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0年代苏联的党内斗争

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总结——关于价格政策问题[1]

斯米尔诺夫

（1927年3月底）
感谢 路人韦某 校对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8001


　　价格政策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不仅从这个问题在我国整个经济政策中的意义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早在1923年这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和中央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主要之点。中央断定，反对派想通过工业品高价的政策从农民身上取得更多的资金，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反对派的基本论据是，实行低出厂价（成本加上“最低利润”）的政策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低廉的价格，只有增加工业品的数量（这是一方面）和在改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降低工业品的成本（这是另一方面），才能真正完成降低物价的任务。没有这两个条件，降低出厂价就不能使零售价得到降低，而只是使资金从工业流向商业，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工业资金的缺乏既不可能足够迅速地扩大生产，也不可能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因此，与中央的路线相反，反对派一直认为，出厂价应当根据市场的行情而不是成本来确定，所有的市场利润应当用来扩大生产和改进工业装备。
　　近年来的实践完全证明反对派的这些论点是正确的。尽管开展了“降价运动”，价格却没有丝毫降低，相反，零售价格从1925年7月起开始上涨，到1926年5月上涨了25％，这一时期的物价达到了1923年危机时期的水平。从1926年的5月到10月，零售价格降低了8％，而到1927年1月又上涨到了5月的水平。在这种上涨中还没有算上1925～1926年度下半年产品质量的下降，如果算上这一因素，那么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还要大。批发价格也在上涨，尽管速度不快：从1926年7月到1927年1月批发价格上涨了7％，这里甚至仍然没有考虑质量下降的因素。
　　最后，托拉斯的出厂价从1924年11月起一直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只是略有上扬，大约涨了1.5％。这里仍然没有算上质量的下降，质量的下降幅度为：在1号托位斯的呢绒毛纺织工业中，毛织品中的人造毛数量变化如下：1924～1925年度的第1季度为16.6%；1925～1926年度的第1季度为32%；1926～1927年度的第1季度为36.2%。2号托拉斯生产的价值4卢布70戈比的呢绒在1925～1926年下半年之前含有6％的人造毛，而在同年下半年则为44％。该托拉斯生产的另一种价值为4卢布70戈比的呢绒在质量下降之前含有30％的人造毛，而在质量下降之后为50％（见1927年2月26日《工商报》刊载的《纺织工业的品种问题和质量》一文）。1926年秋天，由于原料涨价，许多产品的批发价格都直线上涨：马哈烟上涨19.5%，葵花油——[……]，阿斯特拉罕鲱鱼——75%，肥皂——24%。在工人的生活费中，这些东西的开支占20%以上（见柳比莫夫在全会上的讲话）。
　　后来真相大白，标准价格的政策当然不可能规定所有产品的价格，而只能涉及畅销品种，这样就导致托拉斯增加滞销商品的生产和减少畅销产品的生产，从而使畅销品种的商品更加匮乏并造成滞销商品的积压。上面提到的《工商报》上的那篇文章谈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低档品种质量的下降使得这些商品根本不能使用，于是众多的消费者不得不转向使用较昂贵的品种（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所谓高档纺织品需求增加的原因，而那种认为这种增加是由于居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虚假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全会上的争论中得到了澄清。柳比莫夫认为品种完全不适应需求，他说：“亚麻双线布、粗帆布和麻布极其缺乏，可是手帕和其他桌布商品却绰绰有余。需要的是粗毛呢、农民商品，而提供的却是明显生产过剩的劣质的半毛半棉织物广“消费者要买宽幅亚麻布，供给他的却是窄幅的”，“为了得到标准价格为100卢布的短缺商品如瓦垄铁，就得购买价值350卢布的其他商品”等等，等等，对“含硅制品”（玻璃器皿和瓷器）“销售”情况作过调査的罗伊律曼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工厂开始限量生产日用必需品（杯、碗、壶）并靠压缩这些产品而扩大非标准价格的、利润较多的产品（灯具、瓶子、镜子）的生产，而这些产品本来就已过剩。”古比雪夫在全会上作的副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那些能带来较多利润的品种被置于优先地位并大量生产，尽管这些品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市场上并无优势可言，即由于价格昂贵而无人问津。”不难看出，品种的这种变化打击的正是大众消费者，由于所有这一切，我国和国外在工业品价格上的差距大大超过了战前的差距，而最主要的是，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与战前相比，我国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例关系发生广怎样的变化，从米高扬报告中所引用的下面这些数字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苏联的价格为100，那么最主要国家的价格为：


