。
　　8月末的时候，萨维尔兴奋地写信与米利班德谈论即将发行的第二期《年鉴》。他激动地写道：“我们真的会有这样一份名单：多伊彻、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迈克尔·富特、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更不用说卢卡奇了。”[79]然而，汤普森再一次证明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供稿人。11月底，米利班德满怀焦虑地写信给萨维尔，说起汤普森对交稿期限的反感。米利班德担心自己会在第二期交付印刷的前一晚“在凌晨3点的国王十字火车站等待他的几页手稿”。[80]萨维尔表示他不会对汤普森的截稿期限让步，他告诉米利班德：“我过去已经受够他了。”[81]12月9日，萨维尔如释重负地给米利班德写了一封信：

　　爱德华匆匆忙忙地给我写了几行信，说他正在写，不过内容变成了一种评论？争辩？反正是讨论佩里·安德森全面考察英国政治传统的过程中所写的一些东西。我得加一句，这挺让我高兴的，因为当爱德华的写作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时候，他能做到最好。[82]

　　萨维尔的消息似乎没法让米利班德高兴，他当即回复道：

　　你说的爱德华的事让我非常担忧。我一点也不觉得像《年鉴》这样的刊物需要一篇高度论辩性的文章。[83]

　　米利班德担心汤普森文章可能的基调和内容，但这份忧虑似乎被另一种担忧抵消了，那就是汤普森可能再次一个字也交不出来。1月21日，他告诉萨维尔，汤普森答应在几天内寄来一份手稿。四天后，米利班德还在等待汤普森，虽然他在这天上午收到了一张汤普森寄来的明信片，上面说他已经接近完工。[84]萨维尔的回复是：“我对爱德华越来越恼火了。”[85]汤普森的手稿最终到达的时间似乎是1月底或2月初。

解读《独特性》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汤普森最后寄给萨维尔和米利班德的文章呢？[86]《英国人的独特性》开篇即通过简短但尖刻的文字将“安德森同志”对《新左派评论》的改造总结为“冷酷无情的现代化”，并称安德森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比钦博士[87]”。[88]汤普森宣称，安德森接手杂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足够检验“‘新’新左派的普遍倾向”。任何人读到这些话，一定都会以为汤普森将要开始审查杂志的作者们以及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但汤普森接下来却开始了一番对“奈恩—安德森命题”的细致的批判研究。汤普森完全没有理会《新左派评论》对威尔逊时期的英国政治的分析，以及对第三世界众多事件的丰富探讨，而后者本是《我们如今身在何方？》的一大亮点，现在却在《独特性》中付之阙如。
　　汤普森先是讽刺安德森和奈恩，说他们像勇敢的传教士探险家一样决心将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的理性意识”带回到落后的英国，带回给“震惊的土著们”。接着，汤普森对他们对英国革命的阐释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他反对奈恩和安德森提出的17世纪的英国剧变是一场虚弱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强调这场革命中包含着激进的部分，它们是汤普森早年的偶像克里斯托弗·希尔努力发掘的。
　　汤普森同样反对安德森和奈恩将英国资产阶级刻画成一个身陷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害怕面对旧封建阶级残余势力的软弱阶级。奈恩和安德森错误地认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必须来自城市。在17世纪抗争胜利之后诞生的英国资产阶级，其根基是乡村，而非工业城镇，而这一点并不妨碍它的自信和目标明确：

　　即使只是粗粗了解一下这些资源，也足以让我们丝毫不必怀疑，18世纪的乡绅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成功且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结合了农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特点。借助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读着《绅士杂志》的“城市先生”们日复一日地了解着“城镇”的事情……他们的儿子在牛津剑桥、在伦敦律师学院、在游历欧洲中城市化，女儿和太太则在伦敦的社交旺季中城市化。为了弥补乡村人的孤陋寡闻，他们把大宅子再扩大，好容纳他们扩展了的社会交往（这种社交就像是在选择城市性的样本），这也为时尚小说提供了素材。[89]

　　汤普森也不同意奈恩和安德森认为英国资产阶级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他引证的对象包括新教激进主义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对迷信教皇的蔑视，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诞生了达尔文的自然科学传统。
　　在捍卫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声誉后，汤普森将注意力转向英国工人阶级。他否认安德森和奈恩认为英国工人阶级自从宪章运动衰落之后便“不思进取”的看法。汤普森重复了《我们如今身在何方？》中的观点，认为他的论敌忽视了宪章运动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中的“激进时刻”，对这些主导了工人运动的改革潮流表现得极为高傲。[90]汤普森援引的“激进时刻”是那些众望所归的时刻——1980年代早期，当时爆发了现代工会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当时一场罢工浪潮威胁到了自由党政府；以及艾德礼政府执政的头几年，那时的历史还没有进入夺走所有激进变革希望的冷战当中。
　　汤普森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渐进主义传统和改良主义传统所做的辩护更加具有想象力：他用兔子打洞造窝来比喻许多工人更愿意改造英国社会而非拆毁之的做法。这个比喻暗示着这种行动是有目的性的，而非向奈恩和安德森分析工人运动时强调的那样充满冷漠或虚假的意识。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汤普森从历史和历史学转向了理论。他反思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安德森和奈恩之所以无法认识英国历史的多样性，是因为他们让英国历史屈从于某种图式，而激发这种图式的是法国的经验，和小部分的俄国的经验。汤普森并不否认模式对历史学家的必要性，但他认为，在模式和它所要阐释的历史现实之间必须始终存在一种“对话”：

