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是一个充满热情、学识渊博的人。他的学术研究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他写粮食暴动和研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手稿一样游刃有余，对苏联的着迷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华兹华斯（Wordsworth）。汤普森因其研究18、19世纪英国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而在生涯晚期，他又娴熟地深入研究了巴尔干地区和印度的20世纪历史。至少到1960年代为止，汤普森一直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诗人，他的文学遗产包括了大量诗歌，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一篇科幻小说。
汤普森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实干家。无论身处象牙塔内还是象牙塔外，他都充满自信。汤普森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930年代后期，当时他由于为英国共产党做宣传，几乎被所在的卫理公会寄宿学校开除。他在“二战”期间率领一队坦克登上亚平宁半岛，也将英共反纳粹的修辞转变成了真实的行动。1956年脱离英共之后，汤普森成了第一代新左派中的公众人物。新左派运动是一场短暂而充满活力的运动，它对冷战双方的正统政治观念都提出了质疑。1980年代早期，汤普森又作为在英国复兴的反核运动中最雄辩的领导者而为年轻一代所熟知。汤普森的行动总是包含写作、演讲和抗议。
学者们常常倾向于用一种“筛选”的方式来研究汤普森——选取他事业中的某一方面加以讨论，而不涉及其他方面。汤普森本人不会欣赏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他的一生和事业。他认为他全部的活动和写作是有机相连的，并且不止一次地拒绝“专攻”其中任一领域。在1950年代早期，汤普森拒绝深陷党政活动的日常业务，转而一头扎进对威廉·莫里斯和19世纪的研究。1970年代初，汤普森为了拒绝终身教职的诱惑不惜从华威大学辞职。[1]尽管缺少鼓励，有时甚至是受到劝阻，汤普森一生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事业，始终把自己视作一个诗人。
这本书考察了汤普森生活和事业的不同方面，并将它们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些个方方面面被汤普森年轻时代采纳的一系列信念连成一体，尽管之间略有龃龉。这些信念形成于1936年到1946年之间，汤普森称这一时期为“英雄的十年”。这一愿景俘获了汤普森，并将引导他直到1970年代末的全部事业，且将持续影响他直至生命终点。汤普森的事业与他的愿景相统一，但也包含着矛盾。事实上，汤普森的许多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将其年轻时代的信念与20世纪下半叶的事件和理念联系到一起的尝试。汤普森的尝试最终并未成功，但却激励他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著作。
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次思想史或知识社会学的实践。[2]我们不仅将思考汤普森的观念和主张，还将探寻他何以采纳这些观念和给出这些主张。我们势必将在汤普森的传记、其身处时代的社会史与政治史，以及他的著作之间穿行。当我们回顾汤普森非凡的一生时，我们会发现它打开了观察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活的一串窗口。
我们将用汤普森1978年的书《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来聚焦问题。[3]这本书之所以特别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写作跨越了将近20年，这其中包括了汤普森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年份。书中最早的文章《在鲸腹外》（‘Outside the Whale’）写于1959年，当时早期新左派运动正处于顶点，那时的汤普森似乎梦想着激进的政治文化变革能够被实现。那篇长长的、饱含激愤的结论文章则写于1978年，当时汤普森几乎要放弃所有实现其梦想的希望了，而这一梦想自青年时代便支撑着他。
另一方面，《理论的贫困及其他文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文本汇集了汤普森的诸多关注点，以及他的多种写作方式：讨论奥登（W.H.Auden）的诗歌和斯大林的马克思学，讨论入侵匈牙利事件和达尔文的事业——这些文章或极具论辩色彩，或颇有学术气质，或急切，或深沉，或类乎自传，或身在事外。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汤普森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那些有助于决定其未来人生道路的早期经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考察汤普森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度过的那段动荡岁月，并观察他政治上的挫折如何转变成为学术上的成就。第三部分则将跟随汤普森经历关键性的1970年代，考察其政治思想的危机如何将他逼入几近绝望的境地，但又同时激励他用高度创新的方法进行思考。本书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关注的是汤普森最后的岁月，他在晚年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声誉，也承受着智力的衰退。我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提出，汤普森政治上和知识分子意义上的失败是与他的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失败与成功都使之成为对21世纪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人物。
本书的研究开始于2002年中期，当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街头，抗议一场由中情局幕后支持的颠覆左翼政府的政变。我在2003年初写下了第一份略显笨拙的章节草稿，当时英美军队正聚集在伊拉克南部边境，而反战抗议人群也正走上世界各地的街头。当我在2009年完成书稿的修订时，一场八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像冰岛和斐济这样相互迥异且相距万里的众多国家。中东地区的新殖民战争景象，社会主义理念在一些南美国家的新近流行，金融市场的混乱，所有这些都在削弱一种信心：美国式资本主义优于任何可能的对手。这种论调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非常流行。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一个卒于1993年的人的研究，但它的主题和论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21世纪全球世界的影响。
当我阅读汤普森的著作时，我不断地强烈感受到他的关切所在与我们自身时代的关联。当我读到汤普森谴责右翼“现代化理论”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对第三世界造成的影响时，我想到了当今的反对全球化运动对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团体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控诉。当我读到汤普森对1970年代英国政府的陪审团制度的抨击时，我便知道，在“反恐战争”的时代，他会如何看待发生在英国土地上的削减公民自由的现象。当我思考汤普森的大量反对美苏在冷战期间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文章时，我想起美国和俄罗斯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忙于在东欧和中亚进行军备竞赛。像奥登和华兹华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对左翼的幻想破灭后便成为了权力和特权的代言人，但汤普森仍然会兼具同情心和批判性地去对待他们。联系到当下的“回归派马克思主义者”（‘recovering Marxists’），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和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等人，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军事冒险行动的支持，便可知汤普森的这一态度在今天依然会意义深远。汤普森对庸俗主义兴起的再三忧虑，以及认为诗歌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意义可与经济等同的信念，在一个文学和艺术被市场和大众媒介当作商品（而非思想与论争之机缘）而获得繁荣和被消费的时代，更是显得前所未有地关乎宏旨。