1913年1926年
英国6443
德国5535
法国6640
美国5942

　　《经济生活报》（3月9日（第56号）上刊载的捷连季耶夫的《纺织工业的发展》一文，提供了英国和我国在32支纱价格动态方面的对比关系（每普特卢布数）：


　1924年1925年1926年1927年
苏联47.8441.0441.0441.04
英国39.2632.8524.9118.05

　　纬细平布的情况也一样（每米戈比数）：


　1924年1925年1926年1927年
苏联32.0127.527.527.5
英国20.0118.235.913.1

　　可见，在工业品的价格方面，我国经济不仅没有赶上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急剧拉大了，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距离。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极其荒谬的，从米高扬开始，所有的报告人在全会上都认定，在我们以往的运动中，我们在降低价格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谁都不否认，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在年复一年地扩大，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在出厂价格上的的零售加价平均为：1923～1924年度——27.4%，1924～1925年——43.4%，1925～1926年度——59.8%。[2]然而，全会仍然明显地不愿承认我国价格政策的破产，决定继续实行原来的政策并通过了关于将出厂价格降低5%的决定。按这样的幅度降低出厂价格，据古比雪夫计算，将使工业损失大约15000万卢布，而通过的工业生产财务计划根本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古比雪夫担保，工业靠进一步降低成本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所有资料（例如见3月24日第67号《真理报》上刊载的洛博夫《成本应当降低》一文）都表明，降低成本的工作将比计划预计得要糟糕。因此，这一损失必然导致一方面基建工程无法完成，另一方面对工人构成新的降低计件工资的压力。对于这样一个实际上破坏了本来就不足的基建计划的决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都投了赞成票。
　　除了工业品价格政策问题，在日程的这一项中，关于粮食收购问题也值得讨论。米高扬在报告中声称，以往几年在这方面出现的困难已经得到克服，而在结束语中他竟说什么：“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已经转到列宁（1921年）5月的立场上，即实行自由的地方商品流转，但在全俄范围内我们没有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确实，他在报告一开头本应承认一点，即在某些方面我们向后退得比1921年还远。在西伯利亚，有3500万普特潮湿的粮食未运出来，而且在春天之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运出来。米高扬说：“我们开动了所有的烘干设备，但这未必能够保藏好所有的粮食，使其不致腐烂。自建立粮食人民委员部以来我们第一次面临大批粮食腐烂的危险。”这个问题在全会七没有引起任何争论，只有斯米尔加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正确地指出，这方面并非尽如人意。如果说我们今年得以大幅度降低粮食价格，那也只是由于下列原因：（1）毫无疑问，我们今年收购的余粮要少于去年。例如在北高加索，尽管又一次获得了好收成，但到3月1日，收购的粮食甚至比去年还少，今年收购了12300万普特、而去年是12900万普特。结果，粮食都集中到了富农的手里。3月23日的第66号《经济生活报》上写道：“对二月局势作过观察的人无一例外都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剩余的商品都集中到了农村的富裕阶层手中，这些阶层还靠收买抛到市场上的粮食扩大自己的储备。”农村中的富农充实了自己的粮食储备。（2）我们的计划是68000万普特，从我们对粮食的需求来看，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粮食都集中在像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消费市场非常困难，而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可能运出来，所以这个数字是不足的。这一点从下面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来：（a）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原定为5000万普特，现商业人民委员部预计削减为3000万普特，就这还得拿西伯利亚的潮湿粮食来顶数，而且产地远离铁路线。（b）消费市场一直处于极其紧张的状况。粮食收购价格与去年相比有相当大的降低，但与此同时消费地区的粮食价格甚至还有所提高。这就是米高扬成功的秘密：他成功的原因完全在于对有利形势的掠夺性利用，即在大丰收时制订低的收购计划并以此来迫使贫农按低价出售粮食，而城市消费者则按高价来购买粮食。他对粮食市场实际上究竟控制到什么程度，从下面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个垄断者尽管自夸他消灭了“全俄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降低亚麻种植地区的粮食价格，虽然为此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决定。
　　这个掠夺农村（低价收购）和城市（高价出卖）的运动能否取得成功，现在很难说。从3月1日到运动结束还要收购大约9000万普特。由于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粮食极有可能遭到损失和在全苏范围内粮食收购任务的分配不顺利，所以可能不得不提高收购数量，而实际上二月和三月的收购数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收购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但农民手里有粮食，价格明显地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人民委员部有可能为充实粮食储备不得不提高价格，从而破坏整个粮食低价政策，并且使富农得利。