　　（安德森和奈恩）把历史事件像外衣一样……撑开来，套在“法国大革命”这个丰满的模特儿身上，我们几乎都能听见纹理被拉伸的声音。最后，随着一些接缝处的崩开，大功告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然而，如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法国革命少一点痴迷，对英国革命多一些关注，这个模特儿恐怕就会不同了……
　　我们必须放弃任何模式吗？若如此，我们便成不了历史学家了……然而问题是，如何才能恰当地使用一种模式？没有简单的答案。即使在使用它的时候，历史学家也必须能够以一种激进的怀疑态度看待他的模式，并且对其无法归纳的证据保持开放的姿态。我们必须期待，在综合模式和经验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模式和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是最佳的状态，我们偶尔可以在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文字中看到它们。这就是认知核心中的创造性张力。没有这种辩证关系，就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增长。[91]

　　这是一段敏感的、具有提示性的文字，它让人回想起《我们如今身在何方？》里关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纪之间关系的持平之论。但是，汤普森关于“对话”的精妙论述却被他对英国之例外性的修辞所掩盖，与后者相伴的是遍布《独特性》的对安德森和奈恩的嘲讽。在《独特性》的最后几段中，这种修辞愈发变本加厉，甚至将其论敌与斯大林主义者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的作者在专注于阶级和将文化现象纳入阶级的范畴时显得非常尖锐，在忽略会激起不安的记忆的英国经验时又显得非常无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已经有人听到过这种论调，他们都已退入到一种影响深远的蒙昧状态之中。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声音——它们是对经验和质疑的攻击——1956年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坚守在复印机旁。如果到1965年的今天仍然如此，那只能说明灾难已经持续了九年。但若果然如此，若这种论调有任何可能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声音，我们当中会有人再次坚守1956年的阵地。

带给编辑们的更多麻烦


　　《英国人的独特性》让汤普森和《社会主义年鉴》的两位编辑之间产生了分歧。米利班德和萨维尔并不介意占据了这篇文章绝大部分篇幅的对英国历史的宏大视野，也并不反对汤普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书写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困扰两位编辑的是文中遍布的对佩里·安德森、汤姆·奈恩以及新版《新左派评论》的攻击。尤其让二人不安的是文章开头控诉安德森劫持了《新左派评论》，以及总结段落将安德森和他的团队与斯大林主义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正是新左派在1956年团结起来对抗的目标。他们坚持让汤普森删掉或者重写这些段落以及文中其他一些部分。但汤普森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无端攻击奈恩和安德森。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文章最后部分的重要性：

　　总结和对1956年的参照是关键点……这是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部分之间论争的核心所在，我认为这一传统已然……丧失了所有“道德的语汇”……这是我从《穿越布达佩斯的硝烟》（‘Through the Smoke of Budapest’）到《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再到《摆脱冷漠》中一贯的核心命题。当我说在安德森—奈恩的分析语汇和模式中“灾难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时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92]

　　汤普森对米利班德和萨维尔强加给他的“限制”感到愤怒，在一番长久而艰难的争辩后才修改了他的文章。3月14日，萨维尔写信给米利班德，描述了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

　　我刚刚把爱德华的校样寄出去……前两个主要的插入部分都很合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最后的结尾部分：它包含了“坚守在复印机旁”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的词语……我能让他做的是拿掉这些词，换成其他可能惹怒你，但对我来说还好的关于新左派的词。但我没法让他在我同样不喜欢的结尾句上让步。经过半个小时的讨价还价，我只得同意保留它。所以你也得如此，我的好朋友，你这会儿一定正躺在地板上尖叫吧。[93]