使得汤普森在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他的关切。年轻时的汤普森为抗议斯大林主义的暴行而离开了相对安逸的英国共产党。面对远离绝大多数激进工人，缺乏确定的政党路线指导的情形，汤普森只能将各式各样的、常常支离破碎的资源整合成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左翼政治。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社会学、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托邦、东欧异议者转瞬即逝的文字，以及早期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英雄们，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汤普森转向这些资源来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实现其价值观的政治，这种价值观是他年轻时从身为激进自由派的父亲和身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哥哥那里学到的。
在我看来，21世纪的每一位社会主义者都面临着年轻的E.P.汤普森在1956年主动选择的那种困境。1989年到1991年之间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垮台，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向被称作“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的退却，都意味着旧式的左翼正统资源已经消失殆尽。对于在普京和布莱尔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宣扬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甚至宣称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必定可以改善资本主义最为糟糕的特征，听上去都十分荒谬。过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极大地增加这个星球的工业产量从而拯救人类的传统信念，在新的一代人眼中更像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他们感受到的危机来自全球变暖、过度砍伐以及其他工业主义的副作用。和汤普森一样，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们被迫在形形色色的领域探寻新的方案来替代斯大林主义和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教条。
在2005年赴英研究时，我深入研究了汤普森的老同志约翰·萨维尔的许多文章，并且发现了大量未公开发表的相关文本。[4]但我是在奥特亚罗瓦（或者说新西兰）[5]写下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毫无疑问受到了南太平洋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这里远离现代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心。南太平洋对我而言是书写E.P.汤普森的好地方，因为它使我对汤普森所拥有并拥护的那种传统的复杂性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警惕。在奥特亚罗瓦，以及其他南太平洋的社会中——例如汤加——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是调和欧洲的观念与古老的、错综复杂的本土知识分子传统。很多理念和实践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那里它们仿佛是“自然的”、毋庸置疑的，但在这里，它们必须作出调整，并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许多南太平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可以与汤普森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直接相联系。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序言中提到，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灾难与变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历史记忆。汤普森是在1963年写下这些话的，但他的观察仍然适用于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其中也包括南太平洋的许多地区，在这里一种以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波利尼西亚生产模式（Polynesian mode of production）正与舶来的资本主义不稳定地共存着。
汤普森自己总会被边缘地带及其人民所吸引。他在伦敦、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和权力中心会觉得不自在，因而选择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伍斯特、匹兹堡这种单调乏味的省级城市。身处现代世界危险边缘的民众，如19世纪早期西赖丁地区工厂里的工人们，或1970年代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冷酷的技术官僚们侵占土地的印度农民们，他们的遭遇总是吸引着作为学者的汤普森。
激发汤普森对边缘民众和社会的兴趣的远不仅仅是同情。就像马克思在最后十年中那样，汤普森同样相信，正是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才有可能发现某种针对这一体系的最强有力的替代物。因此，他一定不会感到奇怪，21世纪第一波大规模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出现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这类“半发达”南美国家。而若想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需要从E.P.汤普森这里学习很多东西。
[1] 大卫·蒙哥马利对此有很好的见解。在描述了汤普森与共产党和与学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后，他指出，汤普森“拒绝做一个一边在体制内谋生一边又愤世嫉俗地谴责体制之虚伪的人”。见David Montgomery，‘Across the Atlantic’，Labour History Review，59，1，Spring 1994，p.5。
[4] 我在读完萨维尔的自传（John Saville, Memoirs from the Left, Merlin Books, Monmouth，2004）后开始搜寻汤普森的未发表文章。萨维尔在书中提到汤普森写给他的信保存在自己的文件资料中，并交给了赫尔城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还提到汤普森本人的文件资料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的资料未能得见，但萨维尔的资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未公开发表的汤普森手稿，以及大量的信件和来自第三方的与汤普森有关的有趣素材。除了萨维尔的文件之外，还有一些能找到汤普森未发表著述的可用资源。彼得·西尔比和安迪·克罗夫特各自对利兹大学的校外非全日制教学部门的档案进行了研究。汤普森担任西赖丁地区工人教育协会的流动导师长达15年，其间都是以该部门为基地。参见Peter Searby and the Editors，‘Edward Thompson as a Teacher：Yorkshire and Warwick’，in Protest and Survival,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3，pp.1—24以及Andy Croft，‘Walthamstow, Little Gidding and Middlesbrough：Edward Thompson the Literature Tutor’，in Beyond the Walls：50 Years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ed.Richard Taylor, University of Leeds, Leeds，1996，pp.144—156。迈克尔·肯尼在写他关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权威研究时，从华威大学当代档案中心保存的汤普森的老同志劳伦斯·戴利的文件中发掘了一些有用的未发表的文字。见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1995。2007年，卡雷·戴维斯，一位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生，在曼彻斯特工人阶级历史博物馆的英国共产党档案中发现了超过20份的由汤普森所写的或关于汤普森的文献。在汤普森退党之后，英共有时会派间谍监视汤普森的政治活动。戴维斯的发现中包括了对汤普森在各种政治会议和集会上露面的详细汇报，这些汇报都是在伦敦各个大厅的后排角落里，伴着飕飕冷风潦草记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