　　由于这个政策，工业的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进一步扩大，就像米高扬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自己的价格政策，中央在这里也得到了与自己的本意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对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亚麻、葵花籽、大麻、油料、鸡蛋、羊毛、小型皮张）产生了尤为有害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收购最低于去年（拿亚麻来说，我们的收购量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而私商的收购价格高于国家收购部门30～40%。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农业原料价格的这种上涨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一样，是通货膨胀即过量发行货币的结果，今年的通货膨胀由于低廉的粮食价格而有所遮掩，而粮食价格低廉是由于又取得了丰收和上面所指出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除了粮食以外，说实在的，价格的上涨具有普遍性。米高扬在这里也宣称，消灭这种剪刀差、只能靠降低工业品价格，但绝对不能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但这显然行不通，因此这个愿望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甚至国家的农业原料收购价格也在上涨。收购价格已经上涨的包括葵花油、鸡蛋、烟草、亚麻（上涨了两次第一次涨了30戈比，现在，三月份，又涨了70戈比）这样一来，能把亚麻保留到3月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和收购商得到了好处。同时，由于面临完不成生产计划的危险，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3月8口承认，“必须提高所有经济作物的价格”（见3月9日第56号《劳动报》上刊载的《缺少工业原料》一文）。这样一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提高农业原料价格，但它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并走上提高农业原料价格的道路。
　　我们现在存在着缓慢的通货膨胀，这从出口问题中看得最清楚。米高扬的报告确认，在我国的全部出口货物中赢利的只有56.5%，亏损的有29.6%，不亏不赢的有13%。据米高扬统计，亏损的是：鬃、黄油、鸡蛋、肉制品及其他农产品，铁矿石、火柴、木材、瓷器、废布、纺织品、罐头。赢利的只有粮食、石油和锰。我国的价格即使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发指数也在上涨（从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我国的指数从174上升到194，即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以上，而后来由于降低粮食价格，又有所回落，到7月为182），但世界指数在同一时斯几乎不断地下降（从1925年9月的148.2下降到1926年7月的133.4即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这样一来，如果说1925年9月我国的1卢布按世界黄金计算约合85戈比，那么到7月1卢布只值76戈比，而4月，在降低粮食价格以前，降到了71戈比。（见3月5日《经济生活报》上刊载的考夫曼的《降价和出口》一文）
　　因此，米高扬声称今年在我国的出门方面发生了转折，纯粹是说大话。他所说的今年第1季度的出口额（21200万卢布）超过去年同期出口额（18100万卢布）完全是由于粮食出门的增加。相反，农业原料的出口却年复一年地急剧下滑。在同一次全会上卡敏斯基援引了下列数字：1924～1925年度农业原料的出口额为11500万卢布，1925～1926年度为9300万卢布，1926～1927年度预计只有6900万卢布。
　　因此，中央价格政策的结果将是：
　 （1）提高全部工业品价格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结果工人的生活费不断增长，而中央在而临提高名义工资的问题时总是要求工人等待价格的降低。与此同时工业品的成本也在提高。
　 （2）工业品的质量下降得极为严重，实际上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冒牌货和对消费者的欺骗。这种下降的政策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而是小商贩的政策——挂羊头卖狗肉，以便从消费者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
　　（3）除了粮食以外，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4）农村富农的粮食储备增加。
　　（5）出口的亏损不断增加和特殊农产品的出口减少。
　　（6）我国的价格和世界价格拧开距离。
　　（7）存在缓慢的，但却是不断的通货膨胀。
　　反对派领袖根本不打算对中央的政策进行比较系统的批评，也不打算发挥自己的正确的纲领。相反，他们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立场。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方法相当简单和相当笨拙：反对派保证，他们从不支持提高价格的政策，同时却闭口不谈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价格——是出厂价格还是零售价格，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他们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声称：“在这种形势下谈论某某人有意或打算坚持提高价格的方针，无异于说胡话或竭力引诱别人说胡话。”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放弃反对派1923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对于这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托洛茨基避而不答，而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小小的后路：他对降低出厂价格能否惠及消费者表示怀疑。他接着说道：“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请看，多么不容争辩的权威机构）却一致认为——能够惠及消费者。让我们完成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吧。”（仿佛这种试验是第一次进行，仿佛这种试验的荒谬性还没有在实践中暴露无遗。）如果说托洛茨基在这里似乎只是耍了个没有欺骗任何人和没有放纵任何人的外交手腕，那么季诺维也夫则明显地同反对派1923年的观点划请了界限：“我从不支持提高价格的政策，我一向支持降低价格的政策。”对他的这个声明只能理解为季诺维也夫现在仍然站在他原来据以同1923年的反对派进行斗争的立场上。当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言不发的“外交手腕”时，那么试问，这是什么意思：是转向季诺维也夫的立场还是根本没有原则性呢？在“10月16日”基础上保持统一的反对派是否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在这里采取了某种统一的立场呢？