　　汤普森可能让萨维尔和米利班德不安了，不过不难想象他们二人又是如何令他们的老同志感到沮丧。在他那一代人中，汤普森是最具天赋的，也是至少到1964年时最有名的英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声望大到让萨维尔和米利班德一度不去理会他不时令人厌恶的行为，而邀请他出任《社会主义年鉴》的合作编辑。在汤普森拒绝邀请之后，他们还反复敦促他为杂志撰稿。汤普森知道萨维尔和米利班德拒绝为他们的杂志设定“党派路线”，并且为能够发表跨左翼谱系的文章而自豪。然而他们却认为《独特性》不能发表，至少不能以其原貌发表。
　　爱德华·汤普森对干涉他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编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客气。早在当年为共产党写的一本名叫《为自由出版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a Free Press）的小册子中，他就表达过对审查制度的恐惧。[94]1956年，他对共产党的批评由于官僚主义的编辑们的连续拒稿而被激化了。汤普森和萨维尔办《理性者》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的论点被《工人日报》或《世界新闻》（World News）所压制或删节。杂志的第一期就包含了被《世界新闻》拒发的汤普森的《答乔治·马修斯》（‘Reply to George Mathews’）。[95]
　　汤普森对批评总是极为敏感。直到生命最后时期，他都在坚持回应他所感到的对他作品的误读，或是对他行为的歪曲误传，而且经常是长篇大论。他在《新理性者》和早期《新左派评论》上的“致读者信”专栏经常衍变成一番“澄清”。汤普森的两篇较长的论战文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革命》都衍生出后续文章，部分原因是汤普森觉得有必要回应它们引发的批评。1968年平装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特点是附有一篇元气淋漓的后记，谈论的是这本书得到的一些负面评论。《共有的习惯》中包含了一篇长达92页的文章，为的是呼应他1971年的文章《18世纪大众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rowd’）。
　　既然对审查制度和批评如此敏感，汤普森为何会同意删改《独特性》？要知道他是明确地将这篇文章当作是在行使“回复的权利”，对象是汤姆·奈恩和佩里·安德森对一些他所珍视的信仰所发动的猛烈攻击。1978年时汤普森决定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中发表未删节版的《独特性》，这暗示出米利班德和萨维尔从未能让他相信他们的改动对文章有所增益。汤普森之所以会默许二人的删改，可能的解释是1965年的他正处于政治失落当中。面对可能被最亲密的战友孤立的情况，他选择了闭嘴和妥协。很难想象处于1959年和1960年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的汤普森会做出类似的让步。

两个矛盾


　　我们转向叙述1960年代前半期里汤普森的生活和事业，为的是解释《独特性》的自相矛盾的声名。我们想知道，为何一篇指向汤普森同时代人的论战文章会如此地缺少对同时代的指涉。我们想要理解《独特性》的回望凝视与《革命》和《在鲸腹外》这些早期新左派阶段的论战文章对当下的有计划的聚焦关注之间的区别。我们的叙述发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矛盾：1960年代早期的汤普森作为政治领袖的命运和作为历史学家的命运之间的反差。
　　进入1960年代的汤普森，他的身份是一场政治运动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领袖。他对这场不断壮大的实质性的政治运动抱有巨大的期望。但到了1960年代中期，这场运动崩溃了，作为活动家的汤普森也已然变成一个被孤立的痛苦的角色，甚至于令人吃惊地被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这些曾经的亲密战友所疏远。在1960年代初，汤普森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抱负，他把自己的历史研究当作是为政治教育提供材料，而不是为史学研究做贡献。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汤普森发现自己成了英国最有名的青年历史学家之一，成了一群被《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光芒所吸引的青年学者的领袖，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部门的实际上的领导。
　　我们不得不用1960年代前半期汤普森生活中的非同寻常的变化来解释《独特性》这一难题。《独特性》的关注点在汤普森的新左派论战文字中并不常见，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由特定氛围所决定的策略性选择，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我们才能在1964年的时候找到1959年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第一代新左派土崩瓦解，被佩里·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二号”的少壮派们在智谋上全面胜过，与萨维尔和米利班德这些老战友们日益疏远：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低落、失望和挫败之后，汤普森决心用他作为历史学家新获得的声誉，来为将他和旧新左派以及1956年联系到一起的那种政治奋力一战。《独特性》中的许多修辞策略都可以被解读成汤普森在尝试利用他新近获得的历史学家的声誉。[96]他不断地诉诸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优先性。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和策略家的汤普森已是战败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声名扫地，因而他得选择更为有利的位置来战斗。

后果


　　《英国人的独特性》是一个矛盾的文本，并且也有着矛盾的后果。这篇文章迅速成为经典，产生了一大批评论文章，其中大部分表达的是仰慕之情。[97]《独特性》以笃定的姿态提出了新的争议性命题，并开辟出新的探索途径，因而被拿来与克里斯托弗·希尔的《1640年英国革命》（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相比较。[98]汤普森将英国革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不仅仅是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他坚持认为在17、18世纪的英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乡村资产阶级；他强调新教思想中进步的方面；他聚焦于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对改革派工人组织对英国社会的“改而不革”表示同情。所有这些都对整整一代学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独特性》也可以看作是汤普森自己的历史研究计划的某种宣言。作为对他的研究兴趣与方法的凝练而雄辩的陈述，这篇文章难有匹敌。
　　当然，《独特性》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安德森在1966年第一期《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愤怒到几近丧失条理的长文来回应汤普森。[99]尽管篇幅很长，但《社会主义与伪经验主义》（‘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一文并没有能够应对《独特性》的任何主要论点。安德森没有对汤普森的文本进行细读，而是以一种在汤普森看来非常“卑劣”的方式从各种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文本中随意摘录出片段放到一起。[100]安德森后来表达了对《社会主义与伪经验主义》的懊悔和反思，并接受了部分它所要反驳的论点。
　　然而《独特性》也并非大获全胜。这篇文章给汤普森的政治事业，以及他的政治事业和学术事业之间的关系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独特性》或许赢得了尊重，但它所引发的论战令许多英国左翼人士感到不安。
　　在第一代新左派时期的《在鲸腹外》以及其他论战文章中，汤普森的目标要么是明确的右翼分子，如阿利斯泰尔·库克和T.S.艾略特，要么是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帕尔梅·杜特（Palme Dutt）。不论哪种情况，汤普森攻击的对象都出自一种为大部分左翼所厌恶的体制。但《独特性》的枪口却转向了一群少不更事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许多人心目中等同于1956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起义以及此后的核裁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希望。对于不熟悉新左派理事会的复杂内斗的左翼读者来说，汤普森的论战文看上去即便不是带着明显的恶意，也一定是很小肚鸡肠的。
　　汤普森的文章显然没有阻止“《新左派评论》二号”的进步。在安德森掌舵之下，杂志在1960年代后半期建立起了自己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并且成为了在反对越战的学生骚乱和抗议活动中团结起来的“新新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101]
　　取道英国历史加上宗派主义式的嘲讽，是不可能让汤普森击沉安德森的巨轮的。汤普森放弃了有计划的政治主张，转而聚焦于讨论大体上与当下问题无关的历史，这也注定了他文章的直接政治影响会非常有限。[102]读者们可以很高兴地接受汤普森对英国革命或达尔文思想的解释，同时不必排斥“《新左派评论》二号”的大部分内容。例如，萨维尔和米利班德都欣然承认汤普森洞察英国历史的力量，但不会觉得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安德森团队当作同志。
　　《独特性》严厉的语气和夹枪带棒的嘲讽只会加重汤普森本已相当严重的政治孤立。汤普森的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例如，把整个新版《新左派评论》和斯大林主义联系到一起——让他不可能与安德森圈子中人达成任何短期的和解。1973年，汤普森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回忆起他的对手们变得何等的充满敌意，而他在《独特性》发表后的几年中感受着何等的孤立：

　　我从未收到过佩里或他的人发来的编辑沟通函，从来没有被邀请给《新左派评论》写稿，从来没有被征求过读者意见……刺痛还是让他们颇有些耿耿于怀的：比如，据我所知，新的编辑团队拒绝把（海外）来信转寄给我，而当海外访客来到办公室时，他们则谎称不知道我的住址……尽管多萝茜和我有给杂志基金会的银行汇票为证，但他们不再给我们寄杂志……
　　我真的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因为我意识到，我身处其中的思想及其用语的整个传统正在被年轻的左派们所忽视和排斥。这不是一个姿态问题，我曾深刻地思考过它，并强烈地感受到它。[103]

例外论的代价


　　导致汤普森在1965年之后一段时间被孤立的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独特性》的刻薄。这篇文章所拥护的英国例外论，对汤普森思想的一致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更加难以与他的政治热情联系到一起。
　　如前所示，汤普森的思想塑形于人民阵线时期，那是共产党既赞美马克思，也赞美威廉·莫里斯和青年柯勒律治的时代，是平等派和宪章派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比肩于同一座万神殿中的时代。
　　从他的活动家和学者的生涯开始时，汤普森就确认了对英国历史文化的兴趣，以及后者的重要性，同时也确信了这一历史文化与当下政治实践的相关性。汤普森写作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关于威廉·莫里斯的不朽的传记——的部分意图便是出于一种政治干预。在最好的人民阵线传统中，汤普森试图从他所仰慕的右派身上挽救出某种本土的激进性；他还认为，莫里斯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能够有助于对抗战后英国左派的经济主义和庸俗主义倾向。当他成为第一代新左派的领袖时，汤普森断言，包括威廉·莫里斯在内的这一传统不仅对本土左派非常重要，对国际左派也同样重要。在《革命》这篇在第一代新左派中广为流传的文章的结尾，汤普森提出：

　　低估英国平民的长期而顽强的革命传统将是非常愚蠢的。那是一种顽强、乐观、负责、和平的传统，同时仍然是一种革命的传统。从在伯福德被克伦威尔的人马镇压的平等派斗士，到在彼得卢聚集于标语旗帜下的纺织工人们，为民主而斗争和为社会权利而斗争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从宪章派的营地集会到码头工人的罢工警戒线，这一传统已然用道德反抗的语言最为自然地表达了自己。它的弱点、它理论上的粗疏，我们再熟知不过；它的优势、它的韧性和牢固的人道主义色彩，我们太容易忘却。这是一种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主义世界的传统。[104]

　　在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序言中，汤普森作过一个著名的断言，认为这本书对发展中世界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具有启发性：