　　在基本建设费用问题上反对派领袖也同样决定装作他们站在中央立场上的样子，并试图从中央立场出发对此问题提出尖锐批评。这一故作姿态的可怜表演也遭到了可怜的破产。托洛茨基决心保护农民使其不受中央政策的侵害——结果误人歧途：他援引了一组完全脱离实际的数字即农民购买工业品比战前多付出20亿卢布，从而在这方面同自己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统计数字相去甚远。这一数字是用极其简单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他确定农民购买的工业品总额为40亿卢布，并以工业品的卢布价格上涨了一倍为根据，认为一半的钱都是多付出的。接下去他确定农民减税，从免交地主土地租金上得到5亿卢布的好处，从而他认为革命使农民每年总共损失15亿卢布。雅柯夫列夫没费多大气力就证明这个统计数字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数字没有考虑到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报酬同样高于战前，如果加上这个因素，那么农民的平衡表上只有4亿卢布的亏损。而米高扬则教训托洛茨基说，要振兴工业不能只靠工人自己，一部分开支应当由农民负担，不能把农民看作统一的阶级，而忘记其内部的阶级分化。企图站在中央委员的立场上去打击中央，结果却以中央委员们从反对派的观点出发猛烈抨击托洛茨基而告终。过分“狡猾回避”的策略一般都是这样的结局。
　　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改选的讲话标志着反对派机会主义者的彻底破产。他在力图把自己装扮成忠实可靠的人时过分强调自己的作用，以致无法弄清这一荒谬的表演何时收场，以及何时开始真正靠近中央委员会。在争论前反对派正确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的政策对工人的打击越来越大。现在，托洛茨基显然过于欣赏自己关于“不理解”中农的理论，他断定错的不是中央而是……工人阶级。他宣称：“无产阶级并非总是始终如一的。当它具有向心力时，当它感到自己首先是一个阶级时，当小团体的、民族的、地方的东西退居第二位和第三位时，它是积极的。相反，也有团体的、地方的、外省的情绪和倾向占主要地位的时期。现在，离心的倾向暂时有所加强，这些倾向甚至在这次全会上也有表现，尽管不那么强烈，不那么明通。离心倾向靠向心倾向的削弱而得到加强，这无疑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的积极性。当然是暂时的下降。也许，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在来自右面的危险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恢复，如果基洛夫同志关于列宁格勒的讲话是正确的话。”
　　这种费解的胡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中央偏离无产阶级路线不是小资产阶级阶层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而是“工人队级离心倾向的反映”。原来中央实行的虽然是小团体的，但却是无产阶级的路线。这显然意味着，第―，工人反对合理化、反对低廉的计件工资等等的一切行动，在托洛茨基看来是“离心倾向的反映”，而不是对中央将工人利益同发展生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政策的反动，尽管这种行动有时采取了荒谬的形式。难怪他声称，这一冲突是“缓冲失败”的必然结果。这已经是斯大林的直接帮凶，因为斯大林要求工人为中央政策的一切矛盾牺牲自己的所谓“小团体的利益”。托洛茨基以自己的威望给斯大林借以掩饰自己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的那个口号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在这之后对托洛茨基在讲话结束时宣布真正停止反对中央的斗争就没有什么可奇怿的了。请看他给反对派规定的应当遵循的方针。他预言：“阶级关系的发展将在一定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并不遥远）使党的多数派不是去反对子虚乌有的左的‘危险'，而是去反对正在迫近的来自右面的现实危险……到那时党、党的无产阶级基本核心、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将采取反对确实在步步迫近的阶级危险的战斗方针，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反对派将在这个共同阵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托洛茨基能够给党和反对派提出的建议只有一条：等待，——等待“候补的革命掘墓人”（他在争论前不久对斯大林的称呼》在救命的右的危险的影响下（这里他甚至既不是指加里宁，也不是指李可夫，根本没有。当加里宁认为这是在说他时，托洛茨基喊道：“不，我说的是反对来自右面的危险，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开始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到那时再同他并肩战斗。在这之后已经无法说10月16日的举动是一种策略而不是投降了。
　　10月16日反对派是否被自己的费解的策略彻底弄昏了头，现在还难说。但是，反对派确确实实是误入歧途，看一看反对派在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对这一点就不会有丝毫的怀疑了。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7年3月底]




[1] 看来，此件是弗·米·斯米尔诺夫写的（“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注

[2] 这是私营商业方面的数字、在合作社商业方面缺少系统的数字，而且要提供这样的数字也极为困难，因为比起私营商业来，合作社商业的商品品种及其质量受价格政策的影响常常发生相当急剧的变化。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见《工业的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109页），如果私营商业1925～1926年度的加价超过战前加价的两倍，那么，考虑到合作社国营商业的作用，整个零售商业的平均加价超过战前一倍多（43%）根据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得出的也是与此相近的结果，布哈杯在莫斯科第十五次党代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援引了这个报告（《真理报》1刀15日第12号）：“合作社价格仅仅比私营价格低13.6%，如果私商在1925一1926年度以出厂价格160%的价格出售商品，那么合作社就是以出厂价格138%的价格出售商品，即合作社的加价几乎比战前多一备。最近一个时期人们议论纷纷的合作社的巨额利润完全证明，合作社尤其是基层合作社、在加价方面并不比私商逊色多少。”——斯米尔诺夫注