　　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105]

　　汤普森在此是将英国历史，或者至少是英国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当作理解大部分发展中世界之情况的一种模式。汤普森所宣称的他的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是这本书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它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学者当中流行，同时也在关心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问题的第一世界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当中流行。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汤普森描绘的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大国的遥远历史，而是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亿人的处境。
　　我们知道，《我们如今身在何方？》反对把第三世界看作是被全体西方人欺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集合。汤普森强调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左翼政党间的相互联系，并指出去殖民化正是他们合作的结果。然而在《独特性》中，汤普森宣称第三世界超出了文章的范围，从而收起了这些观点。[106]汤普森对第三世界的忽视与他所使用的英国例外论有关。
　　在1960年代初，汤普森不得不去应对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悲惨失败。他同时还要面对的是日益显著的，但却与平等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的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佩里·安德森和他的盟友们对第一代新左派的失败做出了反应：他们笨拙地引进了欧洲大陆的思想家，并且抽象地拥护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奈恩—安德森命题解释英国左派如今的消沉状态的方法是回溯到17世纪。他们认为英国历史无法为英国左翼提供一种模式，更不用说为其他国家的进步人士了。
　　《独特性》不是继续致力于英国历史与当代世界之间的直接关联，而是去拥抱了英国例外论。汤普森摆脱了将英国历史普遍化的责任，从而也避免了新左派时期一些文章的不足，如《革命》的过度乐观主义，它很轻易地从想象即将在英国达成的激进变革转到了未来的国际政治秩序转变。
　　例外论让汤普森能够摧毁奈恩和安德森的论点，方法是嘲笑他们努力让复杂混乱的英国历史从属于以法国和意大利的经验为基础的一套解释框架。但英国例外论同时也使得汤普森的历史观点丧失了政治上的相关性。如果宪章派的平等主义者们只是一种例外社会中的一时的现象，那么他们又有何意义？他们与当代古巴、印度或越南有什么可能的关联？
　　汤普森的学术生涯在1960年代发展迅速，而他也随之逐步退出了政治活动。[107]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相互交织的。他对布莱克的研究，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部分手稿，都和其他更为鲜明的政论文章一起发表在《新理性者》上。然而，作为华威大学的一名讲师，汤普森开始把学术和政治当作两类不那么互补的活动。[108]
　　有时，汤普森似乎认为他的学术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在1966年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他不无矫饰地谈论着他与仍然占据着英国大学大多数历史学教席的“威廉一世的子孙们”所做的斗争。[109]但是，随着注脚越来越长，随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对原始材料的大胆解读被一种审慎的学术标准所取代，汤普森的学术也失去了政治锋芒。
　　汤普森越来越意识到，学术与学生运动（至少就其已然流行起来的形式而言）之间存在着对立。彼得·莱恩博在回忆自己作为汤普森学生的时光时，提到了这种新出现的矛盾。在莱恩博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是一部学术上的杰作，也是一种对当前政治的介入。读过这本书后，他不惜穿越数千英里赶来求学于汤普森门下。然而莱恩博在华威大学见到的汤普森却热衷于解除激进运动和学术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目标里融进了一种喜剧元素：我想从他那里学的是他想压抑的，而他想教给我的是我想忽略的……他想让我待在档案馆里，生产出一篇达到最严格标准的英国博士论文……在读到对他自己文章的评论之前，我就已经见到过这种建议背后的精神实质。[110]

　　《英国人的独特性》正是竖立在莱恩博和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汤普森之间的障碍之一。

补遗：战斗着后退


　　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E.P.汤普森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活动。1968年时，他是昙花一现的《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计划的核心人物；在1970年代初，他在反对华威大学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安插间谍的运动中担当了公众代表。
　　《五一宣言》由雷蒙·威廉斯发起，旨在通过提出与右倾化的威尔逊政府相对抗的政治纲领，在工党之外建立一个有号召力的政治力量。[111]当时举行的公开集会原本是为了规划并宣传《五一宣言》，然而却发生了内斗，就像新左派俱乐部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一样。汤普森此后“站在组织者的立场上”回忆起这场运动时，称其是“对常见的宗派化和阴谋诡计的一次令人震惊的体验”。[112]
　　汤普森对《五一宣言》的影响表现在文中一些段落强调了英国民主制度应被用作推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1968年，法国发生了近似革命的运动，美国爆发了大范围的暴乱，反对越战的国际运动也正在蓬勃发展。相较之下，上述思想不仅狭隘而且保守，《五一宣言》也未能激起激进化的第二代新左派的共鸣。
　　在参与华威大学的斗争中，汤普森也暴露出与新一代激进分子之间的距离。在学生们占领了学校大楼，抗议当局监视他们的政治活动后，汤普森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学生一边。他是第一个加入占领行动的教员，并且编写了一本书，名叫《华威大学有限公司》（Warwick University Ltd）。这本书通过企鹅出版社发行了一个平装本，将抗议者的情况告知于英国公众。但是汤普森反对在面对警察行动的威胁时继续占领行动，这又使他的介入变得复杂了。许多学生都受到海外学生抗议的启发，做好了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准备。此种景象让坚持以遥远的英国历史为鉴来观察华威的斗争的汤普森感到不安。对汤普森关于此事的不同寻常的看法，大卫·伊斯伍德（David Eastwood）这样评论：

　　汤普森不带有任何讽刺意味地将华威大学异议分子的行动与民众对第二轮改革法案的鼓动进行了比较。在一种过度夸张的修辞当中，反对华威校委会的斗争变成了伟大的改革法案斗争的重演。[113]

　　汤普森编写的《华威大学有限公司》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文章所有者的授权，而这本书中的一些文字还鲜明地表现出汤普森对学生运动中某些部分的蔑视：

　　我一直都在感叹，这些年轻人没有在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里受过训练，比如军官训练营或英国共产党。如果放任他们的话，年轻人更愿意蓄着长发，在被窝里躺到午饭时间，逃掉研讨课，更多地去关心行动的风格而非后果。他们还会犯下在其他某本书中详细列举过的各种各样的罪过，如自以为是的政治上的纯粹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傲慢。[114]

　　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汤普森承认了他编写《华威大学有限公司》的方式有不妥之处，并为之辩解：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发表的个人声明是将一个人的意见置于（其他作者的意见）之上，对此我至今感到很不妥当。但若不如此，就只能是让我自己被一整套极为青春期式的政治姿态所束缚。何况我已经开始编辑这本书了，因此企鹅版的发行也是必然。[115]

　　在同一封信中，汤普森回忆起自己“在华威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学生圈子中被妖魔化了”。[116]汤普森参与“新新左派”的经历只能是强化了他与新一代激进分子的疏离。



[1] 约翰·萨维尔在一封贺信中告知了汤普森这一成绩（8/3/74，Saville papers）。

[2] 汤普森自己将《独特性》描述为一张“草图”，意在从“理论高度”“处理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interview in Visions of History, ed.Moore et al.，Pantheon, New York，1984，p.15）。

[3] 在《社会主义与伪经验主义》中，安德森对《独特性》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回击。他合理地指出，任何对奈恩—安德森命题的攻击都应当去思考这些命题所针对的现象，即“英国资本主义的当代危机”。安德森指出，汤普森没有对1960年代的危机做出哪怕是最轻微的评论（Perry Anderson，‘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New Left Review，35，January/February 1966，p.16）。

[4]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是安德森回应《理论的贫困》的文章，足有一本书的篇幅。他在文中感慨道，《独特性》“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汤普森甚至对右翼的敌人都没有用过的语气”（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London，1980，p.139）。

[5]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80，p.363.

[6] 萨维尔重新发表并讨论了他和汤普森的“回应停职的声明”，见Memoirs from the Left, Merlin, Monmouth，2004。

[7] 关于“旧左派”历史的详细叙述，参见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95，pp.10—53。

[8] Peter Sedgwick，‘The Two New Lefts’，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ugust 1964.

[9]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pp.35—36.约翰·萨维尔对办《理性者》时期与汤普森的“有时紧张”的关系有过一番概述，见‘The Twentieth Congress and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Socialist Register，1976，p.17。萨维尔透露，“在整个《理性者》时期，从没有一个主要议题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的，我们总是不得不去争论和辩论我们的策略”（ibid.）。

[10] 雷蒙·威廉斯回忆说，“《大学和左派评论》的人倾向于把冷战当作过去时，他们更愿意面向当代英国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79，p.362）。

[11]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1997，p.68.

[12] 课程大纲见David Goodway，‘E.P.Thomps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in Richard Taylor ed.，Beyond the Walls, p.137。

[13] 约翰·萨维尔1994年时回忆说，“爱德华并不积极参与（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小组的工作……我那时认为爱德华总体而言不是一个历史学家”（John Saville，‘Edward Thomps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1956’，Socialist Register，1994，p.23）。

[14] 汤普森这番惊人的坦白来自梅丽尔·摩尔（Merrill Moore）的访谈，收录于Visions of History, ed.Henry Abelove, Pantheon, New York，1984，p.14。在同一个讨论的其他地方，汤普森坚称自己“从未‘决定’去当一个历史学家”（p.13）。

[15] 萨维尔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成书过程的讲述，见Memoirs from the Left, Merlin Press, London，2003，p.119。

[16] 汤普森兴奋地报导了这一快速壮大时期，见‘Letter to Readers’，New Left Review 4，July/August 1960，p.72。

[17] 汤普森对斯卡布罗胜利的极端乐观的反应，见‘Revolution Again’，New Left Review 6，November/December 1960。汤普森预言，“大众斗争”将在未来一年“唤醒这个国家的政治意识”（p.19）。新左派在斯卡布罗会议中扮演的角色在同一期中汤普森写的《致读者信》中有详细叙述。汤普森称斯卡布罗的胜利为“新左派最有效的一次介入……一个由十二个或更多的人组成的团队，在这一周里，设法为每天的会议出一份四页纸的简报。到这周末时，许多人一直在要之前发过的简报，好凑成完整的一套”（p.71）。

[18]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80，p.365.

[19] E.P.Thompson，‘Revolution Again：or, Shut Your Ears and Run！’，New Left Review 6，November/December 1960，pp.18—19.

[20] 迈克尔·肯尼关于萨维尔和汤普森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见The First New Left,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95，p.36：2。

[21] Ibid.，pp.35—36.

[22] 例如，见Peter Sedgwick，‘The Two New Lefts’，ibid。

[23] 汤普森关于斯托克波特会议和更为广泛的新左派问题的讨论，见‘Notes for Readers’，New Left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61，p.12。

[24] Kenny, First New Left, pp.28—29.

[25] Perry Anderson，‘Diary’，London Review of Books，21/10/93，pp.24—25.

[26] 雷蒙·威廉斯回忆道，有着“崭新的修辞风格”的威尔逊成为了工党领袖，这令核裁军运动中的大多数人迅速重新转向了他们眼中已然复兴的工党（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79，pp.366—367）。

[27] Perry Anderson，‘Diary’，p.24.

[28] Peter Sedgwick，‘The Two New Lefts’.

[29] 佩里·安德森对《新左派评论》转变过程的叙述，见他的著作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London，1980，pp.36—37。安德森认为，汤普森所谓的“政变”其实是“被迫辞职”。

[30] 关于新左派这一段历史的叙述，见Marion Kozak，‘How It All Began：a Footnote to History’，Socialist Register 1995，pp.264—288。

[31]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0/5/73，Saville papers.

[32] ‘Where Are We Now？’，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33] ‘Where Are We Now？’，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34] Ibid.

[35] ‘Where Are We Now？’，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36] Ibid.

[37] ‘Where Are We Now？’，unpublished manuscript, Saville papers.

[38] Kozak，‘How It All Began’，pp.264—265.米利班德对此事件的叙述，见‘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in Socialist Register 1994，p.1。

[39] Sheila Rowbotham, Promise of a Dream, Verso, London，2002，p.63.

[40] Ralph Miliband, memo to contacts 17/4/63，Saville papers.

[41]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7/4/63，Saville papers.

[42]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18/3/63.

[43] Ibid.

[44]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5/3/63，Saville papers.

[45]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25/3/63，Saville papers.

[46] 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20/4/63，Saville papers.

[47]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4/3/63，Saville papers.

[48]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31/5/63，Saville papers.

[49]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6/8/63，Saville papers.

[50]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EP Thompson 21/9/63，Saville papers.

[51]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Tues’[early in October 1963]，Saville papers.

[52]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6/10/63，Saville papers.

[53]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7/10/63，Saville papers.

[54] Ibid.

[55]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7/10/63，Saville papers.

[56] Ibid.

[57] John Saville, letter to EP Thompson 17/10/63，Saville papers.

[58] Ibid.

[59]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1/12/63，Saville papers.

[60]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1/12/63，Saville papers.

[61] 汤普森对《卡西诺序曲》的探讨，见The Heavy Dancers, US edn, Pantheon, New York，1985，p.x。

[62]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EP Thompson 11/12/63，Saville papers.

[63]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EP Thompson 11/12/63，Saville papers.

[64]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1/12/63，Saville papers.

[65] Kozak，‘How It All Began’，p.277.

[66] Eugene Kamenka,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1962；Donald C.Hodges，‘Marx’s Ethics and Ethical Theory’，Socialist Register 1964.

[67] Socialist Register 1964，p.272.

[68] 这篇评论我们现在知道是克里斯托弗·希尔所写，见‘Workers’Progres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12/63，pp.1021—1023；对莫里斯传记的评论，见‘Morris and Marxism’，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5/7/55，p.391。

[69] Eric Hobsbawm，‘EP Thompson’，The Independent，30/8/93.

[70] 多萝茜·汤普森在她一本书的引言中讲述过从约克郡到伍斯特郡乡间的南迁经历，见Outsiders：Class Gender Nation, Verso, London，1996，p.8。

[71] Perry Anderson，‘Diary’，p.24.

[72] E.P.Thompson，‘C Wright Mills：the Responsible Craftsman’，Peace News，22/11/63 and 29/11/63.

[73]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Verso, London，1992，p.138.

[74] Tom Nairn，‘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Left Review，24，March/April 1964，pp.43—57.

[75] Ernest Mandel，‘The Dialectic of Class and Region in Belgium’，New Left Review 20，pp.5—31.

[76]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2/6/64，Saville papers.

[77]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3/2/64，Saville papers.

[78]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3/64，Saville papers.

[79]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28/8/64，Saville papers.

[80]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5/11/64，Saville papers.

[81]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3/11/64，Saville papers.

[82]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9/12/64，Saville papers.汤普森对英国历史的经典研究似乎是在哈弗蒂（Hafotdy）写的，那是他经常去度假的一个北威尔士村庄。

[83]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10/12/64，Saville papers.

[84] Ralph Miliband, letter to John Saville 21/1/64，Saville papers.

[85]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25/1/64，Saville papers.

[86] 下文中《英国人的独特性》的总结参照的是1978年出版的《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中的原初版本。本章后文中我们将探讨汤普森为了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年鉴》上发表此文而做的改动。

[87] 比钦博士，全名理查德·比钦（Richard Beeching，1913.4.21—1985.3.23），曾短暂出任英国铁路委员会主席。他在1960年代早期提交的一份名为《重建英国铁路》（‘The Reshaping of British Railways’）的报告使他的大名家喻户晓。这份“比钦报告”极大地改变了英国铁路网络，其结果是1966年的时候，超过4000英里的路段因成本和效率原因被取消；而到1960年代末，英国铁路又损失了2000英里。“比钦报告”也因此被人们叫做“比钦大斧”。——译者注

[88]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Books, London，1978，p.35.

[89]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Books, London，1978，p.43.

[90]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Books, London，1978，pp.64—66.

[91]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erlin Books, London，1978，p.78.

[92]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0/5/73，Saville papers.

[93] John Saville,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14/3/65，Saville papers.

[94] E.P.Thompson, The Struggle for a Free Press, People’s Press Publishing Society, London，1952.彼得·莱恩博回忆说，汤普森“经常说，正是辩论将我们和右派区分开来”（email to the author，31/01/05）。

[95] E.P.Thompson，‘Reply to George Matthews’，The Reasoner 1，July 1956，pp.11—15.

[96] 在回应中，佩里安德森提到汤普森的文本“如此频繁地援引”“‘专业’历史学家的标准”（‘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New Left Review，1966，pp.10—11）。

[97] 就连《独特性》的主要攻击目标也不得不承认该文本的重要性。佩里·汤普森在1980年时写道，它“作为一种对历史想象力的操练，就其本身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London，1980，p.139）。更详细地讨论汤普森的抨击带给安德森等人的冲击的文字，见Duncan Thompson,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Merlin, Monmouth，2007，pp.16—18。

[98]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39.

[99] Perry Anderson，‘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New Left Review，35，January/February，1966.

[100]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0/5/73，Saville papers.

[101] 对汤普森离开后的《新左派评论》历史的清晰叙述，见Duncan Thompson,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Merlin, Monmouth，2007。

[102] 因此，安德森批评汤普森退入到“冥想的历史”中去是有道理的。他控诉道：“在汤普森笔下，这场辩论仿佛整个都是关于清教徒革命，或旧王朝的腐败，或宪章运动，除此以外就没别的了……汤普森……已经遗忘了当下的现实。”（‘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pp.32—33）

[103] 第一段文字来自1973年5月20日汤普森写给约翰·萨维尔和拉尔夫·米利班德的信；第二段来自双方一周后的通信（Saville papers）。

[104] E.P.Thompson，‘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3，May/June 1960，p.10.

[105]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13.译文参照中译本《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6页。

[106]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p. 35.

[107] 汤普森在1980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在来到华威之后，他变得“日益忙碌于历史专业”（引自Peter Scott，‘Voluntary Exile from History’s Mainstream’，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27/6/80，p.7）。访谈的对话者提出，汤普森“地理方位”上的变换是与其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派到历史学的主流”这一“知识”上的变换平行对应的（ibid.）。

[108]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为老朋友汤普森写的讣告中评论了他的“转向”（‘EP Thompson’，The Independent，30/8/93）。霍布斯鲍姆回忆道，1960年代中期之后，汤普森越来越多地“写与一种传统英格兰（不是英国）的激进左翼乡绅的形象相关的历史或其他任何东西。这一形象虽然没有说服力，但却随着他对人民历史的沉浸而很好地深入了下去”。

[109] 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4/7/66.

[110] Peter Linebaugh，‘From the Upper West Side to Wick Episcopi’，New Left Review 201，September-October 1993，p.23.莱恩博另有一份关于汤普森的精彩而有趣的回忆录，见‘Edward Thompson（1924—1993）’，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7，4，1994，pp.363—367。

[111] Raymond Williams ed.，May Day Manifesto 1968，Penguin, Harmonds worth，1968.威廉斯关于《宣言》计划的记述，见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New Left Books, London，1979，pp.373—374。

[112] E.P.Thompson, letter to John Saville and Ralph Miliband 27/6/73，Saville papers.

[113] David Eastwood，‘History, Politics and Reputation：E.P.Thompson Reconsidered’，History 85，2000，p.639.

[114] E.P.Thompson, Warwick University Ltd：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 Penguin, Harmondsworth，1970，p.155.

[115] E.P.Thompson, letter to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27/6/73，Saville papers.

[116]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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